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就在此文即将完成时，六四22周年前夕，5月29日晚，我在街头被两名陌生人袭击，左臂腕部和肘部骨折，左腿受伤（图1）。前不久的全国城市幸福指数调查中，我所在的石家庄市名列第一，我在这个中国“最幸福”的城市尚且无安全，何况其他地方的人们。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行动，有充分理由怀疑幕后黑手是中共特务，是特务政治的又一桩罪恶（详情检索境外各媒体报道），只能证明中共的卑鄙、没落和胆怯。我在这里再次正告中共当局：你们能危害我们的生命，但永远无法征服自由的灵魂，无法阻挡将共产专制埋葬的历史洪流！

 

图1 摄于我被袭受伤的当晚。

“特务”一词对我们这些出生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人，是党文化灌输的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泛指与党国对立的国内外间谍、密探、坐探、奸细、告密者等。那时，由于中共天天宣传阶级斗争，儿时的我，《渔岛之子》、《小螺号》等反特故事、电影看多了，也想当个反特小英雄，有一阵居然产生了幻觉，耳畔总是听到发报机滴滴嗒嗒的声音，总觉得周围一定有美帝、苏修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成年以后，我又知道了特工、卧底、线人、深喉、秘密警察、政治警察、国安、国保、信息员等词。

直到上大学后，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党国特务的存在：我所在的河北大学哲学系几位同学与校外人员组织“冀中学生自治联合会”，研究东欧改革，自办油印刊物，当时爱好文学艺术的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是他们的朋友，帮其刊物画过封面。他们在北京公开散发刊物时被安全部的特务发现，1983年5月被定为非法组织，开始调查处理，校外人员被捕，这几位同学1984年毕业时未得到学位，分配到条件较差的地方。我第一次直接看到特务是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我与河北电台的同事们一起站在单位门口，迎着便衣特务的拍照镜头，勇敢地为游行路过的河北师大等校的大学生们鼓掌；后来也走上街头游行。六四后我上了特务机构的黑名单，特务们通过我工作的那些单位不断“关心”我。直到2008年2月28日上午我才第一次与特务面对面接触：石家庄市桥东区国保大队副队长乔卫东与两位民警以找我谈事为名，到家里给我个人形象录像，说是奉市公安局的指示。以后我与特务们接触频繁，成了“熟人”（详情检索我的《党国的历史与我的生活》、《一位电台编辑和朋友与一九八九》、《和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软禁作品之一：一个公民对中共国保说“不”之后》、《我的第一次被正式传唤》等文）。

随着对历史、现实的了解和切身体会，我发现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特务政治”是所有专制国家的特有现象，尤其以共产专制国家为甚，在至今仅存的几个中，拥有中外丰富专制文化资源的中共，将“特务政治”发挥到了极致，且不断创新。因此，揭露“特务政治”，使民众觉醒，保持警惕，给予抵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人并非专家，所见有限，在此仅结合自己的了解和思考，谈谈个人浅见。

一、共产专制“特务政治”的根源

“特务”现象历史悠久，诱使英雄参孙失足的达利拉，腐蚀吴王夫差的西施，都是以色情为武器的古代著名女“特务”。明朝的锦衣卫、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苏联的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东德的史塔西（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简称）、中共的“国保”（“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的简称）都是中外闻名的专制恐怖特务组织。由于人性的缺陷无法改变，即使是民主体制也不完美，它只是最不坏的制度而已。民主体制国家的安全机构也会偶然出现侵犯人权的现象，如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时期，但总的来说，民主体制国家的安全机构是属于国家的、非党的，受法律制约，侵犯人权的情况大都是防御性的、非体制性的、短期的、局部的，由于民主宪政的制衡作用，能够及时得到纠正。而共产专制体制下“特务机构”属于党，是非国家化的，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人权的危害是进攻性的、体制性的、长期的、全面的，是国家恐怖主义，只能与专制一起崩溃。

 

图2 苏联炸毁教堂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许多恶最初往往来自人类对善的追求，而许多善却来自对恶的认识、防范和利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国》，以及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等，都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但他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靠一个集中的权力中心去实现，用整齐划一否定个体差异。人的信仰和理性是心灵两种不同的功能，从古希腊开始，有限的理性一直顺服在对无限的信仰之下，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科学的进步，工商业的发展，财富的丰富，人类从自己焕发出来的的力量中获得自信，催生了启蒙主义，人的主体意识上升，个人欲望在理性主义中获得合法性，以此反抗天主教特权阶层带来的腐败和压迫。与英美、北欧新教地区不同，在欧洲大陆，随着理性超越信仰，进而与信仰隔离，将彼岸与此岸分离，将天国与世俗分裂，宇宙观失去了一元终极的完整性，最终导致无神论的诞生，世界失去了整合的力量，善恶失去了超越性的终极标准，陷入相对主义，成王败寇，谁都可以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一统天下，而无视上帝的诫命。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如同一个人宣告无父无母，与其说是人性的解放，不如说人的理性走向傲慢与狂妄。人类由遵从造物主之命“治理这地”（圣经•创世纪）的仆人和被委托人，僭越成为世界的立法者、万物的占有者，把租用地的产权窃为己有，自以为褫夺了上帝的人间主权。当人类把自己的理性当作万物的标尺，一个偶像就假冒上帝诞生了，人类把自己摆上了供桌，理性主义者恰恰是反理性的，是走向疯狂的唯意志论者，专制极权者都是缺乏理性谦卑的无神论者，二十世纪的社会灾难就是人类绝对理性自得其咎的恶果。殷海光1955年与爱因斯坦通信，谈及他在信仰方面所受爱因斯坦影响时，殷海光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在不久前读到他关于宗教问题的文字，思想大受影响。他是一个很深厚很虔诚的人，不只是一个科学家而已。……我所感觉到的，就是，人而无对上帝的信仰，犹如水上浮萍。他的生命是没有根的。自古以来，固然有人借教会以行宗教迫害；但是，凡是以迫害善良的人为业者，无一不是无神论者。当然，他们也常假装敬神来掩盖其罪恶。在事实上，他们除了自己底利欲以外，什么也不尊敬。”例如，面对苏联内战时的大饥荒，列宁1922年3月19日写信给发展局说：“饥荒的人开始人吃人，并且他们成千上万地死去，而他们的尸体被弃置于乡村的路边，在他们的帮助下，现在，也只有现在，我们必须鼓起无情的勇气，没收所有教堂的财务。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因为饥荒在群众中造成绝望，他们会因此期望我们改变现实，或至少任由我们处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对宗教实施迫害， 1967年宣布阿尔巴尼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官方无神论国家。同年11月官方报纸骄傲地宣布：全部教堂和清真寺共计2169个，包括327个天主教堂，被摧毁或关闭。《共产主义黑皮书》初步统计，亚洲共产党政权杀人高达8650万至一亿六百五十万，因而最野蛮残暴，而亚洲无神论者占全球无神论者总数的79%（其中中国又占亚洲无神论者总数的88%）。

 

图3 纳粹德国（左）和苏联的宣传画

 

图4 纳粹德国（左）和苏联的宣传画

 

