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双虎屠龙》（The Man of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1962），与其他西部片的不同在于，前往小镇的陌生人，不是套着磨损护膝的高大牛仔，而是一位稚嫩的年轻律师。在抵达小镇之前，他被洗劫一空，还被痛殴在地。当强盗得知眼前是一位律师，他手上的皮鞭落得更加迅猛：“我来教你法律，西部的法律。”对律师携带的一箱子书，强盗感到不解和本能的仇恨，一些书页被狂暴地撕下。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名强盗把“自由”（“liberty”）一词放进自己的名字（韦自由）当中，或许想表明他决意以冒犯为业，他本人就是天下，就是秩序，就是规则。他可以高高在上，无法无天，不受任何约束。小镇报纸登载了这个消息——他与同伙杀死两个农夫，并让其中一位的妻子目睹丈夫之死。他们还将报馆砸得粉碎，把记者打得奄奄一息。
众人敢怒不敢言。小镇警长是所有懦弱的人们当中，最为懦弱的一个。这让人想起最近上映的姜文的《让子弹飞》所表现的，一般民众被恐惧所驱使，并将恐惧深埋心底。包括陈凯歌的片子《赵氏孤儿》里，全城100名新生儿被搜集到一处，面临被杀戮的威胁，也让观众感受到一种恐怖氛围。
关于民众的普遍恐惧，描写得最好的，要数另一部西部片《正午》（1952）。人们被恶人到来的消息吓得喘不过气来，纷纷关上大门，正午的大街上空无一人。那种紧张惊悚，划根火柴都会点燃空气的感觉，被认为准确地传递了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时期的恐怖气氛。
对抗如此强烈，而力量却如此悬殊，该如何破局？当然，除掉坏人是最大的目标。几乎所有影片都众口一词，也许只有陈凯歌的这部新片除外。
约翰·福特在1962年拍摄的《双虎屠龙》，其中所提供的方案，有着更为深邃的思考。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律师史伦斯，他扬言不是要“杀死韦自由”，而是要让他坐牢，对他“绳之以法”。对于封闭、落后、多数人不识字的小镇，对于长时间习惯于强权的人们来说，这些与他们的耳朵格格不入，听上去完全像是一个笑话。
史伦斯也吸取西部小镇的经验，他两套方案同时进行。一边是偷偷习武，练习枪法；另一边办学堂，教人们识字，普及“我们的国家和它的制度”这样的知识，乃至他班上的一位老妇人能够流畅地说出：“美国是一个共和国，共和国的意思是，每一个国民都是老板。如果华盛顿的官员做得不好，那就罢免他。”
他还倡导选举。假如代表大牧场主的人们入选市议会并去了华盛顿，那么小镇上普通居民的生活将面临威胁，自身家园不保。人们普遍觉得“投票抵不过枪械”，这并没有让他灰心。他的枪法进展不大，但是有关民主议程是他擅长的。选举场所放在人们每天进出的酒馆，选举时酒馆宣布停业。看到一群吵吵嚷嚷的农夫学习如何投票，你会觉得这部影片有着史诗般的规模，让人回到那个草创年代。
强盗韦自由不甘心，前来捣乱。在会场上，他高高挥舞皮鞭，让人们选他。但是这一回轮到他成为恰如其分的笑柄。在团结起来的众人面前，他无计可施，农夫们用选票齐刷刷地赶走了他。
这对于电影叙事，也是难事。打打杀杀，让子弹飞，视觉上也许会更加好看；让人的半截身子飞到空中挂在树上，这样的意外足够吸引人。但是，律师史伦斯的做法，应该也是约翰·福特的信念。凭借武力能够摧毁一个旧的霸主，但是如果没有法律，便不能将强人强权置于约束之下；如果没有一套民主程序，便不能让每一个人的利益得到保护。
总之，如果没有一套与旧世界的权威完全不同的起点、途径和理念，即使推翻了旧的强人，新的强人还是会产生出来。
这也许是美国精神的精髓——法律的精神。德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论革命》一书中，提及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的作者）的另一部鲜为人知的小说《比利·伯德》（Billy Budd），其中一位天使般的士兵船员失手打死陷害他的上司，根据战时军事法，他同样要上绞刑架。阿伦特盛赞这部小说（中文译本为《漂亮水手》），认为只有身为美国人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故事，“能够从更丰富的政治经验中汲取灵感”，那么，这位电影导演约翰·福特同样也是如此。
在“丰富的政治经验”背后，有一个丰富的人性经验作为支撑。那就是认为任何人都有可能变质堕落，发展为“坏人”。虽然他今天不是，但是明天或者后天则有可能是。如果他身陷巨大的诱惑，如果他身边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制约他，他就有可能成为另一个面目全非的家伙。参与起草联邦论文的汉密尔顿，在考虑设计制度时，须臾不敢忘记“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这也不等于说，权力之外的人都是清白无辜的”。
