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手”和“暴乱”
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问道：“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做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他们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出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六四”已过去二十一个年头，是到了诚实回答“紫阳三问”的时候了。
鉴于中共当局至今对“六四”真相讳莫如深，我们先试着对“六四”的几个重要节点的历史真相进行一点探究。
一、关于“黑手”问题
受“敌对思维”左右，李锡铭、陈希同、李鹏等人从学潮一开始就认为背后有“黑手”。在他们眼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都有“黑手”的嫌疑。
被陈希同在“平暴报告”中点名的“4•19座谈会”，据称是“首先集中的提出了政治动乱的纲领”（《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语）
戴晴回忆：“就算密谋的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一场文人的舆论进攻，也不可能在这些七长八短、七拼八凑的人士中进行。何况我们当场就争了起来，而且争的不是方式、策略，而是根本观念问题。”“而且‘打邓保赵’也是一个糊涂的概念，不知是哪位大爷为刺激敬爱的小平同志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赵紫阳做为邓体制中实行改革的一把刀，自从将碍手碍脚且干预国务院事务过多的胡耀邦砍将下去之后，自己的地位一直岌岌可危。没有邓保他，1989年的春节都过不了。”
李鹏在5•14日记中记录：“晚上，严家其、戴晴、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温元凯等13位知识界人士到天安门广场，向绝食学生宣读他们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表示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
陈希同在平暴报告中称12位知识分子“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
戴晴在“也谈春夏之交”一文中说：“无论是我们的《紧急呼吁》，还是我们出发到广场，其目的都是劝学生回校。这件事不但一个证人都没有死，证据也白纸黑字摆在手边”。“殊不知这一切完全是一批读书人出于他们正常的活动和正常的判断，或许再加上点正常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巧合”。“其实在那时，我们12人的意见已经很不相同，我们的连袂出场仅是在‘希望别闹大乱子，别死人’这种共识下的有限协同。严家其、包遵信、李陀、苏伟比较激进，认为这次民主运动太可贵了，对中国政局将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我和李洪林、苏晓康要保守得多，我们希望维持1989年4月27日以前的改革局面，认为‘4•27’带给社会的东西足够消化好几年，而按眼下这种趋势闹下去，只会把改革成果葬送殆尽”。
有一个镜头很值得回味：当戴晴在广场劝学生撤离时，封从德从她手中夺过话筒高喊：“同学们，现在跟我念三遍绝食宣言！”（事后得知是柴玲指示）戴晴只好告退，有学生揪着她的衣服高喊：“我们不能撤啊，我们豁出命跟他们拼了！”
戴晴在文章中感慨：“我不认为有如中华民族遥远回声般的理性能敌得住毛泽东几十年培植起的以愚昧无知为基础的‘革命热情’。”
李鹏在5•27日记中说：“‘精英’们从后台跳到前台直接指挥动乱。其中最明显的是5月19日由陈子明、严家其、包遵信、王军涛、周舵等12人参加的蓟门饭店会议，研究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明确提出‘精英讲话影响学生’，‘学生讲话影响民众’。精英‘要将背后的影响方式推到前台’。到5月23日上午，陈子明、王军涛在中国社科院召开会议，成立所谓的‘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5月23日至6月3日这个‘维宪会’一共开了11次会议，成为指挥天安门动乱和暴乱的实际的司令部。许多长胡子的精英，如陈小平（政法大学讲师），吕嘉民（工运学院副教授），老木（原名刘国为，文艺报工作人员），刘晓波（北师大讲师），周舵（四通公司计划部长），甘阳（社科院哲学所研究人员），刘苏里（政法大学讲师），邱延亮（香港中文大学讲师），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搞动乱的主要学生头目，如王丹、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等都参加了‘维宪会’的会议。‘维宪会’成立时所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是由包遵信、甘阳起草的。‘维宪会’主要口号是‘保卫宪法’，维宪是针对戒严。‘维宪会’还成立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柴玲为总指挥。”