图5 中国文革时期的宣传画

既然“从来就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既不承认上帝的宇宙法则，也无视社会是一个在历史中渐进积累而成的、高度复杂的有机生态系统，不承认源于上帝的人类社会普世价值，“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于是，以马克思、列宁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要让柏拉图《理想国》的哲学王变成现实的主宰，声称哲学不仅解释世界，还要改造世界，把社会主义冠以“科学”的名义，实施一揽子方案，在地上建造乌托邦的天国。1919年10月，列宁拜访科学家巴甫洛夫，他想把巴甫洛夫关于动物条件反射原理施加到整个俄国社会：“我要俄国大众跟随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反应模式。”这让巴甫洛夫很吃惊，列宁解释说：“人类可以被修正，我们想让他们怎样他们就怎样。”共产主义者的第一个社会实验是1871年3月的巴黎公社，共死亡18000人，那里成了恐怖之城，政府大楼和教堂被毁坏，宗教人士被杀害。有个苏联政治笑话：一位公民打电话到基辅电台问主持人：“共产主义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主持人说：“我也不清楚，但我肯定不是科学。”“为什么？”“如果是科学的话，他们应该拿狗做试验。”

 

图6 列宁临终前不久的形象

工具理性在科学领域的方法并不能简单地照搬到社会领域，而共产专制者以为拥有了权力就是上帝，用美好明天的虚幻许诺作为今天制造恐怖的通行证，实施整体的社会工程，这就要求对社会进行全面的规划和控制，这必然与现存的社会秩序相对立，造成大面积的混乱、矛盾和冲突，既然自己是上帝，那么权力就是无限的，自己就是法律的化身，法律就是自己的意志，可以以革命的名义，不受约束地镇压内部异己和外部异己。属灵的上帝是全能的，祂的恩典和惩罚无处不在，心虚的专制者拙劣地模仿，只能靠渗透各个角落的特务，靠遍布街头的监视器摄像头，靠窃听，把触角伸向社会，了解真实情况，企图将不满和反抗消灭在萌芽状态。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专制体制，只能在社会单一指标上创造一时的“奇迹”，可以暂时欺骗一时。付出的却是整个社会溃败、失去生机的巨大代价。

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时期，苏联热火朝天的建设和反法西斯的需要，迷惑了许多西方人，就连罗曼•罗兰、茨威格、纪德等作家都不同程度地为苏联唱过赞歌。许多来到苏联的西方人对表面现象天真幼稚的轻信所产生的激动狂热，甚至惊呆了接待他们的苏联官员。当时，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自然对一些不满现状、富于理想主义的西方左翼叛逆青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生活在自由开放社会的西方青年无法识别专制体制的宣传。著名的间谍“剑桥五杰”就是带着加入共产国际队伍、与法西斯进行秘密战斗的理想，为苏联特务组织效力的。“剑桥五杰”中最突出的菲尔比，1933年从剑桥大学毕业时“坚信，我的生活应当献给共产主义”，他作为克格勃的特务最终打入英国情报部门，1951年因受怀疑被离职。1963年从黎巴嫩逃到苏联后，他才发现这个专制社会的现实与他当初向往的神话之间是天壤之别。当他私下抨击苏联体制时，一位克格勃军官却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菲尔比毕竟有在民主环境下生活的经历，他怒不可遏：“有什么关系？和每个苏联人都有关系！和你我大家都有关系！”可是已经太晚了，最初几年他受到无数次审问，即使前往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限制和监视，直到1969年苏共才安慰性地颁发给他列宁勋章。不过他的觉醒影响了另一位克格勃特务戈尔季耶夫斯基为西方民主国家效力并最终叛逃，参与写出了《克格勃全史》。二战期间，英美在苏联没有一名间谍，克格勃却在搜集盟军情报的同时，对西方舆论实施了“积极行动”。克格勃甚至影响了罗斯福的随身顾问加利•霍普金斯，成为非主观意识上的间谍。他在二战时支持援助苏联，并排挤反苏的官员。二战后，苏联严重损害人权，霍普金斯对美苏关系的信心出现了危机。他曾为16位波兰领导人向苏联请求特赦，可霍普金斯还没有离开莫斯科，对他们的审判就开始了。霍普金斯带着幻想于1946年去世。在英国，克格勃特务皮特•斯莫力特二战时当上情报部俄国处的处长，他除了游说上层官员，还通过报刊、电影、BBC电视台、宣传画、展览、演出、座谈会等，美化苏联形象，甚至通过情报部说服英国出版商不要出版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庄园》。许多青年被苏联的虚假宣传所迷惑，把那里当作了向往的理想乐土。大学时加入共产党的德国人福克斯，二战时在英国原子弹研制部门工作，1941年末，德军进攻莫斯科时，他主动将英美研制原子弹的情报交给苏联，有人评论他的混合性格是“出色的科研能力、狭隘的思维、教条式的理想与天真幼稚所形成的”。与福克斯在一处工作、为克格勃服务的美国原子间谍戴维•格林格拉斯，描绘斯大林及其它苏共领导人是“真正的天才”，“我能加入朱里乌斯（他的内弟）和他的朋友们（俄国人）梦寐以求的公社，将十分幸福。”克格勃间谍朱里乌斯•罗森堡和他的弟弟1953年至死时，都认为苏联是他们神话般想象的国度，是全人类的希望，“我们是美国法西斯主义的首批牺牲品。”这是苏联间谍在西方唯一的死刑案。

共产主义是一种伪科学和伪宗教，无论当初作为理想还是后来作为维护特权的招牌，奉行它的共产党必然将自己神圣化，将社会生活泛政治化，媚俗地加以粉饰，同时用瞒与骗美化自己的历史，他们把尚存理想主义精神的早期共产党人当作宣传傀儡，越发反衬出他们今天的堕落，当初的共产党人至少勇于牺牲自己，可他们的后人如今只有自己。他们通过红色经典、红歌、红色旅游等打造现代迷信的偶像，这其中必然包括“特务崇拜”。在苏联，有许多歌颂特务的文艺作品，甚至在1952年12月创作了一首赞颂契卡（苏联最早的特务机构“肃清反革命与投机非常委员会”的简称）的歌曲，把特务称为“斯大林的爱子，贝利亚的学生”（仅仅过了一年，此歌就随着斯大林去世后特务头目贝利亚被处决而消失）。克格勃有专门的荣誉陈列室，悬挂著名特务的肖像。苏共不仅宣传间谍阿贝尔、佐尔格这样的“苏联英雄”，而且表彰像“剑桥五杰”那样背叛祖国为苏共服务的外国特务，公开号召青年加入克格勃这一“光荣的事业”。在中国，李克农、潘汉年、钱壮飞等是中共“特务崇拜”的宣传偶像，以《英雄虎胆》、《永不消失的电波》和《潜伏》等为代表的新老谍战影视作品，给中共特务罩上眩目的光环，掩盖中共特务卑劣血腥的史实。

二、破坏法治 无视人权

在一个缺乏信仰、专制压迫的社会，统治者和反抗者往往都成为专制文化的受害者，在这样的社会，历史不过是枭雄轮流坐庄。没有高于各利益方的共同信仰中保，对立各方就没有起码的平等博弈原则与平台，一分为二的思维不承认各方可以共处，唯我独尊，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以暴易暴，没有可以妥协的中间地带，这样，无法形成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乃至法律，只能比赛谁更阴狠。古巴共产党领袖卡斯特罗坦言：“革命需要敌人……要发展革命事业，必须有个对立面，那就是反革命。”所以，波普尔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开头就错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一直在找敌人，不是在找朋友。举个例子来说，你跟我应该携手合作，共同解决难题。……从马克思到赫鲁晓夫，一路下来，大错特错。……责任被仇恨取代。”

