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媒体评论员的笑蜀认为，中国的社会冲突总是两极对立彼此绝不信任，没有中立的第三方做缓冲带，他期待以“公民调查团”形式创造出公共危机处理的新模式。但是没有公权力的支持，“创造历史”的过程注定不会顺利。
2010年12月31日下午2点半左右，背着书包的于建嵘出现在温州乐清市寨桥村钱云会的家中，同行的傅国涌举着一台摄像机，于的粉丝王强拉着自己的行李箱紧跟其后。
“就跟当年的延安视察团一样”，于建嵘事后想起来，都忍不住笑。
聚集在钱云会家门前的村民们并不知道眼前是何人，村里六十多个女眷跪在地上，用当地方言大声哭诉。在前一天，面对央视记者，女眷们也跪了将近一小时。
一直关注钱云会一案的浙江律师陈有西感慨说：“不用长途跋涉进京下跪，他们太愿意了。”
面对傅国涌的摄像机，钱云会的儿子钱成旭表达了对官方的不信任：如果是普通的交通肇事，为何要抢尸？我妹妹和妹夫明明被关了50多个小时，新闻发布会却称总共才23小时？……
钱云会二女儿钱旭玲和丈夫赵旭则讲述了自己的关押过程，钱旭玲称，当天只在路边哭，就被抓了；赵旭拉开裤腿，露出一片瘀青，称这是挨打的证据。
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很多都是外村的村民，四面八方充满了期待的声音，“这些（视频）能传出去么？”
正当那些哭躺在地上、全身粘满稻草的女眷拉着傅国涌的裤腿不放时，傅国涌接到了于建嵘的电话，“情况十分危急，赶紧撤，根据我的经验，现在村民属于情绪宣泄阶段，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
同时接到撤退电话的还有笑蜀。他们所在的“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简称“学界团”）分成两组，本来约好当晚温州见，但是两个小组偶遇在钱云会家中。
已经坐在一户农家里的于建嵘把正往停车场方向前行的笑蜀叫回来，“让他们赶紧撤，搞不好会被断定成群体性事件的煽动者，别把自己套进去。”
在此前的2010年12月28日，身为《南方周末》评论员的笑蜀致电于建嵘，请于建嵘领衔观察团，赴温州实地调查乐清钱云会惨案一事。在笑蜀看来，身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于建嵘古道热肠、深厚的政治资源以及娴熟的政治操作，是微博里最合适的人选。
于建嵘认为官方不配合即无作为，于是笑蜀便请媒体记者向当地转达建议。2010年12月29日在乐清金鼎酒店举办的温州官方新闻发布会上，新京报前线记者陈宁一提问：如何看待于建嵘教授等人的学者观察团？
温州外宣办主任、警方发言人张春校当即表示：于建嵘教援或其他人，甚至网民过来展开独立调查，是来帮我们的，我们欢迎！
为了“响应温州官方的积极态度”，由笑蜀点名，最终这个“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组成人员包括：笑蜀、于建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郭巍青教授、中山大学诉讼法研究所杨建广教授、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兼北京实现者律师事务所马深、历史学者傅国涌（原籍乐清）、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赵楚、上海律师斯伟江、有着24年刑侦经验的知识产权专家吕文举、媒体人士陈杰人、朴抱一以及杨海鹏。
在笑蜀看来，中国的社会冲突总是两极对立彼此绝不信任，没有中立的第三方做缓冲带，在一篇题为《温州让公民参与危机处置是个好势头》的评论中，他称，“因为于建嵘等专业精英组成的公民观察团，在专业性以及程序的完备上表现更佳是可以期许的”。
笑蜀期待能够创造出公共危机处理的新模式，认为这是“创造历史”，历史学者傅国涌也认为，自己在“记录历史”。
“记录历史”的不只是学者们。
