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 / 朱欣欣


提要：真正的艺术经典体现人类美好的普世价值，提升人的精神，是穿越时空，活在大众心里而不是靠权力推销的。中共党文化“红色经典”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恰恰是反常识、反文化、反人类的，是徒具艺术包装形式的红色毒品。“红色经典”表现的是成王败寇的暴力美学、塑造偶像的现代迷信、无视历史的瞒与骗，只能成为反思历史与现实的反面教材。

 
不知大家是否有所关注，今年官方春晚在临近新年钟声的时候，女歌手谭晶唱起了《旗帜更鲜艳》，从南湖、井冈山、遵义等直唱到新时代。这些党文化的符号不仅仅是娱乐的内在统摄，也预示着围绕将临的中共成立九十周年，新一轮意识形态宣传的开始。就在上个月的某晚，官方广播“中国之声”报道，继江西电视台“红色经典”栏目之后，重庆电视台开设了“红色经典”频道。由此，年轻的女主持人说到她在国家大戏院所见的感动：歌剧《洪湖赤卫队》演出时来了许多年轻人，有的年轻家长边看边耐心地给孩子讲解。接着，一旁作为男嘉宾的学者也深情地说如何看着“红色经典”长大。我听了不由得悲哀，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反思历史相比，中共的保守倒退致使所谓的“红色经典”，借民众的不同类型的“怀旧”情绪，又开始充斥耳目，不仅强化部分中老年人的愚昧，更贻害后人。去年12月26日毛生日那天，我在本地市政府前的广场，看到一群朝拜毛像的老年人中，就有一位受过理工高等教育的七零后“毛派”，带着孩子朝拜。

艺术以其诉诸形象和情感，与说教相比更具有吸引受众的优势，因此伪艺术的毒害也更大。真正的艺术经典体现人类美好的普世价值，提升人的精神，是穿越时空，活在大众心里而不是靠权力推销的。中共党文化“红色经典”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恰恰是反常识、反文化、反人类的，有人斥之为“红色垃圾”，我认为比垃圾还可恶，是有一定艺术诱惑力的红色毒品。如今从其各类作品看，文学除了几个短篇进入学校课本，已没了读者，美术只有部分作品供在某些角落，戏剧、歌曲偶尔被部分中老年人挂在嘴边，只剩下少数电影还有一定的光影声色吸引力。在兜售一些勉强拿得出手的旧影片的同时，官方还加以翻新，如翻拍的电视剧《沙家浜》、《洪湖赤卫队》、《铁道游击队》、《51号兵站》等。所以表现中共历史的官方电影是剖析“红色经典”的重要标本，让我们看看其毒素都有哪些成分——

一、成王败寇的暴力美学

与对制度依赖的改良相比，激进的中国革命更突出人的意志和力量，对立双方没有基本规则，没有共同道德，只有投机的暂时交易，除了争夺权力交椅的你死我活，平等、解放、强国等不过是装扮自己、忽悠百姓的旗帜。人们被强行区分成不同的阶级成分，非友即敌，谁也无法置身斗争之外。中国革命的非程序性充满了传奇色彩，先是革命党对满清，国民党对旧军阀，接着是国共相争，然后是中共内部倾轧和对人民的专制……中共是僭越上帝的欧陆绝对理性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的混血儿，是中国历史至今阴谋与暴力的集大成者。电影作为大众艺术决定了其观赏性对传奇性故事的追求，国共冲突是一段比赛谁更流氓更阴狠的记录，这种二元对立产生出强烈的戏剧性，而这样的题材恰恰适合发挥电影的表现力。