 

图7 捷尔任斯基与列宁

苏共第一任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就是一位不容忍折衷的狂热革命者，他1901年写道：“我不能用自己的一半去恨，一半去爱，我不能只奉献出灵魂的一半，我要么贡献出我的一切，要么什么也不付出。”对立各方尤其是强势一方，如果为了目的都不择手段，目的决定手段，就使目的失去了道义，表面上目标不同，实质上毫无差别，这样的社会往往厚黑学发达，人也更狡诈贪婪，社会交往信任度低，庸俗冷漠，缺乏基本的道德，社会交往和进步的成本极高，由于无共同信仰的横向整合，散沙式的人际关系反过来有利于金字塔型的专制统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南非反种族主义斗争、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等，都是非暴力或有限暴力的，对立各方在价值观上有基本共识，都以彼此共存为基本原则。反观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对立各方尤其是强势一方，都唯我独尊，缺乏妥协，没有起码的道德底线作为政治博弈的基本原则，而只是当作利用的工具，只有绝对的利益和权谋，没有看到绝对权力的危险，对立面是防止自己出错的有益制衡。这样建立的专制体制只是名义上的“共和”，没有公正的法治，法律沦为权力任意解释和使用的奴婢，效力于当权者的意志和利益，通过包括特务组织在内的机构，把自己的意志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方式，变成社会的潜规则。

特务恐怖是所有共产专制的共同特征，这种在组织内外均不民主的体制，决定了它不但镇压外部异己，也不容内部异己，并且出于对反抗的恐惧而迫害无辜，用新的错误掩盖旧的错误，不断树敌，持续制造罪恶。

 

图8 契卡率领的武装征粮队

 

图9 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

在俄国，虽然夺权之前列宁也反对用恐怖手段进行反抗，可是，当列宁1917年夺取政权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后，发现孤立的布尔什维克遭到大多数国民的反对，在全国只获得24%的选票，与之竞争的社会革命党人的选票比他们多出两倍多，他便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用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组成政府，废除原先的法律，把司法工作交给革命法庭和特务机关“契卡”，契卡可以独立执行逮捕和枪决。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卢森堡公开批评列宁是在搞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第一个死在契卡枪下的是马戏团丑角比姆-博姆，只因他常常嘲笑共产党员，契卡不懂得幽默，认为是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挑衅，于是，比姆-博姆演出时，契卡队员走上舞台向他开枪。但是，社会不是靠暴力和恐怖控制就能发展的，1920年，苏联谷物产量比1913年沙皇时代减少了三千万吨，重工业总产量只有1917年的18%，工人生活水平仅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三分之一。恐怖的统治必然带来恐怖的反抗：列宁遭到两次暗杀，包括彼得格勒契卡领导人在内的一些上层人物也陆续遭到刺杀。为了建立国家垄断经济，苏共禁止私人交易，契卡参与了查禁，但失败了，黑市经济超过了国营经济，苏共就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1923年的物价比1917年涨了一万万倍。沉重的“余粮”征收，加上牲畜被抢去打内战，粮食耕种面积减少。为了索取粮食养活城市的居民和军队，并把权力扩大到农村，苏共组织了由契卡领导的武装征粮队。于是大饥荒爆发了，甚至出现人吃人、人吃尸体的惨剧。1921年至1922年，大饥荒造成500万人饿死（美国的援助拯救了几百万饥民）。各地农民纷纷暴动，甚至被托洛斯基称为十月革命的“荣光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发动了起义，他们在宣言《我们为谁而战》中，把契卡与沙皇禁卫军相提并论：“以警察宪兵为护神的君主制的权力转移到了共产党篡权者手中，他们非但没有带给工人们自由，反而使其总是害怕哪一天会被投入肃反委员会的监牢，而这些监牢的恐怖程度远远超过沙皇制度下的警察局。”这些暴动均被定为富农的破坏或西方帝国主义的唆使，遭到包括使用毒气手段的镇压。

 

图10 苏联劳改集中营（古拉格）

 

图11 苏联劳改集中营囚犯的劳动

到了斯大林统治时期，上世纪三十年代强迫农民实施集体化，国家政治保卫局镇压反抗的农民，造成乌克兰大饥荒，人吃人成了平常事。为防止流浪饥民造成社会动荡，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警卫把守车站，禁止没有特别通行证的饥民上车（这一做法被毛泽东效法，三年大饥荒期间禁止“盲流”外出），车站和铁轨旁满是饿死人的尸体。每天出动的收尸队甚至为了省事，连没断气的垂死者也拉走活埋。凡到农田偷庄稼的人，守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格杀勿论。与此同时，苏共将反对苏共政策的“留金行动纲领”的18名签字者开除出党，禁止外界向乌克兰运送粮食，封锁消息。并安排外国人和记者参观假村庄，以驳斥“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的谎言”，称其是反苏宣传。一名被骗的《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因“对俄罗斯公正、坦诚的报道”，而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苏共用抢来的粮食换取外汇，就在700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期间，乌克兰粮食出口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几百万吨。

 

图12 苏联乌克兰地区的饥民饿死在铁轨旁

如果说列宁和最初的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还有一些理想主义、为巩固党的政权实施恐怖的话，那么斯大林和他的特务组织头目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完全是为了个人权欲，特务机构成了他们铲除异己的私人武器，他们在全国建立了无数劳改集中营即古拉格，整个国家陷入恐怖主义的统治。在十九世纪，因政治原因被沙皇政府处死的不到二十人，被流放和关押致死的不过几百至几千人，历史学家估计，1917年至1922年，被契卡处死的人数达25万。1991年，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从1928年至1953年斯大林统治时期，有四百五十多万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枪毙或清洗。如果加上死于人为灾难的人，总数达四千多万，比苏联死于二战的人数还多。这其中既有一般百姓、也包括在墨西哥被斯大林特务追杀砍死的“红军之父”托洛茨基等各级官员、知识分子，还包括5位帅中的3位和许多官兵，甚至包括实施恐怖的亚戈达、叶若夫等特务机构的头目。连列宁和季诺维耶夫在十月革命前的救命恩人叶麦梁诺夫一家，1935年也被捕，以“反革命活动罪”判处劳改5年，只因为斯大林怀疑他藏匿了列宁《致党代会》的遗嘱，直到斯大林死后，他家还活着的成员才被释放，恢复名誉。斯大林常常在夜里的狂宴上与特务头子定下死亡名单。1938年12月12日这一天，斯大林就亲手签发了30份没有经过审讯的判处死刑者名单，大约五千人，斯大林签完后，踱进克里姆林宫的私人放映室，一连欣赏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是喜剧片。与纳粹和日本731部队一样，苏联特务机构在其控制的集中营，用囚犯做活体实验，杀害了数千人。斯大林还亲自安排暗杀，米高扬私下对斯大林的翻译，回忆苏联前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被暗杀时说：“……斯大林是干这一行的高手。他把内务部的人叫来，当面布置任务，然后就出了车祸，最终斯大林想除掉的那个人死了。类似的情况有不少。犹太剧院著名演员米赫艾斯，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普列祥等等一批人都死于这种车祸……”

 

图13 苏联集中营用囚犯人体做活体实验

 

