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非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到风起云涌的埃及民主革命，全世界的眼球都被北非和中东的革命形势所吸引。涉及宗教、地区冲突、世界和平等范围，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
中国人睁大眼睛激动的观看这场骨牌效应的民主革命，幻想着中国民主革命的未来。本周新闻聚焦搜集了大都是旅居和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作家、政治家对北非和中东革命的评论文章，对中国政治局势和未来的民主运动，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尽相同的各种观点。
笔者当然也有观点，尤其是对伊斯兰教国家民主革命可能产生的民粹主义、极端宗教情绪，有强烈的担心。但是，北非和中东革命证明，普世价值不是宗教价值，有些担心或许是多余的。曾经发生过的伊朗革命，产生的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土耳其世俗政权不是靠民意，而是靠军队来维持；阿尔及利亚曾经的民主选举，差点让极端的原教旨极端宗教组织掌权。历史说明了一些担心并非没有根据。
同样是“颜色革命”，发生在前苏联集团国家与这次北非和中东国家有什么不同？有的评论人士提出了与1989年北京的那场学生运动相比较，笔者认为根本没有可比之处。1949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反对独裁、反对一党专制的民众运动，至今在中国也没有形成具有规模和影响力的反对派组织，更没有形成基层工人、农民、市民、中产阶级共同参与的反对派力量。
中国民众如果没有公民意识，不去争取公民权利，就不可能发生真正的民主革命。中国有数千万访民，上访是什么意思，就是相信党和政府能够主持正义，能够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有朝一日，没有了访民，也就是说，人们不再对党和政府抱有幻想，民主革命一定就分娩了。所以，从中国现实看来，发生类似北非和中东国家的民主革命，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政治学者杨建利发表文章：街头的力量——中东民主运动的意义与启示
继突尼斯民众赶走本?阿里后，埃及民众涌向街头，要求执政长达31年的总统穆巴拉克下台，除此之外，抗议者还反对官员腐败，要求民主变革。面对坦克，他们不顾宵禁命令，连续多天通宵抗议，使宵禁命令无法实施。随着运动的发展，抗议人数已达到了几百万人，显示这一抗议是一场广泛参与而具有持续动力的公民运动。
虽然埃及政局仍存在不确定因素，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可以说，埃及民众面对专制和腐败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已经震撼了整个世界，也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民间对于突尼斯和埃及的变局表现出高度关注和支持，但相对于其它地区的颜色革命，许多人对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民众抗议的后果也有些担忧，担忧的主要理由在于，这些国家威权政府的执政者与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维持长期的友好关系，是西方中东政策的盟友，而要求变革的民众背后的政治力量却不清晰，甚至有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的存在，有人担心，变革可能导致这些国家与西方关系的恶化，甚至会造成宗教极端势力上台和恐怖主义的泛滥。
我以为，对于这场波及中东多个国家的变革要求，应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不会简单重复，30多年前伊朗因反腐败而爆发的民众运动转化为极端宗教所控制的一幕不会轻易在目前的中东出现，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今天中东的变革过程中吸取对于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经验财富。
以埃及为例，尽管穆巴拉克领导下的军队和政府长期以来承担着社会世俗化的功能，但是民主化的要求并不等同于民粹主义的极端宗教力量，从宗教信仰来看，今天的埃及民众，除了信仰伊斯兰教之外，也有很多人信仰基督教，在这次的抗议事件中，伊斯兰教信徒和基督教教徒并肩抗争，基督徒们甚至表示，要在伊斯兰教信徒祈祷的时候保护他们。从现场祷告时间的视频和照片来看，抗议人群中虔诚伊斯兰教信徒似乎并不占绝对多数。显然，目前埃及民众的信仰已呈现多样化，穆斯林兄弟会虽然是最大的反对者组织，但远远无法掌控局面，目前反对派推出的谈判代表是长期生活在西方的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穆斯林兄弟会则公开表示全力支持巴拉迪。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世俗化因素的影响，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国家是否仍具有控制社会的能力令人怀疑，这与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的支持率可以一度高达98%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次运动的参与者主力之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阶层，他们中的女性成员甚至早已放弃了传统的伊斯兰装束，抗议最初阶段，抗议者除了反对穆巴拉克长期执政和“传位于子”的倾向之外，还反对腐败、反对高失业率、反对高通胀，这些议题主要是经济性的，并进而以追求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为诉求，而不象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的最初导火索——流亡国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儿子心脏病发作死亡，导致示威活动的开始。
与近年来多数国家的抗议运动一样，埃及抗议活动中，网络和手机短信是抗议者凝聚的主要纽带之一，这是信息时代抗议浪潮容易在短时间内迅速爆发和广泛动员的优势，同时，借助于网络信息传播而发动的抗议活动必然是追求信息自由流通的，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抗议者的开放心态，不会被某一种特定的学说、宣传所控制，而极权政治的前提则是信息垄断，因此，即使存在极端宗教力量，由于他们无法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也就无法在技术上进行信息封锁和垄断。和其它转型国家一样，自由、民主也是这次突尼斯、埃及等国家抗议活动中被公开喊出的口号，他们对民主、自由概念理解相当到位，这是穆斯林国家进一步迈向开放社会的先声。
与伊朗巴列维时代的霍梅尼、阿里?沙里阿提等伊斯兰宗教领袖的高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不同，目前埃及社会缺少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极端宗教领袖。而且，由于经济社会的现实变化，近年来，影响较大的穆斯林兄弟会也在发生变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兄弟会反复声明它属于伊斯兰运动中的温和派，公开表示“我们已和暴力彻底决裂”、“不接受武装圣战”，兄弟会权威思想家甚至表达了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内容以及对西方世界和多党制的赞赏，并学会了灵活处理教义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这都表明穆斯林兄弟会已与1928年班纳创立时有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符合现代社会宗教演变的一般规律，明显已受到世俗化的影响，因此，将穆斯林兄弟会视为宗教极端势力是错误的。（最新消息说，穆斯林兄弟会公开声称不求获得领导地位，只求自由民主政府。）另外，尽管埃及仍有极端秘密组织的存在，但这些组织长期受到压制，人数很少，在一般民众中也缺少支持，不可能成为有效的政治力量。
我们看到，这次抗议活动较好地遵循了非暴力抗争的原则，公民纠察队与军人合作，制止了一些零散的暴力抢劫活动，而且抗议者保持抗议场所的卫生整洁、禁止携带武器者参与示威等做法，也体现了很高的公民素质和责任感，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组织能力之高 ，不亚于其它国家变革过程的表现。
因此，对于这场变革将导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教合一政权的可能，虽然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但在现实中缺少可见的证据，不应成为外界关注和支持这一运动的障碍。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苏联解体后整体国际环境的变化，民主成为唯一可稳定预期的政治方向，在国际上已不存在公开对抗自由、民主、人权的主要国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难以取得有效的国际支持（包括资金、道义、理论等）。
在获得主要反对派的授权后，巴拉迪先生来到开罗解放广场讲话，公开宣称一个民主的埃及不可能不与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他试图用这样的讲话打消外界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担心，促使美国对穆巴拉克施加压力。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艰难而重大的选择。出于冷战、美以关系及反恐的需要，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与作为专制者的盟友保持密切关系，以实现其国际战略。上世纪苏联的著名异议人士、后担任以色列部长的沙兰斯基曾对美国提出，要取得中东的真正和平和以色列的安全，就应该在中东盟国中推行民主价值观，但这一呼吁被淹没在现实政治的短期计算中，今天，面对埃及革命，也许是美国重新思考其建议的时候了。这场外界看似突如其来的中东变革，在其社会内部必有深刻而普遍的原因，作为外部观察者，人们往往只在意政要的言谈和重大国际关系事件，而没有把民众的感受和需求当做一个切实变量，但在自由、民主的本能要求和现代信息交流的便利之下，民众不再是政治话语之外的无声存在，一般来说，这是不容易被重视的力量，但突尼斯、埃及、也门、约旦等国的抗议活动提醒美国，忽视民间力量的存在将导致外交上的被动，也不利于美国维护其作为世界范围内主要民主推动者的形象。西方国家必须意识到，评估一个国家不能只看诸如军队的数量和政府控制财富的多寡，也要看到草根和草根们走上街头的潜在力量、以及这种力量通过自我建设、自我约束以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的能力。我们是否可以设问：如果美国将援助中东盟友的军事开支用于提升当地社会的信息自由流通，是否可以对中东发挥更大和更为积极的作用？在美国的外交关系考虑中，短期的策略性是否可以让位于以民主价值观的推广，促成人类真正的和平与和睦关系，应该成为美国社会深入讨论的话题。
一个难以回避的尖锐问题是：如果穆巴拉克最终用美国援助的武器大规模镇压抗议者，那么，美国将面临难以想象的道德拷问。因此，美国可能将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促使穆巴拉克和平解决冲突。目前埃及军队已表态中立，不干涉和平抗议示威。而目前的对立局面只要以和平手段解决，那就必然是民众的胜利。埃及长期以来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埃及的民主化道路不可逆转。
总之，我对埃及的民主化前景持乐观态度。中东革命的最大可能是开启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潮流，而不是倒退到伊朗式的极端宗教统治。一旦这一判断成真，那么，这一次的突尼斯、埃及之变，就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也给我们以极大地鼓舞和动力，因而，中国民间对于埃及民主运动的热情关注并非偶然。
显然，中东的变革将会影响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在这个信息化时代，空间上的距离已不再是国际连锁反应的障碍。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于这一次的埃及变革极为警觉，很快便实施了网络信息封锁，以避免人们产生对于六四镇压中坦克上街的联想，表现出中国政府对于任何以街头运动为特点的民主政治的恐惧心理。
对我们来说，突尼斯、埃及之变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传递给我们以信心和希望，给我们鼓舞。在抗议开始前，这些中东国家的民众掀起民主浪潮的条件看上去并不比我们更好，首先，考虑到传统宗教文化的因素，对于民主和自由的概念，字面意义上，穆斯林世界的接纳过程甚至比中国更为艰难，其次，与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不同，这些国家的政府是西方国家盟友，民众比我们更难获得西方的理解和帮助，再次，这些国家的法治环境并不比中国具有优势，镇压是严厉的。
