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问题是人类社会像生死爱情一样最令人着迷也最令人难解的谜题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容易引起动荡与纷争的命题——这个就没有之一了。爲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人类发生了多少战争、朝代更换，以及其它各种各样诸如强化政府二次分配能力一样的措施，都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对于“爲什么会贫穷”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听得最多、看得最多的是诸如“我贫穷是因爲我生来贫穷”这一类说辞，也就是说，我天生没有一个富爸爸。但人类投胎是个上帝也帮不了你的技术活，你不能钻出娘胎发现投错胎了又钻回去重来一次。一切改变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当然，这个后天的努力包括个人努力，也包括政府和社会努力。从历史和现实看，“没有好爸爸”之类“投错胎”说辞，也许只是思维懒汉的借口和安慰失败的心灵鸡汤。陈志武领衔的《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通过更爲科学的量化研究表明：如果只按照父子收入的相关系数来研究代际地位固化程度，那么，根据英国自14世纪以来的遗嘱档案中记录的家庭收入估算，家族地位固化程度只有0.4，亦即父子收入的相关系数只有40%。即使不考虑不断衰减的因素（上一代非创业者对下一代观念的影响），假定每一代之间的固化程度都是0.4，到第三代也就只剩16%，第四代就只剩6.4%了。现代社会，告别金本位甚至告别纸币以后，通货膨胀成了对富人货币性财富的巨大剥夺，同时还有巨额遗产税等等，财富的代际传承事实上更难了。西方专家统计，家族企业能够顺利传到第二代的占30%，到第三代的仅爲13%，到第四代的只剩下3%。这个结论跟陈志武他们的量化历史研究结论高度吻合。经济财富的传承，衰减是如此之快！可是，陈志武他们的量化历史研究，也告诉了我们另一个惊人的事实：阶层的固化，超越制度和朝代，远比我们想像的固化得更加严重！“如果用同一姓氏的相连两代英国家族的平均收入计算代际相关系数，那么英国人代际相关性高达75%，说明英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程度远高于以前的估算。而且，如果把过去七个世纪分成不同时间段，英国社会财富阶层的连贯性基本没有变化，富有的姓氏有70%-80%的可能性一代后继续富有，有50%左右的概率在两代后仍然富有。对中国、美国、日本、瑞典、印度、智利等国家而言，基于姓氏估算出的社会流动性也都远低于基于父子收入的相关性。各社会的阶层固化程度比我们原来理解的高很多，其背后的制度、文化以及其他原因都值得深入研究。”这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吗？既然财富在家庭之内的代际衰减那么厉害，在以姓氏、家族爲单位的代际传承里爲什么又固化得那么厉害？不矛盾！一定有另外一种因素在起作用！这个因素，姑且称之爲“文化”如何？结合另外一个经济学规律，我们会发现，真的是文化和观念在成爲决定贫富的关键因素！这另外一个经济学规律，就是“资源的诅咒”！1980年代开始，国家和地区发展中“资源的诅咒”成爲普遍规律，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发展越迟滞和落后。在不同文化族群里，“资源的诅咒”是否也成立？犹太人似乎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覆。犹太人这个仅占世界人口0.3%的族群到底有多厉害，看一看它的诺贝尔奖人数和世界富豪榜人数就知道。这个2000年没有祖国的族群，没有任何资源，对知识和智慧的信仰、对商业和创新一时不刻的追求成爲犹太人最根本的族群特征。犹太人相信：金钱和财富别人可以轻易拿走，但知识和智慧则会相伴终身。以色列这个1948年才成立的犹太国家，只有800万人，自然资源匮乏，整个国土面积比北京市还小，而人均GDP3.5万美元，是除美国、中国之外在纳斯达克上市最多的国家。犹太人不是一个血统、肤色、语言、国家、地区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认同的概念。这样一来，谜底揭晓：不论从“资源的诅咒”这一经济学规律在国家、地区和特殊种群中的普适性，还是量化历史研究得出的历史事实，都说明：贫富的最终决定因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因素！有人说，真正拉大贫富差距的，是人与人的优秀，是精英的勤劳和智慧。资本，就其本身，回报率是越富越低的，因爲配套资源配不上。的确。首富王健林给了儿子王思聪5亿元人民币，让他练练手，王思聪8年增值到40亿元。于是有人开玩笑：爸爸给了我5块钱，我买了双手套，去搬砖……搬砖一天至少能赚150元吧？！用5元到150元只要一天时间，用5亿元到150亿元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路上各种风险，各种约束条件和变量不断在发生改变。贫穷本身，并不是导致贫穷世袭的主要原因。以研究全世界的减少贫穷及个人消费选择爲己任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这位煤矿工人的儿子，通过详实的研究证明，不管是对于穷国还是穷人，物质援助都不是摆脱贫困的办法。