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三年来，在官方报刊上不断出现一些以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为主旨的文章，其手法不外两种：前两年是批判普世价值，批判民主自由；去年下半年开始是宣扬社会主义民主，宣扬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郑青原的第三篇论文《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第二种手法的代表作。
从标题看来，这篇文章是在宣传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里的“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但三分之二的篇幅却大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围绕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我们实行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能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为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提供了重要经验”。这些王婆卖瓜式的自夸，似乎是要表明，我们一直是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判断，很难说有多大的说服力。
根据这些与事实不相契合的判断，郑青原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总结30多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宝贵经验”，“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什么是“正确政治方向”呢？为了说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郑青原提出了四个“必须坚持”：
第一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大概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命题了。但什么是“党的领导”呢？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事实。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它却被认为是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的代名词。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也就是说，一切权力都是属于党的。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是毛泽东建立他的独裁统治的重要依据，也是专制体制赖以确立的理论基础。
1986年邓小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把党政分开作为改革的首要目标，“以解决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而要党政分开，就必须对“党的领导”做出明确的界定。为此，赵紫阳1987年10月25日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专门论述了“党的领导”的涵义。他说：“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接着，他提出进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
赵紫阳的这个政治报告，在6天后的11月1日，经过十三大批准，成为中共全党的路线、方针。应该承认，这是迄今为止中共党组织对“党的领导”所作的最明确、最权威、最开明的解释。按照这样一些原则来解读党的领导，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党政“各司其职”，就可以削弱过度集中的权力，为取消一党专政、以党代政，创造最基本的条件，也为政治民主化指明了一条可行可靠的路径。可惜，1989年发生的悲剧切断了这个走向民主的最具决定性的环节。党的领导不但没有按照十三大的原则进行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各司其职，相反，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的现象变本加厉，权力过度集中、没有监督的弊病愈加严重，甚至成为特权横行、腐败遍地、官民对立、贫富悬殊的总根源。
回顾这一段历史，不禁扼腕叹息。如果不是八九镇压造成历史车轮逆转，以党政分开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么巨大的进步！遗憾的是，二十多年来，众多的共产党员都忘却了十三大关于党的领导的经典定义，依然把党的领导和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等同起来，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垄断全部政治权力。郑青原侈谈“增强党和国家活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等等，实际上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党代政、一党专政。所谓“正确政治方向”，指的首先就是以党代政、一党专政。怀着这样的指导思想，怎么能够“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
第二个“必须坚持”，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是一个名不副实、自欺欺人的幌子。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形态，经济上是半市场半垄断，政治上是一党专政，实际上还处于前资本主义向民主主义过渡的阶段，不要说是社会主义制度，连社会主义的因素都没有。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动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从民主主义倒退到专制主义；建立起来的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专制主义的极权独裁制度。毛泽东曾经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十来年之后，他却完全抛弃了自己提出的至理名言，想在没有“经过民主主义”、不具备社会主义条件的中国“到达社会主义”，结果把中国拖进专制主义的泥坑。
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曾多次说他搞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有多少人搞清楚了？那些身居高位的当权者，为专制体制涂脂抹粉的帮闲文人，都把毛泽东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所确立的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啊？经济上垄断了全国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产品分配权，人们依靠种类繁多的票券才能生活；农民没有劳动和种植的自由，连在房前屋后种点瓜菜都要被批挨斗。政治上，全部权力集中于毛泽东一个人，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事关上千人、甚至数千万人身家姓命的大运动，都是由他个人独断，既没有在共产党内酝酿研究，更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由于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在社会上人为地制造了两个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被称为“地富反坏右”的贱民阶级和名义上为公社社员的农奴阶级；在文化上万马齐喑、一家独鸣，百花凋零，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年里，中国出现了制度转型的大好条件：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摧毁了剥夺农民自由的人民公社，开启了经济自由、改革开放的大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使人们摆脱个人迷信的阴影，开始有了独立思考的自觉；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把被打入社会底层的贱民解放出来，结束了毛泽东时代的阶级压迫，实现了社会平等。这是制度转型的一个多么良好的开端。
但是，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近三十年的假社会主义说教，仍然像鬼魅一样深深地困扰着当权者的心灵。他们虽然不得不顺应民心，采取经济上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但在政治上却顽固地拒不放弃毛泽东确立的独裁专制制度。他们祭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法宝，遏制了刚开始的思想解放、社会解放的洪流，把毛式的专制体制保护下来。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独裁大棒，把两届总书记打落尘埃，把呼求民主的学生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从而巩固了这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制度。
