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记者 柳江河 2月13日
在埃及民主运动胜利之时，一篇题为《埃及抗议活动幕后策划揭秘》的华尔街日报文章引起中国人权活动家的极大关注（该文附后）。埃及民众的民主运动终于成功了，但它最初是怎么发起的？虽然有突尼斯的国际大气候，但埃及国内的小气候是如何形成的？万事开头难，抗议者是如何突破专制者的严密控制第一次发动大规模游行的？这篇文章都做了回答。就本文及其揭示的埃及事件的运作经过对中国的意义，参与记者通过收集和采访海内外的几位人权人士，得出了某些答案：
记者首先采访了八九学生领袖、人权活动家陈天石先生，他表示已经看过该文，他说:“ 通过突尼斯和埃及的事件，可以看到专制集权体制造成的严重社会积怨形成了民众决心采取行动的力量源泉，而现代通讯网络信息的传达给抗议行动提供了有效的动员途径，使得抗议的活动达到政府无法控制的规模。信息社会使得任何政府都很难彻底的控制民间社群，这些群体的积极人士最终成为抗议活动的策动者。面对整个社会基本都是“反对党”的现状，政府企图控制其中的一部分公民领袖，达到维稳的目的，在现代社会简直是螳螂挡车。这次埃及事件也表明，那些具有民主自由权利意识的公民，随时都可能成为公民抗议行动的领袖。
事实上该文中的那些所谓的策动者，对于国内外动态的高度关注，使得他们十分清楚的抓住了时机，对于其中的一些具体的策划和密谋，我相信在相似社会处境的公民，并不缺乏同样的智慧，关键的一点是，民众是否愿意参与进来。目前的中国，社会严重分裂，官民对立极为严重，突发公共事件层出不穷，某一事件成为社会大规模抗议导火线的机会要比突尼斯和埃及大过何止千万倍，因此，因应民主自由的历史天命，政府主动变革，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上策，否则其结局必然如同埃及和突尼斯的掌权者”。
记者接着采访在海外策划、组织多次抗议活动的人权活动家郭保胜先生，他说：“这篇文章打消了群众运动是自发的迷梦，任何大规模的活动，都需要部分人去策划、去组织、去鼓动。在埃及策划工作更成熟，因为毕竟还有些政治组织允许存在，但他们和我们面临一样的问题是，一去游行抗议就会被警察抓捕。这个难题要靠人数来解决，就是说一开始就有几千人、几万人的游行的话，警察根本无法对付。埃及人权活动家利用网络声东击西，在警察休息的警察日，故意放出去20个抗议地点，已吸引大量兵力。而真正的人力放在绝对保密的第21个点。在这个点上一开始就从300人迅速扩大到数千人，这个点上的抗议队伍最终到达了解放广场，这成为众大标志，即刻激发了全国人民后来的更大规模抗议”。
郭保胜先生还说：“中国近年来的一些群体抗议事件对中共专制起到了巨大的威慑和瓦解作用，但是由于是即兴的、被动式的反应，所以缺乏组织性、蔓延性，只能在某领域、某地区而非全国大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而要让这些事件上一个层次，形成全国大范围内的风潮，有意策划和主动组织是最为应该的。抗争事件必须要进行策划，抗争中的智慧不能被视为权谋，要改变轻视斗争智慧的坏风气。事件策划运作得好，就会起到轰动世界、压倒敌人的超乎想象的能量和效应；策划运作不好，很好的事件也会轻易流失。中共老是指责我们“有阴谋、有组织、有分工”，但实际上我们的抗争失败就失败在没有预谋、没有组织、没有分工上，中共高抬我们了”。
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多年来一直研究民众抗争和辛亥革命的封从德博士在网上针对埃及民主运动的组织策划性和中国民运的对比指出：“看到一些人终于想到了运动需要组织，却忘记了目前中国民运普遍存在的‘动口不动手’状况的根源：行动派一直被言论派竭力攻击和贬低，导致言论派独占各种社会道义资源”。
记者在网上也看到著名民运理论家胡平关于埃及民主运动和该文的一些评论：“中国的民主运动需要许许多多有现实可行性的计划和策略，并努力使这些计划和策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地发起运动并使运动取得成功。最后还要说的是，也许在眼下的中国，指望着爆发茉莉花革命还不大现实。但我们不能消极等待。眼下我们就有很多事可做；事实上也一直有很多人在做着。伟大事件都是在暗中准备好的。我们应该抓紧现在”。胡平还给网上人权人士拿出了引发1989民主运动的最早一份传单《21年前的一份传单－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去》， 该传单开篇就写到：“为了不忘过去，为了开创将来，让我们在今年的4月1日以及4月5日这两天，重新聚会在天安门。。。”。