图14 托洛茨基被刺身亡

苏共为了给恐怖和打击政敌制造借口，还唆使特务机构制造假案。列宁被暗杀前，契卡特务假扮成苏联反叛组织代表，找到英法外交官，寻求协约国帮助。列宁被刺后，契卡将凶手卡普兰带到囚室与被逮捕的英国代理领事洛克哈特见面，不相识的二人并未说话。但最后契卡还是声称胜利破获了刺杀列宁、策动政变的“洛克哈特阴谋”。斯大林时期，每当出现经济困难，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及时制造所谓敌人的“阴谋、破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最大的冤案是“地下工业党”，涉及两千名工程师和计划人员，为了愚弄民众，把8名专家当作“主犯”进行公审，大厅内外五十多万民众高喊“处死！处死！处死！”之后还据此编排了戏剧。最初这个闹剧有5人被判死刑、3人被判无期徒刑，后来均被改判而减刑，因为需要他们的知识。还有一例：1951年“胜利号”客轮从美国返回苏联的敖德萨，在黑海上失火，应毛泽东邀请回中国的冯玉祥在途中和几十名乘客一起丧生，贝利亚对调查小组关于电影放映员因吸烟引发火灾的结论不满，打电话给斯大林，称他有材料证明是美国情报部门策划的，蓄意通过杀害冯玉祥破坏苏中关系。但是再一次调查维持了原来的结论。

德国入侵苏联初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由于缺乏运输工具，1941年10月15日至16日，将政治犯监狱的300名军事指挥官就地处决，28日在疏散地古比雪夫又枪决了一批。一位苏联军事历史学家写道：“成百上千高级军事专家在刑讯室等死。而与此同时，前线上一个小中尉却在指挥着一个团作战。”后来斯大林才下令停止镇压。战争期间，那些被迫害的军人被单独组成部队，执行最危险的战斗；令人震惊的是，每次重大战役后，苏联战场上的特殊单位收集牺牲战士尸体上的名牌，将其毁容，面目全非。前线战士的背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督战队的坦克和机枪（俄罗斯据此拍摄有《敢死连》、《惩戒营》等故事片）。内务人民委员部掌握着120万军队（相当于希特勒的党卫军），由斯大林直接领导。他们在每个连队里安排监视人员，执行斯大林的不准后退、战俘即叛徒的非人道政策，致使苏军死亡人数是德军在东欧战线死亡人数的三倍多，并且导致大批军人成建制地叛逃，100多万人加入纳粹军队，调转枪口。著名的是弗拉索夫将军的“俄罗斯解放军”（战后不少“俄罗斯解放军”战士为抗拒美军遣返而自杀）。战后回国的500万战俘一部分被处决，大部分被关进北极圈附近的劳改集中营，很多人死在那里。

在苏联，是赫鲁晓夫结束了在政治斗争中进行肉体消灭的做法。1957年，斯大林的亲信失败后，卡冈诺维奇打电话问赫鲁晓夫：“尼基塔，如何处置我们？”赫鲁晓夫反问道：“假如你们获胜，你们又将如何处置我呢？是枪毙我呢？还是让我坐牢？而我要对您说的很简单：你们自己知道自己该上哪儿去。”

有关资料披露，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崩溃前，克格勃成员至少有48万人，其中约25万人是骨干，另有几百万情报员。设有4个管理局、7个独立局和6个独立部。其中第五管理局是“秘密警察管理局”，专门对付国内人民。下设的5个处分别监控宗教、民族、有海外关系的人、进口书刊、文化艺术界。克格勃有专门人员检查私人信件，窃听电话，秘密搜查。对每个苏联人都建立档案，凡犯过刑事案或政治案、政治思想可疑的人，都归入“黑档”，本人经常受到特务监视和迫害。

在中国，为对付国民党的屠杀恐怖，1928年11月，中共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负责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特委下设中央特科，特科的第三科（又称打狗队、红队、红色恐怖队）专门负责严惩叛徒。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交通局局长、中央特科部部长的顾顺章被捕叛变。7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伍豪）、康生（赵容）等率领中央特科红队十数队员，来到顾家，将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佣人等，还有凑巧来搓麻将的原黄埔军校学生、四一二大屠杀时救过周恩来的共产党员斯励及妻子，全部勒死（总人数一说三四十人，一说十几人，一说九人），就地掩埋。酿成了轰动上海舆论界的“爱棠村”事件，引出了《申报》上“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启事。

在江西苏区，毛泽东1928年9月搞“洗党”，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模仿苏联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1929年至1932年以毛泽东为首发动“肃AB团”运动，消灭异己，杀害红军官兵和共产党员、普通群众超过一万人；张国焘则在湘西根据地同样以AB团为名假公济私，枪杀了近万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党干。红军长征撤离苏区前，全盘审查干部，把“不可靠”的、动摇的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数千人在他手下命丧黄泉。死者中不少是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的国民党俘虏。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一脚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坑，然后活埋。暗杀是政治保卫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给“不可靠”的“首长”派的警卫员通常也是政保部门的人。前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就是在被怀疑企图率兵逃走时，被警卫员打死的。红军将领龚楚在计划逃亡时，最担心的也是身边的警卫员。刘志丹死于战场时子弹从身后击中，而不是从前面的敌方，当时有两个人在身旁，一个是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故史家认为是被排除异己的毛泽东授意暗杀。

 图15 中共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康生

早在延安时期，1939年2月，中共就成立了情报肃反的专门机构——中央社会部，康生担任部长，社会部在延安广布情报侦察网，触角伸及四面八方。在延安重要的党、政部门和教育系统，都有社会部的特派员和秘密网点，在特派员之下，另有受特派员领导的“网员”，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和侦察工作。受社会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秘密情报员，一般都具有公开活动的合法身份，他们或是各单位的负责人，或是学校在读的学生。社会部还建立起对延安社会情况的全面监控，在邮局、旅店、饭庄、交通车队、供销合作社等单位都派有专门人员从事情报收集工作。1942年冬春之际，在中共战时首府延安和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一幕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特务机关社会部滥捕滥杀，对受审者刑讯逼供，许多人被逼自杀。据毛泽东的助手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

 

图16 文革时枪毙反革命

政治保卫局1949年后演变成为公安部的核心部门——一局。而在公安系统的每一层，省、市公安厅、局，也都有“一处”，即政治保卫处。1983年7月，中共成立国家安全部，由原中共中央调查部整体、公安部的政治保卫局以及中央统战部的部分单位、国防科工委的部分单位合并组建。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的建制并没有撤销。国家安全部有点类似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主要对外行使侦查职能，而公安部的国内安全保卫局（简称“国保”）则主要对国内，有点类似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实际上这两个机构在业务范围上，有交叉和重叠。国内安全保卫局体系，一直向下延伸。省、自治区公安厅和直辖市公安局，下设“国保总队”；地级市公安局和直辖市各区、县的公安分局，下设“国保支队”；公安分局（除直辖市的公安分局外）、县公安局、县级市公安局，下设“国保大队”。各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有专门的网络监控系统、电话语音监听设施、宾馆和出入境黑名单监控系统。著名维权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2006年9月20日，在丈夫被国保软禁的第65天，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我的体验，国保工作的对象“人群涵盖范围很广。有民间组织工作者、志愿者、律师、画家、摄影师或独立纪录片拍摄者、艺术家、自由职业者、记者、作家、诗人、学者、学生社团组织者、有自主意识的农民、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维权业主、拆迁户、有宗教信仰的人士、退伍军人、上访者、残疾人士、儿童……”她还揭发说，国保“任意跟踪、偷拍，任意监听公民或机构的电话、短信、监控网络、截获电子邮件，或者随时随地切断公民电话和网络”，“全然否认机构本身及秘密警察个人做过的任何行为，并且事前可以利用特权清除任何证物、警告威胁任何可能的证人”，“国保，究竟在保卫什么？”共产专制特务机构对公民的非法监视，把社会变成了一座监狱。再以我本人为例，从2009年6月2日晚到6月10日，以石家庄市桥东区国保大队为首的6人，把我软禁“被旅游”期间，直接花费不下万元（详见我的《和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纳税人的就这样用来镇压人民。如今官方“维稳”开支5000多亿元，超过了军费，创专制历史的新纪录。

