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众所周知，自实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人民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创造能力，一直保持迅猛的经济发展势头，社会财富总量高速增长，就物质层面而言，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不仅如此，国人的精神面貌同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人类（尤其是西方）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呈现了海纳百川的雅量。中国社会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温家宝先生说得不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成就都是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
然而，经济上的非凡成就并不能掩盖问题丛生、形势恶化的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毁坏、水资源的污染与匮乏、能源的缺乏、毒品的泛滥成灾、艾滋病及其它恶性流行性疾病的蔓延、农村的凋敝、大量失业导致的社会隐患、人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消费能力不足和内需不足造成的庞大生产过剩、极度险恶的治安状况、日益逼近的金融危机、日趋严重的贪污腐化、国有资产大面积流失与资本外逃、长期居高不下的国家债务，等等等等。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专制制度的长期残酷压榨，国人原本不强的国家民族认同感日趋淡漠。在社会分化日益加剧、民族矛盾异常突出的今天，民族国家或者社会就随时有可能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此外，我国还同时面临着与一些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的严峻考验。为此之故，人们完全可以说古老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社会转型已经到了十分关键的时刻。
此时此刻，除了彻底变革而外，实在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鉴于国家已经进行了30余年的经济变革，这里的彻底变革主要是指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意识形态变革和政治变革，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政治变革。政治意味着权力的取得及运作方式。它是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基础，也决定了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常态。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写道：“我看出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乎是它的政府的性质所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因此我觉得什么是可能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就转化为如下的问题：什么是适合于形成一个最有德、最开明、最睿智并且从而是最美好的民族的那种政府的性质。”（《忏悔录》第二卷，第十章。）
既然如此，现在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何进行政治变革？或者说：如何启动政治变革？毫无疑问，当下王牌（即主动权）还是掌握在执政党手中，而变革的条件则早已烂熟。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打下了坚实而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西方社会长达两百多年成功的政治运作模式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同文同种的台湾更是直截了当地贡献了政治转型的样板。
如果执政党有足够的诚意与勇气，究竟该从何处着手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实行法治和宪政。具体一点就是：必须尽快批准已经签署的有关人权的两个国际公约并且加以切实履行，保障和维护全体国民的人权与自由，特别是要保障全体国民的生命、财产、言论、自由迁徙、享受义务教育等一系列权利，使其免遭各级官吏的不法侵害；保证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尽快实行政党政治，为国家的统治秩序奠定合法性的基础。
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必须彻底抛弃长期束缚国家生存发展的冷战思维、彻底抛弃半个多世纪以来旧的意识形态枷锁和百年来义和团式的复仇心理，必须认同人类普遍的人权、法治、民主价值观和道义原则，为在全球范围内铲除独裁暴政与恐怖势力，积极谋求与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密切合作，肩负起一个大国应尽的义务，从而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就在野或者民间立场而言，我们的切入点则在于：加快建设公民社会的历史进程，即从社区、行业、NGO、网络等众多渠道入手，加强国人相互之间的横向联系，建立健全各种社会组织，全力以赴地推动政治变革。这里的公民社会中的公民与日常用语中的城市市民相比，含义更为广泛，它是既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
在目前这个政治变革毫无启动迹象的艰难时刻，我常常想：也许政府（执政党）的领袖们并非缺乏痛下决心的诚意与勇气，而只是迫于情势顾虑重重罢了。这些顾虑无非是：人口这么多、情况这么复杂、矛盾千头万绪，一旦放开恐怕无法收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让人们如此迟疑不决、拖延下去呢？难道公安部统计的一年10余万起群体事件还不是总危机爆发的临界点么？难道俄罗斯和东欧不是已经提供了政治变革的成功经验？
我深深地相信：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有识之士，一无例外地都在热切地盼望政府（执政党）的领袖们能够明智地跨出历史性的、从而也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一步。我知道：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原本是举世无匹的温良纯善、顺从易治。如果朝野双方都充满理性、富有智慧。如果命运垂青眷顾。我们古老的民族依然会有无比美好的前景。古话说得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深望朝野有识之士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