与此同时，风格迥异的王小山和窦含章也组成了“低端网友围观团”。两人皆为新浪微博实名认证V用户，王小山系专栏作家，窦含章为财经评论员。前往乐清前，两人达成共识：尊重事实，探求真相，各自表述。
凑巧的是，在2010年12月30日北京飞温州的飞机上，王小山还遇见了熟人许志永，这名律师也牵头了一个观察团。当天，网名为“屠夫”的吴淦也打算前来围观。
进村
最早出现在寨桥村口的是许志永的团队。
去年12月30日下午，在人群中，许志永随兴地上前跟一个老人搭讪。在最初的试探中，老人判断出“说北京话”的许不是政府的人。他绕开人群，从自家的后门把许志永和他的团队成员刘莎莎、彭剑律师、张永攀带进了二楼的房间，随即拎出了一麻袋钱云会身前的上访材料。
随后的几小时里，在这户大门半掩的农家，村民们进出后门。他们带来了钱成宇的母亲，作为现场目击证人，钱成宇在事发次日被带走，并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
钱成宇家徒四壁，孩子上初一，家里只有76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钱成宇的母亲很快跟彭剑签署了律师委托协议。一脸皱纹的老太太拉着每个人的手，用难懂的当地方言感谢这些“包青天”。
当许志永潜伏在村里时，学界团还在跟官方接触。2010年12月31日上午，笑蜀联系上了温州外宣办主任张春校，张让他们直接去找乐清市公安局。
随后，斯伟江致电温州市公安局钱云会案发言人黄小中、公安局局长叶寒冰、温州市主管公安的副市长彭佳学、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等人，以上所有电话，有关机，有自动转接，无一能联系上。
于是他们商议出下一方案—进村，笑蜀去钱云会家中，斯伟江则去找钱成宇和王立权的家人，寻求提供法律援助。和村长钱云会一起上访被判刑的另一核心人物王立权，既未参与车祸现场争尸体，也不是目击者，自去年12月25日晚被抓后，家属未收到任何通知。家属和村民称，王是在当晚约见记者时被抓的。
面对王立权的家人，斯伟江表示希望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斯作了自我介绍，并希望他们去网上搜索他的名字。
王的家人却对律师充满顾虑。因为村里上访曾被律师骗过钱。在钱云会生前留下的一份控告信中，他指责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的一位朱姓律师收了40万元的律师费，对方说自己国土资源部有朋友，包赢官司，但是2008年钱云会上访被抓的关键时刻，反复电话朱姓律师，朱却拒绝出面。
为此，记者联系了两高律师事务所，该所主任表示听说过此事，但不方便提供朱律师的联系方式。
开会
上海知识产权律师、静安区人大代表斯伟江将自己的博客命名为“行动改变中国”。他称，自己之所以参加观察团，是因为“有所期待”。?他的想法和笑蜀是一致的—开创公民独立参与公共危机的新模式，并为后来者提供借鉴。
他草拟了观察团的规则，在经笑蜀修改之后，该规则被简称为“乐清承诺八条”：独立、客观地提供第三方的事故调查报告；不代表任何利益方；检校事件过程的公正性，探寻真相，但不承诺提供真相；不追求新闻效应，但不拒绝公开；所有成员的观点在报告中载明，包括异议意见；不擅自对外发表涉及团体的观点；经费自理；内部决议按照民主规则，开会方式适用于罗伯特议事规则。
去年12月31日中午，这份规则群发给部分成员。当日下午，当学界团从村中撤离到宾馆时，斯伟江重提“乐清承诺八条”，希望这份章程能够得到大家的通过，遭到了于建嵘的反对。
于建嵘的原则是，自己从来不签任何章程，不参加任何组织，“老兄，这是给自己设套”。
于建嵘的建议也遭到了行动派斯伟江的反对。于认为，“情况十分紧急”，大家可以体面地退出，每人复印一份钱云会一案中的土地资料，回家研究土地问题；第二天是钱云会的头七，乐清势必会成为风暴眼，大家也可以去雁荡山开个研讨土地问题的“雁荡会议”。
教授们赞同搁置真相，切割车祸问题。于建嵘反复强调了他的观点：作为观察团，他们并不具备刑侦能力，钱云会一案背后的根本问题还是土地问题，他主要关注这点。
争议持续到晚上八点多，最后大家无一例外地支持了一个提案—吃饭。
