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回顾中共逢十历程，指出中共早已变质，今天唯一的目标，就是利用网络信息科技，强化控制人民，维持权贵阶级的利益。

 

●中共执掌专政大权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右二），去年11月视察重庆，为薄熙来（右）捧场。（本刊资料）

七月一日是中共官定的党庆日，每年都要大肆庆祝。逢五进十，更加大庆特庆.今年九十大庆，却有些出奇的平静.

中共成立日期：将错就错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共的成立日期是毛泽东在二十年后钦定的。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回忆，一九四○年前，中共一直把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当作自己的生日。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延安在十月革命节那一天，伙食增加几片肉，算作庆祝中共党庆.

毛泽东在一九四○年武断地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二十周年，我们党从七月一日起庆祝一个月。”於是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决定，从一九四一年起，把七月一日当作中共成立之日。

然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早在前一年，即一九二○年八月上旬已经成立。当时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会议”，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参加。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推举陈独秀为临时中央书记。各地设立支部，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平，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罗章龙、刘静仁、邓中夏、张太雷、何孟雄在北大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在长沙参加组织的“新民学会”，还称不上共产主义小组.

由中共临时中央发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八至三十一日召开，也不是七月一日。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李达负责发“一大”通知，由於保密没有说明开甚么会议.毛泽东办的《湘江评论》时有激进文章发表。李达误以为湖南也有共产主义小组，便把通知寄到长沙文化书社转毛泽东.毛泽东稀里糊涂地邀了何叔衡同行，到了上海法租界报到。李达问：“你们两位是CP（共产党），还是SY（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随口回答：“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

史实说明，毛泽东和何叔衡是列席一大的“来宾”，另一说是毛泽东担任一大的会议记录。更滑稽的是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召开中共第二次代表会议，毛自己承认：“我心中想去参加，可是我忘掉开会地点的地名，找不到任何同志而失去参加的机会。”这像个“创始人”、“缔造者”和“第一代领导人”吗？

中共性质早已不代表工农阶级

九十大庆的活动，重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走在全国的前面，抢先组织六千人的《青春红歌会》，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政治局九个常委中有四个前往重庆捧场。重庆唱红唱到北京。随后全国各地歌舞团纷纷排练歌功颂德节目，举办油画展、诗歌朗诵会、徵文比赛、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中共财大气粗，居然铸造六千套重达几公斤的“建党九十周年纯银银砖”，用双面彩印和浮雕造币技术，在银砖上刻制九十件历史大事件，每套售价一万八千六百元。重达一公斤、纯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金银套装纪念币也已出笼，售价五十四万八千元，此后各种纪念品、纪念章应运而生。中共自诩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如今佔全国人囗百分之零点零三七的一小撮权贵侵吞全国人民百分之九十四点二财富。二○一○年中国农民年均收入不到六千元，一套金银纪念币相当於上百个农民年收入总和。中共到底是谁的党？

在打击茉莉花行动中，中共抓了艾未未等一百多位异己者不算，於五月四日宣佈成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互联网统一执行立法、执法和管理；北京市公安局将网监处升级为局级，称“网络安保总局”，加强网络监控力度，各地纷纷效法；广电总局通知全国广播、电视台三个月暂停演播谍战、涉案、言情片，只准演歌颂“伟光正”的红剧，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片子中途停演。《红色青春祭》、《党的女儿》、《我的青春在延安》、《红色娘子军》等红剧重新充塞观众的耳目。

可是中共内部亦有不怕死的顶风作案者大唱反调.四大贪官以“唱红”作挡箭牌，大肆贪赃枉法。他们是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中移动党组书记张春江、重庆移动总经理沈长富、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除王益已被判处死缓二年外，其他三人正在进行“严重违纪审查”。这是对中共唱红的莫大讽刺。

继奥运、世博、亚运三大面子工程之后，在九十党庆前后，又有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上海“国际游泳锦标赛”二大面子工程粉墨登场。面子工程加九十党庆双喜临门，当然要加倍“严打维稳”。深圳市史无前例地对八万怀疑对象进行严控。对某些重点对象，用十二人四班倒轮流盯住一个人。