看来埃及的自由抗争进程确实对中国人权活动家很多刺激和反思，据记者获悉，海内外众多地方将在近日内，陆续召开研讨会，讨论埃及的自由抗争运动及其胜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和人权抗争活动的意义。我们会继续关注。
附件：
埃及抗议活动幕后策划揭秘
Charles Levinson / Margaret Coker
来源：华尔街日报
埃及反对派本周接管议会附近的地区，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小计策开始的。
起先，他们呼吁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北面几个街区外的国家电视台大楼外进行示威游行。解放广场是反对派的大本营。当军队在电视台这一敏感地区部署兵力的时候，他们却朝广场南面议会附近兵力较少的地区前进。
这一声东击西之计让我们多少了解了十几个年轻的积极分子是如何智胜人人畏惧的埃及安全部队，发动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抗议活动，同时也暗示了组织者希望如何向拒绝下台的政府继续施压。抗议活动现已进入第17天。
1月25日，抗议活动的第一天。在开罗西边的贫民窟Bulaq al-Dakrour，组织者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
在泥泞狭窄彷佛迷宫般的小巷中，一队看似自发的抗议人群让安全部队紧追不舍。就在安全部队还未来得及将这批抗议人群制服之际，人群的规模迅速扩大。
这支示威游行的队伍可不是自发的。由于此前太多的努力都失败了，所以人们始终无法弄清这次活动的策划者是如何成功做到的。
谷歌公司中东业务的负责人高尼姆（Wael Ghonim）上周日获释后，向人们描述了他和埃及政府新上任的内政部长会面的情形。这位内政部长告诉高尼姆，没人知道这帮人是怎么做到的。高尼姆说，审讯他的人断言一定有外部势力介入。
此次活动的策划者近日来首次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秘密。这批策划者已经成为“革命青年运动”（Revolutionary Youth Movement）的领导核心。“革命青年运动”已经成了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们的代表。
他们的描述展现了一小群经验丰富的策划者。他们利用前面讲过的“诱饵游行”在安全部队面前智领先机，并用充满智慧的政治活动取得了公众对他们游行的广泛支持。
突尼斯的内乱将总统本•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赶下了台。一月初，当他们决定尝试复制突尼斯示威者的成功时，他们的首要关切是如何智胜内政部，后者管辖下的大批防暴警察多年来一直在遏制和镇压各类游行示威活动。在遏制示威游行势头、阻碍游行路线并让普通埃及百姓远离示威等方面，这批警察很是内行。
41岁的建筑师卡梅（Basem Kamel）说，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办法绕过安全部队的封锁和阻挠。卡梅是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青年团的成员，也是这十几个幕后策划者之一。
两周来，他们每天碰头一次，地点是阿里米(Ziad al-Alimi)母亲家局促的起居室。阿里米是巴拉迪组织的反对团体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幕后主要策划者之一。
阿里米的母亲曾是激进分子，1977年“面包暴动”（ bread riots）期间，她曾因领导抗议活动被监禁6个月，现在她住在尼罗河西岸Agouza的中产阶级社区。
参与秘密策划的包括与反对政治党派相关的六个青年运动的代表，倡导劳动权利的组织，以及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
