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北京时间1点46分），多震之国日本遭遇历史上最强烈地震及最强烈海啸。9.0级的地震引发最高达10米的大海啸，瞬间扑向岛国日本的沿海地区。3月12日，《新京报》以《强震携海啸袭日，破坏力超过20个汶川地震》为标题，《广州日报》以《防震防灾意识深入民心，现场的日本人都很淡定》为标题，分别报道了此次地震。

此前一天，云南盈江县发生5.8级地震，截止11日上午9时，地震中的遇难者是25人，其中有5名为在校学生，地震灾区有1.8万人等待安置。关于此次地震，我在第一时间看到的只有政府当局发布的新闻通稿，而且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任何来自现场当事人的个人叙述。

同样是地震，一次发生在国内的云南，一次发生在国外的日本，在我个人的心目之中，后者的心理距离几乎为零，前者的心理距离却显得异常遥远。原因其实很简单，日本地震的第一时间，我就在新浪微博读到网友权静转发的图文信息：“朋友在日本发的围脖：几百人在广场避震完毕，整个过程，无一人抽烟，服务员在跑，拿来一切毯子，热水，饼干，所有男人帮助女人，跑回大楼为女人拿东西。接来电线放收音机，3个小时后，人散，地上没有一片垃圾，一点没有。”

律师朋友浦志强发表在腾讯微博的现场记录——“3月12日凌晨三点来钟，回到东京的酒店里，打开电视听不懂但看得懂，知道报的全是地震新闻；刚想给师友报个平安，就觉得桌椅又在晃，余震大约三四级。”——进一步拉近了我与日本地震的心理距离，使我像零距离一样真切地感受到，在已经充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发生在地球村里的任何自然灾难，都与人类共同体的每一个体密切相关。

“日本大灾，全球垂泪”，是和静钧写在《从地震报道看日本传媒的操守》中的一个短语。作者所介绍的主要是NHK（日本广播协会）、共同社、时事社及公共媒体，面对毁灭性地震、毁灭性海啸、灾难性的核泄漏、数千次余震重重叠叠袭向日本太平洋西岸东北地带的危急时刻，所表现出的以全球化的开放心态从各角度呵护生者的安全、维护逝者的尊严、彰显国民的精神的以人为本的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新京报》，2011年3月14日）

这八个字，也可以移用来形容概括人类共同体对于这次世界观测史上最高震级的大地震，在国际大求援方面表现出的以人为本的充分全球化的价值共识和精神大同。防不胜防的地震海啸，原本是由大自然的不可抗力所造成的一种大规模的社会灾难。日本国民在付出极其惨重的生命代价的同时，却向全世界充分展现了以人为本的临危不惧、处乱不惊的文明素质和协同精神，从而震撼性地教育了隔海相望的中国人。在向日本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爱心捐助的同时，向日本学习也再一次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共同认知。

返观历史，日本曾经有过一次从向中国传统文明学习转而向更加文明先进的欧美各国学习的社会转型。老大自居的中国，也曾经有过一段直接向日本学习、间接向欧美各国学习的曲折经历。1840年至1842年，中、英两国之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国民马上睁开了第一只眼。1856年，中、英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日本国民又睁开了另一只眼。日本人擦亮双眼的结果，是撇开本土文明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以儒教为主体的传统文明，以全球化的开放心态积极主动地与西方各国签订各项和平条约，以便在契约面前相互平等、各自遵守的普世性的文明规则之下，充分开展国际性的自由贸易和现代化的政治改革。其主要标志，就是1868年3月14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五条御誓文”。该誓文之四“应打破从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之五“应求知识于世界”；明确表现出以全球化眼光主动融入人类共同体的开放心态和价值追求，史称“明治维新”。

相比之下，中国的洋务改良派从一开始就以天朝上国老大自居的狭隘心态，自欺欺人地纠缠于所谓“中体西用”的文化优越与精神胜利。1861年，冯桂芬率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主张建立一种中西合璧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新文化”。像这样固步自封的半截子的只改器物不改精神的洋务改良运动，直接导致中国海军在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然而，4年后的1898年，61岁的洋务改良派中坚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依然在《劝学篇》一书中，一方面大力倡导向日本以及欧美各国派遣留学生学习器物层面的洋务技术；另一方面顽固坚持“以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的文化优越与精神胜利。沿着这种固步自封的半截子的只改器物不改精神的洋务改良运动继续走下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于1911年被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到了1949年之后，随着同样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中国社会干脆进入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的极端状态，直到1978年才开始启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尽管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并且于2008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许多中国人依然不具备100多年前日本明治天皇所表现出的“应打破从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和“应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心态和价值追求；更谈不上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逐步形成的个人生活自由自主、人际关系相互平等、社会生活民主参与、国家制度宪政分权的一整套以人为本的充分全球化的文明素质、价值观念和协同精神。

今天的中国人要想像日本人那样在日常生活以及重大灾难面前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文明素质、价值观念和协同精神；必须谦虚谨慎、持之以恒地从“应打破从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和“应求知识于世界”的文明起跑线上，重新学习如何以全球化的开放心态全面融入以人为本的人类共同体；而不是撇开人类共同体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和已经形成的价值体系，重新在固步自封的半截子的只改器物不改精神的低级改良层面上，再一次玩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之类“中体西用”的自欺欺人、精神胜利的旧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