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意孤行，在‘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维稳’到底、专权到底、顽固到底，则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主席’及其所属执政党的命运便是你们未来的宿命！”
——题记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
对于寻求民主和自由的中国人来说，2011年的春天是令人振奋的，虽然时值早春二月，空气里尚弥漫着残冬的余威，但从遥远的地中海南岸、从北非阿拉伯人那里却传来了一连串的喜讯——
元月14日晚，在突尼斯人民的抗议怒潮中，铁腕统治23年的“国家主席”本.阿里仓皇出逃，滚出了突尼斯！
元月17日，突尼斯民族团结政府成立，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报禁，并宣布国家和政党分离。与此同时突尼斯电视台的“李瑞英”们则忙着为这些年播出的谎言而向全国人民道歉……
那边厢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尚未结束，这边厢埃及人民就已经于元月25日为反抗专制独裁而走上了街头，而且一步步的将民主运动推向深入——
元月28日，数十万埃及人民聚会开罗广场，要求统治他们30年的“国家主席”穆巴拉克“下台”；
2月1日，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第一次出现百万人的上街抗议活动，当“穆主席”巴拉克在电视讲话尾声中表明自己“绝不出国，愿意死在埃及”时，数十万抗议民众则异口同声的高呼“滚出去！”、“滚出去！”；与此同时，埃及军方公开表态说：“你们的军队，没有、也不会向支撑著军队光荣历史的伟大国民使用武力。我们强调，你们的军队是民族的堡垒和盾牌。”
2月5日，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执行委员会5日集体辞职，其成员包括总书记谢里夫和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
2月9日，埃及爆发空前规模的示威抗议，在青年人带领下，男女老幼齐齐走上广场，再次敦促“穆主席”下台；
时光进展到2011年的2月11日，在埃及人民的强劲抗议下，统治了埃及30年的“国家主席”穆巴拉克终于宣布倒台——在此情况下，可以预料，一个民主与自由的埃及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现实祝福！
面对“茉莉花革命”所带来的美好局面，我们由衷的高兴、由衷的欢呼、由衷的向突尼斯人民和埃及人民献上我们的崇高敬意！甚至我们也由衷的向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人民军队献上我们的崇高敬意！
当然，我们注意到，对于突、埃两国爆发的“茉莉花革命”，中国的统治集团是极不高兴的、甚至是伤心的，本阿里作为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受到北京当局的表扬——早在2004年10月26日，《光明日报》就在一篇庆祝本阿里“高票当选”突尼斯“国家主席”的文章里，盛赞这位独裁者说：“突尼斯政治稳定，……本‧阿里在政治体制问题上，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2009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更是盛赞这位“老朋友”——说什么“在本•阿里总统的领导下，突尼斯人民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可是2011年1月14日，面对本阿里盗窃国家大量黄金外逃沙特的现实，北京当局还能说什么呢？大概只能如网友所讥讽的那样——“突死胡悲”了……
可笑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在有关埃及民主运动的报道中还继续套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维稳”语言，如《人民日报》在今年元月26日的一篇文章中说什么：“埃及各地游行示威引发冲突，造成局势混乱”，“游行示威这种做法基本上是胡闹”，“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凑热闹，有些人则是唯恐天下不乱，趁机搞破坏。”甚至胡说什么“西方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埃及国内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强调“埃及是一个乱不起的国家”，文章的语气差一点就赶上臭名昭著的《人民日报》“4.26社论”了。而在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在会见埃及官方人士时明确表达了对埃及政府“维稳”工作的支持并得到了“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公开“感谢”。而当“穆主席”被埃及人民赶下台后，北京方面又在老调重弹什么希望“埃及尽快恢复国家稳定和正常秩序。”在北京看来，“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但是，民主大潮谁能阻挡呢？三峡大坝无论垒得多高，也挡不住滔滔江水东流大海的。无论中国的执政者多么不希望看到本阿里的狼狈逃窜，本阿里确实滚蛋了；无论中国的统治集团是多么的希望“穆主席”能够“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穆主席”就是不给面子——不仅埃及人民上街了，而且是几万人、几十万人乃至于上百万人的多次上街抗议；不仅年轻人走上街头，而且中年人、老年人以及妇女儿童也都走上了街头。而最让北京当局生气的是，执政30年的“穆主席”及其执政党竟然未能掌控军队，不仅埃及外交部发言人高声宣布“这里不是天安门广场，这里也绝不会变成天安门广场”，而且埃及军方明确表示“军队会保障所有人和平表达的自由”、“绝不会对埃及人民使用武力！”结果，北京方面只好眼睁睁的望着又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被伟大的埃及人民赶到一个黑咕隆咚的地方躲藏起来……
这就是历史，就是伟大的“茉莉花革命”正在创造和书写的历史！
面对两个独裁者滚蛋的现实，北京方面固然伤心，但伤心过后还得面对现实，还得思考一下究竟应该从两个“老朋友”倒台的事实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现在大家都知道引起突尼斯、埃及等国爆发民主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一起城管殴打摊贩的事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只是一个偶发因素，而其深层的社会政治原因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执政者及其所属执政党的长期独裁和专制；其二，官僚贵族集团的高度腐败；其三，人民大众的失业、贫穷与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其四，官僚们的暴虐凶残。
弄清了“茉莉花革命”的四个原因，回过头来比照一下中国的现实，北京方面应该认识到引起北非发生民主革命运动的这四个因素中国社会一个也不少——不仅不少，而且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加疯狂、更加严重！让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下：
从独裁专制的角度讲，当代中国虽然告别了毛、邓时代的个人独裁，但中国的执政集团依然缺乏人民的选票授权，中国的执政党自1949年以来就未曾发生变动，一党专权的局面比埃及和突尼斯的时间还长。这种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生态正是中国各种官场弊病和社会弊病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人民和国家发生种种悲剧和灾难的最根本原因。
