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当代中国是个处于大变化阶段的社会。各种思潮和观点纷呈：有主张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有主张用儒家学说拯救中国社会人心涣散的；有主张用宪政民主改革社会政治的；更有主张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制度之实用主义的：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制度之实用主义。这种主张试图用经济发展来掩盖一切；可是除了权贵集团最满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其他的一切在野的在朝的派别都对这种欲把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当作阿Q来糊弄的东西非常厌恶。
今天笔者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同时也给思想观念混乱的人们指出一条真正清晰明白的道路：使人们真正的看清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如此矛盾纠结的问题所在。
一、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历史上围绕着一个社会的政权是不是具有合法性、和为什么具有合法性、统治社会的政权的合法性是从哪里来的，常见的有四种方式或答案：第一种：政权的合法性是上天赋予的，即“君权神授”，认为政权或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第二种：社会契约学说。该学说认为人民和政权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契约，人民是契约的一方，统治者也是契约的一方；人民和政权是通过社会契约来获得人民的对政权的普遍承认，来赋予政权以某种程度的合法性的。第三种：弱肉强食的强盗理论：认为谁有力量谁就有权利掌握政权——确切的说是谁是强盗谁就有权利掌握政权；政权不存在什么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也不存在什么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这种“理论”的最常见的表述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第四种：政权是封建世袭得到的。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很常见；而现在则有北朝鲜等国家正在以曲折掩盖的方式半公开的实行着。
关于“君权神授”的学说，大多是古代人们的观点。君权神授亦称“王权神授”，基本主张是君主（国王）的权力来源于神的学说。在奴隶社会的周王朝时，中国就称武王是“受命于天”，自称周天子，一切“礼乐（政令）征伐（军令）自天子出”。王权是神授的，神圣不可侵犯。统治者利用人们对自然力量的迷信和崇拜，把统治者的意志假托为上天的命令，称之为“天命”。
中世纪的查士丁尼皇帝竭力维护君主的权力，提出了君权神授思想，竭力将世俗君权和宗教神权结合起来，从而使东罗马帝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神权君主国，实行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
这种“君权神授”的思想，其荒谬性是完全不值得驳斥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还有哪一个现代国家还在那里喋喋不休的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的观点，那一定会被人民唾弃的。因此这第一种“君权神授”的政权合法性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了，现代的社会包括中国如果要依靠这种荒谬的东西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大概连当政者自己也不愿意。因此，中国当今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已不会有人用“君权神授”来辩护了。
第三种观点，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笔者已经解释：这是一种丛林法则的逻辑，也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理论。在古代和落后的历史上这种逻辑不失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所谓“理论”，而其实只是一种普通老百姓的口头议论所总结出来的现象罢了：因为过去的历史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整个人类都处于弱肉强食的社会状态，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谁的拳头硬、谁有枪杆子谁就掌握国家政权：弱者除了老老实实接受被统治的事实，敢说一个不字就抓你进监牢关起来。这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的特点就是完全的不讲道理，全凭“枪杆子”说话：他的枪杆子就代表了他们的全部合法性；当然当他们没有了枪杆子、或者失去了枪杆子的拥护的时候也就没了“合法性”。
这种政权完全不把人民放在眼里：人民在这种政权统治者的眼里什么也不算，和蚂蚁差不多的。这种强盗逻辑所支持的合法性，在现代文明社会已经遇到了强有力量的挑战：因为这种强盗逻辑所支持的合法性，已经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进程完全格格不入；在人类已经普遍受到相当程度的文明、文化教育的当下，这种强盗逻辑已经完全不被世界各个国家所接受；例如今天有谁敢于仰仗武力去侵略别的国家，那么一定会遭到全世界所有国家谴责的；即使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如果谁敢于依靠武力强行发动政变而把人民至于战火和流血之中，也必定会遭到世界主流社会的谴责。这种时候再也不会有人出来宣扬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天经地义的所谓“理论”。
