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阅读丁学良的新书《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印象最深的不是关于中国模式的反复论证，而是他在该书“前言”中关于“三个辣椒”的类比说明：“本书不是纯学术的讨论，而是公共政策层次的探讨和相关思路之理顺。……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很多属于所谓的敏感问题。……我给自己言论自由制定的尺寸，是‘三个辣椒’。……我给读者诸君做的菜就是三个辣椒的档次，如果继续降级一路清淡下去，恐怕就会失掉必要的和有益的刺激性。等到诸位某日胃口都变得更加厚实强韧了，我再为大家提供四个乃至五个辣椒的服务项目。”
2010年12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有丁学良的长文《警惕中国模式的慢性病》，其中对于自己“三个辣椒”的学术品味另有说明：“我讲的社会成本是广义的，至少包括三大块。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我现在还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是再提上就更麻烦了。仅仅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任何要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学者，都绕不过这道门槛——它们所代表的社会成本是那么的巨大。”
按照丁学良的解释，中国模式与此前由外国人提出的“北京共识”以及“华盛顿共识”，不是在一个抽象层次上。后二者更多是关注政策工具的选择，而中国模式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来考察政府与经济、官僚界与工商界、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之间互动的关系。在21世纪前十年刚刚过去的时间点上，“我们目击、我们所亲身体验的中国模式已经基本形成”。这种中国模式的三大基本支点，是“核心的列宁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受政府支配的市场经济”。它是一个铁三角，少了任何一个支点都立足不稳。“而如果你们想进口或者出口它整个的铁三角，那你们就必须把全部的成本代价作清楚的预算，否则就太不自量力了”。
而在事实上，丁学良先生并没有持之以恒地保持“三个辣椒”的学术品味，书中更多的内容，其实是“继续降级一路清淡下去”的“一个辣椒”，也就是关于铁一角的市场经济的相关辩论。该书第五讲“中国模式的绩效评价”，主要是对于既有的铁三角的中国模式的正面肯定：“如果我们站在中国国家政权的位置上，看中国模式在过去二十余年里做出的贡献，那它的头等功绩当然是保障了中国共产党之不被挑战的唯一执政党的地位。”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讲的辩论部分“回应问题：中国的再崛起”中，丁学良巧妙地进行了概念偷换和价值取舍：“虽然过去二十年里中国模式产生的绩效非常显著，但它不是史无前例、天下无双的。……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最新变种。”这里所说的“绩效”，已经撇开既有的铁三角的中国模式中更加重要的另外两角——“核心的列宁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从而变成可以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东亚模式”划等号的铁一角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在铁三角与铁一角之间玩魔术的概念偷换和价值取舍，实际上是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的一大法宝。
在第九讲“中国模式更新换代的深层阻碍”中，丁学良指出，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的官僚体制恢复和发展的黄金时代，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时代。克服从迄今的发展模式获益巨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之阻碍，是更新换代中国模式所面临的最困难的挑战。为此，他介绍了已经证明失败的三种办法，以及还没有在中国社会得到落实的“第四种办法”，也就是民主化改革。作为例证，他介绍了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改革，说是“现代社会对付官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媒体透明，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统一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
在官僚集团不可能“自砍手脚”的情况下，为了消解民主化改革的政治敏感度，纸上谈兵的丁学良，只好积极主动地单方面“自砍手脚”以降低“三个辣椒”的学术品味：“我一直讲民主‘化’改革，而不用‘民主制度’，因为大家对民主制度往往有误解，一讲民主制度就以为要马上在中国本土成立几十个政党，搞选举，直接选出国家最高层领导班子，那是以后的高级制度状况。民主化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一些东西先来，一些东西后来。但不能老不改，守着现有的体制当救命稻草。”