而陈子明在《荆棘路、独立路》一书中为我们讲述了当时的真相：
5月10日，我和军涛、程翔、张伟国与学生对话团团长项小吉及童屹等在北京饭店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见过一次面。项小吉问，假设政府在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两个要求中只能满足一项时，学生应该如何取舍——是优先要求结社自由，即确认学生独立组织的合法性，还是优先要求新闻自由。我们意见是：应当把争取新闻自由放在第一位；在结社自由问题上，可以考虑接受一种妥协方案——不坚持要求政府承认“高自联”，只要政府承认现有学生会领导机构通过自由竞选产生，就可以满足了。经过讨论，与会者均同意这个意见，事实证明，中共领导层当时确已准备在新闻开放上有所让步，胡启立、芮杏文于5月11——13日前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与编辑记者们进行了对话，并作出了一些承诺，随即体现在各报的版面上。
就在官民双方开始走向良性互动的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了学生绝食。陈子华在《浴火重生》写道：5月13日上午，北大绝食团进行了绝食宣誓，随即开赴绝食地点天安门广场。这就迫使当局迅速寻找与学生有效沟通的渠道。中共中央统战部陶斯亮受阎明复之命，委托周舵、郑也夫、李肃三人分乘统战部的三部面包车，立即出发去从事这一工作。下午3点，郑也夫首先来到经济学周报社，他对王军涛等人说，阎部长让我找你们出面斡旋，劝说学生撤离广场，请你们马上就去。当时社经所正在召开所务会，主持会议的陈子明请郑也夫先回避一下，以便所务会议就此问题展开讨论。陈子明反对参与斡旋，认为社经所团体对学生的影响力有限，在目前情况下斡旋成功的机会很小，不如集中精力从事团体已经规划好的各项工作。但多数人认为事关重大，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当尝试一下。经过表决，所务会议批准王军涛、陈小平、闵琦三人以个人名义参与中央统战部组织的斡旋活动。他们随即搭乘郑也夫带来的统战部面包车去中国政法大学，将学生对话团负责人项小吉等一部分学生领导带到统战部会议室参加对话。由此开始，社经所被深深地卷入了运动的旋涡中心。
当时所务会议的表决结果是3：8，我是投反对票的3人之一，军涛是投赞成票的8人之一。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在对待学运的基本态度上有所不同，这只是在要不要接受统战部邀请介入斡旋的具体做法上的分歧。希望运动能够理性、负责任、有理有利有节，是我们贯穿始终的一致态度。
5月17日，军涛写了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系统阐述了我们对时局的主张：“我们曾预期北京学潮将趋于平息，一场危机有可能在祥和的气氛中走向和解。然而，由于受传统思维框架的约束，政府未能做出灵活反应，竟错过良机，致使事态迅速扩大。
必须建立一种机制，适时适度地适应变动，进行自我调整，有效地公平地整合各类利益，从而实现政治稳定。这种体制，只能是民主宪政。……
由于近几年构成社会中坚的主要阶层利益相对受损，不满情绪蔓延在社会各层，严重的经济问题又加剧了这种情绪。同时由于中国社会中构成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过于弱小和缺乏独立意识，在社会态势中难以成为主导力量，这就使得社会不满很容易演进成不负责、不顾后果的激愤情绪。近几天社会形势的发展已引起民众情绪的分化，其中不乏激愤者。激愤情绪的发展很容易外化成缺乏理智的行为。这就给一些没落社会势力以可乘之机，不惜挑起事端，孤注一掷，从而激化矛盾，令各方失去克制。这是大学生和知识界所必须警惕的。因此，大学生应坚持理性精神，采取明智而灵活的态度，迅速结束绝食，打开僵持局面。
形势危急！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不能自己毁灭自己。最现实的选择是在法律和秩序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任何人都无权对这场学运做出政治判决，我们要求全国人大立即召开特别会议，根据宪法确立的原则，通过合法程式，对学运性质进行评议。将民主从马路上引向人民大会堂！”