这个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权力无限，不受任何制约与监督。因此，在改革开放、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许多掌握权力的官员就获得了以权谋私的机会，他们掠夺国家和老百姓的财富，劫取改革的成果，掌控了垄断企业的大权，形成了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卵翼和勾结下，产生了又一个剥削阶级——豪强资产阶级。这两个剥削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和斗争，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近几年来，广大民众反抗暴力剥夺和权势压迫的维权运动与日俱增，2009年达到十余万起。有着如此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制度，还能够是社会主义制度吗？官民对立、两极分化、贪腐遍地、盗贼横行、人性泯没、道德沦丧……这一切根源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的社会现象，都同社会主义制度背道而驰，相反却充分体现出现行制度的专制性。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一块以党代政、一党专政的遮羞布。
第三个“必须坚持”，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它的核心是最后一句：“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
先分析“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这句起誓罚咒式的名言，近两三年来时常见于报章杂志，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但是，我至今也没有听说有哪一个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提出过要“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不知道那些批判者拿它来做靶子，是神经过敏还是另有所图？其实，西方模式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美国模式不同于英国模式，德国模式不同于法国模式，瑞典模式不同于俄国模式，你说人家要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要搬的是哪种模式呢？如果说到某种具体的西方政治体制模式，那么，在我们中国的现代史上确实有人主张照搬；不但主张，而且身体力行，那就是毛泽东。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斩钉截铁地宣称：“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并且提出了“一边倒”即倒向苏联一边的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全面照搬苏联模式，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社会，以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无不全盘照搬，结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苏联模式不也是一种“西方政治体制模式”吗？我们今天进行改革开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为了消除照搬属于西方的苏联政治体制模式的恶果。那些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权贵豪强和毛左派们顽固地要保持、维护已经照搬半个多世纪的“西方政治体制模式”，却又口口声声宣称“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这岂不是太滑稽了？难道他们不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所谓“搞多党轮流执政”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命题。主张多党制，无非是认为有两个以上政党相互竞争、相互监督，这有利于克服一党专政、以党代政，推进民主政治。哪个政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就由哪个政党上台执政；老百姓不拥护，轮到你也执不了政，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所以，谁也不会提出“多党轮流执政”，除非是政治白痴。当然，就中国 目前的情况来说，实行多党制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样的政治条件还不具备。但作为一种政治理念，一种对未来政治模式的设想，还是有它的道理的。把“多党制”偷换为“多党轮流执政”，歪曲论敌观点再加以批判，这是毛左派和权贵豢养的帮闲文人的惯用伎俩，不足为奇。看透了，一笑置之可矣！
至于“三权鼎立”，遭到反对已经很久了。自从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我们不搞三权鼎立以来，多少人吠影吠声、鹦鹉学舌一般重复着这句话，可是谁也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实行三权分立。这些专制体制的维护者，本能地对三权分立怀有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三权分立并不是什么政治模式，而是一种政治原则，就是国家的各种权力机构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职权，既互不干扰，又相互制约，从而保证政治权力在法律的规范下正常运行。这样的政治原则，当然是和党权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的现行体制不相容的。三权分立的精髓是权力的制衡，也就是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反对三权分立或三权鼎立，就是要保持没有制约、没有监督的特权，保持共产党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的地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第四个“必须坚持”，是“必须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我完全赞成本着“循序渐进、扎实推进”的原则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但渐进、推进绝非不进。郑青原在这里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抽象地说来，这些话都很不错，但具体分析起来，就和我们的认识大相径庭了。
就这三个“相适应”来说，在郑青原们看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不断推进”，正体现了这三个“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看法既有悖于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对于这些判断，似乎不必多费口舌去批判，只要借用老百姓的一句俗话就足以概括:了：“睁着眼睛说瞎话”！
至于“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华而不实、空喊口号”，就更是不知所云了。民主自由这些口号，作为人类的共同理念，是我们长期奋斗的目标，而在某些具体的社会领域，争取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却是刻不容缓的要务。例如，我们要求改革政治体制，加强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而目前最有力的制约手段和监督方式，是广大民众的舆论监督。所以，争取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既不是“脱离实际”，也没有“超越阶段”，更不是“华而不实，空喊口号”。郑青原用这样一些词语来含沙射影地指责人们提出新闻出版自由的要求，反映了他维护一党专政的热诚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感与厌恶。这是御用文人的秉性使然，不足为怪。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标志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四个“必须坚持”，实质上就是要坚持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的现行政治体制。所谓“正确政治方向”，就是一党专政。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都是用来掩护一党专政的迷雾，蒙骗老百姓的妖氛。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破除权贵集团和无行文人的障眼法，扫除这些用豪言壮语和陈词滥调堆砌起来的迷雾妖氛，才能真正做到“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2011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