而第四种封建世袭的所谓“合法性”，在当代世界已经普遍接受政治文明价值观的现在，也是犹如过街的老鼠：人人都要喊打的。在现代如果哪个国家还敢公开的宣扬封建世袭政权是一种最合理的政权的合法性的来源，那么连小学生都会耻笑之的：因此这种极端落后的社会政治形态，现在已经完全被人们唾弃了。
好了，在上述四种常见的关于政权合法性的学说和理由当中，已经有三项被笔者分析后得出了：它们已经与现代世界文明的潮流格格不入，甚至已经被文明人类所唾弃；而现在只剩下了第二种：社会契约学说是唯一的尚未分析过的了。那么社会契约学说能够给现代文明社会提供政权的合法性的根据吗？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全体社会成员的契约认可，这种政权的合法性来源，能够被当今的人类文明所接受吗？
经过笔者的考察，发现社会契约学说是能够与当今主流文明观念潮流相符合的：包括与政治民主观念、人权保护观念、宪政观念、社会正义、平等与公平、自由、普世价值等等，都是相吻合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社会契约学说，应该是当今能够为任何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依据的唯一依据。经过这样的一番分析与梳理，使我们对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被历来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政权所争论很长久的问题，变得清晰起来：在所有的已经具有的各种理由里，只有社会契约学说是唯一符合当今人类文明潮流的学说和理论，其他的所有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君权神授”和“封建世袭”等等所有其他的政权合法性观点，全部是错误的。这样一来，任何专制政权企图对自己合法性来源的所谓“合法性”辩护，全都显示出了尴尬：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只是由于人民的契约承认；而获得人民契约承认的政权只可能是民主政治：试图避开这一唯一合法性来源的其他一切解释都只能是狡辩。事情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步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的人类，任何专制独裁的政权都不再可能具有合法性了。
二、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契约状况
现在，我们来看看当今中国社会政权的政治契约状态。这个自从1949年宣布成立的政权，一开始就不是契约的产物；当然，国民党的旧政权也不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它们统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产物。由于现今的政权是依靠武力夺取的，根本就不是契约的产物，那么其合法性根据我们列举的合法性来源的途径，只能是属于弱肉强食的逻辑和理论来的。而我们也已经说明：这样来源的政权其实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具备什么合法性的：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权的合法性都是文明角度来看的合法性，而不是从野蛮角度甚至强盗的角度来看的合法性；如果不先声明我们的这一评判标准，那么又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口舌和纷争的。
我们再来看看当今中国政权的各个层次的契约状态是如何样子的。首先看中国政权的最大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和中国人民的契约状态。无疑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没有任何契约协商的：从党的中央各级领导机构的人员选举，就和人民完全无关；而当共产党中央开起代表大会的时候、对重大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也从来不和人民商量：因此我们说这个党和中国人民是没有任何契约关系的。这是其一。
第二，中国的另一个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尽管表面上各个代表都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但在实际的社会中，也和人民几乎无关：因为人民不得批评和指责这种由各级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一手包办的所谓“选举”，也不得对过程和结果提出什么异议：否则的话就说你是颠覆国家政权，或者说你在煽动动乱；而且也有个别民间的独立参选分子，最后都被污蔑成政治异议分子，例如湖北的姚立法先生，就因为他独立参加选举，而被遭了许多的罪。下面这段文字来自维基百科，大家看了就知道了：“姚生于农民家庭，1978年于潜江师范学校毕业后，1982年随湖北省第四批教师援藏队赴藏支教，后在潜江市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任职近20年，2001转到潜江市实验小学任职教师。姚立法从1987年开始，先后四次自荐参选潜江市人大代表，最终在1998年高票当选而在1999年到2004年期间担任潜江市的人大代表。[1]在任五年期间，追查荆州、仙桃、天门三市教师工资一亿元白条事件，关注村官被非法撤换事件，弹劾民政局局长事件等，得到了很大反响。在五年的努力中，姚立法以其行动向其他人证明了人民自身意志选择自己的代表是维护自身利益最好的选择，并多次支持全国各地愿意为民主而奉献的人参与人大选举。2003年，在潜江市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中，总人口不过100万的潜江市涌现出32名自荐候选人竞争参与选举，开创了1949年以后潜江市民主风气之先。由1998年11月28日当选后至2004年1月6日卸任期间，均受到中国以至海外媒体的注意。《南风窗》、《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均有报道（有关报道详情请参考《我反对》书末）。因为地方政府惧怕这些不受政府意志控制的候选人，通过行政强行非法操作，导致32名候选人无一人当选。选举结束后，姚立法马上向《南方周末》等多家报社、省人大等反映选举过程中地方政府违规操作的全过程，并向全国人大提交申诉状。而当选人大代表后，自费印刷《谁当村官 村民说了算》人大选举问题要点集小册并免费派发给该市农民，并组织农民学习《选举法》及自荐人大代表的细节等，并在2003年推举40位自荐村民参与人大代表竞选，虽全部落败，此次自荐人之多，受国内媒体注意。”