学生绝食进入第五天以后，形势越来越危急，来自方方面面对我和军涛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在二审《自我辩护书》中写道：有两件事对我产生了影响，使我部分地松动了不介入的一贯立场。其一，是一批我素来敬仰和钦佩的著名经济学家要求我和王军涛出面，代表稳健改革派知识分子与激进改革派知识分子竞争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防止不负责任的政治举动导致改革倒退的悲剧。其二，是一位地位和名望都很高的自然科学家直接向我个人发出呼吁，拜托我利用前“四五英雄”的身份，救救青年学生的生命。老一辈科学家对国事和青年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这是比中央统战部来找我的两次邀请更有影响力的道义命令。5月18日上午，在蓟门饭店的会上，我曾指出，现在学潮席卷全国，规模越来越大，卷入的人越来越多，它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是推进改革，皆大欢喜，一种是改革倒退，演成悲剧；从目前的势头看，情绪日益亢奋，口号日趋激烈，后一种可能性极大，因而很多知识界人士都很担忧，但是大家都在背后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自己出面说话，因为谁都知道出头椽子先烂。但是形势却非常需要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站出来用理性的声音说话，首先影响学生，再通过学生影响全国，使事态首先稳定下来，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我想，那么多人来找我们，并不是认为我们就多么有份量，一出马就能解决问题，而是在情急之下，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稻草，也要尝试一把。在那么多人为绝食学生、为陷于危机的国家而痛心疾首、奔走呼号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太爱惜羽毛了。而周舵所说“只有你和学生站在一起，才能影响学生”（他和刘晓波最后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六四”凌晨挽救了许多学生的生命），导致我下决心召集蓟门饭店会议。
5月19日上午，经过激烈的辩论，我们说服了蓟门饭店会议参加者，必须动员高校教师和各方面力量，采用非常规的办法，把绝食学生强行带离广场。下午2时许，从蓟门饭店赶赴天安门广场的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张炳久打电话告诉我，已把11名绝食绝水的学生带离现场。我感到十分欣慰，我们的努力开始见成效了。仅仅一个小时之后，我又接了一个电话，获悉当局已经下令戒严。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我们不仅是徒劳一场，而且已经注定了牺牲的命运。然而，我和军涛都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牺牲了。我们对自己在八九民运中所做的一切无怨无悔。
现在让我们做一简要回顾：
4月19日晨，北京市政府在通告中宣称：“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张贴攻击、漫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公然煽动少数人冲击中南海，打伤维持秩序的警卫战士”。
当天，李锡铭给李鹏打电话，希望中央对“闹事分子”态度要硬。
赵紫阳认为，确有一些学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总的来说还是没有发生越轨之事。
4月22日，追悼会结束后，赵紫阳提出三条意见：一是对游行进行劝阻，让学生复课；二是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对话，对学生进行疏导；三是对打、砸、抢、烧、冲等违法行为依法惩处，但要避免流血冲突。
4月23日李鹏为赵紫阳送行时问赵还有什么意见，赵说就是那三条，李鹏把三条意见汇报给邓小平，邓也同意。
诡异的是，赵走后的当晚，李锡铭、陈希同就要求召开常委会听他们汇报，次日晚，陈希同捏造所谓“大量确凿事实”，诬称学潮矛头实质针对邓小平，李鹏与陈希同一唱一和，下了结论：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而老邓正是听信了陈希同的恶意煽动，才认同了李鹏的偏激结论，即兴作了“4•25讲话”。
李鹏连夜传达，立播社论，其利用老邓来倒赵的险恶用心暴露无遗（老邓事后对李鹏这种居心叵测的做法很有意见）。
李鹏也做贼心虚——“如果赵回来不支持4•26社论，他只有下台”这句话确是他当时的忐忑。
赵紫阳回来后果然对4•26社论不满意，李鹏则“困兽犹斗”，拒不对话，激怒学生走上绝食之路，使局面失控。
当学潮将矛头不明智地指向邓小平时，当赵紫阳天真地提出修改4•26社论的定性时，李鹏们的“离间计”终于成功了——邓小平把赵紫阳当作了中国的“纳吉”，认为“匈牙利事件”就在眼前，让步就会垮台，出路只有戒严。
5月19日上午，老邓召集陈云、先念、尚昆、李鹏、姚依林、乔石、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秦基伟、洪学智、刘华清开会，提出动乱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表面上看是李、赵、实际上是邓、赵。
邓小平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台湾不是戒严20多年了，也没有说哪一天解除。”
