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律制度专家郭丹青（Donald C. Clarke）在《日报》的专访中表示，中国的法制总体上虽有进步，但并非每个改善都是朝向限制政府权力方向迈进，所谓\”中国特色\”是也无稽之谈。
对于中国的法律制度最近30年的发展，郭丹青教授认为：\”训练有素的法官和表达严谨的法律可以有助于更好地执政，一般对所有人都有利，也包括普通公民，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情况改善了。\”
他也明确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朝向限制官员权力的法治方向发展。\”如果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逮捕某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准绳比起20年前更有分量吗？我还看不出。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法制没有丝毫新颖、重要、或者有价值之处，只是意味着我们不应将任何改善都视作朝向限制政府权力的一步。\”
许多法学家认为中国的法制制度已经相当好，当然除了敏感的案子之外。针对这一看法郭丹青认为，\”要是把\’敏感\’定义为\’受制于政治影响\’的话，那么在中国法律中就没有敏感和不敏感的差别。但是我们根据经验知道，呼吁推翻共产党肯定是敏感的，经济和交通冲突不大敏感。然而，一桩普通的汽车交通事故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变得敏感，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有名的\’我爸是李刚\’案。
\”之所以从交通事故案成了敏感案件，是因为此案激发了公众对于蛮横的官员及其子女的愤怒。政府很担心，严格控制媒体报道。法官在判决此案时若是不受外来干涉，那才让人非常奇怪呢。一旦某个有权势的官员出于什么原因对某个案子感兴趣，总是有办法对该案施加影响的。\”
传统和文化不过是借口
对于中国强调中国法制建设的\”中国特色\”和符合中国传统，郭丹青说：\”任何法制在中国，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外是中国特色的法制。一再这样大声宣称，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别的问题的注意而已。众所周知，而且无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法律制度的重要成分是受西方、主要是德国的启示。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一党制的全部思想也是来自西方的。也就是说，西方模式本身对于政府的任何人都不成问题。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照抄西方模式的。\”
他还强调：\”文化是变化的，中国文化也不是例外。我认为关于是否符合中国传统的全部讨论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最终还是关系到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似乎是，说什么东西符合传统，就意味着是好的。所起的效果有点奇怪，中国有许多传统，政府显然也不都赞成，比如妇女缠足、一夫多妻制、凌迟处死或者蓄奴制。当政府官员说起\’中国特色\’的法制时，我认为，他们言下之意只是自己想要的法制而已，中国传统只是被用来对外辩解。\”
谈及被关押2个月的艾未未一案时，郭丹青认为，\”在决定其命运时，法律规范不会起到重要作用的，艾未未太有名了，以至于只能政治解决，要是期待别的可就太过天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