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希东日布（蒙古人作家）


 

奉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旨意，道尔吉耶夫在彼得堡建立的藏传佛教寺院。


三、世间八法的纠葛

据说，世间凡夫与佛门修行人之间的一项根本不同，就在于能否超越“得失乐苦称讥誉毁”即“世间八法”的纠葛。也就是说，能否超越获得与失去，能否看破快乐与痛苦，能否漠视赞同与反对，能否对赞美与诋毁无动于衷，是衡量俗人和僧人的重要尺度之一。你会因涨工资而高兴吗？ 你会因丢了钱包而沮丧吗？你会因自己国家的强大而振奋吗？你会因亡国而悲愤吗？这就是俗人，是被“世间八法”所左右的凡夫。而修行人，心里却只有佛法，没有世间八法。如来佛，常常被当作超越了“世间八法”的典范来告诫佛家弟子。据《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四十四卷十一页里说：“如何世尊超世八法？答：如来虽遇利等四法；而不生于高欢喜爱。如来虽遇衰等四法；而不生于下戚忧恚。由此名超。故称不染。非谓无漏，立不染名。如妙高山，住金轮上，八方猛风不能倾动。诸佛亦尔。住净尸罗，世间八法不能倾动。”

然而，道尔吉耶夫却没有摆脱掉“得失”（图伯特国家利益）对自己的困扰和纠葛。藏地独立的实现和维持（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成了他佛法修行之外的一项重大人生目标。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1900年代的藏地在事实上是独立的，道尔吉耶夫与噶厦政府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只是想通过条约的形式来给这种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赋予某种国际法层面的确认而已。也许，道尔吉耶夫可以超越“称讥誉毁”四法，可以不在乎来自英国人的无端诽谤，也可以不在乎来自中国人的恶意中伤。但是，当独立的图伯特遭到任何一个周边大国的入侵时，他却超越不了沮丧颓唐；当他看到维持并实现图伯特独立的外交可能性时，他也超越不了欣喜若狂。他既是僧侣，又是外交官；既是佛教徒，又是世俗爱国主义者。他本该静下心来诵经读书，却不得不在各种外交游戏中纵横捭阖。这种双重身份，一直困扰着道尔吉耶夫，使他成为一个无法彻底超越世间八法的苦恼僧人。

不过，这种心灵的困扰并没有扼杀道尔吉耶夫对佛学的才能。虽然很多中国人对道尔吉耶夫总是持否定诋毁态度，一位叫肖继业的中国学者对道尔吉耶夫的攻击口吻还算比较委婉，在《中国科技纵横》2005年03期发表的论文《藏传佛教在俄罗斯》里开场便说：“俄罗斯的佛教史上，有位颇有争议又很富传奇色彩的喇嘛，名叫多吉耶夫（道尔吉耶夫）。他是一个很有分量而又有历史性色彩的人物。” 不过，肖对道尔吉耶夫佛学造诣的描述正好验证了达赖喇嘛对道尔吉耶夫“是一个优秀的学者”的评价：“1886年在哲蚌寺学佛六年后，他得到‘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的最高头衔，并且被指派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宗教顾问，时间长达十年之久。” 但是，作者似乎并没有被道尔吉耶夫的虔诚和才智所打动，也没有钦佩他获得“格西”头衔，反而把这长达六年的佛法学习以及后来对十三世达赖喇嘛长达十年的辅佐解释为“成功地打入了西藏政权的上层后，他利用便利，为沙皇俄国搜集情报。”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些诬蔑字句还是颇有文革味道的，却没有丝毫逻辑推理和资料考证。

还好，在谈及他的佛学“格西”殊荣之后，肖并没有忘记描述一下道尔吉耶夫的外交才能：“这位熟知西藏，雄辩滔滔的布里亚特人频繁地在西藏，俄罗斯的外交关系中穿针引线，使得他备受重视。在宗教界看来，他是一位为了佛教传播不遗余力有胆有识的圣人。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给了他5万银币，授权他在沙俄首都圣彼得堡建寺。尽管希腊正教教会（应为俄国东正教会？）强烈反对，但Kalachahakra寺院还是在1915年落成。这是第一座在欧洲国家首都实践佛教仪礼的佛寺，它融合了西藏，蒙古及欧洲的建筑特色，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法会，是当地佛教活动与文化中心。每值佛事，都城里为数不少的布里亚特人及卡尔梅克人都会举家前往，同时它也引起东方研究院佛学学者的关注。1938年，这座位于滨海大街91号的喇嘛庙被苏联政府收归国有，先后由军医院，电台，动物研究所占用，直到1989年才交还给佛教教会。”