其实早在1987年7月14日，老邓当年在莫斯科的老同学蒋经国就宣布自7月15日零时起“解严”，并召集高级将领训话：“不要老是眷顾过去的环境，时值解严的时刻，大家理应同心面对未来的挑战。”命令务必在15日完成交接事宜。
对1986年9月28日宣告成立的非法组织“民进党”，蒋经国认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抓人解决不了问题”，顶住了国民党保守派的压力，没有对首要骨干逮捕法办，而是采取宽容政策，让负责与党外沟通的粱肃戎发表声明：如“民进党”只停留在筹备阶段，沟通仍可进行。
如果邓小平能够象蒋经国那样开明宽容，中国大陆的宪政转型即可从1989年启动，几乎与台湾同步，与台湾的统一问题大概早已提上议事日程了。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由于老邓的“傲慢症候群”（权力中毒症）[见英国戴维•欧文专著《在权势与病态中》]，中国大陆又一次与历史转机擦肩而过。
“八九学潮”是一场自发无序的爱国民主运动 ，根本没有什么“黑手”——但是党内有“黑手”，不是赵紫阳，而是李锡铭、陈希同、李鹏等人，他们为了“倒赵”，谎报“军情”，夸大“敌情”，煽风点火，挑拨离间，把一场主流温和的学潮，激化成政治动乱，流血惨案，并成功地让邓小平充当了他们的“替罪羊”。
这些，“黑手”还想“乘胜追击”，从反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到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老邓此时如梦方醒——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反对改革也，果断南巡，发表讲话，终结了“黑手”们对改革开放的反攻倒算。
二、关于“暴乱”问题
所谓“暴乱”，实际上是李鹏们蓄意制造的“国会纵火案”。
6月3日晨，两辆运送枪支弹药的军车被群众发现拦截，机枪被拖出来示众，下午两点，上千防暴警察和军人出动，施放催泪弹，将市民驱散，夺回了枪枝弹药。
有市民议论：从西单路口到六部口，是西长安街最繁华拥挤的地段，一连三辆送枪枝弹药去人民大会堂的军车被堵砸，这不明明是有意制造借口吗？按军队常规就应走背静的街道嘛！
还需指出，人大会堂有地下通道，地铁当时也停运，军队完全可以从地下来到广场，为何非要与市民较劲，从地上强行冲向广场？这不是成心想制造事端吗？！
6月3日晚9时，一辆军车在翠微路口拐弯，不慎翻车起火，10名战士被烧死6人，也就是38军在所谓“平暴”中被“反革命暴徒”“打死”的唯一6人，因此所谓38军“被迫开枪自卫还击”是李鹏们撒的一个弥天大谎！
6月3日晚10时左右，38军先头部队抵达木樨地，遭到上万市民、学生的拦阻，突然有军人高呼：“镇压暴徒！”，“坚决还击！”开始扫射，血染木樨地后，又直扑天安门，沿途打死打伤不少无辜市民。
需要提到的是，38军军长徐勤先称病不能带兵，被以“违抗军令”解除职务，后来还被军事法庭判了5年——盛传他在法庭上只讲了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
38军政委王福义在《铁流东进天安门》一文中写道：“要铲除天安门广场上这个毒瘤……过了木樨地，沿途仍有无数的人阻拦，路边的高层建筑上还不时打来冷枪……地上、车上的人一齐高喊：‘严惩暴徒！’‘如若阻拦，坚决还击！’等口号，造成一种排山倒海的威势，震慑着暴徒不敢上前。”
王福义为何在文中刻意回避了“被迫开枪”？又为何要谎称路边高层有人打冷枪？38军无一人被冷枪击中，路边高层倒是有不少居民被流弹打死打伤，可见当时38军“排山倒海”的疯狂扫射的“威势”——38军为何要如此疯狂地屠杀民众？是谁开的第一枪？是谁下令开的枪？是谁给38军指战员灌了“敌对思维”的“迷魂汤”？这可称之为“38军开枪之谜”——是揭开“六四血案”真相的关键一环。
我倒不认为是老邓下的开枪令。他在5月17日的会上提出戒严时讲：“军队也要教育好，只要不搞打砸抢，军队也不还手。”有几支部队就遵循了这个指示。
空15军副军长左印生在《戒严日记六则》中写道：“今天，17时整，我奉命带领部队从南往北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由于歹徒混杂在不明真相的市民、学生中，……用砖块、瓦片、木棍和燃烧瓶殴打我们，致使部分官兵受伤，我也受了伤。我要求对群众的过激言行要克制和忍让，采取‘打大雷不下雨点’的办法（即端枪上刺刀,对空鸣枪产生威慑力量）。我让鸣枪示警的战士站在队列正中央，以免误伤群众，部队呼着口号，奋勇向前开进，效果非常好，群众逐渐散开了。”
40军军长吴家民在《再度京华》一文中写道：“6月3日23时10分，有个穿便衣的人来传达上级指示，命令部队当晚一定要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果断处置。我们决定采取对空鸣枪驱散围阻人群，鸣枪前要首先用宣传车宣传，向群众讲明利害，对空鸣枪一定不能误伤群众。穿便衣的人说：‘我活了50多岁，第一次指挥这样的军事行动。军令如山，不过，我求求你们，进城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请把你们的枪口抬高一寸。’从而保证了全军没有开枪杀害一名群众。”
