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黑砖窑事件并未尘埃落定，《南方周末》便刊出山西省长对这一事件的反省。其中这样两个维度可以注意：一是“基层政权急需变革”，一是“回到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大声呼吁”。前者属于体制问题，后者属于人性问题。这两个问题曾经纠缠了中国一个世纪，并产生了两个世纪性的代表人物：胡适和鲁迅。今天，面对黑砖窑（其实不仅是黑砖窑，而是面对以它为表征的一种现实），“胡”还是“鲁”，亦即改造体制还是改造国民性，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再度被凸现出来。
当记者指出一些村民和村干部面对身边的黑砖窑“麻木不仁”时，这位省长回答：这就要回到鲁迅先生当年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大声疾呼。鲁迅先生作品描写的吃人血馒头治肺病的悲剧，革命者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牺牲，但当刽子手屠杀革命者时，围观的人却麻木不仁……。因此，我觉得，鲁迅当年提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任务，今天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继续努力。
应该说，当年鲁迅改造中国的路径依赖是有问题的。他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在制度与国民性的选择中，鲁迅排斥制度努力，转而把改造国民性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要著”。 对于国民性，鲁迅这样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另外，卑劣与说谎，也是鲁迅经常批判的国民性主题。问题是，鲁迅批判的国民性并非中国独有，就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不是国人的专利。鲁迅涉及的劣根性实乃人类之种性，它是普遍人性中的幽暗一面。在什么意义上，卑怯、卑劣、说谎、贪婪只国人有而西人就没有呢？
如果把以上人性的天然缺陷包揽为自己的国民性，只能说明一点，它在这片土地上发挥得太厉害了，太有才了。果如是，就不要追究什么人性或国民性，而应追究，它何以在这片土地上有如此之表现。问及此，就不是人性而是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问题了。所谓“桔逾淮则为枳”，人性可桔可枳，决定的因素是“淮”。作为环境动物的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人性的表现可以不一样。鲁迅抓住了“国民性”，却忽略了那个时代比国民性更重要的“国体性”。比如鲁迅批判国人爱说谎，岂不知，一个说谎成性的体制肯定养成国民说谎至少是不说真话的习惯。这里根本的原因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在制度性的游戏规则面前，人本能地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一个“萨达姆”＋“萨哈夫”式的体制，反说自己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那么，你怎么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国民会说真话呢？他不用计算也知道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时，卑怯之类的国民性批判再尖锐再深刻也没用，要紧的倒是要改变那个卑劣的游戏规则。
因此，就“基层政权急需变革”和“回到鲁迅改造国民性”而言，我们今天的路径依赖应该是前者。这一点胡适可以给我们启示。胡适并非不知道人性的幽暗，但他的举措不是改造而是制约。人性不可改造也无以改造，制约倒是可能的。制约靠制度，这就是胡适终生倡导的民主、法治与宪政。在胡适看来：“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对于国人来说，“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它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这里强调的就是制度对人性恶的制约。在胡适那里，“民治主义是一种信仰”，“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制度，还是国民性，先哲不远，言犹在耳。最后用一段西方学者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一句话，除非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兽好不了多少，并针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以规范人的外部行动，使它们不致妨碍所以要组成社会的公共福利，除非法律做到这种地步，它们便不是完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