在以上这段文字里，如果肖不得不承认道尔吉耶夫对佛教的虔诚和贡献，那么下一段描述更明确地肯定了道尔吉耶夫对佛教的誓死捍卫：“苏联建立初期，当政府镇压基督教会，批驳有神论的时候，由于多吉耶夫颇具辩才，机智地声称佛教非但不是有神论，而且提倡利他的人生观，曾使佛教暂免一劫，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境内依然寺院林立。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执政，任凭多吉耶夫再口若悬河也于事无补。1923年多吉耶夫被捕，次年死在监狱里。” 这里虽然没有提及道尔吉耶夫被捕的具体原因，但另一位中国学者房建昌所著《苏联西藏学小史》里的描述却给了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在斯大林时代，由于他仍然狂热地从事西藏佛教的传播，被认为从事有损于共产主义的宣传，锒铛入狱，最后以八十九岁的高龄病死于乌兰乌德的牢房里。” 这就是被某些人诬蔑为间谍的老人，一个虔诚的信者，一个睿智的高僧，一个在血雨腥风的世界里不肯放弃彼岸追求的人，一个在共产主义的风暴中不肯放弃弘扬佛法的人，他最后被捕的原因是“仍然狂热地从事西藏佛教的传播”。

回到《达赖喇嘛的外交官—-道尔吉耶夫》里对道尔吉耶夫在1900年到达日本长崎时所作的描述：“一个四十出头，精力充沛的男人。他体格强健，皮肤黝黑，目光敏锐，头颅巨大。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那刚毅的棱角鲜明的下颚，仿佛映衬着他的不屈个性与坚定意志。”

道尔吉耶夫，达赖喇嘛的外交官，在长崎做了短暂停留后，肩负着西藏政府的重托，搭上了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客船，从一个列强之国前往另一个列强之国。身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僧侣，弘扬佛法是他责无旁贷的使命；而身为一名外交官，他却不得不在列强之间周旋，施展其外交才能，尽可能维护西藏政府的最大利益。在“上帝死了”的世界，他不得不穿行于此岸与彼岸之间。在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年代，他不得不往复于僧俗两界，以一个僧侣的身份在世俗世界里纵横捭阖，施展政治外交手腕，拉拢依靠某个列强，来对抗更危险的对手，维护西藏最大的政治外交利益。

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居然不得不在“利益争斗”中左右斡旋，显然违背了超越俗人的“世间八法”（得失苦乐称讥誉毁）的教义。毕竟，世间八法的第一项便是不为“利益”所动。如来佛超越了世间八法，能够不为利益所动，而道尔吉耶夫却在追求西藏的政治利益和外交利益，费尽心机谋求西藏的独立。可以想象，道尔吉耶夫心中的“理想世界”与他所直面的“现实世界”里，各有其难以割舍的东西。他虽然笃信佛法，却无法抛开世俗政治目标。这让人想起同样徘徊于僧俗两界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想起他那首著名的情诗：“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的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多情善感的仓央嘉措，心里装着佛法，也装着儿女情长；热爱西藏的道尔吉耶夫，心里装着佛法，却也装着西藏独立之梦。作为佛教僧侣，俩人都有各自的内心困惑。

1900年8月，轮船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道尔吉耶夫踏上了俄罗斯帝国的疆土。这是他第二次穿越欧亚大陆，往返于拉萨和彼得堡之间。道尔吉耶夫在自传里对自己忙于外交奔波的一生作出这样的描述：“一个被世间八法之魔所擒获的迷惘流浪的僧人”。这句话，既是他对自己徘徊于僧俗两界之人生的最终定义，也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迷惘与纠葛。不难看出，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专心致志地研修佛法啊，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远离世间八法啊。但是，时代却没有成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