54军副政委张堃在《血染的征程》中讲道：“队伍行至广安门护城河。这里道路狭窄，聚集上万群众设置了第二道防线，砖头、石块像冰雹似的砸来，不少官兵被砸得鲜血直流。走在前面的前卫团被砸伤50多人，战士们实在憋不住了，跪在团长徐乃飞和政委跟前，要求发子弹。团长和政委硬是含着泪把战士一个个扶起来，坚定地说：‘执行命令，不准开枪！’6月4日零时19分，我们部队以亡2人、重伤246人、轻伤1500人、失踪150人（后找回）的沉重代价，未放一枪一弹，到达天安门广场西南侧集结地域。”
戒严部队在6月3日夜至6月4日晨一共死亡13人，6人因翻车死亡，7人因被打负重伤死亡，6月7日有1人被外交公寓射出的冷枪击毙，整个“六四”军队死亡14人——而市民和学生死亡713人。
李鹏在6月3日的日记中信口雌黄：“特别是从西面来的部队，从复兴门到西单之间遭到暴徒以石块、砖头、钢筋袭击。有的暴徒还放火烧了军车，烧死、打死、打伤戒严部队的官兵。某部班长王其富等十名士兵，被歹徒将乘坐的军车翻倒，向车上扔石块、火把和燃烧瓶，六名战士被活活烧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戒严部队被迫开枪自卫还击。”
李在6月4日日记中进一步歪曲真相：“6月3日至4日凌晨，戒严部队执行任务，从首都市区各方向向天安门进发过程中，被有组织的暴徒拦阻攻击，是持枪暴徒首先向军队开火，火烧军车，恶毒的打、烧、杀、伤战士，解放军被迫自卫还击时，双方都发生了伤亡。”
李鹏日记为我们又提供了一个“六四之谜”——“六四”当晚，究竟是谁首先让子弹飞的？“持枪暴徒首先向军队开火，火烧军车”，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枪？枪怎么来的？几个持枪暴徒？打死打伤几个军人？烧了几辆军车？什么时间烧的？“六四”之后官方没有披露一丝这方面的具体信息，原因何在？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6月5日匆匆抛出《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谎称“极少数人已经内定了“新政府”成员，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叫嚷要组成“武装力量”，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抢走一批武器弹药，打死军警上百人，打伤数千人，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迫不得已鸣枪开道，进行反击，有上千群众受伤，上百人死亡，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事情。
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数十万北京市民为保护爱国学生以血肉之躯抵挡十万全副武装的军人，死伤上千人，居然被诬为抢夺枪支打死上百军警的“反革命暴徒”，还有天理吗？！
李鹏们对造成这么大的伤亡也很恐慌，于是大肆宣扬天安门清场未死一人——但如果没有“绝食四君子”（刘晓波、周舵、侯德健、高新）冒死与戒严部队指挥官谈判在前，竭力与学生做工作动员撤离在后，已杀红了眼的38军血洗天安门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仅从38军侦察兵在清场前疯狂扫射架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音喇叭的行径就已经可以嗅到血腥味了。
戴晴曾指出：“1989年4月到6月发生的由学生运动而演变出的街头骚乱事件，有没有可能得到及时的控制和消解呢？有。4月底、5月初、5月中（绝食开始时）、5月下旬（宣布戒严后的每一天），只要握有实权的当局真正想要制止，将学生与市民从街头疏散回，是一件一点也不困难的事。但事情的越闹越大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有两种人希望事态激化，希望起码要死一批人，最后酿成一个足够规模的‘事件’才好。一是肤浅、急躁、盲动、对国情缺乏基本的了解与估计、一心以为街头群众运动就可以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学生领袖和一些知识分子，另一种人则是想要当时的总书记下台的政客。”
总指挥柴玲拒不撤离的理由是：“如果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李鹏就会轻而易举的把我们抓起来。就是不抓起来，我们有好果子吃吗？我们与李鹏已经誓不两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其实，我所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才能真正团结起来。”美国记者康宁汉问她：“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柴玲居然回答：“我想，我不会”，“不甘心，我要求生。”
6月3日，“高自联”召开常委会，决定指挥部成员立即撤出天安门广场，有人请示李录：“同学们都没撤，我们指挥部提前撤对吗？是不是可以叫大家也一起撤？”李录回答：“不行！那我们就撤不了啦。”而在之前，李录曾多次阻挠从广场撤离，以致被学生怀疑是公安局派来的。
