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中国》上看到齐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魔鬼与奴才——集体主义的危险”。对齐先生文章中表达的观点，部分有条件赞同，部分有条件反对——商榷式反对。
齐先生的文章是通过一个模型，一个电影引发了一个思考：极权主义产生的原因。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思考不管对错，是来源于纳粹模型与电影的引导，即模型、电影与思考者得出的是同一个结论，并且，这个结论是模型与电影给定的，思考者并没有偏离、独立于模型与电影的给定。这反映出：思考者即便在痛斥奴性时也在依附——虽然这种依附可以被解释为“真理”与“真理”之间的相见恨晚。如果个人的奴性与集体主义情怀都会必然的产生极权主义，那么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
首先，齐先生需要严格的界定奴性，是指思维还是指现实世界？需要解释，服从国家，服从法律是不是奴性？军队是不是要废除，当兵的是不是可以随心所欲？诸如此类，都需要给予解释及限定，并给一切解释与限定一个合理的理由，这个理由不能仅仅靠一个模型，一个电影来证实。
其次，你还要界定一下什么样的集体主义可以产生极权，比如，金融危机来袭后，人们是不是要各奔东西才可以避免极权？
再次，您还要回答如下质疑：一，中国的政权形式是集体意识（广义的集体）的体现还是个人或小集团意志的体现？您反对的是个人的专权还是反对集体成员的意志？二，由于您的表述认为集体主义不过是一种本能的情怀，且这种情怀为恶或产生恶的摇篮，那么，您就需要证伪全世界人们的选择是错的而不能只拿两个特例（纳粹、毛泽东）来证明您的观点的正确。三，既然您拿集体主义作为靶子，那么请问齐先生：箭是什么？个人主义？如果是，您就需按以上程序对个人主义做全面解读并回答所有质疑。比如，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不是可以牺牲所有其他人的利益？为什么？如果集体为恶，就干脆别管他，管他牺牲不牺牲，个人为善，集体为恶，两者择其一，以牺牲恶为合理，是吗？所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不能以牺牲集体（包括个人）为代价。
奴性有很多种表现形式，除了齐先生列举的那些以外，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思维的奴性。思维的奴性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照搬照抄；其二、自说自话。前者虽然基于偏好、取舍、选择，即有思想的共鸣处，但是，灵感的触发，论证的过程及结论依旧是别人的思维视角，思维方式及词汇的简单堆砌，而缺乏或完全失去自我。后者只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理由，自己的信念与价值观，全然忽略了对方的观点、理由及合理性。事实很可能是完全对立的，你说你的事实，我说我的事实，都在自说自话，就永远搞不清那个更有理。以上两种表现形式都是奴性的，很省事，不用通过费力的质疑——多方面的质疑检验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及适用条件，适用范围。
奴性作为一种存在其理由是什么？齐先生认为是源自一种集体主义的梦幻、作用、情怀，且这种梦幻、情怀、作用与生俱来，是人性恶的彰显。社会的大部分由这些人构成，异见人士也不能幸免：“即使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中，我们也把专制体制对我们的戕害列在了首位，而不是把我们对专制的服从与讨好放在首位。”我以为：齐先生的理由不成立，原因是，齐先生所说的不过是“现象”，是表现的奴役：服从，不反抗都是表象，这些表象背后一定有原因。这个原因，可能是思维上的惰性，也可能受限于知识与勇气，但是，多数人同时表现为服从与讨好，就绝不简简单单的是源自于“人性的恶”，这种观点如果成立一切真与善就荡然无存。“服从于讨好是专制的原因”？这种颠倒的论证方法令人匪夷所思？我为什么要讨好？为什么要服从？如果我服从与讨好的对象可以圆我的梦，我还有服从与讨好的理由，可现实是我被凌辱，被奴役，我有什么理由讨好与服从？我的命天生卑贱？——即便如此，您认为的多数人也与我一样卑贱？
