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和毛泽东的批判，曾是最近中国三十年最大的心理动力之一，可是从2003年开始，这种批判的武器已经耗尽其能量，招数过老，反而把自己放倒，文革和毛泽东在不少人心目中越来越成为正面的价值。这是一种时间的魔术，并不取决于文革受害者的爱与恨，而是取决于改革受害者的爱与恨，因此今天我们不是一种为了改革而批判文革和毛泽东的心理，也不是沉湎于过去受害的杯弓蛇影的话，那么可以看到文革和毛泽东成为改革合法性危机的镜子。镜子中的看到的东西，并不存在于镜子当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所以我丝毫不认为，文革和毛泽东越来越成为正面的价值，就是回到文革与毛泽东的独裁专政。
我们今天所需要面对的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并不是“远古”的文革制造的，而是当下的改革所制造的，文革与改革所共同的东西，例如一党专政，并没有在改革中如其解决，所以把改革中的危机问题，归罪于文革，丝毫没有道理。这种手法就像独裁统治者就自己引起的天灾人祸，说成是美国干的。
对这种思潮打上负面标签，煽动过去受害者，激发其恐惧和死亡焦虑，都是老年人的阳痿和无能。这种做法本身是文革政治手腕的继承。改革前期用文革手腕对付文革，确实可以推动改革，而且其代价不在人们的理性审视当中，反而会被赞美，可是一旦其后果严重，引起关注，就可以看到其身上的老年斑，已经癌变。与时代严重脱节，对重大形势变更选择性失明，其政治解决方案改革已死多年，这一些老年人还要学习湘西赶尸，把赶尸当作中国问题的出路。即使退一步说，时局仍距离这一些老年人所认识的不远，但他们已承认改革的危机，将危机在认识中极端化，危言耸听，对于危机的解决，只有助益而没有坏处，为什么一定要招致老眼昏花的反对呢？只能说他们无法面对挑战，无法面对危机去提出解决方案，而是非理性的诉诸于政改，希望政改在一夜之间总体解决 或者心里头活络，想回到党国独裁体制的拥抱，这样饮鸩止渴，至少可以保住现有的局面不那么快溃烂。
2003年之后，我在和左翼思潮人士的接触过程中，慢慢的感觉到，其实不管左右哪一种思潮，对政局和重大的体制性问题都没有任何实质有效的冲击作用，路线斗争已经可能影响党内路线，思想革命决定没有引导政治变革的可能。左翼人士逐渐感觉到，自己与右翼人士联合起来先夺取权力，然后再来谈路线该左该右的问题。当统治集团已经是官僚专政或者官员专政，就有了自身的运转逻辑，并不是思想的力量，而是金钱利益的力量可以支配它。这时候开展左右之争，并且迷恋于如此可以决定，影响党内路线，实在是一种幻觉。那只有那一些左右翼老人才僵化于此，我们年轻人嘲笑着“乌有之乡”的极左老人，与《炎黄春秋》的极右老人，吭哧吭哧地，用屎撅子一般的语言对垒。这两类人干架最卖力，最凶，最傻。
我们所面对的反思对象，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切不可刻舟求剑，过去要反思的是文革，当下要反思的是改革。我即使退一步说，即使不是为了判定改革已死，告别改革，是为了进一步促进改革，进行加速度，当下对改革本身进行反思，甚至全盘否定和摧毁性打击，也是极为有用的。所以在当下赞美改革是对中国出路本身最为有毒害的事物之一。这极为吊诡，但不得不承认，这是清楚地现实。
承认这个现实大背景，并且作为政治立场的起点，那么我们就有一种开放性的视野来看待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和杨帆的《重庆模式》。这种开放性的视野，来自英国经验主义和普通法的影响，并不是像欧陆唯理主义那样，用改革意识形态去裁剪政治事实本身，而是让“政治事实本身”长出自己的意义。就像一个普通法的法官，通过判例推出法律原则，长出判例法。改革时代里，推崇自由主义的思想流派，总是赞美英国经验主义，可是他们不会用英国经验主义审视改革，审视自身所坚持的改革政治方案，总是陷入欧陆唯理主义的窠臼。
我把重庆模式掰开了揉碎了来看，不仅把重庆模式掰开了，而且把薄熙来与重庆模式掰开了。我发现重庆模式与法西斯主义一样，是一种“左”“右”的混合物，其中我关注了打黑、唱红、民生项目和户籍制度改革，我的评价各自不同。重庆模式里面有着很多非重庆模式的东西，例如重庆市长黄奇帆的执政思路，我认为还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这样的“极右”物如何与薄熙来在政法、意识形态的“极左”混合，是否兼容，是很成问题的。我极为赞同打黑，原因在于打黑打的并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与地方权贵官僚勾结在一起的原罪经济共同体。这时候，采取刑事逼供或者严打的方式，就是很有正当性。请记住过去和现在的全国性严打，都是针对社会，而是针对地方权贵官僚。这是文革之后第一次针对地方权贵官僚是严打。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是，我认为共产党员尤其是高级干部没有人权，因为其入党宣誓的时候，把他们的一切都交给了共产党，已经做了人权让渡。所以对他们双规，对他们严打，是不能用人权来抗辩的。否则地方权贵官僚一方面享有与老百姓一样的人权，另一方面在人权之上，又享有特权，很显然是双保险。民生项目我是支持的。户籍制度改革我是反对的，对此我写过一篇批评为“空手套白狼”的文章。