当晚，斯伟江、笑蜀、陈杰人、朴抱一商量成立两个调查小组，第一小组调查车祸真相，笑蜀为联络人；第二小组调查征地真相，于建嵘为联络人。他们还进一步修改了规则，预计调查时间为3天，以完成预定的调查目标为限。如无法完成，则将如实记录为什么无法完成，障碍是什么。
次日下午3点左右，从寨桥村回来的朴抱一和陈杰人去新世纪宾馆见了教授们。朴抱一提出，他想去看看肇事车。傅国涌提供了宣传部门的联系方式，并称这是他的私人关系，要求朴以记者身份前往，而非观察团的名义。随后双方发生争议。
一直沉默的郭巍青教授提出建议，大家应保持同一个出口，应该追求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主要还是为了个人的安全，不要授人以柄。”
这次跟随郭巍青来到乐清的，还有他的两个学生。这个公共治理专家本希望近距离观察政府的行为，从而提出问题，以缓和对抗。后来他的考虑是，“我自己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不能影响我两个学生的前途。”
傅国涌称，他通过多种渠道得知，“我们正处于的历史的暴风眼中。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要对历史作出负责，要有高度的智慧。这是公民第一次以独立的第三方参与公共事件，处理得当能为和平转型提供新模式。失败了，我们承担不起历史的责任。如果这点共识都达不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百年后都做不成任何事情。”
朴抱一此时认为，双方对形势的预判不同。作为一个曾经的调查记者，他看见暴风眼一个接着一个。
陈有西则相信乐清当地给观察团很大心理压力的说法，“傅国涌老师作为乐清本地人，他当地有人脉，反而能够了解到真相。只是从自己和当地亲友的以后生存环境看，不参与自己家乡的是非比较好。
傅国涌的判断是，“风险特别的巨大，超过了我一生中能经历的”，因此，到达历史现场，就已经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应该以于老师的线索为线索”。
过招
2010年12月30日当晚，在向记者们了解了当地情况后，王小山请记者们吃饭。热情的乐清市宣传部杨有才科长露面，并抢着买单。但是对于“二人团”的四点诉求—调看沿路探头录像资料、见事发现场保安、要警方提供出警时的现场照片、窦含章想去看望钱云会死亡当天警民冲突中被打伤的警方大队长，杨有方却迟迟未能反馈。
次日上午，王窦二人自己跑去电厂和临港工业区询问保安，未果。两人无力感油然而生。王小山让窦含章致电杨有才，称“村民们都说是谋杀，如果不安排我们见证人，我们只能发布村民们的说法了。”
杨科长很快答复，并提供了警方政治部林副主任电话。林副主任表示，可查看探头资料，可询问保安，但要带走出警时的照片，还需请示。
比起王小山的直接，学界团则细腻很多。2010年12月31日晚上，学界团商议要发一封一两百字的公开建议信，建议政府重视民情，并促成学界团和政府的对话，“我们的措辞可以再低再低一点，但这是道义上的交待。”
商量完建议书的措辞以后，有人提议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但是反对意见是—如果不跟政府那边沟通下，对方会不会“不舒服”？
这时，笑蜀透露，“官方已经承认了我们的身份。警方不愿意见我们，但是乐清宣传部副部长迫不及待地想见我们。”
当晚，乐清市宣传部部长来访。学界团在把这封公开建议信递交政府的同时，也在官方微博同步发出，要求乐清市委、市政府应尽快与死者家属及村民展开平等对话与协商，以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恶化。
次日，钱云会“头七”，学界团为避免进入风暴眼，笑蜀留守大后方温州，于建嵘等教授仍驻守新世纪宾馆。
远离风暴眼的学界团，在微博上跟乐清警方的官方微博“平安乐清”玩起了太极拳。“平安乐清”称，“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和第三方调查团的建议，警方将会对网民‘吊唁’活动的个别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并出动警力维持现场秩序”。而学界团的官方微博则回应称，“其所谓第三方调查团与本观察团无涉”。