 

图17 2011年3月13日中午，车内特务在我家楼下监控我。

中共建政后，把特务政治推向全国，从镇反、反右、文革直到今天，从国家主席、元帅到普通公民，无人幸免（著名的秦城监狱为苏联设计，领导修建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文革中也被关在那里），其暴虐程度和范围远超过当年的国民党。陈沅森在他撰写的三部曲之二《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陈沅森1963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被迫充当长沙市公安局政保科特务）中指出：“其历年公开处决、秘密处决、害死、逼死、瘐死的‘反革命’总人数，没有统计数字，估计至少1000万，可能达到2000万；党、政系统全面特务化的中共，将‘日常化、合法化杀人’作为‘国家机密’，封锁新闻，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导……中共政权对治下人民这种政治迫害和群体灭绝，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国家犯罪’！”

朝鲜、越南、柬埔寨共产党受中共大力扶持，均建有秘密警察机构。“朝鲜干部享有物质特权，但同时受到严密监控。他们被强迫居住于指定地区，其电话通讯全部被严密监听，任何音响皆被定期严格检查。所有的电视、无线电收音机只能接收朝鲜官方新闻信息。任何旅行必须获得地方相关部门和工作单位批准。首都平壤所有的房屋均受到政府严密控制。”1997年2月叛逃的朝鲜中央委员会书记黄长烨在回忆录里揭露，曾有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要员对他讲：“办公室内有窃听装置，还有隐蔽摄像头，只要有一点异常举动就会被记录下来。”他本人的一切都有人汇报给金正日。英国作家奥威尔1949年写出著名政治预言小说《一九八四》，共产专制下的朝鲜就是其完美的现实版。1945年8月25日，越共按苏联模式，建立国家安全组织（即秘密警察）。还成立了一个暗杀攻击委员会，大多数成员从当地黑社会中聘任。9月25日，该暗杀委会员即在法国占领区留下数十具断肢的尸体。嫁给法国人的越南女子也被制度性屠杀。仅在8月和9月两个月，越共暗杀了数千人，绑架了数万人。在越共控制的北方，1945年以前便已设立秘密警察和集中营。越共占领越南南方后，又在南越共产党内搞大清洗。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除了在与西哈努克政府及朗诺政权内战期间，杀害了至少60万军民之外，在其夺取政权后的三年时间内，以马列原教旨为指南，受中共专家指导，凭借超级极权独裁体制，利用秘密警察和少年军人，通过体制性屠杀前政府官员、军人，恐怖暗杀反复清洗党内外一切潜在或假想的竞争对手，以谋杀性质的反复强制迁徙，群体虐杀城市平民，灭绝少数民族，利用地狱般的监狱和集中营的残酷虐杀和谋杀性的饥荒及体制性的强制劳动，屠杀和害死至少200万平民（包括妇孺老弱病残及20余万华裔；迄今中共政权从未谴责柬共屠杀华裔的罪孽）。从柬埔寨导演潘礼德与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和狱卒合作拍摄的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里，观众可以得到更直观的了解。许多柬共独创的酷刑实质上是在中共专家指导下的杰作，有一种活取人脑机（图19）就是中共专家帮助柬共制造发明的，专门用于活体提取囚徒的脑液供领导人长寿进补。

 

图18 当年的囚犯在柬埔寨S-21监狱演示过去的场面（图中人搬的椅子就是钻脑的刑具）

 

图19 柬埔寨共产党S-21监狱钻脑的刑具。

在东欧各共产专制国家的特务机构中，最著名的要属东德的史塔西，有秘密警察9.1万人，平均每180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秘密警察，还有一千多个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私人邮件秘密检查员，在各地、各组织机构有17.3万名被称为“眼线”的告密者，各种秘密档案如果竖起来排放，可长达180公里，涉及500万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窃听风暴》就是此类题材，饰演主角的演员就有在不知情中被妻子长期监视告密的经历。东德共产专制崩溃后，一位东德民众通过档案才知道当年在他周围居然有13个人监视告发他。由于告密者的档案被曝光，亲友与之反目，一些告密者负罪自杀。

在古巴，卡斯特罗夺取政权后，即开始建立严密的安全和情报体系。他弟弟作为国防部长，重新组建军事法庭，第一个安全组织叫作国家安全部DGCI，被称做红色盖世太保。其任务是渗透和破坏各种反卡氏集团。它监控强制劳教营，管辖监狱系统。其有专门部门监控政府所有官员；第三部负责监控文化、运动、艺术、作家、电影部门的任何人；六部负责电话监听，共有1000多人，该部利用犯人的强制劳动，经济地为卡氏政权效劳；该部享有极大的特权，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内政部DSMI第三部负责监控宗教和渗透教会。

翻开所有共产专制国家建立统治的历史，所经历的过程惊人地相似：“全世界所有的共产暴政都经历了类似的暴力镇压同盟、残酷清洗党内竞争对手、迫害压制阉割知识分子、摧毁传统道德伦理宗教习惯文化、反复残暴血腥镇压工人和农民反抗、抢劫资本家和地主富农私有财产、肉体消灭亡地主富农阶级、强制农业集体化（唯有南斯拉夫、波兰和古巴保留有私营农场）、取缔一切非共产党政治组组、消灭公民社会、利用秘密警察对全社会实行特务恐怖统治、利用强迫劳教集中营非法奴役及精神病院酷刑迫害所有敢于反抗的任何人士的一系列残暴下流无耻野蛮至极的极权罪孽。”第一代专制领导人往往是枭雄，接下来从专制体制上来的领导人往往越发平庸保守，而国民则一代比一代犬儒。

三、败坏道德 毒化社会

共产专制靠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强制权力打造红色帝国，靠特务政治制造和散布恐怖，残酷的现实，让人们最初崇拜领袖的革命激情很快消退，由于专制社会缺乏真信仰传播和选择的自由（斯大林1944年说：“谁执政谁就规定宗教的信仰”），人们往往遁入虚无的犬儒主义，社会呈现出表里不一的状态，导致人格分裂，人们彼此不信任，社会诚信度低，道德崩溃，创新精神被压抑，专制社会的虚伪粉饰无法替代充满活力的真实社会，只有表面上追逐物欲的喧嚣。正如苏联时代一位数学家所言：“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社会的基本方法。”伊日•贝利康（原捷克青年团和国际学联领导人、捷克电视台台长）在回忆录中对“布拉格之春”运动1968年被镇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描述，与中国的现状惊人地相似：“如今到处是十足的伪善和麻木不仁：要是有人拍案而起使其它人意识到自己所受的屈辱，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疯子，是堂•吉诃德。大家都变得委曲求全，逐渐地只关心自己的私利。统治者对于这种逃遁到个人生活中去的现象并不感到不悦；他们知道，这样一来大家就会丧失认识自己受压迫的程度的能力，变得更容易驾驭。就这样，人们从公民变成了臣民。”叛逃的朝鲜中央委员会书记黄长烨在回忆录里说：“我在一个充满虚伪和欺骗的社会里生活了很久。为北朝鲜体制服务，我最痛苦的是意识到自己被当作虚伪和欺骗的道具利用。”