但他们迈开了重要的一步，这是他们的历史上罕见而必须迈出的一步，和中国一样，这些国家的公民缺少可以进入议会的代表，也不能自由地在媒体上发言，除了联合起来，他们无法对抗政府，幸运的是，在2011年初，他们成功地联合，并找到了意见表达的空间，那就是城市街头。在这里，他们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并相互帮助，被割裂的原子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力量，这是公民力量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民主化过程中，一般来说，街头抗争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专制者彻底堵死改革道路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是民主运动最为有效的方式，尽管22年前的八九民运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但街头抗争仍是无法逾越的，当我们关注中东的民主运动时，对于街头抗争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应该逐渐展开。
埃及民众的抗争给我们很多启示，下面是一些抛砖引玉的思考：
面对诸多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中共迄今没有展现出开启民主的丝毫诚意，相反却对民间力量采取千方百计的打压。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特权集团已经做出选择，站在了与民主潮流为敌的一边。在这种情况下，街头抗争将成为必须，而如何将民众对于民主的诉求转化为街头政治的实际力量，也就成为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需要思考的问题。
加强非暴力抗争的技术性研究。在这方面，每一个国家的颜色革命都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这样的研究不应是泛泛而谈。作为民主行为理论的研究，我们应该尽量全面、准确地搜集、分析和处理这些国家中街头运动兴起、发展和成功的详细信息，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假设、推演等，避免在街头运动兴起时缺少必要的准备。作为“公民力量”的组织者，我已提议，将在原有非暴力培训的基础之上，于2011年邀请国内外专家和朋友，展开这方面的研讨和培训。
更好地使用互联网等现代化通讯工具。从这次埃及革命的情况来看，互联网已经成为街头运动兴起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专制社会中缺少成熟反对派的缺陷，使“民众大脑的虚拟链接”成为酝酿和开始阶段的革命指挥部，以无形力量化解有形打压。有趣的是，埃及政府在危机面前的断网之举，直接促使了街头抗议规模的扩大，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中国是世界上海外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有广大的海外华侨和世界上最大的海外民主运动力量，一旦中国的街头抗议运动兴起，这些海外华人将会成为国内民众突破信息封锁的重要助力，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国界的分割，使身在海外的人也可以起到促进国内民主运动的作用，我们要注意在这一点上挖掘潜力。
应促使各民主力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团结。民主运动对专制政权的优势是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如果不能达成这一点，那么，所有的设想都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尽管存在各种意见分歧（这是民主的本意之一），但我们应该有一种历史性的自觉，那就是当一场伟大的革命的机会降临时，民间可以进行最低限度的合作和共同行动，在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采取必要的合作，以参与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形成对专制政权的威慑和有效冲击力量。
坚持非暴力原则，争取最大的社会支持。面对接受了镇压命令的军警人员，我们要强调他们的公民身份，并尽力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属于平民阶层但是却为腐败的权贵者火中取栗，被迫站到人民的对立面，要让他们意识到民主事关所有公民的福祉，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要毫不犹豫地坚持非暴力原则，避免各种打砸抢烧的极端行为，树立良好的抗议运动形象，消除观望者的疑虑，另外要提高警惕，防止专制政权派出便衣人员冒充抗议者打砸抢烧，以嫁祸于抗议民众，如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应第一时间予以揭露。
要通过民间压力及正确策略，促使执政集团内部的分化，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为此，民间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呼吁执政集团内部成员顺应历史潮流，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力，及时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民主不分先后，但民主与专制的选择，却是天壤之别，对执政集团内部成员而言，及时顺应民主潮流，既是对社会负责，也是对其个人负责。
最后，我注意到叙利亚总统在突尼斯和埃及之变后的讲话，他说他的时间比穆巴拉克要宽裕，但是如果再不进行改革，任何改革都将太迟，为此，他承诺今年内将推动政治改革：开放市政选举，给予非政府组织更多权力，制定新的传媒法等。尽管我对中共与民间互动不抱指望，但我仍然希望中共高层能够注意到并深思这一谈话所包含的信息。历史是公平的，不会留给专制者无限的机会。在成功之前，追求民主的斗争不会停止，而对执政者来说，一旦错失机会，也就再无选择。
中国人对于民主的期望已经太久，我们不能低估困难，仍要有持久的心理准备，民主运动的启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难以预测直接的引发点和启动的时间，但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再次爆发大规模街头民主运动的苗头，所以，对未来我们需要有各种准备，并加倍努力，促使民主革命的早日到来。
辛亥百年到来之际，以此与各位朋友共勉。
2011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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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梁京发表文章：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何时发生？
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具有全球意义，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借助网络技术而获得成功的政治革命。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成功立即就在阿拉伯世界引发了巨大的“蝴蝶效应”。现在，全世界都密切关注着埃及。不论埃及的“茉莉花革命”能否成功，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网络技术使政治游戏发生了不利于专制的重大变化，21世纪的世界迎来了“茉莉花革命”时代。
中国对“茉莉花革命”的关注程度，决不会逊于任何国家。虽然当权者与网民的立场截然不同，但每个人心中想到的是同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也发生“茉莉花革命”？其实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对中国已经没有意义，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何时发生？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更可能发生？
我相信胡锦涛对中东“茉莉花革命”浪潮的反应是紧张的，但也有几分庆幸，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有机会阻止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在自己任期内发生，但接班的习近平和太子党们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对习近平和中共太子党来说，他们对自己面对的形势的估计显然将更加严峻。中共高层围绕十八大的权力斗争将不仅仅是权力的分配问题，而且将更多地受到如何防止中国发生政治革命这一紧迫问题的分歧的影响。
胡锦涛和温家宝虽然时间不多了，但他们还有足够的力量造成一种习近平和太子党并不愿意看见的政治形势，从而增加中国在近期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近来的一系列言行，尤其是他亲自接见访民的非常之举，已经明显地说明中共高层在政治改革这一关键问题上发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温家宝打破高层政治游戏的规则，直接诉诸民意，向胡锦涛和太子党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加速政治改革。
现在看来，温家宝与胡锦涛有很大的不同。胡锦涛对自己能够混到权力顶峰，已经志得意满，不在乎世人和历史对自己如何评价，而温家宝则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他不愿意后人把他的名字和昏庸无能的胡锦涛联系在一起，而想为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作最后一搏。不论这种想法是出于私心、公心还是“野心”，温的这种动向已经引起一种复杂的政治局面，而中东的“茉莉花革命”浪潮的爆发，很可能会把这种局面更加复杂化。温家宝已经向民间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他将会从中共高层内部与民间力量配合，全力推动政治改革。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温究竟有多大的政治实力？他能否与民间支持政治改革的力量形成一种有效的互动？温家宝直接诉诸民意的支持，说明他的政治实力不足以在内部推动政治改革，但是，他的各种越轨言行，说明他认识到了对手的两难困境：如果把温家宝搞掉，那么就完全暴露了中共高层的分歧，并起到动员民间力量支持温家宝的作用，如果让温家宝继续自行其是，他就有机会继续争取民间力量的支持。总之，只要温家宝下定决心斗争到底，他就能够以一人之力造成一种胡锦涛和太子党都无法完全掌控的局面。
温家宝的斗争还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并不支持太子党的“重庆模式”，否则的话，他完全有机会对重庆模式表态，站在薄熙来一边。这个事实在当下的中国意义重大，因为很多人对薄熙来回到毛泽东文革的那一套十分反感，对太子党全面掌权后重归“红色恐怖”的危险深感忧虑。
如果温的斗争得到抵制“重庆模式”的地方和民间势力的支持，就有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政治平衡。这种平衡将有利于阻止中共专制的维护者对网络传媒的全面封禁，因而有利于中国的“茉莉花革命”。
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专制解体的过程告诉我们，只要政治领导人敢于担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转型完全可以避免大规模流血冲突。网络技术带来的信息革命，更是减少了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机会。事实证明，很难指望中共会主动改革来避免一场政治革命，但在外来影响的冲击下，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使一场“茉莉花革命”已经出现了非常现实的可能。
▲法国时政评论人士张伦发表文章：从突尼斯、埃及的变革看中国的维稳
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迫使总统下台
新年伊始，一场“茉莉花革命”震撼世界；突尼斯人用自己的勇气、奋斗与牺牲，向世人表明那种“文化决定民主论”的局限，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是普世的，也揭示出“经济发展至上主义”的遗患。最近，埃及人持续多天的抗议，将这场“阿拉伯的春天”运动推上一个新的高潮，统治埃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政权的结束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一系列事件，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政治和文化精英还是对西方世界影响都极其深远。从中国网民的热议，到阿拉伯世界其它国家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风潮，再到西方对以往对阿拉伯世界政策的检讨都可为一证。地缘和国际政治在二十一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发生了重大变动。
统治者高估自己
这些事件及后续，可思考和观察的内容很多，但其中让笔者再一次非常感叹的事情之一就是：专制者们永远是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低估人民的勇气；他们那种与人民的疏离、自大和愚蠢、应对手段几乎都是如出一辙，惊人地相似。