从官僚贵族集团腐败的角度讲，当今官场的腐败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据报道，中国官场的“官老爷”们大多都有“二奶”、“小三”，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竟然包养情妇140多个；福建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每年将自己22名情人集中在一起，开起“群芳宴”，还让情妇们集体评选年度最让自己满意的“年度佳丽”；而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与青岛市原市委书记杜世成竟共享一个情妇等等。官场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官僚们不仅生活腐化，而且各级官僚都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资源大肆掠夺和瓜分国家财富。学者温铁军曾指出，中共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时事评论家李剑芒在博文中揭露，中共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康日新，家里竟存放着7,000万欧元（近7亿人民币）现金。至于各位中共领袖家族的财富动辄以百亿千亿计算。不仅如此，为转移财富，大量的高官还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国外。最近有网友在新浪微博中发布消息说“据美国政府统计，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的达到91%以上”——这便是中共官场腐败“爱国”的现实。
从失业、贫穷与两极分化的角度讲，中国社会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官僚贵族阶层凭借权力杠杆垄断了国家与社会的各种优质资源（如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就公开宣称：“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所以早已成为横行中国的暴富集团。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曾明确指出，截至2008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而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巨富家族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占过亿富豪总人数的91%。而与这种巨富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大量的月薪千元左右的农民工，“蜗居”城市的年轻人，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到处奔波的行乞者、流浪汉，甚至还有三九天气横卧街头或地下通道的上访贫民……
从官僚机关的暴虐、骄横和凶残角度讲，中国官府的野蛮程度已经到了突尼斯城管所无法望其项背的程度，不仅到处都是追逐殴打摊贩的城管们，而且为了掠夺民间财富，到处都在强拆房屋、到处都在暴力征地，到处都在上演唐福珍、钱云会一类的悲剧，到处都有寻求公平和公正的访民……
突尼斯、埃及等国因为这四个因素的长期积累，终于在2011年的早春演变为一场百万人民走上街头的“茉莉花革命”——中国共产党虽然很不高兴，但在这场即将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中，难道能够独善其身并侥幸逃脱民主的洗礼吗？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由于前述的四个原因，中国社会正日益分裂为两大利益根本对立的群体，即处于统治地位和掠夺地位的官僚贵族暴富集团与处于被统治、被压迫、被掠夺的人民大众。“仇官”、“仇富”日益成为人民大众的心灵共振，而“维护稳定”、维护执政集团和暴富集团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则成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主旋律。
但是这样下去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在互联网时代，人民大众的头脑已经难以统一愚弄和支配，人民的眼睛已经渐次向着人权张开，通过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人民大众的权利意识、公平意识、尊严意识开始空前高涨——一句话，我们的人民正在通过各种准备和训练以迎接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到来！
在此情况下，执政党该怎么办？
前面说过回避是不可能的，顽固抵抗吗？有可能落得昂纳克、本阿里甚至齐奥塞斯库那样的下场，那当然不是明智和理性的选择。那么出路在哪里呢？我们认为执政党应该集体学习一下赵紫阳的“政治遗嘱”。赵紫阳在《改革历程》这本书中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曾指出“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赵紫阳认为议会民主制是“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因此赵主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前进。而在转向议会民主制之前应该设立“过渡期”，在“过渡期”里通过建立社会协商制度、扩大民主选举范围，通过推动媒体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措施使得中国社会渐次完成“议会民主制”的建立。
综合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和危机四伏的中国国情，我们认为从2010年开始的2010年代将是亿万中国人民从“经济维权”渐次走向“政治维权”的年代。所谓“政治维权”就是公开的争民主、争自由、挣人权、挣法治——就是“天鹅绒革命”、就是“茉莉花革命”、就是我们自己的“黄丝带革命”。越来越多的人民大众意识到，仅靠经济维权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经济问题的圆满解决终还要落实到民主宪政的建立上，这是无法逆转的心理洪流，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正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执政党而言，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意义。无论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还是执政党自身的利益考虑，中国共产党都不能再执迷不悟了，应该未雨绸缪、痛下决心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以三到五年为“过渡期”，稳妥有序的将中国推向“议会民主制”的轨道，诚如斯，不仅执政党在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能够化险为夷、稳中取胜，而且能够把中华民族推向民主、自由、灿烂、辉煌的未来！反之，如果一意孤行，在“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维稳”到底、专权到底、顽固到底，则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主席”及其所属执政党的命运便是你们未来的宿命！
殷鉴不远，暮鼓晨钟！
何去何从？
岂不警乎哉？慎乎哉？！
零八宪章论坛201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