奴性有多种表现形式，也有多种理由，对此进行类分是必要的。从自我角度看，大致分为自愿与非自愿，无意与有意。从权力角度看，可分为自由选择与强制、奴役。照搬照抄，自说自话一般都是潜意识中的奴性，这种奴性属于自愿或无意。比如齐先生，就可以依附于一个“纳粹模型”，和一个“电影”就推论出集体主义是极权产生的关键所在。非自愿与有意，就是取舍，取舍首先确定目的，为实现目的而取舍。比如对付貌似强大的专制政权也要非自愿的，有意的，奴性的貌似弱小。再比如为找到工作，就要屈从于招聘者的偏好与兴趣，诸如此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可能表现为奴性，但这些表现为奴性的东西并非“本能使然”。如果奴性被作为谴责的对象，那么应当受到谴责的正是那些自愿与无意的人——因为这些人尚在沉睡。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唤醒沉睡的人的意义上，我才是赞同齐先生的观点的，区别在于：我不认为沉睡的人是“大部分”，我以为，人的本性是趋善的而非趋恶。即多数人的本能是渴望自由（善）的而非渴望被奴役（恶）。当然，善与恶也常常表现为相对，这是客观条件的制约。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容许自由选择与自由放弃一般不为恶，社会是一个群体，人选择了群居，这几乎不可逆转，这个现实决定了，自由一定是有底线的——平等的自由，不平等的实现。关键在于：不平等的产生原因，机会相同，能力不同，不平等合理，机会不同，能力相同，不平等不合理。奴性也是：自由选择的奴性合理，被迫的奴性不合理。所以，齐先生，您要首先确定一下，什么样的奴性才会产生集体主义，产生极权？
如果只对集体主义做狭义的解释，即集体完全对立于个人，个人在任何条件下只要两者发生冲突，个人都必须让位于集体，这种观点，我也是强烈反对的。如果齐先生只是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我没有任何异议。说句实在话，我也是个骨子里的自由主义者，最完美的设计是个人自由的最大化。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集体主义还有广义的解读，这不仅是概念上的突破，也是避免固化思维的有效手段。狭义的解读是“二元”的，两者对立且不可调和，广义的解读是“一元”的，两者是统一的，不能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集体主义的极端不可行，也不现实；同样，个人主义的极端也不可行，也不现实。尤其是在中国这种特定环境下，鼓励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无异于是鼓励更多的贪官，更多的权力者滥用公权。对被统治者而言，我们首先应当关注的是权力者的“个人主义太少”还是“个人主义太多”的问题，而不能只局限于“自我检讨”——更重要的或许是，别让现象迷住了双眼，大部分的奴性只是暂时的，不会成为追求民主的阻碍。
至于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原因，很可能是综合因素造成的。当您排除掉所有您不认为是原因的因素后，实际上也排除掉唯一一个您认为的原因。因为：一，历史不是一个人可以结论的，二，唯一是相对的，您有唯一，别人也一定有，三，排出的理由也是相对的，要想排除所有不同的理由，就要有比别人更充分、更全面的理由证明自己。这对个人来讲几乎做不到。
西方的民主制度实质上就是集体主义的现实体现，所以要格外防范集体对个人自由，个人利益的侵犯。而专制下却不同，极少数人的个人意识、个人利益在国家权力的庇护下公然对集体进行掠夺式侵害，这种侵害不是集体对个人的侵害，而是个人对集体（包括个人）的侵害，对付这样的侵害，唯有高举“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大旗与之抗衡，否则，个人自由，个人利益根本无从谈起。
与齐先生的观点恰好相反：我不认为当今中国的“集体主义意识”太强烈；而认为太弱小。如果更多的人不是在更多地考虑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自由，而是集合起来争取自由和民主，专制统治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当专制成为历史，民主成为现实的那一刻，我们才有必要放弃集体主义而高举个人主义的大旗。这也是我部分赞同、部分反对齐先生观点的原因——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
2011年5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