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访问日本，在离开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的时候，遇到了一名男子向其投掷饮料瓶。李登辉受到惊吓，险些跌倒；李妻曾文惠则跌倒在地，擦伤膝盖。当时现场一片混乱，该男子立刻被日本警方拘捕。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警察署宣布，该男子来自中国大陆，三十四岁，名叫薛义，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在薛义被日本警方拘押期间，约二十人赴日本驻华大使馆示威，要求日本政府立即释放这名“英雄”。示威者在使馆外拉起横额，高叫“李登辉是汉奸和日本人的走狗”等口号。这次示威没有受到警方的干涉，显然事先得到了批准。中共当局对游行示威控制极其严格，虽然宪法中规定了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但具体设定的《游行示威法》百般限制，几乎将此权利取消于无形之中。
不过，当局对某些对其“无害”的甚至“有益”的游行示威，往往网开一面。比如，中美撞机事件之后中国民众围攻美国使馆、反日风潮民众中围攻日本使馆，即便其间出现了若干暴力行为，警察亦袖手充当旁观者。当局居高临下地赐予民众“爱国权”，且在背后煽风点火；而一旦引发国际舆论的反弹，便立即号令收兵，潮水般的大众顿时作鸟兽散。可以说，在几次“御赐爱国运动”中，官家的运作均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
日本电视上反复播放薛义在被捕的瞬间的画面。这名略显肥胖的中国男子，顽童般地对着镜头吐舌头、做鬼脸，不像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士，倒与日本右翼的暴力团的成员的流氓外表十分相似。此人究竟是英雄，还是泼皮，明眼人大致可以判断之。其言行举止，究竟是为国增光，还是败坏国人的国际形象，稍有常识之人自有结论。
在缴纳了二十万日元的罚款之后，薛义被日本警方释放。于是，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旗下、历来以“爱国”著称的《国际先驱导报》，立即对其作长篇专访，企图塑造出又一个“爱国英雄”来，以安慰那些本已无国可爱的民众。
表面上看，薛义是一个莽夫，其实他是一个聪明人。他完全知道什么是可以批评的，什么是不可以批评的。装腔作势的反日、反台的言行举止，自然能得到官家的赏识，更能得到愚民的欢呼。而一旦批评中共当局，便立即会被打入另册、永远不得翻身。中共驻日本使馆工作效率低下，在薛氏向日本警方提出会见使馆官员的要求之后，整整等待了两天时间，“祖国的亲人”才前来探监。尽管如此，曾经望穿秋水的薛义，不敢有丝毫怨言，在接受采访时，首先便对使馆表示感谢，也就是向党和政府输诚。分寸拿捏得相当准确。
面临可能被日本政府被遣返回国的命运，薛义表示并不后悔。他如此描述当时的举动：“李登辉的支持者都站在安全线外，我并没一直和他们站在一起。买了饮料后，我回到旅客休息座位上等候。在听到李的支持者高呼他名字的时候，我以比平常稍快的速度走到人群背后，找到一个相对来说人较少的位置，同时喝了一口饮料，以降低李的支持者和警察的戒心。事前我并没有任何明显举动，所以他们不知道我的目的，也没人阻拦。”于是，他顺利地发出了那“惊天一掷”，终于一举成名。
那么，薛义为什么要选择李登辉作为袭击对象呢？他的回答是：“日本警察曾问我，周围有那么多人，而我为什么偏偏要把饮料瓶投向李登辉？我当时就说了‘擒贼先擒王’这句话。”参与日本驻华使馆前要求释放薛义的示威活动的冯锦华，即当年因为到靖国神社侧门泼油漆被日方遣返的“爱国志士”，也有类似的解释：“像李登辉这样的民族败类，只会受到人民的唾弃。薛义的行为是代表中国普通人发出了质朴的声音，对‘台独’表达谴责，这是最重要的。”李登辉是不是“民族败类”，仁者见仁，智见智。薛冯二氏有何资格代表“人民”作出斩钉截铁的宣判？没有经过他人的授权而妄自“代表”，这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主义思维。薛氏在现场也看到了有许多李登辉的支持者，他为何不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民族败类”居然有众多的支持者？这个被他们认定为“民族败类”的人，为何被另外一些人看作是台湾的“民主之父”？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一种文明的方式来处理政见上的分歧，偏偏选择暴力手段来恐吓及威胁，这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径有何区别呢？
这些对李登辉恨之入骨的爱国者们，依然将李登辉当作“台独”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们的资讯早已过时了。他们全然不知，近年来李登辉已经从“台独”立场上大幅后退，甚至主动提出访问大陆并与大陆和谈的愿望。他在两岸问题上的观点日趋务实，与陈水扁拉开了距离。因此，李登辉受到台湾岛内深绿阵营的严厉批判。此次薛氏以如此小儿科的手段袭击李登辉，反倒让深绿分子们在一旁偷着乐。此种做法不仅不能改善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看法，相反将使得台湾民意更加疏离于大陆。“台独”意识的抬头，至少部分是天安门屠杀的血与火逼出来的，也是若干薛义式的“武林高手”逼出来的。
但是，在彼岸，爱国永远是一把“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薛义宣称：“我一直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如果不做（这件事），我不知道今后将如何面对自己。”薛义在接受访谈时还说：“爱国可以具体到很多方面，身在国外，应该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人和中国的形象。爱国不是空喊口号。面对对手，该示强的时候决不应示弱。”说得倒是头头是道，其“掷瓶”之举却是打自己的耳光。强大的中国不是用饮料瓶子便可以砸出来的。薛义的所作所为，让日本民众和台湾民众看到了某些大陆人丑陋、野蛮的嘴脸和扭曲、变态的心理，他们也许由此而蔑视、歧视那个“不文明的国家”。所以，其投掷瓶子的举动，不是张扬国权之举动，乃是匹夫之勇；不是爱国，乃是害国。