发扬《三国演义》、《水浒传》美化暴力的美学传统，中共的红色电影形象地美化了“造反有理”，为了所谓成功，可以用革命的名义，不择手段实施暴力，上不敬畏公义和天理，下不敬畏生命和伦理、历史和法律，谁激进谁就是更革命、更先进。从题材看，农运的《怒潮》（1962年），《枫树湾》（1976年）、《大刀记》（1978年），工运的《风暴》（1959年）、《大泽龙蛇》（1982年）、《燎原》（1962年），学运的《青春之歌》（1959年），武装暴动的《红旗谱》（1960年）、《拔哥的故事》（1978年）、《大浪淘沙》（1966年）《秋收起义》（1993年）、《南昌起义》（1981年），国共内战的《南征北战》（1952年）、《红日》（1963年）、三大战役系列、挺进大西南系列，土改的《暴风骤雨》（1961年）。等等，一个比一个暴力。乍一看好像反映工农疾苦和反抗，实际上是将历史简单化，妖魔化对立面，主要角色都是虚假的“高、大、全”，群众角色也毫无主体性，不过是吹嘘和衬托中共形象的群氓符号而已。对比之下，民国时代的工人、农民可以组织自己的工会、农会，中共甚至建立自己的军队和国中之国。如今，工会成了官方机构，农民不能建立自己的农会，更遑论公民组党。1989年六四屠杀后，《青春之歌》在北大成了禁片，源于学生看到银幕出现北大学生游行的画面而鼓掌欢呼，那时面对的不过是警察的棍棒和高压水龙头。1926年北京大、中学生请愿，李大钊等指使学生要求进入执政府，军警卫队开枪，死亡47人，伤200多，人酿成三一八惨案。时任总理段祺瑞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严惩凶手，引咎辞职，终生食素念佛，以示忏悔，既使后来重病期间，家人劝他开荤以加强营养，段祺瑞亦拒绝说：“人可死，荤不可开。”可是1989年，中共动用坦克、机枪，在北京有预谋有计划地屠杀和平示威的民众后，邓小平不仅公开接见、表彰军队，还举行大型庆功演出，如今又讳莫如深、封杀历史真相，真乃亘古未见之无耻。

最能表现中共暴力“辉煌成功”的无疑是表现内战的《大转折》（1997年）、大决战三部曲、大进军四部曲等影片，那一片片血肉横飞只是讴歌革命的陪衬而已，而不是与中共士兵一样的同胞。记得在《辽沈战役》中，编导渲染一个共军小兵被炮弹击中的阵亡：他的一条红围巾被炸飞，从天空凄美地缓缓坠落。而对于长春围困战的残酷，影片却刻意回避。中共半年的围困，连百姓出城都不准，“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第四部  香港天地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另有真实记录辽沈战役的《雪白血红》（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成了禁书，作者张正隆被王震下令拘捕关押了7个月（姜维平《中国政改的希望所在》）。我们每年纪念南京大屠杀，却不反省更不人道的同胞相残、饿毙几十万人的长春悲剧。

在成年人的冲突中，如何对待未成年人，是检验对立双方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准。可是在中共的红色电影里充斥着陷入成年人血腥的“少年英雄”：《红孩子》（1958年）、《闪闪的红星》（1974年）、《两个小八路》（1978年）、《小兵张嘎》（1963年）、《刘胡兰》（1950年）等。这些形象当年曾让多少我这样的无知少年心驰神往。据介绍，《小兵张嘎》的导演、著名演员崔嵬艺术上受过苏联塔可夫斯基《伊万的童年》（1962年）的影响，可是，在同样的官方意识形态环境里，塔氏的《伊万的童年》与《小兵张嘎》的内涵完全不同，更接近战争的真实。导演没有简单地赞颂少年伊万的英雄行为，而是冷静地不动声色地展现战争的残酷、人性的扭曲。崔卫平曾在著名的《“狼奶”还在继续》一文提到“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小学课文，批评暴力教育对人性的毒害，质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将暴力与政权合法性相联系。

中共成立以来的历史证明，暴力革命的性质决定了从其成立之初开始，内部矛盾的解决必然同样充满了阴谋与血腥。早在1930年—1932年初，在中央（江西）苏区的肃反惨祸中（“肃AB团”运动），被杀害的红军官兵和共产党员、普通群众超过一万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其后抗战时延安及各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建政后的高饶事件直至文革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之死，邓小平六四屠杀后软禁总书记赵紫阳近十八年等，毫无人性可言。电影里贺龙的命运也是暴力革命的典型之一，从以贺龙造反割据为背景的《洪湖赤卫队》（1961年），到《贺龙军长》（1983年）、《元帅与士兵》（1981年），直至《元帅之死》（1980年），历史证明了暴力革命不仅吞噬对方，最终也吞噬了革命的儿女，从剥夺思想到剥夺生命，社会在以暴易暴中循环、败坏，毫无进步。

“……共产主义在创建过程中，无法摆脱自己所憎恶的暴力和死亡。”“马克思主义一开头就错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一直在找敌人，而不是在找朋友。……责任被仇恨取代。”（[英]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须知，“真正伟大的革命是行为方式的革命和思想的革命。因此，变换政府的名称并不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推翻一个民族的制度也不会重塑它的灵魂。”（[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第4页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的柴刀，贺龙的菜刀，《刘胡兰》里的铡刀，电影《枫》（1980年）里红卫兵的刀枪，八九六四屠城军人的坦克机枪，雇凶者强拆的砍刀，挥向访民们的电棍，邓玉娇反抗的修脚刀，杨佳复仇的利刃，还有那些向无辜儿童泄愤的尖刀……今年的贺岁片干脆《让子弹飞》。压迫者与反抗者，顺民与暴民，并无本质的区别。银幕上下，成王败寇的是非观、成功观不被信仰所超越，这片土地上的暴力就永无止息，爱的光照只能是广告中的虚假幻影。