任何人都是要受约束的。不仅是法律的约束，也要受人们互相之间的约束。这样的观念根植于导演约翰·福特的头脑当中。他的影片从未将一个人捧到天上。在他的经典名作《搜索者》（The Searchers，1956）中，伊斯特伍德扮演的叔叔，在寻找侄女的过程中，受着那位混血年轻人的制约，他最终必须修正自己的偏见，接受由印第安人养大的女孩。那部《侠骨柔情》（My Darling Clementine，1946），令观众在那位临时警长与退休军医之间，难以确认谁是主角。两位英雄各有所长和所短，他们之间有对抗、有竞争，最终还是走向合作。
中文流行译作《双虎屠龙》的这部影片中，还有另外一个强手，由约翰·韦恩扮演的牛仔，他高大、强壮，总是挎着手枪与系着子弹带，磨旧的护膝述说着他历经风霜的历史。论枪法，他不仅抵得上几个史伦斯律师，而且不在强盗韦自由之下。因为女孩子，他与律师史伦斯之间有着或明或暗的不快竞争。对于史伦斯的做法，他始终采取嘲讽的态度。但正是他最终举枪击毙了韦自由。然而这位传统英雄并没有骑上白马离去，开辟另一个战场，而是沦为落魄者。他将自己的力量和功劳，贡献给了法的精神和文明秩序，福荫后代。牛仔的退场，可以看做法律的战胜，新秩序的诞生。
电影这东西，不管是为了故事的需要，还是视觉的需要，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比如原始激情，会不断重返丛林社会。中国电影及导演们也不例外。
如何处理强人与法律、本能与规则、欲望与伦理之间的关系，远远不仅是有关电影创作者的问题，而是同时折射出我们社会的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张艺谋的《红高粱》开了先河。浓密的高粱地和高高的酒缸，一群冲天而起的光膀子汉子，显然并不想考虑人间法律及道德的任何事务。可以说，包括张艺谋在内的80年代的这些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学到必需的法律及伦理的精神，建立起这样的理念——每一个人都需要将自己置于约束和限制之下，不论他是谁。这一代人所受的“无法无天”式的教育，一旦有了适当的土壤气候，就会从某个底部升上来。
结果是，影片中的主角变成丛林社会的一分子，由他们本身构成丛林社会。从《红高粱》到《让子弹飞》，由姜文扮演的不同角色，都有着一个打劫者的身份：打劫新娘或打劫县长。从表面上看，这样的人物浑身散发着所谓天然、本能的气息，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戴着旧意识形态的头套，念叨着旧意识形态的絮语，那就是对于贫富距离的不满与仇恨。富人是他们下手的对象。应该说，这样的强盗，诞生于上世纪后半叶中国的课本和课桌上。
不管是约翰·福特，还是姜文最为推崇的西部片导演瑟吉欧·莱昂内，他们的影片，从来没有建立在穷人与富人的对立上面。以穷人的名义，替天行道，如此这般，就将他们的行为合理化。强盗于是被命名为“新天地的开创者”，他们就是“法”。他们身体的强壮、身上的力气、手上的武器，以及他们的横冲直撞、他们的叫嚣，他们有时绽放的天真无邪的笑容，都可以成为“法”的来源，奠定新秩序的基础。他们不愿意接受任何约束，不管是法律还是他人，只想为所欲为，畅快淋漓，同时不断地喊着“我牛，我牛”。
一般人们（观众）已经容忍原先的恶人，于是很容易接受一个新的恶人。他们本以为这可以帮助他们除掉旧恶人，因为他们自己做不到。然而最有可能，正是他们姑息和怂恿了新的恶人。两个恶人相争，一般民众并不能从中获益。假如不是拥有新的起点和方式，新恶人与旧恶人相比并无什么不同，新的恶人尽管此刻看起来面善，但是终有一天他会露出贪婪狰狞的面目，如果他自命享有逾越一切的特权。
从这个角度去想问题，那么可以问问——“让子弹飞”的张麻子给这个鹅城留下了什么？他是否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另外的蓝图，可以帮助人们在这些基础之上，建立真正牢不可破的自己的家园？他本人是否愿意接受来自身外的某些约束？不是以身试法、以身立法，而是以身尊法和服法？
实际上这部影片的想象力有限得很，姜文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复制出曾经灌输给他的那些东西。
比较起姜文来，陈凯歌的方案并不显得更加可取。面对强人强权，陈凯歌的想象力止于当他的门客，与他朝朝暮暮相处，拿这个人当做儿子的干爹，建立起某种感情来更好，这样可以让恶人的人性得到复苏。所有这些加起来，美其名曰：“过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面对当下的中国式丛林社会，冯小刚这回的《非诚勿扰2》，也许提供了另外一个方案，那就是——不管在什么年代，“揽镜自照”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部多么“奇特”的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