百年以来，中国饱受西方欺负，更是沦陷于专制暴虐的“自我殖民主义”。此悲剧命运，“爱国贼”们功不可没。杂文家易大旗在分析这类“爱国贼”时指出：“他们的心理是扭曲的，其‘国家主义’的民族情结，由自恋成癖到自虐成狂，他们把自己的民族想像成一个含怨之妇，想像成一个披散着长发吊着长舌的、被人勒死的厉鬼，终日追魂索命，清算十代以上的血仇。”从童年时代开始，中国人便生活在一个被仇恨所毒化的社会氛围之中，却不敢对每天都在伤害自己的当权者说三道四。许多国人一说起台湾问题来，便如同好斗的公鸡一样眼睛充血、羽毛竖立；但是，对于身边被当权者欺辱、掠夺乃至杀害的同胞，却视若无物、冷漠如冰。于是，他们的爱国主义便呈现为“舍近逐远”的选择：遥远的日本、台湾、美国成为他们发泄心中怨愤的对象，同时还能让自己显得如此“爱国”，何乐而不为呢？
“台独”所伤害的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大中华”的概念，“台独分子”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大陆民众的切身利益。是谁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山西奴隶童工事件？是谁命令荷枪实弹的军队杀害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是谁迫使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的农民因卖血而染上不治之症艾滋病？是谁生产并销售有毒奶粉导致数百名“大头娃娃”的出现？是谁向俄罗斯卑躬屈膝并签订条约出卖大片国土？是谁感谢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帮助中共夺取了江山？是谁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该不是李登辉和“台独分子”吧？
此次“掷瓶事件”，难以被炒作成又一次反日运动的借口。因为薛义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日本警方对其处置完全符合法律，他在拘留所的生活也清闲而平安，不仅享有良好的饮食，还读书和锻炼身体。他说：“日本警方的态度还算友善。私下里他们中也有人对我说，你的心情的可以理解的，但是扔饮料瓶是不对的。”薛大英雄也许不知道同胞陈光诚在自己国家的监狱中的遭遇。陈光诚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受过医学高等教育的盲人。本来，他可以通过行医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勇敢地站了出来，为那些受歧视的残疾人，为那些被强迫堕胎的农妇提供法律帮助。于是，陈光诚被投进了监狱，并多次遭到警察的毒打。即便愤而绝食，即便律师抗议，也无助于改变其在狱中的恶劣处境。两相对比，日本与中国，哪个国家更加文明、更加法治、更加尊重人权呢？薛义先生何不尽早回到祖国，尝尝在祖国坐牢的滋味呢？
从泼油漆到掷瓶子，当然都是“个人行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中共当局在背后策划和驱动。温家宝刚刚在日本完成了“破冰之旅”，胡锦涛刚刚接见了中日两国青年文化交流的代表团。此时此刻，中共当局并不愿与日本的关系继续恶化。因此，“掷瓶事件”所出现的时刻，并非中共所惬意的时刻。但是，其思想渊源则是近二十年来中共当局极端民族主义的宣教。在此意义上，当局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那么，谁是真正的爱国者呢？怎样做才能让中国成为受世人尊敬的“人国”呢？如今，对于真正的爱国者来说，并不需要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也不需要将饮料瓶向李登辉头上扔去，需要的乃是贴近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贴近这群多灾多难的同胞。正如易大旗所说：“真正值得尊敬的爱国者，是使自己和所有同胞成为其‘人’的有志之士，他们从平凡的事体做起，关注家乡社区的建设，从一草一木乃至为细微末节之每一平方厘米的民主权益而抗争；他们当然从未忘却同胞的‘生存权’，以我之见，他们关注的多有‘非政治化’的问题，如教育、环保、艾滋病等等；他们热爱中华文化，又为这种文化融汇到世界文明潮流而努力，他们并不抗拒‘全球化’，却又警惕强势资本财团的无限扩张，捍卫个性、个人尊严和抵御‘麦当劳’的文化趋向；他们直面人生，为劳苦大众的不平而疾呼，决不对一切侵犯人权的权势者低下自己的头颅。”由是观之，薛冯之流的“爱国贼”显然不在其中。
清朝末年义和团的符咒没有振兴中华，毛泽东时代红卫兵的打砸抢也没有振兴中华，九十年代愤青遍地“说不”的唾沫也没有振兴中华。泼皮式的爱国于今可休矣。在日本居住的数十万华人华侨中，亦有若干我所敬重的爱国者。比如东北汉子班忠义，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和韩国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呼吁和募捐，他每年都跋涉万水千山，将捐款亲自送到每一名受害者的手上；又比如湖南女子刘燕子，自费编辑发行中日双语的文学刊物《蓝》，该刊物堪称目前最佳的中日双语文学刊物，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薛冯之流，对镜自照，不觉得自己的丑陋吗？
批判专制的渊薮，盗来自由的火种；打破铁屋的黑暗，带来民主的新风。此方为爱国之正道。
愿与有识、有志、有勇、有智之同胞在此路上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