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本文所谈“道义”系指道德与正义。是人类有史以来不断总结认定的不可违逆的行为规范与立世准则，是属于人类社会中的最高价值评判标准。

任何权力统治的根基都缺失不了道义，哪怕历代十恶不赦的暴君，也没有敢冒然违抗道义者。远者不言，就现代历史上被涂抹上恶名的军阀段祺瑞，在任上发生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时，他亦惶恐不安，悔恨交集，感觉自己丧失道义，难于对人生与历史交代。据记载：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5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演讲，要求拒绝日本联合八国无理要求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八国通牒”，随后愤怒的群众赶到铁狮子胡同东口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并欲进入政府院内，出现冲击政府情况，致民众与卫队直接发生冲突，最后卫队开枪，造成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在内的47人死亡的“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听到报告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他赶到事发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后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作为执政的段祺瑞颁布了“抚恤令”。之后，段祺瑞又宣布自己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惨案中死难者的忏悔。惨案发生后10年中，段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1936年段祺瑞身体虚弱，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其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则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直到临终仍信守食素。

还有大陆教材坐实镇压民众的代表性人物蒋介石，在他统治期间出现“李闻惨案”后，也是暴跳如雷，责令下面严惩肇事者。1946年7月11日，民主活动家李公朴在云南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时隔四天，15日下午，著名教授闻一多也在昆明遭杀害。这就是“李闻惨案”。据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所著《军统内幕》记载：“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唐纵日记中也说：“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蒋介石在暴跳如雷后，撤了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职，下令枪毙直接行凶者——在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

这些现代史上被贴上恶名的统治者，面对道义尚且表现着如此的惶恐，如此的不敢违逆。当并非他们授意而为的惨案发生后，作为最高统治者不是开脱罪责，不是杜撰镇压与屠杀的正当与迫不得已的理由，甚至都不自我撇清与惨案的责任，而是毅然担当领导者的责任，严惩凶手，还坦然面对天下认罪悔改。看来他们也是深切认识到一个政权不管搜寻出多少合法的口实，编撰出多少合理的依据，但在道义上如果立不住脚，那么终究是虚弱而要退出历史舞台的。

应该说从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以来，一百年中，中国社会道义承续大概可以分为三个不同侧重的时期，即民族独立时期、民主发展时期、人权强国时期。大概前三十余年以民族独立为最高道义，到1945年终于结束抗战，完成民族独立之使命。这个时期反抗外敌入侵，即外争国权是最高道义，所以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就是背离道义。而1945年后，原本应该是民主建国，休养生息，改善民生的时期，然而因国共两党权力争夺而内战不息，故当时反内战、求和平、争民主是最高道义。“李闻一案”正是反内战求民主者被杀害，道义遭蹂躏的惨案。面对这两个惨案，作为当时统治者的段祺瑞与蒋介石内心非常清楚道义在哪里，并为出现这种违背道义的事件而痛心疾首。

耐人寻味的是，透过这两个惨案的外表，我们都能够看到其背后中共支持的影子，也就是说在当时作为弱小的中共，对道义所在也是清清楚楚的，并且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站在道义一边。也正因为如此，中共能在寻求民族独立时期与要求停止内战上处于道义的制高点。最终他们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民族独立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在停止内战口号下赢得了战争、夺得了政权。

今天我们回头看看1949年前中共夺权时期的宣言，发现他们的确是每个时期都宣示自己踩在了时代道义的正点上，也就是说中共在抢夺政权时期的言说的确是当时道义的代表，所以最终中共得到了天下。 然而中共获得政权后六十余年来，是否践行了它曾经夺取政权时期的承诺，是否依然站在道义之上呢？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中国社会依照历史发展规律应该进入一个民主建国的发展时期，这时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长社会物资财富，使人民脱贫致富，摆脱温饱挣扎的局面就是主题。当然民主发展时期，也是建立各种民主制度，培养国民民主素质，使社会走向长久平稳发展的时期。然而，中共建政后由土改，到反右，到大跃进，到文革，实事一直没有进入民主发展阶段，而依然停留于战争夺权的思维中，各种不间断的社会运动成为变相的夺权战争，从而使社会迟迟不能走上平稳建制与和平发展轨道，也因此社会灾难接连不断。面对这种背离社会发展道义的情况，中共统治集团中一批认清历史，担当道义的人试图出来力挽狂澜，结果出现自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彭德怀、到邓小平、到习仲勋等等先后被打倒的情况。应该说，这个时期，真正社会的道义到了这些受难者的一边，他们代表着历史的发展要求，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