封从德回忆说：有个自称代表李鹏和政治局的国务院办公室秘书到广场指挥部说，要是能将请愿同学撤出广场，你们就是国家的功臣，从那时起，连胜德（外高联总指挥）便在外高联游说退场，他和柴玲决定“更不能撤离广场”，要“及时地揭露政府的阴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柴玲、李录、封从德可以说是李鹏们制造“反革命暴乱”的帮凶。
让我们回顾一下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当时是怎样做的。
6月1日晚，刘晓波在北师大门前发表演讲：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抗议以李鹏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专制的军事管制去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我明天下午要去绝食，是由我发起的，有著名歌星候德健等。我想借这次绝食告诉国内外舆论，所谓的“一小撮”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公民，他们有权利、有义务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
6月4日凌晨，当一颗子弹落到电影学院一学生身旁，捡起一看不是橡皮子弹，广场上的人们知道死神来了，刘晓波劝说市民把那挺戒严部队的机枪砸烂，并与候德健等人动员学生放下手中那些不是武器的“武器”，坚持以非暴力方式来迎战暴力，撤离广场，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大屠杀，挽救了一大批学生和市民的生命！
但是李鹏们并不领情，仍然把刘晓波当“黑手”抓了起来，柴玲们也不高兴，因为天安门广场没有“血流成河。”
有两个电视镜头令人们终生难忘：
街上布满了市民，中间走着持枪但用胳膊护着头的军人，大学生拉着人墙保护军人不被冲动的市民砸伤……
一个穿白衬衣的小伙子，只身站在杀气腾腾的坦克前，坦克停下了——坦克想绕开小伙子，小伙子却爬到了坦克上，捶着车顶，大声呐喊，但坦克兵没有开枪……
这两个在电视镜头里保存的现场，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我相信邓小平绝没有料到他决策的戒严会造成这样严重的“暴乱”和这么大的平民伤亡，我不相信邓小平的“4•25讲话”有“用二十万人的生命换取二十年的稳定”这样的冷血言辞，传说“六四”后老邓成天生闷气，戒掉的烟又抽上了，卓琳劝阻，他怒吼道：我连抽烟的自由都没有啊！女儿毛毛幽了一默：想要自由？去天安门静坐吧！把老邓逗笑了。
邓小平开始清醒了——总政提出的纪念平暴一周年的报告被他否定，“反革命暴乱”一词被“政治风波”取代，但他搞改革开放的左膀右臂胡耀邦、赵紫阳已被他自断，他只能孤身一人去“南巡”拯救改革。
而李鹏们也突然明白，一党专制下的改革是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他们不再反对经济改革，纷纷变成支持子女下海、谋权的“改革派”，形成如今尾大不掉严重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权贵资本利益集团”。
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玩笑：以绝不能让资本主义复辟为镇压“八九民运”理由的李鹏们，如今却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建设者和受益者，他们的同伙陈希同也因“不小心”成了获刑16年的贪污犯——所以在李鹏日记中我们难以觅到他的难兄难弟陈希同的“芳影”。李鹏在日记中对赵紫阳的子女大做文章，他的三个子女表现又如何呢？相信历史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告诉我们答案……
文革结束后，时任副总理的王震访问英国，在一个失业工人家，看到他住着一栋两层小楼，有沙发、电视，还有一个小花园，享受免费医疗，子女享受义务教育，感慨万分——原来以为处于水深火热的英国失业工人，生活水准超过中国的副总理。王震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
2008年3月2日，海口市龙华区党委书记陈一华调动防暴警察用高压水枪把在市委门口下跪请愿的几百失地农民驱散，一位农民对陈一华说：“温总理有过批示，你们如此欺压百姓，还是共产党吗？”陈一华仰天大笑道：“温家宝算个屁，我们就是国民党，你又能怎样？”
台湾的国民党若闻此言，恐怕会发表告大陆同胞书，怒斥陈一华损坏国民党名誉。
邓小平1989年5月31日对李鹏、江泽民说：“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
“平暴”二十一年后的今天，腐败愈演愈烈，群众日益不满，基尼系数已接近0.5，居亚洲第一位，政府的“维稳”开支已超过国防开支，中国已成为一个官民严重对立、贫富差距悬殊的火药桶！
老邓九泉下有知，会不会追悔莫及？
当年的学运领袖也有悔悟与反思，封从德曾提到，5•14的谈判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惜由于一些学生领袖的反对，谈判未获结果，他本人是有责任的。
芦笛一针见血地指出：“六四”背后的真正元凶，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是急功近利的革命心态，是毫不妥协的对话方式，是煽动他人火中取粟的“党文化”。