而现在姚立法的情况是经常“被失踪”、“遭到绑架”、2011年2月，“以副校长汪潜为首的6人绑架姚立法后，驱车开往武汉。第二天又来到江西南昌一家的酒店。姚立法一直被这6人严密看管并被非法搜身。2月2日早晨，路人捡到姚立法求救纸条，致电姚立法妻子，他被绑架之事才得以曝光”，相关的消息网络上到处都是。这说明了一个情况：当今中国的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不允许政权指定的人员以外的人士参加的；谁要参加谁就是“破坏社会稳定”。因此我们才说：当今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是由各级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一手包办的，而和人民根本无关；因此中国的人大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是契约关系。
第三，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代表和领导也和人民无关：因为政协历来和人大一样；甚至比人大还露骨的直接由各级政府和党的机构一手包办。所以，政协这个政权的象征性机构之一，也和人民完全无契约关系。
第四，政府的各级领导包括总理和各个部长的任免，也完全和人民无关：既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也不是人民所能监督的。在深圳曾经成立了一个中国公民监政会，由中国公民郭永丰发起成立。可是后来怎么样呢？结果被指责为“非法组织”，“破坏社会稳定”，给予各种各样的打击，必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没有什么契约关系。这方面和外国民主国家就不一样：外国政府的首脑是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这就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第五，国家法院、公安、检察院等等机构的领导和官员的任免，也完全和人民无关，因此这些政权的机构也完全和人民没有丝毫的契约关系。第六，军队和国防机构的重要的人士安排、一般主导等，完全和人民无关，因此这些军事机构和人民也完全没有契约关系。虽然这个军队号称是“人民的军队”，但除了这个名称和人民有关外，其他的一切大都和人民无关，更不要说什么契约关系了。
上述各种政权机构中，真正处于主导和绝对控制地位的是所谓的执政党；而这个党却又和人民完全无任何契约关系，因此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当然也不是一个社会契约国家；因此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来源于政权和人民之间的契约承认，也就是说这样的政权的权力并不是人民通过某种正当的程序合法授予的。这个党当然不是人民，尽管它口口声声声称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可是在真正的契约社会，即使什么机构和政党代表人民，那么也要由人民通过合法的程序给予契约授予，可是在中国却没有任何这样的过程和途径。在中国共产党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这可以从到现在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在任何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机构登记注册就可以略见一斑。因此中国的现状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党独大、共产党包办、包揽一切权力：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谁要说中国的政权完全是被人民承认（契约承认或认可）的，那么他无疑是在说谎。
现政权和中国人民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契约协商的关系：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现状。
三、政权和人民之间缺乏契约关系，导致中国社会官民的巨大矛盾，使社会充满了动乱危险
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说明，中国社会的官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官民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笔者经过研究认为有五个方面造就了中国官民之间的巨大矛盾。首先是因为中国政权的缺乏契约合法性，已经引起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而中国当局却还要喋喋不休的狡辩什么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云云：如果当局老老实实的说实话还好一些，却还要玩弄许多的把戏，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更加的对当局反感了；由于知识分子事实上有对社会最大的影响力量，于是中国老百姓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当局非常的不满了。这是一。第二是在当今世界政治已经相当文明的情况下，中国当局在权贵的把持下却还要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这种做法，即使一般的识些字的老百姓那里已经看不下去了；他们还要大反特反普世价值，于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引起深深的厌恶。第三，由于网络的发达和国际上的影响，人民已经开始在自己的人权和经济、政治权利、个人权益的维护方面已经相当觉醒，再也不是愿意逆来顺受的羔羊了，于是中国便有了成千上万的上访大军，以及在网络上的对于这些访民的声援与关注。而这种情况持续一天，人民和政权的矛盾就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加深。同时政权采取官民完全不同的待遇，即工资收入、医疗保险、离退休的不同待遇，等等，总之在一切方面中国社会在权贵的主导下统统采取区别对待，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只有看着生气的份，已经严重得动摇了人民对权贵集团的仅有的一点希望，实际上已经造成人民的绝望。第四，党和官僚权贵集团在司法方面的一手遮天，垄断司法现象的一起人民群众的广泛不满；而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还要振振有辞，把中国的司法说得非常的美妙，引起老百姓的和政权的离心离德：这样的事件，已经非止一次的发生了。第五，中国官商勾结造成了高房价和高医价等，使人民不堪巨大的生活压力，造成社会普遍的不满。