以突尼斯来看，从１２月１７日布•阿齐兹自焚社会风潮兴起，突尼斯官方反应的三部曲就是：一，栽赃诬陷——“境外少数极端对分子蛊惑、阴谋”“ 极少部分极端分子试图摧毁国家的稳定”（读者不要误会，此处不是牵强，都是按笔者听到和看到的报道直译而来），二，镇压、拖延、收买——官方出动大批警力镇压的同时，本•阿里竟然在出逃前两天的最后一次电视讲话里还在声称要在几年内创造“３０万个就业机会”试图以此平息人们的愤怒。迷信经济至上和人民的感受隔离到此程度，也就难免不被人民赶下台了。三，携财外逃——在本•阿里出逃前几天，加拿大电台已经报道他的三个女儿已经逃往加拿大。从菲律宾马科斯到伊朗国王巴列维，这种剧本都曾一再上演过，但最让人吃惊的是，且不说穆巴拉克应对抗议的一些举措，就是其最近一次宣布改革政府、不再连任但到任期前绝不下台的电视讲话，也和本•阿里出逃前的最后一次电视讲话几乎毫无二致。
统治者才是社会不稳的根源
长期以来，突尼斯这位非洲发展之星，西方一些短视政客和商人眼中的模范，一方面政治上实行高压，另一方面是经济上的ＧＤＰ 主义，经济连续多年持续增长，社会维持表面上的稳定，但一党独裁，裙带盛行，贪污成风，官吏横暴，言论禁锢，社会不公，终于酿成此次社会风暴。
埃及是中东最大的国家也是西方在该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外为维持与以色列、伊朗、巴勒斯坦的地缘均衡和和平，内为压制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增长，借助外援和政治专断维持了三十年稳定的体制，在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不断增长的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的冲击下，因压抑久蓄的社会矛盾的爆发而终于解体。
不论突尼斯和埃及是否最终会建成一个稳定、成熟的民主政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人们已经彻底唾弃了前体制，未来取决于历史的机缘也取决于这些国家的人们和国际社会如何智慧地处理历史遗留和面对新的挑战。
这些国家的巨变再次证明一个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的道理：人民其实是最希望稳定，从来都是官逼民反。统治者常常把消除社会不稳作为其政治的首要任务和维护其统治的口实，但恰恰是统治者才是社会不稳的根源。压制的维稳只会造成的更大的不稳。
中国的维稳与不稳
无须讳言， 这些事变带给中国的启示应该是众多的，这里只讲中国的维稳体制问题。“维稳”作为具有专门意含的词汇是近几年的事，但官方在中国社会和政治出现危机时就呼吁“维护社会稳定”的历史却由来已久，不过以往多半是短期的，一旦危机渡过，便放下话题不提。之所以今日“维稳”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常用词，维稳成为体制运作的常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管治危机、政权的合法性危机的严重。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制度本身应该是具有稳定性也能够提供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的，但一个制度以相当大的资源和人力来从事所谓的维稳工作本身证明，这个制度已经失去正常的应该具有的保证社会稳定的功效。说到底，中国现存的维权体制不外乎是建诸于在两种思路和两种手段之上，就是 “撒钱”和“严打”；“人民内部问题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问题按对敌方式解决”，“胡萝卜与大棒”并行，同时靠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机会和资源来吸纳一部分矛盾，并辅助以一些重大事件如奥运等进行社会动员，转移、稀释、平抑某些社会不满。
这种体制和手段在过去些年是有其效果的，也是造成中国现状能维系到今天的原因。但最近几年急剧增加的社会冲突，包括官方不断升到升高的维稳呼吁本身都透入一个信息，这样一个维稳体制已经快走到尽头。
恶性循环
且不说不断快速增长的几与军费相当的5000多亿的巨额维稳经费不可能长久持续，而最糟糕的是这种维稳体制本身造成的不稳因素正在超出其能够平抑的不稳因素。一方面，是中央需要的稳定，“零指标”“一票决”定官员命运；另一方面，是缺乏制度约束下的地方利益扩张以及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缺失下的维稳刚性需求，卖地成为一个必然的捷径：09年是1，6 万亿，增60%, 去年2，7万亿，增70% 。
可以想见，这背后又可能造成了多少强制拆迁冤案。许多专家提到的其中大量资金去向不明，但我们也可以肯定有相当部分用于维稳。从中央到地方，近年各级维稳经费几乎都在以双位数在增长。而一些得到维稳好处、靠维稳吃饭的官员警力甚至黑恶势力自然也都乐见这样一个局面持续，而有意无意造成各种需要维稳现象不稳定现象。一个恶性循环已经形成。
短线维稳与长治久安
现代社会的利益多元和现代文明的变动不居的等特征都需要一种能回应人们利益多元表达、具有不断更新调整机制的制度。这种短线的维稳只可维系暂时的虚假升平，但终为饮鸠止渴，非长治久安之道。一旦中国的经济因各种原因放缓，或因生态、社会等事件诱发，长期靠得过且过的这种维稳体制压抑的矛盾会像岩浆般喷发，这对国人，对国家的命运甚至对统治集团本身都不是件好事。不堪回首，小楼昨夜月明中，逃往沙特的本•阿里今日岂不要悔之晚矣？平日高唱和谐，践踏民众，贪图权柄想万世一系，民众抗议大潮涌起才想起改革，更换政府惩治腐败，人民又岂可甘受戏弄？今日如此，何必当初！
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冲击下，从阿尔及利亚到也门、叙利亚到处阿拉伯领导人在忙着更换政府，回应社会压力，称“可转圜的时间不多了”。
而中国呢？历史会给中国多少时间？在这新春之际，我们还是要以最深的诚意，祝愿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能够终获自由和尊严，少受损失，和平转型；更祝福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能真正享有梦寐以求的自由富裕和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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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何清涟发表文章：突尼斯革命缘于民众权利意识觉醒
对西方世界来说，突尼斯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实属不期而至。根据西方媒体的解说，导致这场革命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经济困难导致的高失业率、腐败、总统本?阿里的独裁。这只革命“蝴蝶”扇动的风不止吹皱了埃及等非洲国家的一塘春水，远在亚洲的中国对这场革命的反应更是异乎寻常地强烈，只是在朝在野观察这场革命的角度完全不同。
发展经济并非建构政治合法性之途
先说中国民间社会的反应。此次突尼斯革命的导火线是一个小贩（身份是失业大学生）自焚。而中国人这几年面对因各种原因而自焚的同胞几乎陷入麻木状态，失业率高达27%，远高于突尼斯的13.1%。面对突尼斯革命，渴望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所思所想的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同类事件在中国屡屡发生，却无法引发这样一场革命？中国什么时候才有发生这种革命的可能？
对于中国当局及其智囊群体而言，他们考虑的方向正好与民间社会相反。因为突尼斯革命证明中共过去30年深信不疑的“真理”——“只要保持经济发展，就能维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成了谬误。因为按国际社会各种相关的经济社会指标体系的测评，突尼斯在不少方面优于中国。且看：
突尼斯经济发展成就被誉为“突尼斯奇迹”。与中国一样，本?阿里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姿态，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每年GDP增长保持在5%左右。2007年达沃斯论坛曾把突尼斯评为经济上最具竞争力的非洲国家，领先于南非。目前，突尼斯的人均收入大约有4000美元（中国约为3600美元）。
2009-2010年度世界经济竞争力论坛年报显示，在经济竞争力、抵御金融危机、通讯和信息技术促进和生活质量改善等方面，突尼斯在133个国家排名中名列非洲第1、世界第40。《经济学人》杂志通过对收入分配、地区差异、行政机构状况、社会安定以及民主等基本标准的评估，列出世界各国政局排名榜，在165个国家中，突尼斯位居世界第32位、阿拉伯国家中第5 位和非洲国家中第2位。从廉洁度来说，根据透明国际2010年最新排名，突尼斯全球排名第59位，属于还算廉洁的国家。中国同年列在第78名。
突尼斯比较注重民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行对基本食品物价补帖的社会福利政策，90年代后改为缩小补贴范围，减少补贴费用，分期提高基本食品价格，但保护困难户和低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2001年全国78％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74％的居民享受医疗保险，8％的居民持有免费医疗证。2006年，社会保障覆盖率达90.4%。据突尼斯政府网站介绍：大约3/4的突尼斯人自认为是中等阶层（有趣的是中国各阶层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约80%的突尼斯家庭拥有自购住宅，贫困率下降到了4%，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5％左右。
突尼斯还实行9年一贯制免费教育，大学入学率为31.7％。与中国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等新三座大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并为高通胀所苦的状况相比，突尼斯人民的痛苦似乎相对要低得多。
革命的爆发缘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从政治经济状况来看，突尼斯的模式与蒋经国时期的台湾有点相似，政治统治属于威权统治模式。统治者希望通过经济高速增长来构筑政治合法性（称为“面包契约”），1957年结束法国殖民统治成立突尼斯共和国之后，布尔吉巴先成为第一任总统，继而成为终身总统。现任总统本?阿里自1987年接任总统之后，其所在的宪政民主联盟获全部议席，成为永久性的执政党，本?阿里为使自己成为该国永久的执政者，不断修改宪法，取消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并将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上限增至75岁。这些当然都是迷恋权力的本?阿里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规定。
但本阿里除了留恋权力之外，在有些方面还比较开明，他与中共统治者最大的不同是没采取意识形态教育与控制媒体的愚民政策。自1987年以Change为口号登台执政之后，除了追求经济发展之外，他还将捍卫人权、扩大民主作为优先的执政目标，1993年设立“总统人权奖”来激励人权事业。本?阿里扩大了宪法委员会的权限以监督总统和立法机构选举，还将立法机构的一院制改为两院制；他宣布废除了多项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法令，允许私人经营报刊与电视台；突尼斯民众可以通过因特网、卫星电视和外国报刊接触外部资讯；他还废除了“诽谤公共权威罪”，允许多党制，欢迎在野党参与政治讨论和政治竞争，政府甚至为反对党的正常活动提供资助。2009年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在众议院的议席是161席，其余7个在野党为53席；他支持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允许工人罢工。2009年，本?阿里以接近90%的得票率连任总统，任期到2014年。
本?阿里这些举措无疑都有助于提高突尼斯国民的素质（而中国政府则热衷于通过意识形态教育愚民），随着受教育人群的增多，突尼斯人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人们认识到了本?阿里威权统治极不光彩的一面：第一，突尼斯从未经历通过投票箱转移权力的过程，1987年，本阿里将“终身总统”布尔吉巴赶下台，宣布突尼斯再也不需要终身总统，还用宪法规定每任五年，最多只能连任两届。但此后本?阿里却食言而肥，通过修改宪法等各种手段让自己盘踞总统宝座长达23年，直至最近被赶下台。第二，与所有的威权型统治者一样，本?阿里长期执政所享有的特权使其家族垄断了许多社会公共资源。几乎所有的报道都谈到本?阿里家族掌控国家经济，第一夫人穷奢极欲，人们将其比之为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腐败劣迹。第三，“面包契约”让人民满足于经济上的小康或者富足，但政治上处于无权的状态不能成为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突尼斯中等阶层在政治上普遍希望对社会公共资源及时进行调整，对本?阿里的政治专断和长期执政日益不满，倾向于建立竞争型、轮替型的民主政治生态。
可以说，与其说突尼斯这场“茉莉花革命”源于经济危机或发展困境，不如说缘于突尼斯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对政治变革的诉求。
与历史上多次汲取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教训一样，中国当局当然会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中吸取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应该是认识到发展经济不能构筑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但吸取教训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仅仅从本党利益出发考虑，继续剥夺民众的生存权以自奉，同时堵塞社会利益诉求管道，加大维稳力度，任由高压锅的蒸汽继续膨胀；二是从中国的前途与民众利益出发考虑，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搭建制度平台，在合适的时候开放报禁与党禁，实现社会的和平转型。