二、塑造偶像的现代迷信

上个月某晚，偶然从本地广播节目之间的垫乐里，听到久违的老歌：“巍巍井冈山高，清清延河水流长，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比水长……”那是文革后期李双江初出道时的歌唱。肉麻的歌词，虔诚的歌吟，深情的曲调，融合成美妙的致幻剂，几近宗教圣歌的效果，让人如痴如醉。如今的媒体“难得”还有如此毛派的编辑，翻出这样的“古董”，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这的确是一种邪恶之美，是那个年代艺术被权力强奸出的畸形儿。同样的作品岂止是歌曲。

精神上消灭，知识上利用，在毛泽东高超的统治下，在许多人主动或被动沉默之际，除了以死抗争或难忍失宠而自杀之外，包括电影界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有幸”成了领袖偶像的塑造者，带着精神镣铐出卖自己的才华。

毛时代的电影大都是通过革命历史和革命圣徒间接地制造领袖崇拜，领袖代表新世界的希望和绝对正确的领导，全然无视历史的延续性和社会的复杂性，将中共的历史简化成了按照领袖革命意志展开的一幕幕戏剧。如《万水千山》（1959年）、《革命家庭》（1960年）、《党的儿女》（1958年）、《烈火中永生》（1965年）等。《东方红》（大型舞蹈史诗  1965年）标志着领袖崇拜推向新高峰。接着，毛振臂一挥，发动了文革，领袖崇拜走向狂热。文革电影对领袖崇拜的表现手段更露骨而粗劣，主要在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突出红色帝国领袖的神圣地位和对其绝对的效忠。除了八个样板戏，还有《艳阳天》（1973年）、《青松岭》（1973年）、《火红的年代》（1974年）、《向阳院的故事》（1974年）、《创业》（1974年）、《海霞》（1975年）、《春苗》（1975年）、《红雨》（1975年）、《决裂》（1975年）、《金光大道》（1975年）、《欢腾的小凉河》（1976年）、《芒果之歌》（1976年）、《征途》（1976年）、《主课》（1976年）、《反击》（1976年）等。在《创业》里，当石油工人遇到困难，他们就学习毛的著作，寻找智慧。与《地道战》里的民兵们一样，打开毛著，立刻“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如同宗教信徒对经书的神圣虔信一般。《决裂》里也有很经典的场面。江西成立了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位老教师被当作旧教育的象征被批判，他在课堂上的一句话成了老幼皆知的经典台词：“今天我来讲一讲马尾巴的功能。”可是有位抱孩子的农村妇女只写了“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就得一片掌声，成了可以上大学的理由。影片中人们的狂热偏执现在看起来很可笑，但很符合当时政治挂帅的氛围。

毛去世后，中共不得不进行改革，十年左右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大陆在中共建政以来最好的十年，电影界突破禁区，出现了一批反思历史、真实表现普通人命运的作品。毛的崇拜降至低谷，中共受到体制内外改革力量的压力，为了改善中共的形象，毛的偶像开始直接出现在银幕上：《西安事变》（1981年）、《风雨下钟山》（1982年）、《四渡赤水》（1983年）和《大渡河》（1985年）。其它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彭德怀、贺龙、陈赓、方志敏等也在银幕上露面。随着六四的枪声，中共意识形态和道德合法性彻底崩溃。于是，当局对知识分子物质上收买，专业上利用，在祭起最后一面名为爱国主义实为民族主义旗帜的同时，抬出毛的僵尸和其它领导人充当中共的公关形象代言人，企图借重塑领袖偶像恢复党崇拜。毛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的形象开始频繁出现在电影里：《开天辟地》（1991年）、《秋收起义》（1993年）、《长征》（1996年）、《重庆谈判》（1993年）、三大战役系列、挺进大西南系列、《开国大典》（2000年）、《建国大业》（2009年）、《毛泽东的故事》（1992年）、《走出西柏坡》（2001年）、《决战之后》（1991年）、《百色起义》（1988年）、《我的法兰西岁月》（2005）、《邓小平在1976》（2001）、《邓小平》（2003）等。同时不断推出《焦裕禄》（1990年）、《蒋筑英》（1992年）、《孔繁森》（1995年）、《任长霞》（2005年）、《生死牛玉儒》（2005年）等信徒作中共偶像的装潢。《开天辟地》的片名如此狂妄，俨然上帝的“创世纪”，可事实证明，中共这个假神赛过魔鬼撒但，洒向人间遍地祸。对于中共建政后的历史，除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电影对文革做了初步的揭露和反思，之后的少数作品大都遭到封杀，这一亟待开掘的重要资源成了电影的禁区。

