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一书，收录有他2009年2月18日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的长文《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该文第三部分《关于消费思想的形成过程》里面，有一个小标题是“‘文革’中的逆向思考”。其中介绍说，1967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我又一次念经似的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选一卷，有篇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文章。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P268）

接下来，胡德平写道：“耀邦同志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文革’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在2009年3月为《〈理论动态〉精华本》一书所写序言《温故知新开拓未来》中，胡德平介绍说，1975年，胡耀邦听到批《水浒传》的消息后，送给胡德平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水浒传》120回精装本，并且在书中第一页抄录了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中的一段话：

“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做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1975年胡耀邦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组第一副组长并且主持科学院日常工作期间，以及1977年在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都反复引用过列宁的这段话。（P84）

在《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另有胡德平于2010年11月14日为这篇文章所写的后记：

“党的改革开放事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需要多个舆论平台，而在耀邦同志亲自指导下创办的《理论动态》，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舆论平台。当时，人们的思想头脑还被各种荒谬的思想和个人迷信所桎梏。《理论动态》毫无奴性，多数文章只是写出了人们的常识、共产党员的常理，因此首先获得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把秘密公诸于世就是真理，如果把真理垄断隐藏起来，真理也会变成野心家手中的阴谋。”（P85）

而在事实上，“人们的常识”与“共产党员的常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背道而驰的。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做斗争”的“革命家”胡耀邦，就不会一度表现出“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之类的逆向思考。依照胡耀邦的逆向思考完全彻底地推演下去，不难发现《理论动态》不仅谈不上“毫无奴性”，反而恰恰是习惯于地下党式的暗箱操作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在邓小平一派人支持下领导创办的“把真理垄断隐藏起来”而不让“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直接看到的一份内部刊物。这份刊物当年所充当的，正是邓小平一派人“阴谋”打倒兼任党校校长的华国锋和兼任党校第一副校长的汪东兴的最为前沿的舆论阵地。

关于这一点，胡德平在2008年先后发表在《财经》第9、12、17期的《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的上、中、下三篇长文中，提供了充分翔实的证据材料。

1977年1月1日、2日，胡耀邦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P91）

同年9月21日、22日举行的中央党校有关会议上，胡耀邦说：“叶帅曾找我谈过，希望几年内能搞出一本党史教材。我曾找过小平同志，请他挂帅，写党史。小平同志说，他不挂帅，让党校先搞。”（P94）

“得到叶剑英、邓小平支持以后，……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于同年12月10日召集党史教学会议并且发言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P95）

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亲自修改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在《理论动态》内部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刊登。在此之前的2月19日，由胡耀邦审阅的《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第一次署名“特约评论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用胡德平的话说，“《实》文”使“特约评论员文章”这一形式载入新闻、理论史册。当《人民日报》要转载《理论动态》题为“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的文章时，“《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询问耀邦同志如何署名。他于1977年12月底的一天回答：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P97）

据胡德平1978年5月14日《日记》记载，5月13日，“当时的心情很好，回答的底气很足”的胡耀邦爽朗地说：“德平，《反杜林论》你根本就没有看懂。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合力。1969年以前，我个人得失想得比较多，69年以后，我彻底丢开了这些。76年过于悲观了一些。”（P100）

就在同一天，胡耀邦在家中对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成员们表示说：“多少年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对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我自己是反反复复学习，真可以说达到过‘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程度。但是对他老人家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怎么就上纲成是反对他老人家呢！这种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这个风气再不改变怎么得了呀！”（P100）

在谈到邓小平的历史作用时，胡德平写道：“6月2日是很重要的一天。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关键时刻，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做了重要讲话。他在会上专门讲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以小平同志的经历和威望，他对全军的号召动员，实际也就是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号召动员。由于他对‘《实》文’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予了大力支持，思想解放运动得以大大推进，其领域也更加扩大。然而，严厉的批评之声仍然存在。标志就是吴江同志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已不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但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刊载。在军事术语上这叫‘转移战场’。”（P105、106）

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按照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计划思想的路径依赖及暗箱操作组织撰写的理论文章，在中共垄断把持国家政权而一党专政的本国范围内，不仅不肯正大光明地署上真实姓名；而且还要像战争年代的地下党、游击队那样，以军事术语中的“转移战场”的方式加以发表。这与其说是出于胡耀邦值得骄傲的逆向思考的创造发明；不如说是他基于狭隘顽固的党派意识和党派利益，对于马克思所形容的中国传统社会闭关自守、全盘排外的“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之类“消极的生活方式”的发扬光大。换言之就是他在赢得高位之后，出于屁股决定脑袋的功利考量，对于“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做斗争”的“革命家”式的逆向思考的半途而废。

在当年并不十分正大光明的理论斗争，以及暗箱幕后更加神秘莫测的权力斗争中，相比之下表现得稍微民主宽容的，并不是前台呐喊的胡耀邦以及幕后操纵的邓小平一派人，而是掌握最高权力的华国锋、汪东兴一派人。用胡德平的话说，“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P108）

这里的“谁”，指的自然是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以垂帘听政的方式自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且把胡耀邦推到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最高位置上以打倒取代华国锋的邓小平。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根本否定了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又以指鹿为马、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把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强行认定为毛泽东等一群人的思想，从而继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胡志明、卡斯特罗之后，实现了新一轮的既政教合一又党国合一的社会主义特色的独裁专制。无论是被迫下台的华国锋，还是凭借其半途而废的逆向思考奉旨上位的胡耀邦，都没有意识到应该借鉴欧美国家已经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以及彼岸台湾正在实施的一系列政治民主化改革，从而以宪政民主的制度力量依法限制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所掌握的新一轮的独裁专制的最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