他们选了20个抗议地点，这些地方一般都与清真寺相连，散布于开罗人口密集的工薪阶层社区，他们希望为数众多的分散抗议令安全部队疲于应付，吸引大量民众，并使一部分人更有可能突出重围与市中心的解放广场接上头。
组织者在1月25日公开呼吁在这些地点举行抗议，这天是为广受批评的埃及警察部队设立的“警察日”，全国放假一天。组织者在网上公布示威地点，并号召抗议者做完祷告后在下午两点左右分别在各地开始抗议。但事情不止于此。
卡梅说，没人知道还有第21个地点。
确切地说，他们并非当天号召抗议的唯一组织。其他有影响力的激进组织也集结资源助了一臂之力。数月前，年轻的萨伊德（Khaled Said）不明不白地被亚历山大警察打死后，他的Facebook页面早就成了埃及激进分子的网上据点。
页面有阿拉伯语和英语两个版本，分别由不同的管理员管理。谷歌高管高尼姆现在被确认是其中一名管理员，但其他管理员的身份仍不得而知。
英文页面的一名管理员通过Gmail聊天工具接受了《华尔街日报》采访。他只公开了网名埃尔-沙伊德（El-Shaheed）或殉道者（The Martyr）。他在采访中叙述了这些管理员在抗议中担任的角色。
埃尔-沙伊德说，1月14日传出突尼斯总统本•阿里（Ben Ali）逃离出境的消息时，他正与阿拉伯语页面的管理员网上聊天。早就开始策划抗议的卡梅及他的同伴现在又多了一个强大的人员募集渠道。
埃尔-沙伊德说，当时我在和阿拉伯语页面管理员交谈，我们在关注突尼斯，当我们听到本•阿里逃走时，他说，我们得做点什么。
这位阿拉伯语页面管理员在阿拉伯语页面上向读者提出一个问题：你认为在警察日我们应该给粗暴的埃及警察送什么礼物？
埃尔-沙伊德写道，每个人的答案都是：突尼斯，突尼斯：）。
在抗议前的最后三天，卡梅和他的同伴们没在家睡，他们怕警察会在半夜逮捕他们，从而打乱计划。他们暂停使用自己的手机，而使用家人或朋友的手机，因为亲友的手机被监听的可能性较小。
他们派出小股队伍前往位于Bulaq al-Dakrour社区的第21个秘密地点侦察。这个地点就是“海伊斯甜品店”(Hayiss Sweet Shop)，其门面和用于在暖和季节放置户外餐桌的地砖人行道广场都很容易辨认，适合集会。如果没有这个地方，这一带就是一片乱糟糟的社区，和城市的其他无数社区没有两样。
策划者知道，示威成功与否，取决于Bulaq al-Dakrour等工薪阶层社区的老百姓是否参与，在这些社区，互联网和Facebook不是那么普及。示威发生的前几天，他们在城市各地散发传单，主要集中在Bulaq al-Dakrour社区。
卡梅说，这让人们知道，一场革命将在1月25日开始。
组织者派出小股策划者在示威进行的前几天以不同速度反复行走游行路线，把时间记下来，看不同示威队伍在什么时候连接起来。
1月25日，安全部队不出所料地部署在每一个已公布示威地点的数千人旁边。与此同时，组织者委员会挑选的四名现场指挥开始下令他们所负责的人员前往海伊斯甜品店。
组织者将他们自己分为10个单元，每个单元只有一个人知道秘密的目的地。
示威者以这些小组为单位前往海伊斯甜品店，汇聚成一个不受警察控制的300人示威队伍。据目睹现场进展的海伊斯甜品店员工说，看到安全部队不在场，社区居民成百上千地从社区狭窄的巷道里涌出，使队伍膨胀到数千人。
下午1点15分，他们开始朝着开罗市中心行进。到警方意识到这支队伍并重新派出小分队封堵道路时，示威者人数已经迅速扩大到轻易超过警方力量的水平。
其他在全市各地清真寺组织的队伍受防暴警察封锁线阻拦，未能抵达解放广场。只有Bulaq al-Dakrour社区的示威队伍抵达了目标，他们占领解放广场数小时，直到午夜过后警察动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
这样一种街头示威是埃及人第一次见到，形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临界点。人们认为，正是这样一种临界点鼓动数十万人出门参加了接下来那个周五的示威活动。
那天他们再次占领解放广场，此后就没有放弃过。
Charles Levinson / Margaret Coker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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