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各地屡屡发生群体性冲突事件，无论是农民为土地纠纷而爆发的示威活动，还是工人为要求加薪而组织的罢工活动，都凸显了中国国内因官员贪污腐败以及贫富差距日益悬殊而激发的社会冲突似乎已经超出了社会承受的底线，中国政府高层似乎已经意识到改变现有制度的必要性，但是，2012年将接班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否能够担负起此一重任？法国《新观察家周刊》驻京记者高洁就此议题发表文章，标题为：一个岌岌可危的体制。
文章指出二十多年前，大多数中国观察家都认为北京政权虽然用坦克镇压了大学生的示威活动，但这至多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八九六四之后几个月，前苏联以及东欧共产党政权纷纷土崩瓦解，各国都把目光对准中国，认为下一个该轮到中国了。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居然是深受危机冲击的西方民主国家在担心自身的存亡，经历了八九危机的中国今天却得意洋洋地坐观西方社会的恐慌。难怪中国网络会流传这样的笑话：西方研究苏联的专家以及研究中国的专家他们之间有一大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作出错误判断的高超能力，前者没有预测到苏联会崩溃，而后者则天天都梦想着中国会垮台。
高洁的文章评论说，中国网民的上述评论并非毫无道理，尽管事实上，大多数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们都十分乐观，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北京的政治实力感叹不已，然而，他们的实际影响力却十分有限。更有一些对中国现状持悲观的看法的观察家，对他们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可观，但是，中国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必将引发重大的政治危机。
对此，高洁引述意大利汉学家弗朗西斯科?希奇(Francesco Sisci)的话说，这些悲观者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最近十多年来，原先属于政府的公房几乎被免费转让给了住户，转眼间，六亿多中国城市居民中有五亿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在农村也一样，农民自己拥有自己的土地，因此，无论是城市的居民还是农村的农民，他们都成了有产阶级，一旦发生骚乱，他们都有可能失去自身的财产，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中国民众对社会不公以及贪污腐败的官员都恨之入骨，但是，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动。
文章接着评论说，当然，很明显，中国经济发展受益最多的并非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国共产党对其内部组成做出了重要的调整，共产党过去的敌人，知识分子以及企业老板目前已经在共产党内部成员中占百分之七十，而过去共产党的根基，工人与农民却相反只占百分之三十的比例。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David Shambaugh)大卫?商博认为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似乎吸取了教训，他们明白要维持制度的稳定，不仅必须做出经济改革，而且还必须与社会精英层共享成果。商博认为中国共产党这一务实和灵活的适应能力使北京免遭莫斯科一样的命运，事实证明，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不断改变自身，那么这一制度就有可能永久的持续下去。
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向新观察家周刊表示，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的前提是必须立即推行司法改革，建立真正的法制社会，保障司法独立。那么，推动这一司法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呢？对于建嵘来说，这样的改革只能自下而上，只有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社会才能被推动，中国老百姓对政府领导人不应该给予任何期望。于建嵘还解释说，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是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动力，而公民社会的发展必须通过自由的媒体，事实上，中国官方媒体正逐渐被微博等网络新媒体所取代。
于建嵘还透露说，他所接触的中国政府官员似乎对中国体制的可改性存有怀疑，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病入膏肓，岌岌可危。文章评论说，确实，体制内的官员或许更贴近事实。目前中国全国各地因拆迁征地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多如牛毛，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全年用于维稳的经费已经超过五千一百亿人民币，与中国的年度国防经费不相上下。
文章引述法国历史学者陈彦的话说，中国的问题是北京中央政府越来越难于控制地方政府，除了少数高官真正为国家利益着想之外，大多数官员只希望在职期间捞一把。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裴敏欣（Minxin Pei）认为中国长期推行的一党专制体制导致中国官员在没有任何监督的前提下尽情腐败。因此，腐败已经渗入中共所有政权机构，一切都可以被收买，根据最新的消息来源，甚至连中国军队内部也存在买官卖官的现象，据说，一个士官的职位标价是五十万人民币。
文章最后引述美国学者商博的话评论说，中国问题的症结已经不再是共产党是否能够控制中国社会，而是共产党是否能够控制其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