他说得多么明确：“鼓励我们的政府不要再做让穷国更难战胜贫困的事情，减少援助就是其中之一”！因其“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他独享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要设计出提升福利和减少贫穷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而安格斯·迪顿加深了这个理解。通过将个人选择和总体结果连接起来，他的研究帮助改进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这三个领域。”单纯的输血式援助即使能完全抵达贫穷者个人和家庭（不考虑行政或慈善事业的腐败和损耗），也无法激发贫困群体内在的自我革新力量，从而实现自我造血、自我改变功能。既然文化因素比经济因素本身对贫富影响更深远更持久，那么，我们是否把主要精力着眼于文化和教育扶贫就可以？答案也是否定的。美国很多大学通过降低分数线、花钱请穷人孩子上学等方式方法，发现对穷孩子的改变有效但非常有限。实证研究也已经证明：经济贫穷对人心智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贫穷降低了人们的判断力、贫穷使人更厌恶风险、贫穷使人更没有耐心。心智的影响必然直接传导到消费、投资和文化选择上。同样一个好的消费或投资方案摆在具备富人思维和穷人思维的人面前，前者可能如获至宝愿意花大价钱购买方案，后者则有可能置若罔闻即使白送也如对牛弹琴滴水不进。那么，经济援助和教育、文化援助双管齐下呢？给穷人最基本的失业、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障，做到基本生存和尊严无忧，同时又能通过教育实现“观念改造”，不是一举两得吗？但事实效果可能同样事倍功半。世界上最难的事是两个：把钱从别人口袋装到自己口袋里，把观念从自己脑袋装到别人脑袋里！这么多年来中国西部大凉山的政府援助和民间NGO云集，可谓全方位无微不至地关怀，应该提供了一个足够大的样本。但各种在地（就地）解决方案，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反而远远不如当地居民迁徙到平坝地区以及年轻人外出进入城市打工带来的影响更深刻也更长远！经过一番游击战似的围追堵截，我们似乎发现解决贫困问题的最大曙光：自由迁徙！把人放到一个文化和商业更发达更开放的汪洋大海中，让他自我去学习，去历练，去成长，去接受先进文化和观念的洗礼与薰陶。这似乎比经济援助和文化教育援助等在地解决方案更有效！即使是比单纯的经济援助和文化、教育援助投入更大的就业投资，比起公民的迁徙自由来说，对贫穷问题的解决也要归于无效。印度当代经济学家索维克·查克拉瓦地（Sauvik Chakraverti）对此表现出来的态度既清晰又激烈，他说：“印度政府花费大量的财力用于就业创造。在印度的乡下花钱去‘创造’就业毫无道理。随着发展，国家从农业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将会减少，服务业和生产业都会超越农业。如果更多的人们被捆绑在依赖农业的生计中，他们将注定一生贫穷。城市化是帮助农村穷人的最好办法。在自由贸易下，哪怕他们在路边开个小店，也将等同于获得‘就业’。所有穷人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爲了穷人，政府必须从市场中走开。（Sauvik Chakraverti《Free Your Mind》）”人人生而不平等。其中我认爲最大的不平等是地域的不平等。你无法选择国家，无法选择地区，就像你无法选择父母。但是比经济差别更无形更恒久的是，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人的见识、文化和商业理念，从人一生下来就天差地别！消除这种差别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违背市场规律运用权力和慈善手段进行倾斜性地投资和扶贫，而是通过更加市场化的手段，鼓励自由迁徙！权力二次分配和慈善三次分配只在救急而非救穷上发挥作用，点到爲止。自由迁徙对穷人的发展意义，丝毫不亚于其生存权，甚至就是生存权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由迁徙是解决贫困问题、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最终王道！从这个意义上，我认爲，对自由迁徙的限制，其罪过，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现在的世界，人道灾难和政治灾难导致的国际难民保护甚至突破了国家的最后界限——国界，那么一国之内，我们还好意思通过户籍等种种落后制度限制人们的迁徙自由吗？从不适宜的环境迁徙到更适宜的环境生存，几乎是包括人类在内所有动物的本能，也是改变生存状况的最直接、最有效办法。甚至连植物都有这种本能——根系朝着湿润的方向生长、叶脉朝着阳面的方向生长。自由迁徙，应该被视爲最基本的人权，它是最底线的生存权的最基本组成部分。现代人类社会，进入国家时代，尚且没有封闭自由迁徙，并且在特殊时刻无条件开放国际难民的更自由准入。眼下的世界，似乎也只有中国，还在一国之内妄想用户籍制度限制人们往大城市迁徙，这既是对经济和城市化发展规律的无知无畏，也是对基本人权——生存权的巨大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