在这一讲的辩论部分，丁学良列举了制约特殊利益集团的四种力量，第一是宪政民主的司法制度；第二是宪政民主的选举制度；第三是独立自由的媒体舆论；第四是全球化的国际竞争。在他看来，在既有的铁三角的中国模式之下，“唯有国际化还能发挥较大的作用”。要想使发展政策、公共政策不至于在太多的时候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得太过分，只有坚决稳步地推动中国进入更多方面的国际竞争，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思路，比较现实的选择。
沿着丁学良这种“比较实事求是的思路”推演下去，笔者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样一个金三角的中国模式：第一是以人为本的普世性的大同人道主义。其核心价值是宪政民主契约以及工商文明契约中甲、乙双方及相关各方的相互平等、对等交易、公平竞争；也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倡导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fair play（费厄泼赖）的奥林匹克精神。第二是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及其法律程序。也就是依照宪法条款——公民个人与国家政权之间所缔结的宪政民主的契约文本——充分限制公共权力并且充分保障个人权利。第三是与全球化的国际市场充分接轨的大众化的自由市场经济。
这种金三角的中国模式的原动力，并不是来自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及其法律程序，更不是来自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而是来自每一位主体个人甲、乙双方及相关各方相互平等、对等交易、公平竞争的以人为本的意志力。令人感叹的是，并不具备这种以人为本的主体意志的丁学良，在不能满足于由国际竞争倒逼出来的制约特殊利益集团的民主化改革的情况下，只好进一步发挥自己所擅长的非常宏观的现代化比较研究，在所谓“四处张望”的过程中，反复施展“自砍手脚”的从“三个辣椒”到“一个辣椒”的概念偷换和价值取舍。于是，便有了被他称之为“历史性的伟大进步”的“新中国模式”，也就是只剩下一个角的大众市场经济模式：“我们希望，从现在起几年之内，中国能够创造一个和平转型的记录，从既有的小众市场经济顺利转成为大众的市场经济。这个新的中国模式将是我们13亿中国公民的公共产品、公共财富。若是这样的话，面前正在展开的21世纪，将会变成我们中国全体民众的而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官方的盛世。”
为了实现所谓的“新中国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全体民众的而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官方的盛世”；更为了让北京方面接纳并且重用自己这个“圈外人”；丁学良在第四讲“中国模式的国际环境”中，全文抄录自己分别发表于2000、2001年的两篇旧文章。其一是《美中对抗中的四种主义——新世纪国际斗争的主战场》；其二是《拖垮苏联的套索正抛向北京》。在后一篇文章中，他以2500年前的孔夫子急于出卖自己的“丧家狗”式的低级忠诚，一方面发出天诛地灭、末世劫变的警世危言；另一方面又针对北京方面的“不通资讯”、“不许讨论”、“不纳圈外”，高调发出“只信家人，不听外人”的道德谴责。正是基于这种低级忠诚，明确承认“唯有国际化还能发挥较大的作用”的丁学良，竟然自相矛盾地为铁三角模式之下的“反美势头”出谋划策，主动提出“集中兵力跟美国海军的一小部分（一两个特混舰队）打上一场”的战争建议。
与此相印证，“圈子外”的丁学良在该书“前言”中，另有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效忠表示：“海外华人圈里的专业人才在这方面可以提供何种服务？常规化的服务渠道应有哪些？”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得到不可能“自砍手脚”的官僚集团的赏识重用，作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的丁学良，可以随时在价值理念和学术品味方面“自砍手脚”，从而通过倡导推动“从既有的小众市场经济顺利转成为大众的市场经济”的更新换代，以更加有效的“新中国模式”来自觉维护既有的铁三角的中国模式的另外二角——“核心的列宁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至于一党专制的列宁主义，以及与其相配套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是不是反宪政、反民主、反人权、反人类、反生态、反文明，丁学良都可以不予考虑或者说是在所不惜。
据余英时介绍，以新儒学自居的钱穆在晚年谈话中，“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然而，继一代文人于1949年前后变成灰尘之后，像丁学良这样在美国学习过非常宏观的现代化比较研究的海外及海归学者，依然在孔夫子“丧家狗”式的“沽之乎，沽之乎”，以及传统儒士“学而优则仁”、“货卖皇帝家”的路径依赖中急于自售。中国文人儒士悲剧性的反宪政、反民主、反人权、反人类、反生态、反文明的精神癌症及其灰尘宿命，显然要比既有的铁三角的中国模式更加具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