在许多红色电影里，每当烈士牺牲的时候总响起这样的歌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首《国际歌》诞生于激进主义大本营的法国，本是呼唤平等、自由和解放，一个多世纪以来，却成为走向专制的各国共产党的党歌，历史就是这样吊诡。陈寅恪曾指出：西洋各国“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7页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当无助的人们急于改变命运的时候，把信仰的目光从天上转向人间，寻找强人信靠的时候，正是从信仰走向迷信、崇拜偶像的开始。在没有真信仰的地方，就没有大写的人，只有偶像。“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温和的主子，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49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社会主义是对宗教的模仿，可惜是拙劣的模仿，它企图用统一的意志和组织，消灭从财产到思想的一切差异，在地上建造天国乌托邦，可是如同一个人无法把自己举起来，人的罪性注定无法靠自己超越，从罗伯斯庇尔、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金日成父子、卡斯特罗等极左独裁者，人民赋予他们拥有神一样的无限权力，最后却换来人间地狱。“寄托往往意味着葬送”（雨果《悲惨世界》）那些被成为偶像一部分的烈士们，看到今天的现实该做何感想？

三、无视历史的瞒与骗

春节刚过，中共开始有组织地在全国媒体为其成立九十周年自吹自擂。在2月10日第一天开始的优秀共产党员系列宣传中，首推方志敏。他的《可爱的中国》是几代学生熟悉的课文，他的故事1980年被拍成电影《血沃中华》。中共主要领导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之一的王明1935年在有全世界共产党参加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总司令方志敏同志”为抗战牺牲。中共1934年7月向福建省、浙江省派出这支“抗日先遣队”，当时那里没有日本的一兵一卒。该先遣队唯一生还的指挥员粟裕曾总结道：“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腹心地区去‘最高度的发挥游击战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脱离实际的臆想。”这从另一方面证明，所谓“抗日先遣队”，并非抗日军队，而是打击和推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在战略上分散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力量，阻碍了抗日准备，而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原四川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现任美国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 [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8月）。

中共武力建政的历史“合法性”自认为一是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二是抗日有功。与内战夺权相比，对外抗日按说更能赢得民心，果真如此，红色电影应该不断大肆宣扬才是，可是，我们在《中华儿女》（1949年）、《赵一曼》（1950年）、《杨靖宇将军》（2005年）、《赵尚志智取五常堡》（2009年）、《平原游击队》（1955年）、《铁道游击队》（1956年）、《狼牙山五壮士》（1958年）、《地雷战》（1962年）、《小兵张嘎》（1963年）、《地道战》（1965年）、《烈火金刚》（2004年）、《敌后武工队》（2009年）《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年）等影片看到，好像只靠中共地方武装就打败了日本鬼子，只有中共组织了地方游击战。按说中共渗透并煽动东北军，导致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发生二二兵变，张学良部下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三凶逃离西安，由周恩来安排寻求庇护。全面抗战爆发后，三人全都投降日伪。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也相继成了汉奸。孙铭九等人后来竟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取得了合法性，应该没有抗日阻力了吧？可中共的主力八路军、新四军都干什么了？只有平型关伏击战、百团大战，只有电影《八路军》（2005年）、《太行山上》（2005年）、《奇袭阳明堡机场》（2007年）。整个抗战，中国军队的22次会战，1117次战役，38931次战斗，绝大部分都是谁打的？阵亡的261名抗日将军中，中共只有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突围时阵亡。当时，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下，左权一再叮嘱手下官兵卧倒，以避免无谓牺牲。奇怪的是他自己却独自继续前进，身边没有一个卫兵。这是他因在肃反时被诬陷为托派近十年而心中痛苦，不顾危险，以死证明清白所致（散木《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文史精华》2003年第2期）（《往事钩沉》第20、21节：左权之死与“托派”嫌疑 吴元浩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不仅如此，中共还通过电影《抓壮丁》（1963年）歪曲历史，丑化抗日国军。该片中的四川，实际上抗战期间将三百多万子弟送上抗日前线，川军在战斗中顽强勇敢，仅阵亡就达263991人。“模范父亲”王者成送儿出征时，在白色锦旗正中大书一个“死”字，并在上面题词壮行。创作《游击队歌》的原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等音乐家，抗战时曾谱写《壮丁歌》等作品赞颂川娃儿（王康《四川：中国的盐》）。

