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米奇尼克深感困惑。在王府井，他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座接一座的购物中心；在后海，他看到青年们穿着时髦，空气里飘荡着香气与欢乐；在颐和园，他沉醉于园林之美。
这难道不是民主与自由的社会吗？如果不是，它一定需要民主与自由吗？生活在这样曼妙传统里，谁又需要西方？他的表情似乎在这样追问他的中国朋友。
是啊，眼前的景象与他印象中的极权或共产主义太不相同。从华沙、布拉格到莫斯科，共产主义曾分享着相似的味道、颜色与表情。色彩单调的外套、冬日空气里的煤灰味、人们漠然的表情，还有长长的队伍——人们总是在排队，为一公斤鲜鱼、一件新款式衣服、一本书，它们都是匮乏、压抑的产物。共产主义许诺了一个富足、平等、自由的社会，带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现实，它声称要解放人，却把人们推向了奴役的深渊。但眼前的中国却是另一个景象，它在政治上仍高度控制，人们仍享有到物质与生活上的诸多自由。
这是2010年7月，米奇尼克因一场名为“中欧对话”的论坛而来。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论坛是为了中国崛起的新现实而设立。二十年来，贸易、技术、市场曾充当了中国与欧洲交流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语言，而双方在思想、哲学、艺术的杰出人物之间的对话则很少发生，它也很难发生了。倘若对话的精神是跳出自身的狭隘，通过对方的眼睛来发现事物的新维度。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官方把持着对话权，它的首要兴趣是强调中国的独特性。
米奇尼克随欧洲代表团而来。在欧洲、或西方世界，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历史人物，与瓦文萨、哈维尔一样，被普遍视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缔造人之一。过去20年里，他是波兰最有影响力的报纸《选举报》的总编辑。他谈论波兰的新命运、欧盟的扩大、美国的对伊战争，他的意见被广泛的倾听。但在很大程度，他也是个日渐被忽略、被模式化的人物，他的身份被定格在冷战的晚期——一个坚定的反极权斗士。
也因此，他的到来也充满了荒诞与偶然。中国政府拒绝给予《选举报》记者签证，却让更富标志性与敏感性的他进入了中国。这可能纯粹出于无知，也可能因为他是法国前总理邀请的客人。
没人要求一个旅行者迅速理解复杂的中国，身居其中的人也常为此困惑。况且，在米奇尼克的成长中，苏联才占据了支配地位，中国太过遥远。他当然意识到中国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它对世界已经形成的民主价值观念的挑战。它早不是传统意义的共产主义国家，就像他后来说的，它是个“混杂的、半人半马的制度”，也接近于拉美式的独裁。在这个系统里，意识形态已然失效，对权力与利益的争夺才是核心。但理论与现实之间，仍有着巨大的理解鸿沟。
在北京西郊的万圣书园，米奇尼克的困惑暂时消失了。他的活力再度恢复了，或许还有某种时光倒流之感——他再度回到了团结工会的年代。他被一小群热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与青年人包围，人们问他如何清算独裁者，年轻人该做什么，教会在转型中的作用，自下而上的改革如何发生……除去激动的情绪，他也觉察到一种普遍的无力感，人们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压迫者。
在一小群中国知识分子眼中，他不仅声名显赫，而且为中国现实投下了新的光亮。人们对他此刻的身份没有太多兴趣。他被定格在七十年代，他是波兰工会的创建人之一，身兼思想者与行动者，一名不屈不挠的异议分子。他在一九七六年的文章《新演进》更是鼓舞了不少中国读者，他们在其中读到了自己的境遇与希望。
在这篇文章里，米奇尼克先是回顾了波兰社会长期的幻象。它来自党内的“修正主义”与教会的“新实证主义”，它们在形式与内容上不同，却分享着同样的特质——都期望“由党来来推动积极的演变，由明智的领导人的政策来造成新局面”。如果这个领导者令人失望，他们就展开无情的批判。
对于波兰与整个东欧，这是一个沉闷的时刻。匈牙利革命已过去了二十年，距离布拉格之春业已八年，勃列日涅时代的苏联平庸却稳固，没人相信它会放弃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苏联坦克与子弹的阴影仍浓烈。
米奇尼克却在其中看到了希望。上层的自我改良的已然破产，在力量对比如此失衡的情况下，革命早已失去可能与意义。但同时，苏联当局与波兰政权，都无意冒巨大的政治风险改变现状，这为另一种行动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他相信，知识分子必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意识。东欧的异议者们，必须对独立的公众发言，而不是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必须告诉人们去怎么做，而不是告诉掌权者怎样改良自身。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指导当权者。如果极权主义入侵了日常生活，那么日常生活也变成了另一种抵抗的战场，可以持续不断地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这也是一种充满现实感的纲领，充满了“妥协”与“自我限制”精神。
这篇文章被收录在《通往公民社会》一书中。它是一本偷偷印刷、并偷偷流传的书籍，出版于2004年，编辑与翻译者是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教授。她也是这场小型对话的组织者。因为一篇有关汉娜？阿伦特的文章，她意外地发现了这名波兰知识分子。《通往公民社会》正是从米奇尼克不同年代的三本书选编而成。她在其中听到一种新型的政治语言，它在中国语境中极为稀缺。
有限的读者都分享了类似的感受。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一位早年投身革命的老知识分子赞扬了米奇尼克的“妥协精神”，他经历过狂热的红色革命，深深感到绝对主义的危害；一位中年知识分子则为他的争取权利而非权力的观点而感慨，权力是面对上层的，而权利则指向普通人，这也是对中国社会刚刚兴起的“公民社会”再好不过的阐述。
在光线昏暗的书店里，他再度提到三十年前的斗争哲学——在官方外组织好自己的知识生活与社会生活。他也劝听众，要对未来抱有想象力——他们也曾觉得极权会永远持续下去。而对话的姿态则要保持下去，要不断提醒当权者有机会进行和平、循序渐进的变革。
他很难想到这偶然的对话，激起的意外反响。他的象征意义是如此的鲜明。比起书店里的热切渴望，另一些人则展开了攻击。一些攻击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异议分子。他们大多流亡海外，相信试图与当权者合作只是自我麻痹，除去推翻极权体制别无选择。他们甚至把米奇尼克的到来，视作当局与邀请者的一次合谋。
另一些攻击来自中国国内日益兴起的民粹主义。在共产主义破产多年后，他们竟再度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相信现政权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而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他们合谋者——“我相信他们注定是命运不济的，他们以为只要战胜所谓的‘极权主义’就万事大吉了，就可以封官拜爵了。他们一定会看到，在他们夺权的道路上，巍然挺立着一位大力士（尽管他今天还是一个灰姑娘），手持红色的利剑准备着和他交手、较量。这个大力士，就是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其中的一位写道。
这些争吵象征着中国的思想混乱。中国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表现出的共识早已消失。比这消失更严重的是，具有独立意志的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再不代表一个社会的道德与知识的中心。当局者无意倾听他们的声音，而在一个被消费文化的嘈杂、大国崛起的民族情绪充斥的公共空间，他们的声音同样格格不入。他们中的很多人要么选择拥抱政治权力，要么投身市场的叫卖声，或者保持缄默。很少有人再有这样的雄心与自信：一小群体知识分子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观念足以改变世界。
这争吵也像是茶杯里的风波，它在某个特定的网络空间里沸腾异常，现实里则无人知晓。甚至绝大部分以知识、写作、思考为业的也对此漠不关心……（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