胡锦涛此次访美，特别提出“美中关系四要点”，其中包含“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以此观之，中共只可能从本党执政权出发考虑利弊得失。剩下的两个问题就是：天价维稳的局面还能撑多久？中共统治结束后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
▲专栏作家曹长青发表文章：埃及革命与中国天安门运动比较
目前埃及的这场历时已一周的大规模街头抗议运动，引起了全世界关注。它再次让人们想起二十年前中国那场轰轰烈烈的天安门运动。同样是大众要求民主改革的运动，埃及和中国有相同性，但也呈现出不同的景观。这种“不同”，很值得中国人思考。
第一个，口号目标不同。
埃及的示威民众，喊出的口号很清楚，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当权者穆巴拉克下台！这个口号和目标没有任何的含糊、温吞之意。而在当时的中国，天安门运动的主导者，既没有要求中国掌权者邓小平下台（真退休），更没有把它作为运动的目标。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反腐败”。而这种口号目标，非常抽象笼统，缺乏具体实现的标准。
而且，由于运动从一开始就目标很低，高压之下目标就越来越低，而最后的要求则可谓卑微了：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请不要“秋后算帐”。就别提最早的长时间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递交请愿书等自践举动了。
天安门运动之所以诉求相当低，首先是出于对共产党专制缺乏实质性了解，不明白这个道理：独裁政权不结束，“反腐败”不仅不可能，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要求。正由于这样的前提，所以运动从一开始就抱着“对政府好”的前提，摆出“进谏”的姿态，而不是从争取人民的权利这个角度出发，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其实那场运动，从那个下跪请求的举动开始，就已经定了调了。
但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学生，而在知识分子；其次是受多年“第二种忠诚”之类的影响，被框在了“党内改革”这个紧箍咒中，从来不敢，也不懂得：必须从根本上挑战共产专制。“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不仅当年，即使今天，仍把中国知识分子们吓死了！
当时广场上的知识分子代表性人物、改革派的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等，在运动后期发表了《五一七宣言》，指出邓小平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等于是呼吁中国应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但这种真话和直言，被不少知识分子批评抱怨，认为是激怒了邓小平，导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但从后来的资料看出，早在严家祺发表《五一七宣言》之前，邓小平就已调动军队要镇压。
更可悲的是，直到六四镇压之后，人们喊出的最响亮的声音是：李鹏下台，李鹏是屠夫。可有谁不知道是邓小平掌权呢？
第二个，参与的人员不同。
埃及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有各个阶层人士参加的，而不是任何单一组织或群体。而中国的天安门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学生领导的。正因为学生从一开始就只提出反腐败，没有挑战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意愿，所以他们强调学生的“纯洁性”，不欢迎其他阶层的人加入。而其他阶层也“自觉”地和学生保持距离，一是怕被指控为运动的“黑手”（诸如方励之等），二是也怕破坏学生运动的所谓纯洁性，导致政府“秋后算帐”。
而真正反抗独裁的运动，应该是首先挑战独裁者的合法性，要求独裁者下台。在这样的宗旨和目标下，自然是越多的人参加越好。而且运动的领导者不可能是既没有理论基础，又没有反抗专制历史的年轻学生。学生的年轻，自然导致运动的不成熟。八九民运后期，虽然已经形成了全国各界人士都加入的浩大阵势，但学生主导的情形持续到最后。
第三个，都没有“见好就收”。
在中国八九民运时，有人提出什么“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所谓民运策略。但这种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根本没有操作的任何可能性，不仅在八九民运中没法实践，今天在埃及仍完全不可能。如果埃及民众按照这种所谓策略，在刚有小好（穆巴拉克前几天已经宣布九月下台，不再连任）的时候就“收”，那不失掉了后来的比较大的“好”了吗？所谓“好、坏”，是个抽象概念，没有具体的、可以衡量的标准，人的天性和常态也是“见好更上，见坏就撤”。
埃及这次街头抗议运动，不仅没有“见好就收”，而是一再升级。和中国八九民运不同的是，抗议民众从一开始直到今天，都坚持这个信念：埃及需要民主改革，首先穆巴拉克应该下台！他们把这个“好”定得非常清晰、明确。
第四个，没有“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我们没有敌人”的高调。
中国八九民运自始至终，都是和平请愿形式，既没有“非理性”，更没有暴力。但就是有要作秀的人，高喊什么“和平，理性，非暴力”。在当时中国压根不存在“民间暴力”的情况下，高喊这种口号，就等于是把任何挑战政权合法性的言行，都自然划入“非理性”和“暴力”。像“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和往毛泽东像上泼墨的举动等，不仅立刻遭到排斥和阻止，甚至连人都被学生押送给警察了。
今天，在埃及的街头抗议示威运动中，没有领导者或什么文化名人，出来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常识，不能呼喊制止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即使在埃及的抗议示威中，出现烧车辆，砸商店，甚至抢劫博物馆文物等违法行为，但也没有组织者喊这种口号，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行为，是偶然的，不是常态；是个别人的，不是多数更不是全体参与者的行为。现在需要的是更多人站出来，需要的是勇气，而不是用这种虚无缥缈的口号，把人们吓住。
正因为埃及反抗者们清楚，独裁是民主的敌人，所以他们的目的是战胜敌人，而不是“没有敌人”，更没有人唱“我们没有敌人”的高调，做“宽容大度”的“高级秀”。在中国是，“没有敌人”的高级秀做完了，迎来的是杀头。
更可悲的是，已经杀了，二十年后，今天还在继续杀，但还有那么多人跟着合唱“我没有敌人”。中国异议人士们，准备把“高级秀”做到什么时候呢？更令人摇头的是，在中国的大年初一，眼睁睁地看着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成功、看着埃及人民那么明确地要求独裁者下台、官方武力丝毫没让他们改变初衷的情况下，中国又一批人签署请求中共修改宪法的《零八宪章》，这也太可怜、太掉价了吧？中国人好像被“巫”在了请求皇上改革的状子里了。
埃及的这场人民反抗运动，即使不能获得突尼斯的“茉莉革命”那样的立即民主成果，但也绝不会像中国的八九民运那样，最后仍然是共产党统治，仍是政府暴力，而是会像埃及异议作家阿默（Kareem Amer）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标题所说：“埃及永远不会再依旧”（Egypt Will Never Be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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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龚小夏发表文章：专制、动乱、稳定
在美国政府明确地表示希望穆巴拉克离去之后，这位统治埃及的强人对美国ABC的记者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表示，自己在公众生活中已经过了六十二年，很希望离开。但是，“如果我今天辞职，就会出现混乱。”穆巴拉克还透露，他对奥巴马总统说：“你不了解埃及的文化，所以不清楚如果我现在就下台会出现什么情况。”他警告说，如果他一走了之，美国人担心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就有可能夺取政权。
中国人听到这番话，大概都会感到有点耳熟。1989年的邓小平说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而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这番话也被掌握着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重复了无数回。每当有人提出政治社会改革的要求时，政府就会强调说，只有共产党能够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动乱，人民就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其实，这种说法也算是古来有之。当年被人骂为“汉贼” 的曹操就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可悲的是，无论是穆巴拉克还是邓小平还是曹操，他们说的话恐怕不见得错。那些长期被少数人把持政权的国家一旦出现了权力真空，动乱甚至流血和战争都不容易避免。在这个过程中，受害最深的必定是普通民众，亦即古人所说的“乱离人不如太平犬”。以这种乱离的前景来要挟国家与世界，拒绝民主化，拒绝改革，拒绝放手权力，是所有专制者的拿手好戏。而像埃及与中国这些具有重要历史与现实地位的国家里，这种要挟总是非常有效。想到整个中东地区的混乱，想到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动荡，整个世界都会感到不寒而栗。许多人宁可选择稳定的专制，而不希望出现无序的民主。
然而不幸的是，专制政权所能提供的太平永远是表面的、暂时的。没有安全阀门的高压政治最后结局，往往是被迫沉默的人民在愤怒中爆发。而由于社会缺乏有机的组织力量——比如能够发出各种不同声音的在野党以及独立媒体——，这样的爆发具有惊人的破坏力。在今天这种全球化的环境下，不仅本地的人民受害，而且世界各国都会遭受池鱼之殃。新的专制者在这种情况下又再次成为可能。
专制的悲剧成为专制的通行证，这真是现代的悲哀。
▲专栏作家陈破空发表文章：突尼斯巨变，拥抱普世价值
1月14日，74岁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突然丢弃大权，出逃沙特阿拉伯，结束其长达23年的独裁统治。震动世界。本•阿里倒台的背景，是突尼斯长达近一个月的民众抗议与示威。
小摊贩推翻大独裁者
事件起因，要追溯到该国中部城市西迪布济德一名26岁的失业大学生。因为找不到工作，他决定以贩卖水果蔬菜谋生，却因\”没有执照\”而遭到城市警察（相当于中国城管）殴打并没收推车。该大学生向市政府申诉，被拒绝。12月17日，这名愤怒而绝望的大学生，就在市政府前，将一罐汽油浇到自己身上，点火自焚。
消息传开，民众震怒。尤其当该大学生全身着火的画面传遍互联网，群情激愤。次日，西迪布济德市爆发抗议高失业和高物价的民众示威。 两周后，那名自焚的大学生不治身亡，1月5日，五千人跟随他的棺木，游行到墓地。
1月8日至10日，又有多人点火自焚或触电自杀。突尼斯唯一工会－\”劳动者总联盟\”宣布，支持民众诉求。抗议活动蔓延全国多个城市。
抗议事件一发生，作为阿拉伯世界在位时间最长之一的独裁者，本•阿里本能的反应，就是镇压。他指责抗议民众\”被反对派利用\”、\”一小撮极端分子和煽动民心者，不顾他人和国家利益，制造街头暴乱……\”下令封锁媒体和互联网。命令警方出动，逮捕数十名示威者。
随即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警方向抗议民众开枪，开始有平民死亡。突尼斯人愈加激愤。到1月11日，冲突蔓延到首都突尼斯城，学校停课，大批学生加入示威行列。继续有平民遭警方射杀。大学生筑起街垒，与警察对抗。
眼看事态扩大，本•阿里转而做出妥协姿态。先是下令警察停止开枪。随后将主导镇压的内政部长革职。稍后，表态2014年任期届满后，不谋求连任，承诺启动民主改革。反对派对此表示欢迎，但民众并不满意，要求本•阿里下台。
1月14日，是突尼斯历史上关键的一天。五千民众占据首都主干道。下午，突尼斯驻联合国大使向本•阿里提交辞呈，\”恳求总统停止血腥镇压\”。本•阿里宣布解散内阁，将民主选举提前到6个月后。民众依然不买账。警察用催泪瓦斯驱散聚集在政府门前的人群。军队和坦克就位。5点，当局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禁止3人以上集体外出。然而，突尼斯人不畏武力，不顾禁令，男女老少都走上首都街头。局势失控。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傍晚，总统本•阿里突然携眷逃亡，出走沙特阿拉伯。民众欢呼胜利。
独裁者被颜色革命推翻，这在阿拉伯世界，还是头一遭。因突尼斯国花是茉莉花，这场民变，史称\”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
维基解密，曝光第一家族腐败
又被称为首次\”维基泄密革命\”。原来，上个月，维基泄密公开美国国务院2009年6月的外交机密电文。关于突尼斯部分。电文将该国总统家族比喻为黑手党，\”权力核心贪污日趋严重，\”操控全国经济。尤其第一夫人，大肆敛财，垄断房地产和家具业，\”在建造一所贵族学校时曾大赚一笔。\”
其中一份电文描述：\”在本??阿里女婿的豪宅里举办了一次宴会。罗马时期的文物随处可见；客人们享用着用私人飞机从法国南部小镇空运来的酸奶；一只宠物老虎在花园里漫游。\”这些内容，通过互联网，尤其脸书（Facebook），在突尼斯广为流传，助长了民众的反抗情绪。