历史真相是，中共在抗战时的方针是“七分发展、二分观望、一分抗日”。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20日，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奉命发表宣言：“……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掩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击。”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做出决议：“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9月30日，中共发表第二次宣言：“……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苦民众宣言：中国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不可调和的死敌。”不到两个月，中共趁国难之危，于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令国民政府两面受敌。“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军队放过一枪一弹，他们所做的，就是用红军打击国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与别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动立即抗战，破坏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和战略决策。”西安事变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由曾经担任中宣部长的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贺龙传》记载，洛川会议决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在推翻国民政府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是拼命的运动战，如今抗日，要求转变成保存势力的游击战。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是会议的参加者，他回忆说，毛泽东那时考虑的，的确是为了抗战胜利以后，“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毛的确把民族的利益放到了党的利益后面，处处为了夺取政权，对于中共来说，这是功劳；对于民族来说，是罪过。（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8月）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正式开幕，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向会议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言论和行为，集中展现了他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使用了与王明几乎类同的语言，毛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他称赞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领袖”。并高度评价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毛强调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他似乎忘记了他本人自洛川会议以来一贯宣传的“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而谈起国民党的“光明前途”。毛批评“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毛郑重号召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毛泽东为了充分显示中共和他本人对改善国共关系的诚意，向国民党提议，共产党员在保留中共党籍的条件下，公开参加国民党。毛并表示，中共将主动向当局提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毛向国民党保证，中共不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党支部，也不在国民党党员中征收共产党员。毛泽东的最惊人之笔是他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1938年9月29日，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示对蒋介石“钦佩无既”，声称对“先生盛德”，“凡在国人，无不崇仰”。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也是说给蒋介石听的，其目的是为了麻痹蒋介石，但是毛这次却碰上了真正的对手。和毛绝不信任国民党一样，蒋介石也丝毫不相信共产党。蒋介石一眼就看穿了毛泽东的意图。蒋介石在接到了周恩来转交的毛亲笔信的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两党长期合作’，闭口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口吻，反使我产生疑虑”。“ 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惨痛经验，是不能再上当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中共抗战只是口头鼓动他人牺牲的文抗，人们不仅看不到中共倾力抗战，反而在中共《东进序曲》（1962年）、《黄桥决战》（1985年）等影片，以及42集电视记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2005年第4版更名为《大决战》台湾出品  1995年）之28、29集了解到，大敌当前，中共却不断与国军枪口相向。“1940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裏。3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时，朱德、彭德怀感到他们也应该打打日本了，不然说不过去，4月1日，他们准备大规模破坏日本运输线。毛对这个要求拒不批准，反而令他们把部队调到华中去抢地盘。朱彭的破路计划只好作罢。”（[英]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起自东北铁血军的抗日英雄赵侗兄妹的家族三十多人为抗日捐躯。只因被蒋介石器重，赵侗兄妹所部200人竟遭中共贺龙部伏击，全部遇难。其母赵洪文国因此成了与中共血战的双枪老太婆，后来中共攻陷四川，将其捕杀。十几年后出于宣传的需要，她却被变脸成了电影《烈火中永生》里中共的游击队长。该片及原著《红岩》背后，还有了一段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生活腐化和叛变出卖部下的史实。另外，《红岩》的第一作者罗广斌在文革时参与两派斗争，关押后因不堪折磨，1967年2月10日，高呼“毛主席万岁！”，坠楼自杀。中共如何破坏抗战，不择手段“争取”民众，扩充势力，雷震远神父也在《内在的敌人》（[比利时] 雷震远神父、爱莲•科巴利•昆  [台湾]国立编译馆1952年）一书中记录了耸人听闻的亲身经历。

