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如果没有六四的开枪屠杀，中国今天会怎么样？
当局多年来一直力图将这样一种说法植入人们的头脑：今天经济的成长，完全是建立在六四镇压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当时的血腥镇压，中国就会天下大乱，或者由一些只有野心没有能力的学生来掌握政权，因此就绝不会有今天的经济繁荣。
这种说法的确走进了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头脑，也成为政府警察部门自我洗脑、以便为其坚持法外暴力行为提供的心理依托。事实上，在我所经历的长期软禁过程中，就有不止一个警察这样说，尽管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情况，不过他只需要知道：现在经济确实有巨大增长，使得人们生活改善，而如果不是当年的镇压，这些都不可能，所以当局当时进行镇压和至今坚持镇压方针就是对的。也就是说，这种说法是当局者坚持六四镇压并且坚持暴力稳定的似乎别无选择的依据。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依据。似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伴随政治黑暗、社会冲突的局面。
因此有必要仔细想一下，真的会是这样吗？如果没有坦克的血腥镇压，真的可能天下大乱吗？或者真的可能由学生推翻共产党，自己来掌握政权吗？其实这种说法、这种谎言得以存在至今的原因非常简单，它只是由于人们懒得仔细想一想当时的情况，或者出于自己利益而并不愿意面对真实的可能性。而我们所有当时的在场者，以及后来面对历史资料的学者，只要稍为认真地想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六四不是以开枪镇压的方式结束，学生掌权或者天下大乱的可能是完全不存在的。
为什么？因为首先，当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赵紫阳的存在，赵紫阳是当时名正言顺的共产党总书记，并且在排除了邓的压力情况下，得到多数常委的拥护；他不仅和学生有着对话的愿望，而且得到了学生一方的肯定，学生方面不仅把顺利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而且与他有着相同的期待。
我记得当时学生广场不撤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坚持到6月16日，人大特别会议的召开，这样就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罢免李鹏，使得当时在百万人游行中充分表达出来的民心党心，通过法律途径有一个完满的实现。
其次，当时学生无论从其实际行为，还是从其真正的目标，都不是要推翻共产党，它的目的是非常有限的，只是要摘掉动乱的帽子而给自己的表达以一个不受镇压的空间。事实上，当时学生一方坚持的，恰恰是共产党声称他们自己应有的准则，这是学生们从其多年的学校教育中获得的。因此他们当时所要求的，并不是推翻政府，而恰恰是要使得它更好、更为人们所拥护。为此，他们的最大期待，就是推动当局内部做出合理的决定。他们不能指望从搞垮政府中得到任何满足。不仅学生是这样，而且当时数以百万计上街游行支持学生的普通市民、国家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乃至警察，也都具有同样的诉求。而违背这些准则，乃至最后完全抛弃它们的，正是当局者自身。只是从那以后，从开枪以后，在无法计量其数目的学生与平民流血死伤之后，它才成为人们不共戴天切齿痛恨的对象，被视为了敌人。
此外，学生就是学生，无论他们有着多么强的表达愿望，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进入政府的任何渠道。他们所能看到的唯一归宿只有学校。他们不可能进入政府、不可能当官，更不可能主宰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镇压，将会导致有利于赵紫阳的法律渠道内的解决，这个解决，在当时将是大得民心的，其结果将会是当时政府与人民（首先是学生）的一个蜜月期，将会是当时共产党统治基础的扩大（把学生和各阶层政治上关注的人们包括进来）。是的，你可以说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左右了局势，这是事实。但正是由此，学生不可能夺权，而天下大乱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有能力造成天下大乱的，正是屠杀的决策者，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破坏法律并且可能造成内战，但是他们并不在乎这样的风险。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等到人大会议的召开。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方面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社会冲突尖锐、精神苦闷的局面。应该看到，这种情况并非是一定如此的，它只是当时可能的选择之一的结果。
如果当年邓小平能够容忍赵紫阳和学生达成妥协，其结果将是：学生将回到校园里推进校园民主，并在以后具有较大的以学潮干预政治的热情与能力。以赵为首的中央在政治上将是开明而自信的，党与学生之间，将有较好的沟通，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将有较好的沟通机制，因为赵就是靠这个上台的。由于社会力量的合作，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会更为积极。
而同样重要的是，社会会仍然保留统一的意识形态，它比较保守、较有弹性，像80年代一样，在统一的外表下逐渐迁移。社会共同体的感觉会长期保留。于是后来的经济改革会在一种较好的精神状态下和协商机制下进行。这种情况，社会会有较多较小的冲突，如学潮工潮一类，并导致随时的调整，却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整体上的巨大压力、内在冲突和绝望的感觉。由于学潮提出的反对腐败口号会得到比较认真的推行，腐败的治理情况有可能比现在好得多。
在经济上，赵仍然会改革开放，事实上，当时他就是力主经济改革的。由于没有付出许多年间国际上因震惊于屠杀而全面封锁与为了巩固政权地位对内对外收买的经济代价，也由于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被抛出经济发展受益者之外，经济发展情况有可能比现在还要好。
所以，本文开始提到的那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拙劣的谎言。经济起飞同时伴随社会和谐的局面本来是有可能达到的。一切都取决于当年的那个选择时刻。
正是邓小平，在其92年重新启动经济开放使得经济得以变革与飞速进步之前，以其89年悍然屠杀的举动，在全民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后退，退到了国统后期的情况。当这个东方民族失去了共同体意识和精神的依托（它是否根本上正确并不重要，它的功能就是依托，是人们交往据以减少成本的媒介），这个缺位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本来“人民至上”的幻觉作为一种软的但是无所不在的约束调整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与每个人的行为，而后，一种无法无天的掠夺战争得以滋长。
正是经济的增长与社会不公正的增长造成了尖锐的矛盾，成为今天摆在人们面前的主要问题。如果经济没有增长，那么社会的不公正虽然需要、但是却还不能成为首要或者唯一的课题；而当经济增长已经取得成果，社会的不公正就不仅变得无法容忍，也实际上成为了主要日程。这个，就正是中国当前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所有的不公正都来自政府的专横，而从89年起的民运，其实际要做的事就正是反对政府的专横，因此89一代的目标和今天广泛开展的维权运动是完全相通的。正像文革对经济的破坏使得人民的大多数转向了经济建设一样，至今暴力维稳在政治上导致的黑暗局面却使得人们更迫切地具有改变政治体制的诉求。
我还记得在我入监服刑第二年的六月四日，队长特别询问我关于六四怎么看。面对他记录的笔，我说了这样两句话：一，六四的结局，主要责任是当时政府的当权者，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左右全局的巨大力量；事实上，据我的亲身经历，在运动发展的每一步，左右局势发展的，都直接是当局的行为。二，在当时所有可能的结果里，当局恰恰选择了最坏的结果。当时任何其他的选择，结果都会好的多。我至今仍然这样认为，而且观察这些年来直至今天的暴力维稳，我的这种看法有了更充分的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