示威中，出现抢掠现象。针对之一，就是总统家族生意。由本•阿里家族分销的起亚、保时捷和菲亚特等牌子的轿车，成为袭击目标；由本•阿里女婿创办的一家银行的分行被烧毁；本•阿里的一处豪华住所遭到洗劫；连合伙经营生意、几乎就要出任地区行政首长的第一夫人侄子，也在混乱中被杀身亡。
关键转折点：军队倒戈
位于北非的突尼斯，人口一千余万。此次抗议示威，规模并不算太大，少则数十人，多则数千人。按说，政府军警完全可以对付。关键转折，是军队倒戈。
14日当天，军队站到示威民众一边，与效忠本•阿里的总统卫队交火，并逮捕本•阿里众多亲信和大批政府高级官员。本•阿里眼看大势不妙，才匆忙弃权出逃。本•阿里手下还负隅顽抗，但军队逐渐控制局势，最后还逮捕了本•阿里的卫队长，罪名是\”涉及危害国家安全阴谋\”。
之后，突尼斯国内发生一系列变迁：总理宣布代理总统职务，但随后被宪法法院裁定违法，改由国会议长代理；在民众要求下，国会议长和总理双双退出原执政党；国会议长责成总理组成临时联合政府，反对党成员入阁，流亡人士归国；民众反对任何原执政党成员留任，包括那名总理，临时政府仍然面临解散危机。可幸的是，突尼斯已经决定在60天内，举行大选。这个新兴民主国家之路，终将步上正轨。
经济增长，不保政权稳定
在本•阿里统治时期，突尼斯经济快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GDP）每年增幅达5%，被称为\”突尼斯奇迹\”，得到了许多欧洲国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赞赏。2007年，突尼斯被\”达沃斯论坛\”评为\”最具经济竞争力的非洲国家\”，领先南非。
但，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在本•阿里的铁腕独裁下，突尼斯公民缺乏基本自由，反对派人士被关押或流亡，警察监视、媒体与网络审查制度无处不在。不受监督的政府，则腐败泛滥，\”吞噬国家预算\”。最终激起民怨。
中共曾盛赞\”突尼斯模式\”。2004年，中共官方喉舌《光明日报》发表题为\”本??阿里缘何高票当选连任\”的评述，欣然写道：\”本??阿里在政治体制问题上，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注重把政治民主进程与国情结合。\”
\”突尼斯模式\”最终破产，证明：单纯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政权稳定。此事发生在胡锦涛访美前夕，使他在启程前的一番说词显得苍白无力：\”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已经证明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是成功的……\”
阿拉伯首起颜色革命，或带动\”骨牌效应\”？
突尼斯变天，是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第一起颜色革命。直接挑战了之前各阿拉伯独裁者们所标榜的\”伊斯兰特色\”，他们并以此作为拒绝普世价值的挡箭牌。突尼斯人民热烈拥抱普世价值，震撼了各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
在各阿拉伯国家，人权分子公开欢庆本•阿里的倒台，期待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发生类似演变。继突尼斯之后，在埃及、约旦、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也先后发生自焚事件，似乎是一种征兆：多米诺骨牌效应或指日可待？
在埃及，有人在互联网上对该国82岁的独裁者穆巴拉克总统喊道：\”飞机已经准备好，收拾包袱走人吧！\”还有埃及网民专门设计脸书，取名\”给每位（阿拉伯）当权者准备一架飞机的计划\”。（随后，埃及果然发生大规模民众示威，要求穆巴拉克下台。）
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斯兰文化\”、\”突尼斯模式\”，不堪抵挡以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那么，最世俗化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一党专政），又如何能抵挡节节取胜的普世价值？众多中国网民对突尼斯变天的兴奋留言，已经流露心曲，在他们看来，最需要\”准备飞机走人\”的，莫过于专制成性、腐败成习的中南海统治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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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胡少江发表文章：中东教诲中国
一个多月以来，由普通民众自发掀起的民主革命的浪潮转眼间席卷中东地区。在全世界的注视中，统治突尼斯二十三年之久的本阿里总统仓皇出走；统治埃及三十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总统被迫宣布在今年九月放弃总统职务，并且公开保证正在准备接班的儿子也不会成为新总统；约旦国王则解散了内阁，并要求新内阁加速与反对派对话和施行政治改革；也门、叙利亚等国也都爆发了数十年不见的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
在中东，威权统治被不少人视为理所当然；但是，这个“理”正在随着一个个政治强人被人民踢下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一个政治文明的新世纪正在中东开始！
中东街头的革命狂潮、尤其是埃及解放广场上抗议民众与军人和坦克车对垒的画面无疑让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回忆起一个相似的场景，那就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我相信，此时此刻的中国人也正在注视着中东街头所发生的一切。
只要看看中国官方媒体对中东民主革命的负面报道和政府在互联网上对这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讯息的严厉屏蔽，就不难知道北京统治者们对这场万里之外的革命是何等的恐惧。是的，中南海有理由恐惧，因为中东地区威权主义的崩盘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开启不仅意味着北京反对民主、压制人权的做法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孤立，更意味着他的那一套否认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的“发展中国家特殊论”再一次被证伪。
中东正在教诲中国！那些些傲慢的中国官方知识分子一定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经济蒸蒸日上，中国的国力日益增强，何以会沦为被那些中东小国来教诲？其实不然。埃及和突尼斯的经济快速增长正是在穆巴拉克和本阿里的任期内实现的。二零一零年，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埃及、突尼斯的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大体相当，其中突尼斯海要高于中国近百分之三十左右。但是这些并不能给他们的统治带来合法性。
过去三年，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固然有不少问题，但是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仍然实现了可观的经济增长，其中埃及过去三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七点二、四点六和五点三，而突尼斯则为百分之四点六、三和三点四；即使是普遍被诟病的失业问题，假如将失业的农村人口包括在内，中国真正的失业率则要大大高于这两个国家；而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这两个国家的基尼指数都低于中国。换言之，中国的社会不公要高于这两个国家。
中东革命说明，经济增长是一个现代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但它绝对不是充分条件。只要没有现代政治文明，社会的稳定就不可能是一个公正的稳定，也决不会是一个持久的稳定。
中国的一些巧言令色的知识分子曾经将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内核的自由、民主、法治说成妨碍经济增长的洪水猛兽。这一招失败后他们又用玄而又玄地将民主、自由说成是无法实现的空想、是食之无味的鸡肋。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配合官方，在中国的大地上狙击现代政治文明。中东革命的浪潮告诉他们，这一切必将徒劳，人民追求现代政治文明得意志最终不可阻挡。
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用不着通过高深的理论去探讨什么是现代政治文明，只需要常识即可。现代政治文明不同于历史上的政治文明、不同与任何现代的“政治不文明”之处就在于：在这个文明中，人民有思想自由，有和平地表达思想的自由。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准，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基督教、穆斯林或任何其他宗教或市俗社会，概莫能外！
任何害怕人民自由思想及自由和平表达思想的政权、政治和宗教组织都是邪恶的；任何禁止人民自由思想和和平表达的社会都决不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任何的不文明社会都是不可能长期稳定的。中东如此，中国也一定如此！这就是中东对中国的教诲！
▲专栏作家寒山发表文章：北非革命和中国民主化的未来
近来北非突尼斯和埃及反对独裁政权的大众民主化运动的突发性进展和成功，很自然地使得中外观察家把它们和中国民主化的前景联系起来，作为中 国民主化的一个参考。从国际大背景来看，中国的民主化横跨了冷战后两个民主化的浪潮。第一个是前苏联共产党阵营的瓦解，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今天的 越南看来还在步履蹒跚地实现政治改革；另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独裁政权的危机，包括当前的埃及和突尼斯，还有非洲一些和中国有密切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国家如赞比亚和苏丹，也有中国的近邻缅甸，北朝鲜和远在拉美的古巴和委内瑞拉。
中国在这两波民主化浪潮中有它的角色和地位。在前一波民主化中，中国首先通过经济改革转移了对政治改革的压力，然后用所谓国力的增长和政治的稳定来反衬被它夸大甚至捏造的所谓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危机，从而论证自己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的正确性，基本上度过了那个危机，虽然留下了 沉重的负担。面对后一波浪潮，中共输出所谓中国特色，即不惜环境和社会公平的代价发展经济，向那些独裁国家作出示范，同时向它们当中的一些提供经济援助， 发展经济关系，用经济扶持独裁政治，在国际上建立和维持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小环境。中共的这一套对策，在一定时间内确实收到了效果。
近来北非的巨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个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小环境很可能很快将成为历史，中国的一党专制在国际上将更加引人注目，在道义上成为众矢之的。
但北非国家的政治突变和中国的现实之间极其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例如在突尼斯和埃及，政治反抗运动的直接目标都很明确和有限，是某个领导人的去留，而军队虽然接到镇压的命令却决定保持中立。但在中国，后89政治民主化的诉求始终是一党专制的问题，而不是某个领导人或者派别的去留，不是人民和某 个家族的恩怨。中共的整个精英阶级在各个层次上都有一个寡头集团和派生出来的利益集团，因此任何要求民主化的社会运动，其诉求都更为广泛和复杂。
在突尼斯和埃及，军队被统治者作为最后的护身符，这个护身符不听使唤，独裁统治就完结了。但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1989年以后，中共吸取了用正规军镇压人民政治抗议的教训，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武警。这个武警是最典型的中国特色。虽然有些国家在军队和警察之外也有类似于中国武警的国家宪兵，但他们的数量很有 限，主要用于一些非常特殊的警卫和防暴任务。而中国的武警实际上是一支完全可以和任何正规军交战的武装部队，它不但有高达师一级的建制，而且有和正规军一 样的装备，更有对付城市大规模街头抗议的特殊装备和训练，可以说是一支对内的常备正规军。这样一支军队用于镇压国内政治反抗，既有正规军的威力，又可避免 滥用国防军的恶名，同时减少兵变的危险。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的问题不是高高在上的以某个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和社会的对立，而在于中国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中共的各级组织是和政府平行的，中共的成员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家庭。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政治权力分配的任何重大 改变都不可能绕过这个党和社会的关系，都不可能绕过这个党内部的重大政治变化。苏联东欧的巨变就是如此。
此外，自90年代以来日益强化的民族主义和强国意识也给中国民主化增加了变数。很多民族主义者都相信中国民主化，尤其是通过大规模政治抗议导致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实现的民主化必然会带来国家的分裂，而今天中国的崛起正是当初拒绝民主化的成果。