正是因为权贵集团要把不平等贯彻到底，一切政策和利益分配都要向着权贵集团倾斜，一切都不照顾老百姓而是相反：统统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而千方百计的成就权贵的利益；这一切当然不能和老百姓商量：因此政权和人民之间完全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契约协商，只能采取专制独裁的方式；执政党要垄断一切，“领导”一切，包括强行“全面代表”人民进行各种利益分配，甚至不准老百姓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表达不满的权力甚至途径，包括关闭网络、删除发言和议论、动辄以“煽动颠覆政权”的罪名威胁人民特别是威胁知识分子，结果使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和官方的关系持续紧张，已经弄得积重难返了。
而正在执政党和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万分紧张之时，党所垄断的媒体、控制的政协、人大等等，又把当今的体制宣扬的无限的美好，把愚弄人民的“政治”玩弄得炉火纯青：可是这一切丝毫也不能蒙蔽中国的知识分子：权贵主导下的党的一切把戏让知识分子看清楚了：执政党、政权和中国人民之间没有真正的协商的契约关系，权贵主导党和政权来竭力的愚弄民众：这就是当今中国政治的真相。而执政党所做的一切也和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无关，完全体现了权贵的意志。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因为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也毫无民主、毫无协商可言：因为共产党内部也丝毫没有民主。因此共产党的普通党员也和中国老百姓一样，是被权贵们奴役和欺凌的对象；他们也是专制独裁体制的受害者。
中国现在的政治权力的实际分配情形，是一小部分权力寡头掌控着社会大权；因此如果中国发生动乱，那么责任就在这些权力寡头人物身上：特别是在几个目前当政的权力人物、和几个已经退位，但却依然在幕后影响中国政治和权力分配的个别过去的权力寡头人物身上：因为正是他们一直让中国社会在政治上丝毫和人民、和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任何契约协商关系造成的。如果将来中国发生动乱甚至分裂，甚至台湾独立出去，那么这些权力寡头肯定将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因为造成中国动乱的根子在这些权力寡头一直拒绝在中国开始政权和人民的契约政治协商，从而造成中国社会的矛盾积累酿成的。
四、走社会契约协商的民主政治道路，是中华民族目前能够发展进步的关键
当今中国社会内部的最大问题是一党执政、即现今政权的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社会内部不平静、矛盾和危机重重的最主要原因。而消除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也只有从弥补政权的合法性这一关键来解决：舍此其实都是药方子不对症。
而在我们前述的研究之中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在所有的政权的四种合法性来源之中，“君权神授”的观念已经被文明的人类抛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即谁的拳头力量大谁就具有合法性也是已经被文明社会所唾弃；而封建世袭政权的合法性更是被人们所不齿：因此其实现在我们这些正在一天比一天向和文明进步前进的文明的人类，当今唯一的政权的合法性选择，就只有契约协商民主这一条道路了：这是我们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后得到的结论。这一结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实际上政权的契约民主，是当今被世界各国知识分子所普遍认可是一种唯一的文明标准。
由于契约民主文明是大部分人最愿意接受的方式，因此中国如果走契约民主道路，那么现在造成中国社会巨大矛盾的许多不平等都将随着契约民主的实行而逐渐改善，那么中国的内部矛盾将渐渐减少，社会的其他一切也都将随着矛盾的减少，内部的缓和就将开始：困扰中国社会的巨大隐患，也就渐渐解决了。走契约民主的道路将给中国带来三个变化：一是将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二是将获得老百姓的广泛支持；三是将消化社会内部的巨大矛盾，包括消除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矛盾。
而中国当今的最大问题和矛盾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满，和中国老百姓的不满；这些不满是阻挡中华民族前进的关键问题；而这些不满却是因为现政权和执政党与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完全没有契约协商造成的。
如果政权和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不解决，中华民族就别讲什么发展进步了，就是想保持社会平静大概都不容易，而且随时都有发生动乱的危险，还侈谈什么民族发展呢？因此笔者说：走社会契约协商的民主政治道路，是中华民族能够发展进步的关键。而相反的则是：中国不走社会契约协商的民主政治道路，则有将中华民族置于万劫不复之动乱之中的危险。何去何从，难道不是非常的明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