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汉朝和唐朝长的崛起看中共的未来》一文中我曾经指出了“汉唐与秦隋之间的那层‘官僚系统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孤立的：这既不是业已消失的“古代中国现象”，也不仅仅是毛泽东之类的“现代中国的封建残余”，而且还是一个“现代世界继续存在的现象”，例如俄罗斯就有类似的“普京现象”。
同时，我还指出：中共作为类似秦、隋那样的“历史草创者”和“中国统一者”（虽然目前中共还比不上秦、隋，还功亏几篑），也是富于秦隋那样旺盛的精力，不仅有其强烈的“企图心”，而且具备昼夜运作不停的动机、动能、动力……其运作方式还曾相当骇人听闻。但是，中共毕竟也像秦隋那样充满了“过渡时代”的特点，明显具有“草创”的性质，虽然气象宏大，但“多动症”与先天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共也像秦隋那样其寿不永的话，那么取代中共的，很可能就是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的“内部人员”，是一些中共内部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他们像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懂得如何操作复杂的官僚机器，并因为曾经身在官场而容易获得官场的认同。这些人，显然比“一贯在野”的反对派人士，较有治理经验，因而较有击败中共末代领导阶层的胜算。
现在，本文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中共有无可能避免类似于秦朝与隋朝的命运，而直接走入类似汉朝与唐朝的盛世呢？
这个可能还是有的。尽管按照历史的规律来看，就会不大。
这个不大的机会就在于，中共能否摒弃“秦始皇路线”而改行“汉武帝路线”、摒弃“隋炀帝路线”而改行“唐太宗路线”。
去年，有迹象显示，中共决心摒弃“秦始皇路线”，所以中共从天安门广场移除马恩列斯像，对此，我们也曾予以高度赞扬。今年，又有迹象显示，中共决心改行“汉武帝路线”，所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了孔子雕像，对此，我们也曾予以热烈欢迎。
但是，仅仅在意识形态上和马克思、秦始皇那种充满暴力性质的专制理论、斗争哲学告别是不够的，尽管鼓吹儒家式的三民理论、和谐哲学毕竟也是一个历史的回归。
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都是要对平民百姓敲骨吸髓的；但尽管如此，鼓吹暴政和鼓吹仁政，其后果还是大不相同的。古今中外的统治集团都是自私自利的，但是奉行专制和奉行民主，其后果还是大不相同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我们知道，毛泽东和秦始皇一样鼓吹充满暴力性质的专制理论、斗争哲学；但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吸取了毛党四人帮华国锋等覆灭的历史教训，开始改革开放、与民休息，甚至鼓吹“三民主义”企图救亡。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已经和秦始皇、马克思、毛泽东们分道扬镳……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的改宗还是不够的。我们想到，隋文帝隋炀帝父子虽然刻薄寡恩，但他们的哲学毕竟是汉朝式的仁政而非秦朝式的暴政。可是他们的政治作为最后还是走向了秦朝式的暴政而非汉朝式的仁政……这是为什么呢？
尽管鼓吹儒家式的三民理论、和谐哲学毕竟也是一个文明历史的回归，但是孔子早就说过了，“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如果讲的是儒家的仁政，行的是法家和马列主义的暴政，那么结局就是隋炀帝，而不是汉武帝和唐太宗。隋炀帝虽然比秦二世多干了几年，但毕竟没有逃脱“二世而亡”的宿命。
我听有的朋友议论，现在中共内部就有唐太宗路线与隋炀帝路线的斗争。他们还具体指出，主张政治改革的温家宝就是力图缓和社会矛盾的唐太宗路线的代表，而拒绝政治改革的胡锦涛则是坚持既定方针的隋炀帝路线的代表（而那些主张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左派，则是秦始皇路线的代表）。
我认为，历史经常不是如此微观的。
但不管怎么说，唐太宗路线毕竟比隋炀帝路线更能让一个政权益寿延年。
其实就其个人品质而言，唐太宗不比隋炀帝好到哪里。这两个人不仅是表亲，而且同样谋害父兄、篡夺皇位。但是在历史评价上，为什么唐太宗算做明君、仁君，隋炀帝算做昏君、暴君？这里的区别，就是由于唐太宗与隋炀帝的政治路线不同：唐太宗纳谏，隋炀帝拒谏。
纳谏，就是接受政治改革；拒谏，就是拒绝政治改革。
接受政治改革，使得唐朝维持了将近三百年，是秦以后最长命的朝代；拒绝政治改革，使得隋朝维持了不过三十多年，是秦以后最短命的朝代。尽管历史研究显示，隋朝的国力甚至还要强于唐朝，正如秦朝的扩张幅度其实比汉朝还大。
在《从汉朝和唐朝的崛起看中共的未来》一文中我还指出：“历史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而且往往是在人们最为意想不到的时候和地点，以最为意外的方式，从最为深入的内部得以突破。未来的‘第三中国’，亦当如是观。”
现在我还想补充一句：刘邦和李渊虽然因为他们“秦隋经验”得以篡夺革命果实，但是首义者也同样因此不可能是他们。从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没有陈胜吴广的起义，就没有刘邦的坐庄；没有“十八路英雄”的反隋，就没有李渊的摘桃。在这种意义上，体制外的革命力量是体制内的投机分子得以摘桃的决定要素。真正的革命者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并不害怕遭到利用和忽略，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新纪元的元素。
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
高祖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梁书·邵陵王纶传》）
历史的研究表明，首义者必非摘桃者，而摘桃者必非首义者；但尽管如此，首义者与摘桃者都是社会需要的，都是政治建筑的要素：首义者扫荡，摘桃者建设。
扫荡者比摘桃者更为英雄，更应该获得历史的桂冠。
对于项羽那样的比陈胜吴广更为杰出的扫荡者来说，孔子赞扬伯夷叔齐的“求仁得仁又何怨”可以是对他们的道义表扬。而从个人角度看来，“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则是对他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英雄精神的肯定。
历史需要首义者，更甚于需要摘桃者。
文明的进展，需要的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党天下”，更不是“从党天下退化为家天下”。
古代罗马的哲学家帝王自吹，只有“当不想统治（没有统治欲）的人成为最高统治者”时──政治才可能变得清明公正。拿这一标准去衡量，中国的“贞观之治”也许只是一个骗局而已，因为唐太宗的统治欲过于旺盛了，为此他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囚禁了自己的父亲。不仅唐太宗如此，周公也不能幸免兄弟阋墙。周武王死后，周公和自家兄弟同室操戈，还杀死了管叔与蔡叔。这和唐太宗的处境颇为相像，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迫使他们后来不得不做一点好事，终于成为千古政治标兵。
立此为中共要员们记。
2011年除夕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