所有这些，都是讨论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时需要真正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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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何清涟发表文章：中国人应从埃及革命中学到什么？
目前对埃及革命高度关注的国度与人群，除了众多利益相关者——如同气连枝的非洲、中东国家、以及美英等国之外，最关注的大概就是中国了。
来自中国的关注有两类：一类是来自中共政府的关注，估计目前中国各种研究非洲、中东的官方机构（外交部下属研究机构、国际关系学院、总参情报部、社科院等）正在日以继夜地梳理资料，归类整理研究，从不同的管道与专题为中央政治局准备各种相关资料。其中主要的资料包括各种反对组织的活动情况、它们如何利用政治空隙发展壮大，此次活动的组织过程。以中共积数十年作为政治反对派的地下工作经验与执政者这双重经历的老练，自然不会去相信埃及反对力量穆斯林兄弟会向世界声称的那样，这是埃及人民对穆巴拉克的腐败专制不满的自发反抗。因为群众只是一盘散沙，得有强有力的组织者将其捏沙成团。因此，中共在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屏蔽信息，不让中国人从埃及革命场景中引起联想并从中学到任何经验。
另一类就是来自民间的关注。目前是互联网时代，官方虽然屏蔽信息，但只要愿意翻墙，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各种信息。从推特上的情绪及反应可以看出，国人对革命的宏大场面情有独钟，这当然是多年对本国专制政府不满的一种发泄，所有的赞美全都不吝惜地奉上。至于对埃及革命的各方势力的背景，包括穆斯林兄弟会为何会在这关键时刻调整自己的“市场”定位的背后原因，以及巴拉迪这位在埃及并无政治组织根基的诺奖和平得主为什么会在此刻被推举为名义上的领袖，以及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埃及变局只愿意支持改革与和平过渡而不想要革命的原因，大多数中国网民并不关心。此时此刻，革命狂欢是最重要的，革命后的建设不是大众关心的问题。
只有一位叫那小兵的在其博文“开罗不相信眼泪” （http://lunannanlu.blog.sohu.com/166702057.html）中对中东局势做了叙述：“对中东历史有点了解的人不会忘记当年霍梅尼上台的情形，先是民主学生反对巴列维国王的贪腐政府，但他们的影响仅限于德黑兰部分地区，真正把握局势的人却是伊斯兰兄弟会，他们才有能力调动广大工农商学兵各阶层将动乱蔓延到全国，并在巴列维逃亡之后迅速推霍梅尼上台，组成了伊朗式的伊斯兰民主政府。”他的相关见解很理智，值得一看。
中国人对中东的了解实在有限，在此刻要他们去关注埃及革命之后如何重建也是不可能的。但我想，中国人盼望革命的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至少也得向中共学习如何从埃及革命中学习经验。因为搞乱旧世界很容易，重建新世界却非常困难。中国的未来既不能依靠“非暴力合作派”等待“党内改革派”出现并与之合作，也不能依靠即兴而来的广场政治参与者的狂欢，只能依靠一些具有战略眼光且有政治韬略的政治组织者，未雨绸缪。从埃及此刻正在发生的抗议活动来看，埃及人在突尼斯革命后喊出的“现在该轮到埃及了”并非即兴之作，而是筹备多年。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才有明确的社会目标，没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极有可能变成暴民运动。
埃及革命至少有几点可供中国人参考：
一是政治运动的组织工作。这次埃及革命显然是有组织准备的，合法的非法的都有。穆斯林兄弟会的背景我在前一篇博文里介绍过，自从1928年创立以来活动到今天，其间虽然数次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其却能在突尼斯革命后乘势而起，其组织经验与能量自有其强项。比如它多年涵育的经济实力，领导者的战略眼光与灵活（知道自己出面会引起世俗化反对派的警惕，推了世俗化色彩浓厚的巴拉迪出来，重新为自己进行“市场”定位）。BBC一篇分析也指出兄弟会是埃及唯一能够组织起如此大规模活动的组织。中国民间没有这种研究能力，但西方世界的研究与中国官方的研究都可以借鉴。只是对中国官方研究要反向思维，凡被官方批判的，就是民间可以借鉴的。目前异议活动中当道的文学老中青的激情，比如援引各种思想家的警句和甘地的名言，其用武之地是广场政治与群众动员，不能取代事前周密的准备工作。
二是组织工作必不可少的技术工具。这次埃及反对势力无论是事前还是革命过程中，对互联网技术及其它可替代技术的利用都做得非常漂亮。中国这类人才当然有，只是必须让他们成为异议运动的技术提供者。
三是社会重建的要点。中国是个地域广袤的多民族国家，各地的政治精英对本地、本民族的政治、经济需求比所谓中央政府更了解，他们应该多思考一下地方自治的政治方案以及经济自足的可能性。
中共如果不考虑民意并求变革，只想在维持既得利益格局下求稳，任何形式的革命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中国人只羡慕埃及革命过程中的广场狂欢，也只喜欢背诵警句的文学革命家或者改良者，不喜欢踏踏实实做默默无闻的政治组织工作，就算是真等来了革命的广场狂欢，也无法引导群众脱离暴民运动，更谈不上革命后的重建。机遇从来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从现在起国人当中的有心者应该从各方面做些准备。
谨以此文作为2011春节礼物献给我的中国同胞。
▲旅居美国的政论作家胡平发表文章：自由的细菌是很容易传染的
一个小贩的自焚，居然引发了一场革命。突尼斯一夜变天，举世为之惊讶。
不少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会不会在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引起连锁反应，引起骨牌效应？就像89年的苏东波那样。
有专家说不会，因为东欧各国的共产政权之所以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垮台，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被苏联人扶植起来的，是靠着老大哥的武力为后盾才维持下来的。一旦苏联共产党宣布放弃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允许东欧各国走自己的路，那么这些国家的共产专制就失去了靠山，就维持不下去了。可是阿拉伯世界不是这样。阿拉伯国家是各自独立的，其专制政权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分别建立起来的，所以不会因为其中一个国家专制政府的垮台就引起其他国家的专制政府的垮台。
可是，专家们的话音未落，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和摩洛哥等国就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尤其是埃及，大规模的抗议已经持续了一周，掌权30年的穆巴拉克政府摇摇欲坠。连锁反应或曰骨牌效应已经出现。
事实再一次证明，自由的细菌是很容易传染的。
我原先写过一句话：“当极权统治存在时，一般人纳闷的是：这样一种统治，怎么还会垮台？当极权统治垮台后，一般人纳闷的是，这样一种统治，怎么还能存在？”专制统治既然是极少数人压迫绝大多数人，按理说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借助于专制制度，统治者成功地切断了民众之间的自由交流与自愿组合，从而使得反对者一方陷于彼此隔离的孤立状态，很难展开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于是专制统治看上去固若金汤。然而，一旦自由的理念穿过重重封锁得以广泛传播，有时候，一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偶然事件就可能激起广大民众不约而同的反抗，专制统治立即暴露出外强中干。在专制社会里，民众和专制政府之间的博弈，就像京剧《三岔口》，双方都是在黑暗中格斗，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甚至也看不请自己。我们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专制政权的存亡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连锁反应或曰骨牌效应的原理是，当一个国家的反抗运动取得成功，它就给那些周边的和它有着相似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国家树立起一个榜样，反对者的信心大增，专制者则军心涣散。一旦专制者对于人民的心理优势崩溃，而人民对于专制者的心理劣势扭转，大变革就势在必然了。
突尼斯革命是由一个小贩的自焚引起的。我这里不妨对自焚再说两句。在中国也发生过多次自焚事件。不少人对自焚很不以为然。他们说，既然你都决心以死相拼了，干嘛不杀死几个贪官恶警，干嘛要一味地自伤自残呢？在他们看来，自辱自伤等形式的抗争，实际上也是与虎谋皮：你想感动政府，可政府是铁石心肠虎狼心肠，感动不了的。这些人没有考虑到，自焚者宁肯自杀而不肯杀害对方人员，那可能是因为他多多少少意识到，他所遭遇的邪恶不是来自眼前这几个特定的人，因此杀了这几个人也不说明问题，他所遭遇的邪恶是来自一个庞大的群体，是来自体制。象自焚这种类型的抗争，就和其他一切非暴力抗争一样，它们与其说是做给对手看的，不如说是做给民众看的。他们不是想要感动政府，他们想要感动的是我们。突尼斯一个小贩的自焚竟然引发了一场革命，正好说明自焚这一类抗争方式所具有的意义。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突尼斯事件和埃及事件再一次告诉我们，专制政权不得人心，迟早要垮台的；中共政权也不能例外。当前，我们更需要加紧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并采取多种方式展开抗争，以便早日促成中国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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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林保华发表文章：中东革命，突死胡悲，晓波余波
1月14日，突尼斯爆发革命，总统班阿里结束23年的独裁统治，逃亡海外。从而揭开全球第四波民主浪潮的序幕。
其实，更早的序幕应该是苏丹南部在1月9日开始举行为时一周的独立公投。根据英国广播公司30日的报导，多达99.57%的南苏丹选民赞成独立。相信南苏丹的公投，对突尼斯人民反对独裁统治起了激励的作用。触发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是“维基解密”去年12月公开了美国国务院2009年6月的机密电报，指突尼斯是“警察国家”，班阿里早跟人民脱节，更把操控全国经济的阿里家族跟黑手党相提并论。
在突尼斯人民推翻独裁统治后，革命的火花迅速向周围蔓延，包括也门、埃及，其中埃及人民的革命，一百万人上街，撼动了穆巴拉克30年的统治。风暴甚至回到苏丹本土，1月30日，首都喀土穆各地爆发示威，要求政府下台。
这次发生革命的突尼斯与埃及，地理位置在非洲北部，同属“黑色大陆”，但是从种族、文化、宗教信仰来说，他们则属于中东的阿拉伯国家。这场民主运动，有值得关注的几个焦点：
一，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相当保守，缺乏民主传统。因此相信要建立起一个民主国家，需要走比较长的路程，甚至会有许多曲折，人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这场民主运动，会不会给更加保守的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派组织趁虚而入，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正如1980年代的伊朗霍曼尼政权那样，至今还荼毒伊朗人民。
三，埃及的政权是亲美政权，因此美国遇上眼前的国家利益与长远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矛盾。怎样拿捏其平衡点，美国过去做得不够好，例如过去对南越及南韩的独裁政权，因为他们“反共”而纵容他们，尤其是对南越政权，从而给共产党有可趁之机。这次美国对埃及比较快转向，看看其后续发展会怎样处理。
四，这次除了中东的保守国家因为地缘关系会受到很大冲击之外，最紧张的应该是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它在几个方面受到冲击：
第一，中国是苏丹流氓政权的最有力的支持者，甚至通过它在联合国享有否决权而践踏南苏丹的人权，但是最终敌不过这一波的民主浪潮。
第二，中国正在非洲与中东国家推行其新殖民主义政策，支持、控制这些国家的独裁政权，并掠夺他们的财富，如今正在得意之时，却碰上当头一棒，这个打击不可谓不大。
第三，网络资讯成为这次革命的重要手段，革命主力是年轻人，这也是中国政府最害怕的，因为中国网路“愤青”已经从过去一面倒的支持政府，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反对声浪，尤其在河北“我爸是李刚”，以及浙江温州上访村长钱云会被可疑车祸撞死事件中，网民的愤怒可见一斑。因此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封锁埃及的有关信息，反映出它的恐惧，深怕黑色大陆的民主浪潮也会在红色大陆发酵，尤其中国著名的民歌“茉莉花”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会不会拉上关系？
第四，新上任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1月10日表示八九学运领袖王丹能否到香港参加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的葬礼由特区政府决定，力图展现中国有限的灵活态度，支联会也与特区政府进入具体安排时，到1月26日，特区政府突然改变态度，这当然是北京的态度转变了，显然是受到中东革命的冲击，害怕王丹到香港而爆发作为香港“区花”的“紫荆花革命”？