 

图20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

道德意味着对人类社会普世价值的认同，并加以共同遵循，道德源于信仰，信仰的核心是爱，是基于平等的博爱，无信仰就难以坚守道德。社会的道德离不开精英阶层的范式作用，可是，列宁说：“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和蒙蔽他人。”斯大林说：“只要我动一下小拇指，铁托就完蛋。”勃烈日涅夫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南斯拉夫共产党头目铁托说：“杀人就是政治。”毛泽东当着众人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王震1989年支持邓小平六四大屠杀时说：“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他们向社会传播的只有暴力和谎言。许多人都知道这个历史细节：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批判斯大林。忽然，有人从台下递了个纸条，写道：当他做坏事的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一看这个条子，大声怒喝道：“是谁写的，给我站出来。”台下鸦雀无声，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接着说道：“同志们，我当时就和你们现在一样，你们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不敢站出来了吧。”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改革后，该国有个政治笑话：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审查一个党员对路线是否忠诚。主席问他：“同志，你对党的领导的政策有什么看法？”“关于我国领导的政策，我的看法同《红色权利报》（党中央机关报）完全一致。”“你对苏军1968年8月兄弟般的援助有什么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红色权利报》的观点。”主席火了：“我们不是问你《红色权利报》写了什么，而是问你个人的看法。难道你对这些问题没有自己的看法？”“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受审者平静地回答说，“不过，我根本不同意这种看法。”

 

图21 中国反特电影中的特务在拍照

 

图22 中国反特电影中监视特务的少年

大搞阶级斗争，进行警惕敌特破坏的宣传，把社会问题都推给敌特，使民众相信到处是敌特，是中外共产专制社会的共同特点。在苏联，即使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以“间谍和破坏分子”罪名转起来的无辜者，也相信别人是“人民公敌”，于是他们就让新来的人“别放老唱片了（即别再说自己是无辜的、冤枉的）。”对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盲目迷信，甚至使人丧失了基本的人性。一位妻子看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到家逮捕丈夫，就认为丈夫真是反党分子，而且欺骗了她。她不但不去为丈夫收拾应带的东西，而且当丈夫去吻别熟睡的孩子时，她挡住了他的路：“我的孩子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苏联克格勃培养特务的过程就是毁灭人性的过程。首先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学校”接受政治思想的“洗脑”灌输，成为对党绝对忠诚工具；之后在学习特务技能的同时，还要学习如何招募别人当特务，利用不同人的弱点，或金钱色相引诱，甚至献出自己的肉体，或恐吓威胁。在色情间谍训练中，一位男色情间谍披露：“他们在这种违反人性的训练中看来十分痛苦，当我在那儿期间，他们中间有两人自杀了。”另一位女色情间谍痛苦地回忆说：“当我们训练结束时，我们已经成了一些没有感情，玩世不恭和老于世故的、能和任何异性爱的男人睡觉并使他得到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刻的少妇了。”二战后，苏联将一些德国科学家连同实验室劫到苏联软禁，继续搞研究，可是德国科学家不肯出卖机密。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软硬兼施，他们找来丈夫被关押的年轻女子，以“为祖国效劳”的名义，胁迫她们陪伴这些科学家，满足他们包括肉欲的所有要求。

1974年2月从东德逃往西方的克格勃军官阿列克谢•米亚科夫，在《克格勃内幕》一书中揭露了所有共产专制社会的特征：“克格勃的大部分情报来自特务（老百姓称他们是‘奸细’）。苏联社会里充满了特务和告密人。这些人是有社会上的各个阶层中吸收来的。他们中有集体农庄的庄员和工厂工人，学生和士兵，实业界的负责人和军官，宗教界的上层人物和科学家等。整个苏联社会的确是笼罩在克格勃特务网的下面，每个人都彼此怀疑对方是‘奸细’。许多人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近亲。几乎没有人敢吐露自己的真实思想。这个特务网对这个政权的存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回忆说：在驻东德的苏军军官中有位克格勃特务，他妻子并不知情，妻子发现他经常离家，身上总是有额外的钱，便找到米亚科夫揭发：“我爱我的丈夫，我也不会忘记他是我孩子的爸爸。但我首先考虑的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党员……”苏联北极地区有一个狩猎民族聂涅茨人，淳朴善良的他们开始对所有从劳改营里逃出来求助的人都接待，可是后来由于当局的收买，他们竟然可以套上雪橇长驱几百里，向最近的警察所告密，只是为了得到相当于一张狐狸皮价值的奖金。苏联有个政治笑话，讲的是在监狱牢房里的对话：“你为什么坐牢？”“说笑话。”“你为什么坐牢？”“听笑话。”“你为什么坐牢？”“当天在晚会上，一个人说了一个笑话。我回到家里想：现在就去告发，还是明天早上？我想那就等到明天早上吧，也应该来得及，结果，半夜就被捕了！”叶利钦曾当面对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说：“在大多数规模庞大的组织中工作的不是‘助手’，而是相关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间谍网，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道德损害……”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后，就拒绝接受克格勃安排的警卫。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现状，早在中共建政前就已经显现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记载：延安整风后，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1944年6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赵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在边区时从无机会使我们解放开来大笑一场。我们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郑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泽东先生时有幽默的语调，周恩来先生颇善谈天之外，其余的人就很少能说一两个笑话来调换空气的。” 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1937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7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抗战时在中国亲眼目睹中共血腥暴行的比利时神父雷震远在《内在的敌人》一书中指出：“共产党确似魔鬼，他们从来一点也不承认真理，也不明白真理。由于经常的训练掩饰，秘密，隐藏他们的真实感情，他们变成习于作伪和说谎，以致对任何事都不讲实话，甚至在党员与党员间的谈话也是如此。”

 

图23 中共延安时期的康生与周恩来

中共建政后，告密且频且广，已制度化、常态化。早在1957年被打成极右的四川大右派冯元春就曾说过中共党团组织是特务组织，不少党团员均擅长告密。四川作家冉云飞（今年在茉莉花革命中被捕）对中国告密制度有深入研究（拟撰写《中国告密史》），他在《目前的告密运动》一文中揭露：“由于网络的兴起，网上的监视和网下的管制可谓齐头并进，无处不在的天网工程和阻挡言论与信息自由的金盾工程，就是对特务政治的技术性保障。而要实行特务政治，再好的技术跟进，也离不开办网络培训班（俗称‘五毛党培训班’），更离不开诸多眼线（四川话有多种叫法如勾勾针、崇奸婆、屁眼虫，以后我会写一系列的告密随笔论及这些）的紧密配合与支持。眼线如同商人一样，有行商坐贾之分，大致可分为专业坐探和临时眼线。坐探又有专职坐探和组织性坐探之别。专职坐探如冯亦代《悔余日录》里的自曝，利用与被告者的特殊身份，几乎属于一份专职工作，亲朋好友之间的告密率多类此。如历史学家谭其骧太太告谭其骧，作家流沙河大弟告发流沙河、李九莲的男朋友告李九莲，都可以归入坐探之列。”如今，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名义，中共国保除了直接对民众监控、监听，在各单位、街道秘密招募特务监视民众，还在大学公开招募学生信息员当“坐探”，监控师生。典型事例有：吉林高校教师卢雪松因放林昭的纪录片，华东师大杨师群因在课堂上讲真话，都被学生告发。