反思过去，面对未来
1997年9月12日，赵紫阳给“十五大”写了一封信：“对那次学潮当时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即可以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态呢？我当时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为了争取这样的结局。我现在仍然认为采取这种方式是可以不流血的平息事态的，至少可以避免严重的流血冲突。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即使时间拖得再久，人们也不会谈忘掉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
2010年6月15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议会下院针对“塞维尔调查报告”演讲：虽然我很爱国，虽然我不愿相信任何关于我国的负面信息，但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当年血色星期日的惨剧，是无可辩护的。虽然开枪的士兵自称受到示威者手中武器的威胁，但塞维尔调查显示那些中弹者手中并没有任何武器，而且士兵开枪前也没有给出任何警告，而是直接开火。虽然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示，而是士兵当场的自发行为，但政府最终要为其部队的行为负责，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向受害者家庭表达深切的歉意。
刘瑜评论道：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在英国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狡猾的罪犯巧妙抹去。那些生命好像从未存在过，亲友的痛苦仿佛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
这个报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让那十几个死者安息，它更是一次整个社会重新确认政府行为边界、重申正义以及表达对生命敬意的机会。正是因此，虽然该报告耗时十二年、花费近两亿英镑、洋洋洒洒五千页，但英国社会愿意花费这个人力物力去确认这样一个道理：政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伤害手无寸铁的民众。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帐”，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
白桦先生在《记忆中的星光》中写道：“当晚在梦里我又看到了我的连队、我的连长、指导员、连部通讯员、司号员、一排长和那位小姑娘，他们一下子又都来到我的记忆之中了，我立即在他们中间入列。连长的大嗓门儿还是那么响亮：‘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一直数到一百二十九。报了数以后，指导员大声问我们：‘同志们！我们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是为了什么？’这是每一次点名时他都要提醒全连的一个问题。
全连指战员立即信心百倍地回答说：‘建立一个民主新中国！’——喊声在星空中回响。这句话我们重复过几百次，每一次都让我们振奋不已。
当我在六十年前的呐喊中猛醒的时候，顿时，汗流如洗……我坐起来，头脑里一直回旋着一个问题：当初，‘建立一个民主新中国’的确是一个口号，是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正因为这个响亮的口号，才使这场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国内战争具有崭新的革命意义。中止了历史上所有农民战争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但对于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一代中国人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他们前仆后继的目标，又是他们对于后人的庄严承诺，还是他们对生者与死者的神圣誓言。”
请让我用崔健的一首歌来结束本文：
一颗流弹打中我的胸膛，
霎那间往事涌在我的心上，
噢，只有泪水，没有悲伤。
如果这是最后的一枪，
我愿接受这莫大的荣光。
2011年3月14日于北京
参考书目：
《李鹏日记》 李鹏著
《改革历程》 赵紫阳著
《独立记者》 戴晴著
《荆棘路、独立路》 陈子明著
《历史的大爆炸》 张万舒著
《“六四”高层斗争内幕》杨继绳著
《我与中国社科院》 张博树著
《刘晓波档案》 信息自由观察工作室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