也怪不得突尼斯革命引发胡锦涛的“兔死狐悲”被戏谑为“突死胡悲”。司徒华更会在笑声中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这一切，也都与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掀起的民主浪潮有关，因为这是对全球独裁政权总后台中国的挑战，这可以叫做“晓波余波”吧？而这个余波，迟早要席卷中国这块红色大陆。正如我在刘晓波获奖后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大变局无可阻挡。”
▲旅居在加拿大的评论人士姜维平发表文章：中国嗅到茉莉花香了吗？
最近一段时间，我静下心来，闭门谢客，读了许多过去在国内找不到的书籍，但最好的是两本，一本是杜导正的《赵紫阳还说了什么》，另一本是法国大学荣誉教授白吉尔写的《孙逸仙》，前者真实地洞悉了晚年赵紫阳的深思熟虑，后者还原了“昏庸的政客”，“慷慨而又糊涂的机会主义者”孙中山的真面目，我感到受益非浅。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以及作者笔下的人物，但不能不承认，这两个人都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赵紫阳晚年得出了结论：中国应当走蒋经国的改革道路，而孙中山至死不渝的信念还是“革命尚未成功”。
放下这两部书的时候，恰值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之时，中东的此国一波莫平，埃及一波又起，真的惊心动魄，我已经无法安静地读书，我想，中国嗅到花香了吗？赵紫阳留下的教训和孙中山的遗嘱读懂了吗？显然，许多人并没读懂，或者一知半解。一方面中国专制政权的统治者感到了恐慌，不知道用什么最好的办法应对，另一方面，一部份不如意的中国民众似乎看到了推翻一党执政的铁幕政权的希望，自身亦跃跃欲试，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变化，假如走突尼斯或埃及的街头革命的道路，并非人民之福，也不是我的渴求，因为同样的群众革命和武装起义，孙逸仙搞了一辈子，结果如何呢？他先是靠日本人，美国人，后是靠前苏联的斯大林，最终还不是共产党渔翁得利吗？正如白吉尔分析的那样，共产党，国民党，蒋介石，毛泽东，日本人，美国人，哪个人不是在利用孙逸仙的知名度搞自己的一套呢？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茉莉花香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而蒋经国晚年的开放党禁与报禁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唯一的能引导人民，花费最小的代价，完成社会民主转型，政党轮替的正确道路，特别是赵紫阳最后岁月的悟性，被有良心的记者杜导正忠实记录下来，则对中国现任领导人和民众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毫无疑问，中共建政以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以及胡锦涛，都在处心竭虑地维护一党专政，而恰恰是政治领域的没有比较，没有竞争，没有制约，造成了各种社会矛盾和人权灾难，这些错误和罪恶越积累越多，老的一代领导人没有完全清理，新的一代领导人更没有勇气和能力面对，故此，社会便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一方面是官员的贪污腐败，占地拆迁令民众不满，上访大军络绎不绝，另一方面是“一言堂”的高效率使经济突飞猛进，人们告别了贫穷和落后，普遍富裕起来，因此，不满意中共统治的人，更多地看到了前者，而既得利益者则过多着眼于后者，所以，明显分歧的预测出现了：一些人说，中国也会立即出现茉莉花革命，中共政权将一夜垮台，胡锦涛会成为埃及的穆巴拉克；另一种观点是，中国人具有无与伦比的忍耐精神，何况在经济上还一枝独秀呢，共产党还能统治一百年，连方励之都如是说。
我不是预言家，但我以切身经历感觉，改良比革命好，蒋经国和赵紫阳的观点比孙逸仙的好，“革命”是什么？就是杀人。我十岁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亲眼看到了街头革命的灾难，毛泽东巧妙地把人民对党的不满转嫁到了刘少奇等对立面的身上，延缓了他的统治，我看到了大大小小的“刘少奇”之死，死是惨烈的，也是刻骨铭心的。邓小平学习毛泽东，不仅把老百姓对中共的不满成功转移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身上，而且，还将社会财富转移到了太子党的手里，同样延续了统治。江泽民把矛盾转到陈希同身上与胡锦涛把贪腐转到陈良宇身上，以及薄熙来把坏事转到文强身上，如出一辙，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是因为中国人民具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恨个人，不恨体制的传统思想，因此，不论是共产党革国民党的命，还是国民党革共产党的命，或是某个党内一派革另一派的命，都是血腥的，都是冠冕堂皇的，都是在以暴易暴，都是人权的灾难，都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我赞成温家宝七次提出的政治改革的观点，原因就在这里。他发出的声音，不是针对哪一个人，哪一个派别，而是制度层面的，是触及到了社会根基的，假如中国能自上而下主动地进行改革，就能既保住已经取得的举世共认的经济成果，又能建立一个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何必要走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和埃及的骚乱道路呢？！假如搞了宪政民主，既制约了贪官，挽救了他的亲友，也能给党外的政治精英一个参政的平等机会，用达摩斯之剑限制公权力，难道不是一件好事？
尽管温总理倍受做秀之嫌的指责，他的政改内容也并不甚明晰，但在一个皇权思想浓烈的民众懦弱的国家，他的举动可能将开辟一个社会裂变的捷径，找到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比如，共产党内的派别公开化与合法化；台湾国民党可以在大陆公开活动，和中共展开竞选；提升现有的八个民主党派的地位，使其由所谓的“肝胆相照”变成平等竞争；再比如，允许海外民运人士组党回国参政议政；等等，总之，中国现任的当权者应当走出孙逸仙和毛泽东的阴影，摒弃他们崇尚武力，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维定势，而延伸蒋经国的道路，建设一个新中国。无疑地温家宝在这方面走出了第一步，是极其可贵的，他不仅在地震中积累了民意基础，而且敢于冲破禁区，喊出政改的强音，并勇敢地接待了访民，这说明他最能继承和发扬赵紫阳晚年的思想，很可能还会走出第二步，第三步，如果能在中国茉莉花革命酝酿之时，就未雨绸缪地化解了社会矛盾，我认为这是下一步温家宝的使命，也是中国人民之福。
更为重要的是，蒋经国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是专制统治者的后人，这说明出身并不能改变他的雄心壮志，既便太子党习近平下一届执政，也会嗅到茉莉花香，不得不与时俱进，因为他们确知以往中共积累的罪恶之火不亚于突尼斯和埃及，但他可能又相信毛邓的办法是灵丹妙药，故此才拖延政治体制改革，走一步看一步，而犹豫再三，因此，海外舆论对他们的批评尤为重要。
而且，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心理的创伤和多年的洗脑，中国老百姓可能宁愿忍受本国的专制统治者，也不愿接受西方式的特别是美国武力输出的民主和傀儡政权，这也是中共政权修修补补，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唯其如此，在笔者看来，奉劝中国人学习埃及和突尼斯，不如奉劝中共领导人学习蒋经国，因为前者可能导致中国的崩溃和分裂，后者则能使执政者和人民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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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士韩家亮发表文章：突尼斯埃及政治风波与中国政治局势
最近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政治风波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关注。从突尼斯一个失业大学生自焚引起的群众民主运动导致了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下台和政府更换。突尼斯的动乱又影响到了埃及，也门，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其中埃及的动乱相当严重。人们自然而然地回忆起二十年前东欧掀起的民主运动。华夏快递最近发表了野树的《真空中的专制政府》和何清涟的《突尼斯革命缘于民众权利意识觉醒》。何清涟的文章提供了清楚的背景情况。她的这句话“与其说突尼斯这场‘茉莉花革命’源于经济危机或发展困境，不如说缘于突尼斯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对政治变革的诉求。”很精辟。我想每一个华人都想知道中国大陆政府和民众对这次源于突尼斯的民主运动会怎样反应。下面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希望能抛砖引玉。
首先，用何清涟的思路来考虑。2011年中国大陆的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对政治变革的诉求与1989年相比较如何？与2011年突尼斯相比较如何？客观地说，中国人民权利意识现在有些方面比1989年时有所提高，也有相当一些人寻求政治变革。但总的来讲不容乐观。不能否认大陆经济改革有很大成绩，大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因此，不关心政治的人多了。现在大陆多数年轻人关心的是如何赚钱。中国大陆人民与突尼斯或埃及人民对政治变革的诉求相比怎样？这里我们要注意避免（西方常用的比喻）把苹果与桔子相比。因为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与中国儒教佛教传统大不相同。我等一下再回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另一个重要点。在突尼斯动乱时有报道说突尼斯总统通告军队不许开枪镇压平民。另外又有新闻报道说即使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令要军队开枪，突尼斯军队也不会开枪镇压平民。总之，突尼斯军队没有开枪镇压平民。在埃及，也有新闻报道说军队不会对示威群众开枪。埃及形势瞬息万变，局势尚难预料。大家或许还记得俄国在九十年代民主初期有几个高官想利用军队搞政变，回到前苏联。但是那时俄国军队拒绝对平民开枪，导致政变迅速流产。反观1989年夏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国军队毫不犹豫使用各式武器，这从多方目击人记录证实。而且，中国军队中反对对群众开枪的被批判被惩罚，而积极镇压的凶手们反而立功受奖。现在如果中国发生类似89年的运动，十有八九中国军队还会残酷镇压群众。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包括我在内期望这股民主之风吹到中国。但我们必须客观估计形势。在现在中国，大型民主运动的可能性不大。即使中国有像89年的大型民众运动，军队镇压的可能性仍很大。
计算机科学有一个重要的分析问题方法是Top-Down。我先用Top-Down方法来鸟瞰地描述世界文明的发展。我所借助的书是William McNeill的《西方的崛起》。世界上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Arnold Toynbee在评价《西方的崛起》时明确指出世界文明发源地是（位于中东的）肥沃月牙地（Fertile Crescent)，不是在中国。这也基本是世界上历史学家的共识。顺便提一下许多华人对别的文明看法有偏执，一张口就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建议大家读一读《中国真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吗？》。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些偏激，不能成为文献。但它提的问题可供参考。公元一世纪起基督教诞生。罗马帝国大帝康斯坦丁（Constantine）公元313年皈依基督教。基督教在中东，北非，地中海沿岸，南欧占主导地位。约在公元622年，默罕默德在沙特阿拉伯兴起伊斯兰教。当时，因为战乱以及罗马教廷和各国中东教会有冲突，穆斯林用武力占领了许多原属于基督教占主导的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北非，西班牙，。。。从此， 中东，北非，欧洲分成二个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公认欧洲的现代时代是从1500年开始。哥仑布1492发现美洲是一个里程碑。马丁。路德1517年的宗教改革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说“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欧洲的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分为天主教和新教（约1054年东正教先分离出去，但这与我们现在讨论影响不大）。这以后才有世俗社会，政教分离，等等。民主制度起源于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革命，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政治经济艺术文化的现代化起源于欧洲，中国是约在1850年才开始现代化。但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一直与欧洲文明接触。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和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主要得益于基督教和古希腊哲学科学文艺。伊斯兰世界统治了耶路撒冷，知道犹太教和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古希腊文明。现代民主不仅没有发源于伊斯兰世界，反而中东穆斯林国家在现代化上进展缓慢。大部分伊斯兰国家还不是民主国家。为了便于分析问题，我提议用一个有利现代化系数来描述一个宗教或意识形态：+1非常利于现代化，-1非常不利于现代化。新教（或称基督教）+0.8，天主教0.5，儒教-0.2，伊斯兰教 -0.7，马克思主义-0.7。这只是个粗略的描述。每个国家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和与外界的交往都起作用。