但和官方的对话并未能启动。2010年12月31日，学界团团员都说，第二天官方会跟学界团对话。到了第二天，团员们又说对话延到第三天。结果第三天上午，学界团就撤了。
陈有西认为，又没有公权力的支持，不成熟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一个独立调查，是完全依托民权的”。
撤离
早在2010年12月31日下午5点，许志永就已经在电脑上敲出了他的基本结论：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因官民对立的情绪而引爆，并因政府公信力的缺失演变成公共事件。该报告公布后，其团队成员张永攀公开指责许志永的“轻率”，并提出了16个疑点。对于许志永团队这个调查，学界团也有团员认为是个轻率的结论。
同日，王小山二人组表明没有找到证据证明这是一场谋杀还是一起普通交通事故，王小山还是老实地在微博上说，“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后者。”然后，他成了网友口中的“高级五毛”。
1月1日晚上，学界团的饭局十分微妙，有媒体背景的团员一桌，教授们去向不明。饭局后，笑蜀接教授的电话，让他单独去新世纪宾馆一躺。
一个多小时后，笑蜀返回，并宣称：“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第一阶段为田野调查阶段，已暂告一个段落，成员们接下来都将拿到一本钱学会一案的土地资料，回去后各自研究。
第二天上午，学界团准备撤离，并向等候在门外的乐清市宣传部副部长递送了《关于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死亡案及寨桥村土地纠纷等相关问题的若干建议》。面对媒体，于建嵘称赞这次官方的渠道畅通，并称这次乐清之行是他和马深、郭巍青、杨建广四教授主持的社科院研究土地制度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只对土地问题感兴趣。”1月2日回到北京后，于建嵘看完了乐清农民送来的有关钱云会一案相关的土地资料，他这次本也是想来观察群体性事件的。
回顾这次行动，习惯于单独行动的于建嵘说：“我在现场观察过数起群体性事件，知道如何使用拍照器材及介绍自己的身份。而许多现场观察者没有应对这种事件的经验。”
1月1日，警方在寨桥村疏散人群，许志永观察团成员刘莎莎手机拍摄时被发现，手机卡被折毁。随后，乐清两名警官邀她约谈，反复追问为何她还要继续调查土地问题。此前，“屠夫”吴淦被遣回，1月2日深夜，其团队志愿者郑创添在乐清遭强制尿检，警察称他有吸毒嫌疑，后经检验没有。
在斯伟江看来，乐清警方对一些媒体及一些观察团的友好态度，和其对一些媒体、村民和一些民间观察人士的不友好，是另一形式的选择性执法。当地政府出示证据也同样涉嫌存在选择性提供的问题。
斯伟江仍在争取为王立权和肇事司机费良玉提供法律援助。王立权家属对外请律师极为顾虑，1月3日，斯伟江所在律所的律师让王家属打个报告向温州市公安局请示代理律师事宜，虽然经过寨桥村里老年协会讨论通过，然无人敢送这份请示书到公安局，最后只能采取邮寄方式。
1月3日，笑蜀去杭州见了陈有西。陈表示：“可以理解，第一次嘛。”
在陈有西看来，乐清事件的观察，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会顺利的，“真正的调查，必须有公权的依托。但是，这不等于这种参与热情是毫无意义的。乐清事件这样行动，体现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良知的觉醒，体现了一种公共权力的危机，体现了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主导权已经从权力转向真相，权力已经操纵不了社会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