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份调查报告。从去年12月份开始，到今年的４月份定稿，在这份调查报告最终完成之后，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如释重负的感觉，坦率的讲，在此之前，我曾经有过几个关于社会层面的调查研究，然而，只有这份调查报告，才算得上是真正深入到那些最普通的人们中间，同他们交流，倾听他们真实的声音、想法和人生经验，获取第一手的直接材料，简而言之，这份调查报告建立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当然，这段经历赋予我的，远远超越了这份报告本身所涉及到的内容，它同时也是一种神秘的人生体验、冒险的精神、一份快乐的感觉、被压抑的人性得以激活、作为人类成员存在的责任以及由此派生出英雄般自信的感觉。显然，这些并没有触及到我在本文标题中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
首先，我不想否认，做这个社会调查完全是出于一场意外，为一个消极的动机所驱使，一直以来，我都试图将长期以来积蓄起来的某些不良情绪、未来得及及时清除的留存物从头脑中驱逐出去，其原因在于我从事政治评论写作的时间大概已两年多，在这些日子里，我的头脑完全被一些固定的概念、术语、范畴乃至表达方式所限制和占据，将自身的行为自动地限定在某个圈子里，与他们的存在休戚与共，更为准确一点，一个受到当前政府严加隔离的“异议”圈子（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这种沉重而又压抑的情绪甚至和政治警察一样令人讨厌）。因此，我时常想摆脱这种令自己感到难堪的局面，去体验更为广阔、更神秘莫测的生活世界，于是，我恰如所愿地找到某个地方将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却在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来自真实生活的素材。
一旦围绕此事展开行动，我就马上发现了隐藏在其中的积极意义，它的轮廓如此清晰的浮现在我的眼前，令我兴奋不已，从某种程度上讲，“意义”一词，已经在我们的日常行文和言辞中被抽象化了，变成了与“祖国”、“社会主义”、“群众”类似的东西，其含义变得含混不清。具体来说，首先，这种意义来自上面的反应，“共产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们有他们所信奉的独特的哲学价值和思想体系，这种世界观以其自身的方法、演绎的逻辑和认识论来解释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漠视周围人们的痛苦、无助、绝望求得自我保全；依靠出卖、揭发邻居、（昔日）朋友、同事的方式，随时准备牺牲其自我忠诚来获取上司的赞赏和职务上的升迁；运用一些漂亮的、华而不实的辩证说辞为一个并不怎么光彩的目的作辩护，却在私下场合将它们当成一堆专事糊弄人的语言垃圾；如何在这个平庸、保守的政治官僚制度中占据最有利于自己的位置；或者至少要懂得如何推卸责任，诸如此类，这些似乎是他们赖以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和唯一的生存法则。总之，在他们眼里，生活的界限仅仅局限于权力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权力理所当然地要覆盖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他们自身的存在在内。），一切思考和行动的动机都围绕这一点进行，由于我不经意的出现，打乱了他们之前那种循规蹈矩的、借以勉强维持其社会表面光滑的例行公事，他们不得不面对由于我的出现以及因为我的行动所造成的一种新的局面，这是游离于那个匿名的权力世界之外所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
当然，最主要的意义还是来源于我自身的感受，一种真实记忆的强烈对比，并由此投射在头脑中形成的巨大反差。极权主义宣传总是极力将真实的历史切割成无数的碎片，再按照它所需要的样子将其拼凑剪辑下来，成为“历史”，通过这次深入的实地考察，我发现头脑中一直以来隐隐约约于某个问题上存在的短路现象逐渐明朗化，这源自我自身一个小小的传统、一种人生体验、领会和感悟，对真实的历史记录与记忆的一次重新恢复与延续，使我意识到什么东西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什么东西正在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大脑中被蓄意抹去，也许这种述事的方式极不严谨，更确切的说，它打破了依据某种“先进”理论精心构筑的历史必然性“神话”，我有一种从一个外表夸张、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抽象世界被重重的抛回地面的感觉，使得我与自身的真实感受、与大自然、与人类生活最本原的部分在此时此刻变得如此贴近，并与自身、与自然世界、与生活本身归于同一，这是一面被维持下去的表面光滑亮丽的镜子遮盖下的生活图景，一个长期以来被当权者故意视而不见的真实的本来世界，我感到，它如此沉重的压在我的心上，无论如何，这种真实的感受使我不可能被一个巨大的骗局、阴谋所左右和困扰，比如，每当“共产主义”者们为这样一家小型能源生产企业存在的所谓“合法性”作辩护的时候。
另外一层意义，来自那些被埋没在权力的地平线之下的无权者们，一直以来，他们都被隔离在某个优越的权力集团之外的晦暗世界，饱受压制和歧视，让整个世界踩在脚下。这个由残酷、冷漠、铁石心肠、不近人情作为基本原材料的世界，投射在他们身上，甚至不是懦弱、畏缩、恐惧，而是生活的沉闷、单调、乏味和枯燥，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萎靡不振的人生态度，令人类生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与许多观察家们的看法不同，在我看来，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政治自由’、‘民主’、‘分权制衡’、‘开放社会’这些现代政治常识的内涵，但是，他们对自身的存在及其生存境遇并非一无所知、无动于衷，相反，他们清醒的意识到自身被压迫和遭受羞辱的命运，也同样意识到这种悲惨命运难以改变，他们始终在生活的绝望与希望之间徘徊，这种复杂心态如此清晰的刻画在他们脸上，也许，只有在他们身上被深深掩盖的某一领域，才有可能潜藏住最原始的朴素情感的基因，不受那些五花八门的宣传伎俩和教条式的灌输所蛊惑，通过近距离的接触，让我触及到这些最本原世界的人们的真实想法，抵达他们灵魂与心灵最隐秘的部分，这里有一股真实的力量在重重覆盖压制之下缓慢地、有节制的流淌，在一片旧的精神废墟上孕育出异端（人性）的种子。