再用Top-Down方法来看世界政治。纵观政治制度，皇朝（Monarchy）通常是一人（世袭皇帝）决策。民主政权（Liberal Democracy）是全民投票决策。也可能是部分民众投票，例如古希腊。极权政权（Totalitarian）通常是一个人（独裁者）决策。寡头政权（Oligarchy）是一小撮人决策。威权政权（Authoritarian）是一批人决策。神权政体（Theocracy）是根据宗教的教导建立政权。回教君主政权（Sultanate）。伊斯兰民主政权（Islamic Democracy），把神权政体作框架和民主政治相结合，例如伊朗。要认真讨论伊斯兰世界民主的进展，在一篇短文中是不可能做到的。这里我推荐几本书。Bernard Lewis是中东历史研究的领军教授。他写的两本书《错在哪》和《伊斯兰的危机》是想要了解中东历史的人的必读书。Bernard Lewis学问渊博但这两本书浅显易懂且严谨。Judith Miller的书《God Has Ninety-Nine Names》记载了十个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她长期担任时代等一流媒介驻中东的记者，有机会接触总统，国王，高级官员，和平民。这使她的书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她写的关于埃及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与政府的冲突到现在仍给我深刻印象。虽然这本书已出版十几年了，它仍有很大参考价值。Robert Spencer的《Islam Unveiled》从可兰经和默罕默德训看伊斯兰教的问题，这本书对深入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再回到文章的主题，这次突尼斯的革命看样子是往良性方向发展，这对还没有实现民主的国家人民是个鼓舞。埃及比较复杂。埃及有各种各样的伊斯兰民间组织。盖达的二号头目Ayman Zawahiri就是原埃及一个激进伊斯兰组织的头目。何清涟的《埃及政治局势的“场景想定”》[11]不错。伊斯兰兄弟会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在这次革命中大概会起重要的作用。埃及成为神权政体（Theocracy）或像伊朗那样的伊斯兰民主政权（Islamic Democracy）在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在短期内可能阿拉伯民主风潮对中国影响不大。中共会加强研究以防止类似风潮出现。
民主是个大题目。一篇短文不可能讨论清楚。我计划以后写一系列关于政治民主的文章。
▲民运人士徐水良发表文章：中国人，准备上街
突尼斯人民上街了，革命了，独裁者阿里逃跑了。紧接着，埃及和阿拉伯世界也动起来了。埃及人民也上街了，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独裁者穆巴拉克下台。穆巴拉克拒绝下台，派军队进城，更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怒火。游行示威继续进行，规模没有减小，并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及到目前消息，军队表示不会向示威者开火。军队与示威民众关系良好，没有发生冲突。相反，民众纷纷爬上坦克，与军人一起合影。有的军车也写上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标语，有的军车护送民众向警察冲击。穆巴拉克的统治摇摇欲坠。
埃及革命，美国态度至关重要。因为在此之前，穆巴拉克与美国结盟。前天，从政记录相当愚蠢，常常乱讲话的美国政客、副总统白登，竟然愚蠢地践踏人类公义，胡说穆巴拉克不是独裁者，不必下台。但是，昨天，奥巴马总统讲话，态度则与白登相反，支持埃及人民和他们的民主要求，暗示穆巴拉克即将下台。奥巴马总统的讲话，应该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情报来源和判断。
突尼斯和埃及的示威民众，都公开以中国的89民运为榜样。突尼斯民众的标语，把突尼斯革命，当作1889法国大革命和1989年运动的继续。埃及示威者则声称，埃及也有了自己的天安门。全世界没有忘记中国，并且以中国人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作榜样，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现在，学习中国人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人们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不仅苏联和东欧64屠杀以后，走到了中国的前面，连阿拉伯兄弟也走到中国人前面去了。我们中国人必须急起直追。
三十多年来，我早已无数次论述，极权专制国家独裁者的垮台，靠的是突发事件，靠的是庆典式革命。这次突尼斯和埃及革命，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的中国，中共权贵集团依靠中共极权专制，通过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形成一个顽固保守的官僚权贵抢劫掠夺集团，他们坚决拒绝政治改革，继续横行霸道，坚持欺压民众，坚持对民众和国家进行抢劫掠夺。全国贫富悬殊，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道德崩溃，环境污染，毒食品到处泛滥，使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空前的危机。
现在的中国，除了突发事件即人民起义，和军人起义即兵变两条路，已经没有其它道路可走。
中国的变革，靠中国人自己。要救中国，要救我们自己，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没有什么救世主可以代替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除了号召中国军人起义进行兵变以外，只能积极努力，相互鼓励，认真准备，随时准备走上街头，改变中国的命运。
中国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迎接那个伟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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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人士刘冉发表文章：血染的茉莉花——我看“茉莉花革命”
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晚会上，小提琴家演奏了优美的中国歌曲《茉莉花》。据说，在欧美各国，《茉莉花》几成中国国歌，凡是涉及到有关中国的庆典，几乎都会演奏这首乐曲。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茉莉花，一个温馨、美丽的名字，不成想，岁末年初，与一场革命发生了联姻。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地区西迪布基德的街头一个失业的大学生小贩遭到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该大学生自焚抗议因伤势太重，不治身亡，这名青年的过世，激起了突尼斯人长期以来潜藏的对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以及政府腐败的怒火。贫困的大学生和小贩VS粗暴的突尼斯城管，引发了突尼斯政治格局的大转折，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因此这场变革被称为\”茉莉花革命\”。受\”茉莉花革命\”影响，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专制国家蔓延，发生多起仿效突尼斯革命的失业青年自焚事件。很快，突尼斯总统流亡海外。
1月，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蔓延到埃及，穆巴拉克31年的总统宝座摇摇欲坠，选择了政治正确的奥巴马政府抛弃了多年的盟友。“普世价值”终于打败了“国家利益”，这让刚刚拿着420亿大订单前来美利坚贿买支持的中国领导人心惊肉跳，也让被凌辱、出卖、玩弄和蔑视的中国异议者从绝望中看到了一线曙光：苏联完了，东欧完了，拉美完了，如今非洲独裁政权也“忽喇喇似大厦倾”，金字塔距秦王陵比肩而立，不算遥远，埃及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已经返回埃及擎起了民主运动的大旗，中国的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还会在沉沉黑狱之中继续关多久？
正如某些御用文人所承认的：“中国的社会问题比之埃及一点不少，拿起其中任何一条、一件，照搬突尼斯、埃及骚乱做法，无论物价、房价、看病、上学、腐败，导火索引燃临界点都不高。”（《司马南：埃及动乱与中国稳定》），突尼斯、埃及的独裁者正在被人民抛弃，东方的专制腐败政权为何就该像某些过期的民运领袖所预言的还能万古长青，再维持100年？（见方励之《我对中国的民主前景不乐观》）
应该看到，摧毁中共独裁政权的内部条件–民众的愤怒，多年来席卷全国的抗议星火–已经具备; 外部条件–这一波的茉莉花革命浪潮，欧美民主国家的支持，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花落中国引来全世界的瞩目–也已经具备；最关键的因素：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崩溃，中央高层已经出现日趋表象化的不同声音，18大前夕各派系争权夺利的斗争正在摧毁他们的团结–也正在朝有利于民主化方向发展，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突尼斯完了，埃及也快完了，第四波民主浪潮即将也应该席卷中国了，那么，如何掀起这民主的巨浪，冲垮这个已经腐朽、即将覆灭的独裁政权呢？
我在国内的时候，曾经跟民主党的领导人建议过，民主党不应墨守成规，仅仅局限于在网上写文章，发声明，在小圈子里开会，而应该成立工运组、农运组、学运组等等具体操作机构，平时可以锻炼队伍，积累经验，一旦时机成熟就可同时举事并遥相呼应，迅速控制对事态发展的领导和把握，不犯89年那种群龙无首、单靠运动中出现的那些学生领袖那种急功近利、浮躁狂热、激情有余理性谋略不足的错误。
民主运动能否成功，运动的发动很重要，运动的组织和领导、目标的设置、谋略的运用更重要。指望一哄而起、一举攻陷中南海从而实现目的，夺得政权，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中国茉莉花革命一旦爆发，政治反对派面临的首先是对局势的把握，对运动方向的掌控，这里面关键的问题是军队态度和舆论导向，其次是运动旗帜的树立，领导核心的集结。不可以外战未打，内讧先起。
笔者认为，在国际大势面前，真正死硬的顽固派一定是少数。肯丢了性命维持政权统治的更是凤毛麟爪。反而会有很多政治力量逐鹿中原，在未来的政权更迭中获得一席之地。
既然如此，目前的中共虽然看起来像个铜墙铁壁的怪兽，而实际上就是老毛说的那种纸老虎。一旦街头运动风起，百万千万的百姓上街， 中共党内没有谁敢冒着将来无丧身之地的危险下令开枪，即使真出现这种疯子，基层军官和士兵也未必肯开枪镇压群众。
不少人说，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骚乱，是因为人民已经被21年前六四的枪声吓坏了，共产党垂枪而治，就能无为而无所不为。其实这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六四的枪声只吓坏了一部分人，那就是集中于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最广大的人民。看看每年十几万起的暴力抗争，看看那些愤怒的面孔喋血的场面，中国人民哪里缺少奋起抗争的血气和英勇？中国缺少的是知识精英谋划统领、运筹发动，缺少的是他们的组织筹划和振臂一呼。如果说21年来中国的民主运动萎靡不振、日趋式微，其主要责任在知识精英，而不在民众身上。作为社会灵魂的知识精英自己在精神上跪下，又怎么能指望共产党这头怪兽不再张牙舞爪？
目前首要的是要使得中国的知识精英放弃一己私利，投身于中国人民实现彻底解放的伟大事业。知识精英不需要去说服当权者，历史大势一旦彰显于眼前，这些人肯定是转型最快的群体；知识精英也不需要去说服民众，备受盘剥、屈辱和不公的现实是比任何道理更有力量的动力，一旦知识精英擎起反抗大旗，突尼斯和埃及的画面就会重演在中国大陆。
说到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需要说服别人，只需要说服自己，当他们走向社区、走向校园，走向工矿，走向田野，走向人民大众，并成为组织者和带头人，当四面八方的人民走向街头，向专制独裁者喊出自己的诉求的时候，看似强大威猛的中共独裁政权就势必如热汤浇雪，顷刻冰释。
茉莉花革命，多么温馨的词汇。但是革命毕竟是革命，革命就不可避免要付出代价。在突尼斯，革命是因为一个大学生的自焚引起的，在埃及，据说几个周的抗议已经死掉了150人，既然\”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总是要以牺牲它最优秀的儿女作为代价\”，那么，血染的茉莉花，只会更加娇艳。
春节过去，春天就来了。让茉莉花在春风里绽放吧。不管她是洁白无瑕，还是红艳欲滴，都是我们的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