既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蒋介石了，毛有了闲暇。他着手整党，要把中共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英]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据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另有《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朱鸿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延安拯救、养大了中共，毛泽东也是在那里争夺到最高权力，按说应该对延安感恩才是，可得了天下后，毛一次也没有回去看望用小米饭养育了他的延安人。也许他觉得与当初在井冈山当山大王的豪气相比，延安留下了他争权时许多见不得人的记录，使他不愿面对；也许在他眼里一直用卢布供养中共的苏共才是他真正的衣食父母。这就是为什么正面反映抗战时期延安的电影，只有《豹子湾的战斗》（1978年）、《张思德》（2004年）、《毛泽东与斯诺》（2000年）等寥寥几部小题材。说起《毛泽东与斯诺》这部影片，还有后续的故事：美国新闻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曾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最亲密的外国朋友，是第一个采访延安的西方记者，并让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毛泽东。他被中共的假象所迷惑，所著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世界轰动一时，极大地帮助中共塑造了国际形象。中共建政后，他也一直被封为贵宾，并与毛泽东有多次交往。在他去世后，一半骨灰葬在了北大未名湖畔，斯诺夫人曾经亲自为埃德加•斯诺挑选了这个墓地的位置。在1989年之前，她一直被热情地接待前往北大扫墓。但是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之后，她对中国政府进行了谴责，从此被列入黑名单，她也从此再未被中国政府邀请访华。2000年清明期间，斯诺夫人和儿子使用旅游签证到北大扫墓，因为与六四死难者亲属组织“天安门母亲”成员会面而遭到当局阻挠，斯诺夫人发誓从此不再踏足中国。近年墓地已经无人维护、鲜有人问津。“天安门母亲”们受斯诺夫人委托，每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先生忌日，不顾当局威胁前往墓地祭奠。

直到近些年，大陆观众才在《血战台儿庄》（1986年）、《铁血》（血战昆仑关 1995年）、《大捷》（1995年）、《喋血孤城》（2010年）等影片看到国军抗战的历史真相，并从《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张洪涛  团结出版社2005年3月）《国殇(第2部):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陈冠任  团结出版社2010年1月）《国民党敌后抗战游击军》（孙挺信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书籍了解到谁是抗战的主力。但是去年，由香港阳光卫视制作的四十集全面表现抗战的大型纪录片《国殇》，由于提到许多国民党抗战的情节，无法在大陆播放。由《中央电视台》主播崔永元策划、耗费 1.3亿元人民币拍摄的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主要记录国军抗战史，被央视和各地电视台拒绝采购播出，血本无归，唯有免费在各地播映。抗战后的历史证明，“摘桃子”的恰恰是中共。“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起抗日往事，得意忘形地坦承：‘蒋、日、我，三国志。’至于如何爱国，毛泽东又坦承：‘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国难当头，毛泽东却正好玩起了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三国演义》。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从来没有糊涂过。为什么彭德怀打百团大战，会让毛泽东愤怒得拍桌子？因为彭德怀没有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李劼《枭雄与士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香港晨钟书局2010 年 4月）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说：“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田中角荣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谁是爱国者、谁是汉奸昭然若揭！

电影艺术与其他艺术相比，更具有小真实与大真实的问题。拿中共“抗美援朝”影片来说，主要就是小真实与大虚假的矛盾，一场战争下来，残酷的结果变成了英雄的凯歌，《上甘岭》（1956年）、《奇袭》（1960年）、《英雄儿女》（1964年）、《打击侵略着》（1965年）等感动了几代人。可是随着历史研究和苏联解体后档案解密，朝鲜战争的真相不断浮出水面。二十多年前，笔者最早在《新华文摘》看到《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前后后》一文，公开指出朝鲜首先破坏二战后的国际协定，大举进攻韩国，是战争的发动者。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官方誉为“最可爱的人”，但现实中，许多幸存下来的“英雄儿女”的命运令人唏嘘。战争结束时，联合国军队手中的志愿军战俘是两万一千多人，除一万四千多人去了台湾和第三国，联合国方面共交还中国战俘6064人。贺明将军在他的《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披露了他们中很多人回国后的遭遇：约700人被开除军籍，对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30余名营团干部和少数因伤残留院一并转业外，400余名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这些干部不少是抗日战争时参军的，他们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好多年，如今又回到他们参军时的黄土地上，每个人的档案袋里还装着“内控”、“特嫌”、“特殊党员”的材料，而他们当时还不知道。据媒体报道，去年朝鲜战争爆发六十周年前后，山东枣庄市、烟台市几百名退伍老兵代表,要求恢复干部身份，提高待遇。79岁的吴修泉说：“……中国人民称我们是最可爱的人，现在我们成为弱势群体，成为被遗忘的人，我们心里能平衡么？我现在拿两千多一点已经算高，农村的只有250元。”一位姓范的退伍老兵表示，他们本来是国家干部待遇，但是93年给他们改成了工人待遇，已经找了10年都没解决，目前有病都看不起。湖北武汉市伤残志愿军老兵蒋学权文革期间冤狱十年，其后虽平反但一直不获赔偿和应有的待遇。蒋学权对记者说：“……当时我的腿受伤，头上还有两个弹片没取出来，结果现在看病没钱，吃饭都没钱。”