五月九日华盛顿“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副总统拜登严辞抨击中国政府恶劣的人权状态，攻击、拘禁、非法失踪记者、律师、艺术家，指出中美双方对人权状况分歧极大。中共副总理厚颜无耻地回答：“中国在人权方面已有很大改善，取得了巨大进步。”

每十年党庆都是凶多吉少

尽管表面上敲锣打鼓、做足功夫，今年的九十党庆还是缺乏主旋律，缺少一根筋。中共掌权后一九五一年的建党三十年大庆，刘少奇授意胡乔木写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建党三十年定调，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可是在文革中打为“大毒草”，一度把胡乔木打翻在地。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发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导致一场大饥荒。三年人祸中，饿死三千七百余万人，超过中国二千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总和。这一年的七一，在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惨状中，中共照样大肆庆祝它的建党日，无耻地宣扬“苏修逼债”和“自然灾害”论。

一九七一年的五十周年党庆在文革风雨飘摇中举行。毛泽东在不久前搞掉了他钦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不久后第二个接班人林彪和老婆、儿子迫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五年后毛泽东终於在个人崇拜的狂热中众叛亲离地死去，留下一个破败的烂摊子。

一九八一年六十大庆，大肆庆祝粉碎四人帮，毛泽东的后继者巧妙地把毛的罪恶栽到四人帮身上，紧紧抱住毛泽东的神龛不放，穿新鞋走一党专政的老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四个坚持”把中国导入跛足改革的歧途。从此中国踏上一条政经分离的不归路。

一九九一年七十大庆，邓小平刚镇压了六四天安门学运，惊魂未定。国际共运又遭到空前失败，柏林墙倒塌，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江泽民硬着头皮作报告。挽狂澜於既倒，邓小平理论加上“三个代表”思想。

进入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在二○○一年党庆八十周年，针对全党的信仰危机和腐化堕落，提出加强中共党员的“先进性”和“民主集中制”教育。毫无新意。

周永康：建现代化信息控制网

面临九十周年党庆，中共提不出一个主旋律来。二○○九年九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曾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耸人听闻的新建党路线，令人一头雾水。热闹一阵便销声匿迹了。

今年配合大局的向左倒退，值得注意的是《求是》杂志本期发表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文章《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他在文中提出要为十三亿四千万中国人建立“全民信息库”，实质上是用高效率的现代科技恢复和发展毛时代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将它扩大至全民。档案是专政的镇山之宝，这个“全民信息库”将把每个中国人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思想动态、家庭财产、社会关系、婚丧嫁娶等资料统统纳入信息系统.加上户籍身份证制度，牢牢地把中国人民控制在中共编织的天罗地网中。

看来强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建立起来无产阶级专政，仍然是维持一党独裁体制的不二法门.

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总逃不过无情的自然淘汰规律。九十高龄对於一个人来说已经算是高龄了。但是对於一个政党如何？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大作中说，二十八年的中共“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青年小夥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

毛泽东承认一个政党，也会生老病死。九十岁的中国共产党早就变质，不再代表工农大众，也不能代表七千八百万党员.今天掌权的一小撮权贵资产阶级叛离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马克思主义教义，走上法西斯独裁的道路。

苏共是前车之鉴.一八九八年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二年分裂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一九二五年改称苏联共产党（布）。即便从一九○二年起算至一九九一年苏共解体寿命八十九年，而且消失於一夜间.今天的中共有何根据逃得脱苏共覆没的命运？

九十党庆前的形势空前紧张，茉莉花、法轮功、冤民上访、罢工请愿、通货膨胀、贫富不均、有毒食品、藏独疆独，四面楚歌。“唱红打黑”、面子工程、强迫失踪、请喝茶、拘留监禁、封杀互联网、“五个严禁十七不准”，十八般武艺样样试过.但社会问题和危机有增无减.中共还有什么长生不老药？

二○一一年五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