那么，什么是我作这份调查报告希望达到的？是纯粹的兴致、爱好、趣味，表现一下自我，或者为了给那些无聊的政府官僚制造一个小小的麻烦，或者基于某种内心的冲动（比如，在孩提时代，我至少能享受到清脆的蛙鸣、鱼腥草的味道、夏日雷雨后出现的色彩斑斓的彩虹、一望无垠的金色稻田，如今，却不得不蜗居在受嘈杂机械声噪音和阴霾天气的污染下，你鼻腔的呼吸必须时刻面对煤尘肆虐的生存际遇令我暴跳如雷）？还是希望真正地解决问题？答案肯定是后者。
然而，即便是最天真的理想主义者，都不难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指望那些居于权力集团中心养尊处优的“共产主义”官僚来解决问题（除了他们，还能有谁？），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极有可能，他们会假装认真的倾听你的声音，用一袭薄薄的面纱简单地将它们轻轻掩盖起来，然后十分礼貌地将你送出门，在你转过身去的那一瞬间想好如何应付你，并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可以想象，还有一种情况（这是更有可能出现的），他们会直接送给你一副僵尸般冷冰冰的表情，提示你：指望我们来解决你们的问题，去死吧，等上一万年以后再说。
在我们国家，“政治”这一词条被缩减成一门效忠于领导阶级和仅仅考虑他们自身利益的职业，一门旨在粗暴的操纵和支配人们或更多人们的理性技术，而不是服务于具体的人们的高尚的事业，受到严重的精神污染和被庸俗化，变得声名狼藉。在这个发霉的、僵化的、完全趋向于自我惯性运行的官僚政治体制下，解决实际问题的希望几乎无从谈起，通常，“共产主义”者们能力所及的范围，是如何制造一个又一个的骗局、阴谋设法对付你，引诱你进入他们精心设下的圈套，让你上当、受骗，或者设置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令你疲于奔命，直到你的希望彻底被掐灭为止，他们已经几近完美的掌握了这门技术，有着这方面用之不竭的精力和想象力，总是能将任何事物随意捏造成他们所是的那个样子，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他们要对你的问题感到兴致勃勃？（即便如此，我并不想否认在他们中间，仍然存在一些良知未泯的人，然而，当“他们”面对这架巨大悖谬、纷繁复杂的权力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无力感，与那些拒斥于权力结构之外的无权者们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
当然，面对这样一种不利的局面，我也并非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作为一名来自极权制度下的政治异议份子，我有着比一般的人们相对来说更多的途径（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优越感或是某种无形的权力，而是说，相对于普通的人们而言，政治异议者的行动通常会引发更多的关注），比如，我可以将这份报告呈送给那些长期以来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西方人权观察家们，让他们出面和我国政府交涉；诉诸于西方的自由媒体；有可能，这份报告甚至还有可能引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重视，就此事公开质询我国政府，对于我国政府而言，没有什么比这种事情更令人头痛的了，事实上，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不会诚实地面对和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而是会采取同样的方式，想方设法应付来自这些国际人权机构的质询——任何来自于这个僵化的权力结构之外的公开质疑和挑战，都将被其视为一种敌对行为。无疑地，我国政府会视之为“间谍”行为，至少是为某家居心叵测的西方情报机构效力（又是“西方”？），因此，十分自然地，他们极有可能还会以此为借口，抱怨这些国际人权机构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过分“敏感”（仿佛这个人口数量稳居世界第一的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的糟糕人权问题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据一位来自西方的朋友介绍，我国政府派出的外事人员运用实用主义的修辞学和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来为本国政府的恶行作辩护时简直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有什么指望？
权贵集团组成的大大小小的利益共同体肆无忌惮地强取豪夺，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官僚机构高高在上的俯瞰脚下那些庸庸碌碌的芸芸众生，依然如往昔般地例行公事，白白消耗着纳税人的税钱。事实上，无法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是，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承担起实际的责任，这正是我们当前存在的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
2011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