这种和平时期的战争夺权生态，背离社会发展道义，在中国持续了三十余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最高统治者毛泽东的去世，中国才暂时终止了这种停留于战争生态下的无休无止的夺权运动，社会在痛定思痛之下有意回归到理性建国之路上来。那些在毛泽东时代代表着历史道义而被打倒的人相续得到平反，并且成为了主导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社会耽误了三十年后终于不得不再重启民主发展之途。这一次在拨乱反正旗帜下的统治集团内部调整而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经济、休养生息、积累财富的路径，的确给中国迎来了一个物资财富急剧增长时期，使社会整体很快摆脱了贫困与温饱的困扰。然而，民主发展原本不是个简单的经济发展过程，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制度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核心应该不是经济，而是民主，是民主的制度、民主的政治与民主的文化，只有这些民主前提的存在，才能保障社会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发展。然而，由于人性的恶与制度的罪的互推作用，使那些在毛时代原本曾经代表道义而受难的人，在获得社会治理权后，却只是开启经济发展的闸门，而关闭着制度、政治、文化等民主建设的通道。最后使社会发展步入畸形裂变状态，出现贫富分化、官僚腐化、权贵固化、社会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极度恶化、社会精神生活痿化、社会是非善恶价值颠倒。这种畸形发展当然也是背离社会基本道义的。

为了克制这种畸形病态的发展模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统治集团中一批有社会责任，有道义担当的人就作出过努力，如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与他们同时期作出抗争的习仲勋、鲍彤、朱厚泽等等。他们担起了那个时代的道义重担，选择了站在道义的一边，努力开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改革发展。然而，面对老人政治，他们却是回天乏力。我记得朱厚泽老先生曾经在谈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提出从文化与思想上来改变社会的“三宽”（“宽厚、宽容、宽松”）政策时，当时受到了体制内顽固势力强大的压力，连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都深感难于招架，不得不让担任宣传部长的朱厚泽不能宣讲自己思想。就在这种重压下，有一天朱厚泽接到习仲勋的电话，约他到习老家中吃水果，期间没有详聊任何话题，只轻轻数语，便相对默默品尝水果，但习老那种无声的支持，使朱厚泽感触至深，铭记肺腑。

由胡耀邦及其身边一批背负时代道义者受到的逼迫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势力的窘境。当然从习仲勋那种对“三宽”政策的无声的支持，也能看到中共体制内一批道义担当者的奋力抗争。当然后来胡耀邦被逼下台，赵紫阳先生承继着时代的道义，延续着向民主改革方向的努力。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最终以顽固势力的暴力镇压而告终后，中共体制内展开一场人人过关的大清洗，那些站在历史道义一边，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对民族有深切关爱之情的贤德之士，如赵紫阳、鲍彤、朱厚泽、于浩成、张祖桦、张炜等等纷纷或主动摈弃或被迫离开体制内，踏上了为道义受难的背负“十字架”的苦旅。

应该说1989年是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公开在道义上决裂的分水岭，随着对那场民主运动镇压与否的不同态度，中共出现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在正义与公理原则下，寻求通过和平、理性、对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惩治腐败，清理“官倒”，呼应民众民主诉求，开启全方位政治体制改革的解决之路，和以被下面个别奸佞之徒谎报军情而蒙蔽的邓小平及其一批军头为代表的，为维护小集团利益而不顾道义，悍然对学生市民采取屠杀的解决之路。虽然这两条截然相左的路线性的征战，最后反道义、逆历史的一方以武器的批判镇压了批判的武器，但从此中国统治集团彻底与历史道义决绝，从而开启了中国价值颠倒、是非混淆、道德崩溃的时代，进而一步步演化出中国旷古绝今的权贵集团统治时期。

二十二年来，中国统治集团虽然一再试图通过发展经济来修复缺失的道义，然而，在没有道义根基上生发出的经济繁荣，只能是短期资源消耗型的、建立在权贵掠夺下的、以破坏自然与社会人文环境为前提的泡沫，伴随这种发展下的社会，必然屡屡产生各种突破人伦底线的屠童事件，豆腐渣工程，毒奶粉事件，毒疫苗事件、毒食品事件等等，使整个社会沦陷入一种原始血腥的丛林时代。

一个时代的社会道义在哪里，社会的发展就必然要回归哪里！任何丧失道义根基的发展，最后必然衍生出社会不堪承受的罪恶。半个多世纪来，由于制度性的原因，中国统治集团一直在进行着排斥自己体制内道义担当群体，如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胡耀邦、赵紫阳、鲍彤、朱厚泽、张祖桦、张炜等等，走着违背自己夺权时期的道义承诺之路，先后上演镇反、反右、文革、六四屠杀、镇压异教徒、镇压维权等等的违背道义的事，从而使中国政治生态日益劣质化，由此产生的社会整体性危机已成燃眉之势。中国社会如何重建道义根基，如何补修民主发展之课，进而如何开启人权立世与强国之路，这已经是时代无法回避的命题！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