去年凤凰卫视播出专题片，报道一批志愿军老兵赴朝参观，这些老人对战争真相还没有了解和认识，依然蒙昧地活在党化灌输的意识里。但是朝鲜贫困的现实无法回避，让他们很难过，尽管有的人将原因归于“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但还是禁不起刺激，归国后就病倒了。如果他们在真相前醒悟，对所付出的青春、鲜血和生命，能够承受历史之重吗？“抗美援朝”影片的“英雄赞歌”实际上是苦涩的悲歌。

朝鲜战争真正的赢家首先是存活下来的金家王朝，朝鲜人民得到的却是灾难（金家共产极权政权统治朝鲜近50年来，党内9次大清洗约造成10万党员丧生，150万人死于集中营；130万人死于内战；饿死人数在50万至200 万之间），其次的赢家是把中朝拉进冷战阵营的苏联，真正的失败者是中共，毛泽东赔了儿子又折兵，不仅损失了人力物力，还失去了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走向闭关锁国。

中共建政后实行少数民族自治，为宣传“民族团结”拍摄了许多影片，可是事实真相毫无电影的浪漫诗意，关于西藏“叛乱”和之后的历史、1962年六万新疆边民叛逃苏联、文革时期内蒙古“内人党”案件、广西吃人事件等，可以参看《天葬：西藏的命运》（王力雄  [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3月）、《一九五九拉萨！》（李江琳  [香港]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台湾]联经出版社2010年7月）、《刺刀直指拉萨—— 一九八九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唐达献[台湾]1990年8月）、《鼠年雪狮吼》（藏族女作家、作家王力雄之妻唯色2009年3月）、《“农奴解放”：一个政治神话的复活》（唯色  2009年3月）、《名为西藏的诗》（唯色 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西藏所失大于所得》（班禅喇嘛  1989年）、《康生与“内人党”冤案》（图们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冰点下的对峙》（陈志斌、孙晓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红色纪念碑》（文革广西大屠杀吃人事件）（郑义  [台湾]华视文化公司1993年）、《广西文革痛史钩沉》（晓明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红色暴政下的血泪与冤魂——广西大屠杀四十周年祭》（晓明）等，并检索相关资料。

为何中共利用电影进行瞒与骗？罪行需要谎言来配合，知罪而不悔改，需要用新的谎言掩盖新的罪行。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的心里话只是私下里对外人说而不敢公开对人民讲——1980年，邓小平对朱传榘老先生（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说：“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胡平《从邓小平的一句惊人之语谈起》）

四、反思历史与现实的反面教材

作为在银幕上重构第二空间的电影，对现实的艺术再现既能真实也能虚假。鉴于电影的大众普及性，历来成为被专制者重视的宣传工具。列宁说：“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是最重要的。”希特勒的宣传战与军事闪电战一样曾卓有成效，希特勒的御用女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以其富于煽动性的艺术手段，通过纪录片《意志的胜利》（1934年）、《奥林匹亚》（1936年）等，曾让纳粹德国的形象令世人炫目。但是，历史一再证明，这些风光一时、貌似艺术的宣传品，与其主子一样，注定成为罪行记录的一部分，成为反思历史与现实的反面教材。

中共的官方电影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红色经典”的主要部分，上面提到的那些充满官方意识形态的作品，不断用作宣传。第二类由于配合当时赤裸裸的宣传，连官方都羞于拿出再现。如农村合作化运动、大跃进的影片，今天看来内容既荒谬又可笑。还有《徐秋影案件》（1958年）等后来证明纯属冤假错案的作品。文革时期的影片更是独裁与愚民共同癫狂的标本。第三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由于艺术家的努力，直接或间接反映了历史的部分真实。如以苏区肃反运动为背景的《红叶铺满小路》（1983年），涉及红军内部冲突的《赣水茫茫》（1979年），以整风运动蒙冤者为主角的《一个和八个》（1984年）。第三类表现了官方与民意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结合。例如：揭露文革的《芙蓉镇》（1987年）、《枫》（1980年）、《巴山夜雨》（1980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81年），涉及反右的《天云山传奇》（1980年），表现平反冤假错案的《泪痕》（1979年），表现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的《生活的颤音》（1979年）、《春雨潇潇》（1979年）、《婚礼》（1979年）、《于无声处》（1979年）。

