继《明报》在司徒华去世后推出其关于“黄雀行动”的访谈之后，《亚洲周刊》也刊载了署名江迅的报道，通过对陈达鉦的采访披露更多有关黄雀行动的内幕。
陈达鉦是香港一位商人，因为排行老六在江湖上被人称为“六哥”。他在过去两三年内已经陆续公开过一些“黄雀行动”的细节，但都不如这次采访的全面：
司徒华逝世翌日，67岁的陈达鉦在旺角光华街办公室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首度表明“华叔既是我的战友，又是我的上司和领导。”在“黄雀行动”中，陈达鉦说他只有两个领导，一个是司徒华，一个是岑建勋。行动中的战友有朱耀明、刘千石、刘达文、陈锡铮、罗海星等。整个黄雀行动，分为三部分，收集包括救助对象的信息、资料是一部分；前往前线救人是一部分；成功救助抵达香港后，安置被救助人员是一部分。
陈达鉦说：“‘黄雀行动’中，很多亟需营救人的名单和资料，都是华叔给我的。我拿到的是一张相片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手中，或者是一张纸币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那里，我们的人见到被营救的人，各自拿出半张照片或纸币，若能接成一张完整的照片或纸币，这就是接上头了。我就带走他们，闯回香港。有时交接的是对暗语，判定对方是被营救者，而后才开始行动。我们往往是救了人送来香港，才知道他是谁。每次，由我根据情况部署营救计划，行动所需资金也有华叔提供，他的这笔资金是筹措所得，筹了几千万港元，不属支联会的资金。所以他是我的老板。我指挥行动营救成功后，带回了这一个个被营救者，华叔他们就筛选安排，帮助他们解决居住、生活费、解决出入境手续，有的安排去美国，有的去英国，有的去法国，有的去加拿大或澳洲，有的则留在香港。”
来自草莽的陈达鉦是这一行动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他说：“我和华叔相识在六四。营救行动最初是透过江湖老大联系的，由岑建勋和邓光荣透过中间人找到我的。华叔为人低调，似乎不太想让人知道他领导‘黄雀行动’这件事。现在他已离开我们了，是时候给他一个公道，让世人铭记他在“黄雀行动”中的主要贡献，对此，作为前线总指挥，我应该说出真相，进一步揭开庐山真面目的清晰一角。”
陈达鉦还解释了“黄雀行动”名字的来历：
陈达鉦说，“为什么叫‘黄雀行动’呢？是华叔起的名。”二十年来，社会上都误以为“黄雀行动”出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陈达鉦作出否认。随即顺口吟颂了曹植《野田黄雀行》一诗：“高台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黄雀行动”也曾历经艰险。陈达鉦过去曾经提到他们有4人牺牲，2人被捕。这次他更描述了其中一次营救中的险情：
司徒华对每一次“黄雀行动”的营救过程都很关心。陈达钲举例说，在他所营救的130多人中，要数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蔡崇国、陈宣良最惊险曲折，可谓九死一生。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震惊世界的《我是柴玲，我还活着》的录音带，便是在武汉大学录製，交由蔡崇国带来香港的。1989年8月，蔡崇国、陈宣良逃抵深圳。陈达钲指令弟弟号称“七哥”的陈达钳前往接应。谁知是晚武汉国安局人员就追到深圳搜捕，他俩幸而逃脱。
翌日，七哥在蛇口为他们安排逃生之路。他俩上船不到半小时，船老板就带着他俩折返，因整个海面已被公安、国安封锁，不允许船只出海。当晚，深圳和蛇口所有酒店，军警密布，严阵以待。他们只能匿藏而等待出逃机会。司徒华迟迟见不到蔡崇国、陈宣良来香港，质问六哥：「他们一旦有三长两短，我拿你是问」。七哥用暗语打电话给在香港坐镇的六哥，六哥在电话中语气强硬地说，「无论如何一定要保障他俩安全」。他俩在深圳藏匿了7天，七哥上街为他们买食物和饮水，谋划再度逃生之路。
10天后，当局批准蚝艇可出海作业，六哥、七哥两兄弟物色了一条出海捕蚝的船只。蔡崇国、陈宣良藏在船的暗格里。不料，船只出海不久，遭突如其来的10多艘公安船只包围，公安声称已获知两人在船上，要将船只拖回岸边检查。幸运的是，海水退潮，公安快艇无法与蚝艇一起往回走。此际，船老板对蔡陈两人说，如回去，你们肯定被捕；但躲在船上太久，你们也会闷死，与其如此，不如将你们丢入大海，右方是香港，左边是深圳，你们自己选择吧。他俩无奈中跳了海。
在香港流浮山等消息的六哥闻讯后，火爆三丈，对七哥吼叫：「他们有什么好歹，我就杀了你！」七哥急中生智，赶紧跑到深圳湾大酒店，花1200元人民币买了一架军用望远镜，带了几名手下，直奔海边。六哥边讲着这个故事，边走到办公室的一角那个柜，找出那架高倍望远镜，给记者看。
话说七哥跑到深圳湾海边，用望远镜搜索海面上蔡、陈两人，发现有两个小黑点，当即命令两名手下下海将两人救回。又过了一週，两人仍无法摆脱监控而抵港，六哥只好拿出最后杀手锏，动用与中共边防武警的关係，用高速快艇将他俩安全送抵香港。司徒华在香港见到蔡崇国、陈宣良，才欣喜地笑了，拍拍矮个子六哥的肩膀：「你真是好汉！」
今年67岁的陈达鉦还表示在他自己去世之前将讲出更多的“黄雀行动”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