“唱红”，我自己没有很清晰的思考，我很赞同一个叫做胡特的腾讯微薄网友的说法，他说，“唱红歌、许承诺、燃希望适用于在极端情况通过精神鼓励来达到常态下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如果因此就误以为通过努力可以把极端当成常态，以达到理想中的乌托邦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比如通过精神鼓励可以抑制住欲望一顿不吃饭没问题，但是因为这样就天天用此办法来节省粮食那迟早出人命。”
我再谈一下把薄熙来与重庆模式掰开。这相当于政治哲学中的立法者与政治方案的分离。政治方案总是特定时间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之下的，也就是历史性的，不可能是真理。薄熙来作为重庆模式的缔造者，在我看来，重要的并不是重庆模式如何，而是那种在改革全局中突破出来的破局能力，那种决断的勇气和决心，这来自与个人魅力。也就是薄熙来如果保持其破局能力，保持其决断的勇气和决心，可以在另外一个特定时间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之下的，缔造出另外一个模式。不是人受制于重庆模式，而是人缔造重庆模式。如此看来，即使重庆模式被否定被打倒，我还是可以看重薄熙来此人。所以我在2009年后改革人物评选中，尽可能突出薄熙来这个人，而淡化重庆模式。如果看重重庆模式，那么就很容易被极左极右的思潮陷进所拘捕。
把重庆模式当作一个整体，把薄熙来与重庆模式当作一个整体，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划分敌我的看法，站在我自己这一边为“大是”，与我不同的一边就为“大非”，在我之外，就是一个与我敌对的整体，其内部结构与我无关，不需要去研究，总之是黑乎乎的坏。这是基于反思文革极右派的文革式思维方式。同样赞美文革的极左派思维方式，也是如此，认为重庆模式当作一个整体，与薄熙来与重庆模式当作一个整体，就是文革理想的再现。杨帆的《重庆模式》中试图终结这种极左极右的思维，一种超越左右的努力，来看待薄熙来的重庆模式，虽然他的这种努力并未清晰化为学理，但是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赏的。杨帆在新浪微薄有一个微博群，名字就叫做“超越左右翼”。 这是杨帆等“中左’流派一二十年的努力方向。杨帆在《重庆模式》中的最后一章，极力想证明重庆打黑是一种基于强人的有效法制模式，并且在关于《重庆模式》的乌有之乡讲座，以及后来的座谈会中，都提出要对强人政治替代以民主的模式。这样的思考，它是开放性的，是试图“超越左右翼”。
我之所以极力赞同这种开放性和“超越左右翼”，是有另外一种版本的开放性与“超越左右翼”，那就是后改革。我的政治思考不再是以促进改革为宗旨，而是终结判定改革之死为宗旨，以加速度实现民主宪政为宗旨。虽然我认识到杨帆等中左，和很多“中右”是在批判现有改革历史进程的前提之下，提倡一种改革方案的原教旨主义精神或者真正改革的急剧实现，还处在改革意识形态和改革原初政治的迷雾当中，但是对开放性和“超越左右翼”的追求，是后改革立场，与“中左”“中右”所共有的。这种共有也是最近七八年来，“中左”“中右”凝聚成一个板块，与极左极右发生断裂的原因。
王俊秀和我合办的后改革思想网，将搞重庆模式的薄熙来评选为2009年后改革人物，并极力指出，重庆模式虽然很有很多文革的面具，但在改革三十年的语境中，已经不可能回到文革，而是一种对“深圳模式”等改革路线的强行突破，撕开一条血路，我把它当作特殊版本的后改革模式。这一点亚洲周刊对重庆模式的深入报道，也心有戚戚焉，这个报道也同样将重庆模式置于后改革时期的视野当中。
在后改革时代的今天，不管你喜欢薄熙来，还是痛恨薄熙来，不管你赞同重庆模式，还是否定重庆模式，而且重庆模式还能成为中国整体模式的候补这种趋势不可否认，这时候薄熙来与重庆模式都在你的眼前，都在你的身边，无法回避躲闪，只能直面，研究讨论之。它已经成了气候，成为准普遍性，就得正视之。所以杨帆的《重庆模式》一书，其功劳在于将重庆模式的真实材料，呈现出来，并且带到学术思想界可以是深入讨论的地步，就像开一次会议，没有一个可靠的会议材料，那这个研讨会的质量就不可以保证。我想杨帆的《重庆模式》，可以作为支持重庆模式会议的会议材料，也可以作为反对重庆模式会议的会议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