当艺术家对官方禁区稍微突破，深入对历史的反思，不是遭到打击，就是被封杀。比较典型的是《太阳与人》（根据作家白桦以画家黄永玉为原型创作的剧本<苦恋>拍摄，1980年）（台湾版名为《苦恋》）。还有反映1949年后一家人悲惨遭遇的《活着》（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  1994年），以一个男孩为视角表现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的《蓝风筝》（1993年），以抗战的一个悲剧故事反思国民性的《鬼子来了》（2000年），涉及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为背景的《颐和园》（2006年）。

对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国内外一些独立电影人推出了一些佳作，故事片如《牛棚》（1989年）、《天浴》（1998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2年）、《“毛”的最后舞者》（2010年）《夹边沟》（2010年）等。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2005年）、《我虽死去》（2007年）、《我的母亲王佩英》（2010年）等。

但是，大陆影视界与港台、东欧、俄罗斯等反思历史的电影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香港有许鞍华的越南三部曲《狮子山下》之《来客》（1978年）、《胡越的故事》（1981年）、《投奔怒海》（1982年），纪录片《天安门》（香港创造社）；台湾有《悲情城市》（1989年），《异域之末路英雄》（1993年）、续集《穷途末路》（1993年），《王子泪》（2009年）；俄罗斯有《警卫》（1990年）、《肃反工作人员》（1992年）、《圈内人》（1992年）、《深渊》（又译莫斯科阅兵游行  1992年）、《多么可怕的游戏》（1995年）、《烈日灼人》（又译毒太阳）（俄罗斯  1994年）、《烈日灼人-2》、《契卡人》、《惩戒营》 (又译捕虏大队  2004年）、《敢死连》（2006年）、《列宁格勒》（2006年）、电视连续剧《第一圈》等；拉脱维亚纪录片《苏联故事》（2008年）；波兰有《盲打误撞》（又译机遇之歌  1977年）、《铁人》（1981年）、《革命之后》（又译丹东  1983年）、《大理石人》（1987年）、《卡廷惨案》（2007年）；捷克有《夜宴》（宴会与客人）（1966年）、《失翼的灵雀》（1969年）、《监听》（1970年）；德国有《再见，列宁》（2003年）、《再见，列宁》（2003年）、《国家人民军》（2005年）、《窃听风暴》（2006年）；南斯拉夫有《爸爸出差时》（1985年）、《地下》（又译没有天空的城市  1995年）；匈牙利有《给我孩子的日记》（1982年）、《孩子的荣誉》（2006年）；罗马尼亚有《布加勒斯特以东午后8分》（又译12∶08  2006年）、《爱在世界崩毁时》（2006年）、《4月3周又2天》（2007年）、《黄金时代的故事》（2009年）；等等。

相反，大陆影视界在官方和金钱的驱使下，近年来开始了又一波炮制红色经典的热潮。与前红色经典时代相比，艺术性提高了，娱乐性加强了，但是其毒性也与时俱进地加大了。新特点之一是在继续美化中共暴力、制造现代迷信的同时，以表现革命的复杂和智慧为名，对其阴毒厚黑津津乐道，如电视剧《潜伏》之类，与当下社会的暴戾之气相呼应，毫无博爱、人道、尊严之内涵和社会良知的担当。俄罗斯早已禁止《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这样篡改历史的影片公开放映，而大陆继续制造红色毒品，毒化社会，败坏人心。

一个劣迹斑斑的流氓，不断雇人给他吹嘘，还要别人相信。开始，不明真相的观众上了当，吃了亏；可是，还有不得不来的观众，因为流氓当道，以小利相诱，以暗器相挟，所以观众欣赏是假装，相信也是假装，流氓自己也知道，但双方都在表面维持着这场戏，都不知道摇摇欲坠的戏台何时崩塌。这就是中国从极权时代的悲剧演进到后极权社会的荒诞剧。中共在当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借其成立九十周年之际，展开新的宣传攻势，官方重点推出历史故事片《建党伟业》、12集大型纪录片《苦难辉煌》等，以歪曲历史，美化其形象。可是，历史真相和残酷现实，是虚幻的光影和歪理邪说改变不了的，红色毒品已经而且将继续遭到历史的唾弃。中国只有走出政教合一的时代，权力不再自封为真理中心，用自由、民主、法治斩断权力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中华文明才能开始真正的复兴！

2011年2月15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作者联系邮箱zxx1960@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