冉云飞在《无所不在的告密大网》一文中总结告密为什么在中国盛行：“一是统治成本非常低廉有效，藉此维持庞大的社会运转；二是人人自危，互相嘶咬，每个人头上时常悬一把达摩克利之剑，让你对统治者的恐惧无处不在，如影随形；三是可以降低一个民族的人格，人格一低，就会听主子的话，就会有把柄被主子拿着，便于统治；四是可以公然不更新制度建设，反对互相制衡、谁都没有免受监督豁免权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维持专制统治不放。”“中国古代的制度还主张‘亲亲相隐’，就连比较严酷的朝代也反对亲人之间互相告密，但这一切在四九年后被悉数破坏了。西方法律中的无罪推定和亲属之间互免证其有罪的原则，在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变成了有罪类推、亲属之间不揭发便会犯包庇窝藏罪，并且官方号召和主张大义灭亲。与此同时，一旦你的亲朋好友被官方定为地富反坏右，那么你一定要与他划清界线，与他作坚决的斗争，使得‘地富反坏右’分子成为生活中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们只好自杀以自绝于亲朋好友，或者抑郁而死而‘自绝于人民’，否则他就只有猪狗不如地苟活着。”“夫妻告讦、兄弟阋墙、朋友反目、同事成为眼线、熟人甘当卧底，可谓层出不穷，这一切都是制度化的结果。”

专制是把双刃剑，在这架疯狂绞肉机的链条上，没有幸存者，连专制集团成员也深陷自己制造的特务恐怖之中。

在苏联，列宁去世后，最初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结盟打倒托洛茨基，接着二人被斯大林和布哈林结盟击败，此后布哈林派又被斯大林粉碎。1930年，面对斯大林在农村强制集体化带来的大饥荒等灾难以及嫁祸于布哈林，有几个年轻的党员建议布哈林暗杀斯大林，被布哈林拒绝：“……只是为了搞掉开机器的人而把机器打碎是荒谬的。”就这样，直到1938年3月在大清洗中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一起被斯大林杀害，布哈林依然和许多被害人一样，没有从对党和斯大林的迷信中觉醒过来。他被契卡不株连亲属的假承诺所欺骗，在斯大林导演的虚假公审中被迫认罪。不过，他在遗嘱中对契卡这个特务机构的揭露倒是很准确：“这个‘万能的机构’能够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名党员研成粉末，变成叛徒、恐怖分子、颠覆分子和间谍。如果斯大林对他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苏联一个政治笑话讽刺了克格勃的刑讯逼供：苏联某地出土了一具古尸，科学家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鉴定出他的年代，这时候来了两个自称是克格勃的年轻人，二话不说把古尸架进了间小屋。不大工夫，年轻人出来拍拍手说：“2235年前的。”科学家们大骇，忙追问克格勃究竟掌握了什么高技术手段，“这很简单，”年轻人整整衣服说，“他自己招了。”

即使是苏共特务机构的头目，也大都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声誉超过斯大林的基洛夫被斯大林授意暗杀后，亚戈达奉命嫁祸于斯大林的政敌，制造完冤案后亚戈达和他手下的大部分处长被当作替罪羊杀掉；接替他的叶若夫在大清洗后被调离，不久被杀。接替他的贝利亚积极推行斯大林恐怖，滥杀无辜，作恶多端，最后也生活在斯大林的恐怖中，他在斯大林晚年和柳明等主持制造了“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二人在斯大林死后先后被处决。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梅尔库洛夫于1953年与贝利亚的其它一些战友一起枪决。被贝利亚提拔为国家安全部部长的阿巴库莫夫1954年被枪决。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斯大林大清洗中，人人自危。莫洛托夫曾因劝说斯大林不要对老党员进行公审而差点被清洗，之后，他不仅跟着斯大林在死刑名单上签字，还加上无端辱骂被判刑者的评语。后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迫害犹太人的运动中，莫洛托夫的妻子被捕，当他回到家向妻子宣布时，妻子绝望地问他：“那么你也相信了这些谣言？”“他们拿出来的材料很有说服力。”莫洛托夫沮丧而不知所措地回答。莫洛托夫由于在把妻子开除中央委员会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斯大林大发雷霆，免去了他的外交部长职务。据称，莫洛托夫曾经大着胆子问斯大林，为什么逮捕他妻子，得到的却是一个半开玩笑的回答：“我一无所知，维亚切斯拉夫，他们连我的亲戚全都给关起来了……”米高扬在大清洗中屈服于斯大林的威胁，领导了审判布哈林等人的委员会，后来他两个儿子在政治迫害中也被捕流放。卡冈诺维奇追随斯大林，积极参与大清洗。1941年，他的胞兄因诬陷遭迫害，他没有帮助辩护，致使胞兄自杀身亡。在大清洗中担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为了向斯大林表忠，无视法律，对被迫害对象竭尽精神和肉体的摧残。由于他知道的黑幕过多，斯大林去世前，他每一分钟都在等待被捕。

专制制度的特性决定了不可能允许异己存在，不允许讲真话，这也伤及了特务机构本身。苏联无谓地在军备和间谍方面大量投入，逼着克格勃间谍搞到证明西方“阴谋”的证据，不是根据事实作出判断，而是用情报证明领导主观判断的正确。真正了解西方的外交官和提供真实情报的善于独立思考的间谍，被扣上亲西方的罪名，不是被抛弃，就是丢掉性命，致使接替的人都奴颜婢膝，“善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不得不以假情报充数、迎合，而那些不符合上司观点的真实情报反而被认为不合格。

 

图24 斯大林、贝利亚和斯大林的女儿在别墅

伴君如伴虎，斯大林的亲信都生活在恐惧中。当过苏联副总理的布尔加宁回忆：“当客人和斯大林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时，他就不知道下一步命运如何——是把他送回家还是把他下狱。”共青团书记科萨列夫和妻子在克里姆林宫赴宴，斯大林不仅与科萨列夫碰了杯，还拥抱并吻了他，可是他却脸色苍白地离开了。回到家里他告诉妻子：“斯大林吻我的时候在我耳边说：你要是叛徒，我就杀了你。”几个月之后科萨列夫就被枪决了。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罗•葛罗米柯也说起一件事：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都只能单独进出，决不敢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乘一辆汽车，为的怕被怀疑是串连起来搞阴谋。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描述过他在当上政治局委员后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比邻而居的情景：有一次邀请安德罗波夫和他妻子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星期天来吃午饭，安德罗波夫拒绝了。他用平静的声调解释说：“如果我去你那里，那明天就会有人说闲话，议论谁在什么地方聚会，为什么聚会，讨论了什么。我和塔季扬娜• 菲利波夫娜还没去你家呢，风声就已传到列昂尼德•伊里奇（苏共总书记）的耳朵里……”

恐怖无情也始终笼罩着斯大林。苏联一位著名的精神病专家1929年就断言斯大林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他因此丧命）。1989年，苏联专家认为斯大林只是“多疑症”中有一些妄想症倾向。纳粹德国特务机构盖世太保利用斯大林的疑心，制造假文件引发苏共的内讧和镇压。斯大林的恐惧症和西方阴谋论的影响一直延伸到冷战时期，例如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企图将纳粹的矛头引向西方，所以一直对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大量情报置若罔闻，认为是西方阴谋或是德国制造的假情报。甚至1940年7月，斯大林坚持认为，英国首相丘吉尔关于德国拟进攻苏联的警告信，以及英美关于此事提供的情报，是挑拨苏德关系的阴谋，他甚至将这些一并转告德国，以防止希特勒怀疑他与德国的敌人有密谋。1941年6月初，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邀请刚上任的苏联大使卡杰诺佐夫共进早餐，告诉他：“也许这是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但是我还是要向您公开我们国家的最大秘密，希特勒已决定6月22日向苏联开战。您也许会问我，我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因为我是在永远反对与俄罗斯交战的俾斯麦传统中受教育的。”结果，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假情报已经在大使级上传播了！”21日傍晚，一个德国叛逃者报告：“战争将于第二天凌晨打响。”斯大林却以散布假情报的罪名，下令将其枪毙。6月22日凌晨2点30分，德国开始进攻苏联的闪电战，苏军按命令不得上敌人挑衅的当，不得还击，只能撤退。直到早晨7点15分，才下令进攻。直到中午，斯大林还没有抛弃“挑衅”的假想。而此时，几十个机场的近千架未起飞的飞机被摧毁，德军夺取了所有主攻方向的铁路、桥梁，在930俄里的战线迅速挺进。苏联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展现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画面：情报人员告诉政治家应该做什么。而实际生活中完全相反：政治家们作决定，情报人员为这些决定寻找根据。而曾经风靡一时的苏联影片《德黑兰－1943》中德国人刺杀“三巨头” 的阴谋完全是虚构的。

 

图26 纪录片《斯大林》的片头

斯大林晚年有一次对赫鲁晓夫嘟囔：“完了，我不信任任何人，甚至连自己也不信任了。”斯大林晚年先后关押了跟了他25年的秘书和保镖。他一见到医生就恐惧，怕暗害他。当他病情严重，却视医生让他休息的建议是阴谋，下令克格勃逮捕许多医生，斯大林恶狠狠地对保安部长说：“如果弄不到医生的招供，就搬掉你的脑袋！”他亲自接见检查员，指示他们“打！打！狠狠地打！”就这样制造了“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斯大林担心别人会对自己下毒，他有个女服务员，唯一职责是用存放在上锁柜里密封袋的茶叶为斯大林烧茶，这个柜子只有当着警卫的面才能打开。有一次警卫发现柜里的茶叶袋是启封的，于是女服务员被捕入狱。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1967年逃离铁桶般的苏联，流亡美国。她说斯大林处处看到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我是我亲生父亲精神毁灭的见证人。”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无法忍受他的专横残暴，31岁时开枪自杀。他的长子因父亲干预婚姻而开枪自杀未遂，最后在卫国战争中被俘，斯大林拒绝德方的交换要求，任其自杀于集中营。斯大林两任妻子的至少10名亲属或被他下令枪决或被入狱。斯大林本人也成了自己制造的恐怖的牺牲品。1953年3月1日早晨，斯大林中风倒在地板上，失去语言能力。按惯例，不经斯大林召唤任何人不得进入他的房间，直到晚上10点，警卫才不得不进去看看……警卫打电话到克格勃，找伊格纳季耶夫。伊格纳季耶夫让打电话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过了半小时左右，马林科夫打来电话说：“我没找到贝利亚。”又过了；半小时，贝利亚来电话吩咐：“关于斯大林同志生病的事，对谁都不要说。”斯大林的警卫说：“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就像一堵暗墙。……”贝利亚来了，他看看打呼噜的斯大林，对警卫说：“看见了吗？斯大林同志正好好睡觉呢。别打扰我们，别打扰斯大林同志。”说完就离开了。2日早晨7点多，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4个人一起来了。8点半到9点钟之间，医生们到了……（《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社1997年8月版）“斯大林脸上刚刚表现出一些生气，似乎他正在恢复知觉，贝利亚便立即跪在地上，抓起斯大林的手吻了起来。但当斯大林再次昏过去闭上双眼后，贝利亚赶紧站起来恶狠狠地啐一口唾沫。”斯大林5日去世。

 

图24 文革中的康生与周恩来。

 

图27 文革中的刘少奇

 

图28 刘少奇在狱中去世的遗照（显然是整容后拍的）

当年斯大林肃反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配合苏共清党，在莫斯科中共党员中厉行肃反。早在1927至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曾密切配合校长米夫和苏联秘密警察‘格伯乌’，将持不同意见的中国学生投入监狱，或送至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劳改。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开始大规模镇压在苏华人，莫斯科华侨商人被大批逮捕、流放、处死，‘新经济政策’后一度兴起的华人商业繁荣的局面顿时消失殆尽，中国人在苏联的处境日益艰难。远东地区的镇压则更为残酷，许多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员被当作‘日本间谍’投放到劳改营。1934年后，苏联因基洛夫被刺，再掀清党运动，王明、康生紧紧跟上，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内也展开类似运动，代表团成员杨之华（瞿秋白之妻）、曾涌泉、孔原等均曾遭受打击。”与此同时，中共在苏区大搞肃反运动，互相倾轧，成千上万的红军和群众被杀。中央纠正扩大化后，积极执行毛泽东指示、滥杀滥捕的李韶九被开除党籍，邓发、张鼎丞等肃反干将为了推卸责任，把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林一株等8名下属抛出，送上断头台。其后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驱使特务头目康生主抓审干、反奸和抢救运动，王明被毛泽东联合刘少奇等人采用下毒等卑劣手段所击败，毛泽东使全党服膺在他的权威下，最终确立了在党内的独裁地位。到了文革，康生担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和中央专案组副组长（组长是周恩来），与林彪、江青等人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打、砸、抢”，煽动武斗，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最大的走资派”，死于毛泽东之手。从呈报给毛泽东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刘死前的痛苦：精神失常的刘头发一尺多长，因见人就抓，被绑在地下囚室的床上，看守塞给他两个硬塑胶瓶子，在极度难受中被他揑得变了形，成了两个“小葫芦”。《党史纵横》2008年第10期披露：1969年11月，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秘密处决了关押了30年的原中共“五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79岁的卢福坦，他1932年12月被捕叛变，并成国民党中统调查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待了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1968年，台湾情报部门曝光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同时，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于是，卢福坦便引来杀身之祸。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曾长期与康生打交道。他回忆说：“‘文革’中，康生开了一堆名单，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党派的人物，他把这些人害得很惨。他的秘书凌云也未能幸免。他在延安枣园社会部的时候，凌云就是他的秘书。1947到1948年，他到山东去，凌云也是整个工作团的秘书。他很相信凌云，但他也把凌云抓起来了。”“为什么他要迫害人，目的是什么？在当时，好像要不断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所以，他始终采取这个办法。康生是个两面派，他虽然凶恶，但内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极“左”的、打击一切的姿态，才能上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