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的一则新闻让我既感动又欣慰：2010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3月24日，为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设立这一国际日的目的之一，是加强保存严重和系统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的记忆的重要性，以及了解真相和伸张正义权利的重要性。在今年3月24日首个国际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致辞，“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及其家属都有权了解这些侵犯行为相关情况的真相，犯下这种行为的理由和犯罪者的身份。揭发真相也有助于整个社会促进追究侵权行为的责任。在我们展开这一新的国际纪念活动之际，让我们承认真相在维护人权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我们追求人权这一全球使命之际，也让我们保证捍卫了解真相的权利。”这是国际社会发出的、认可“真相”在维护人权方面重要作用的一个信号，也是抚慰人类史上数以亿万遭到“严重和系统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致力于在当今世界维护人权使命的一项善政。
设立这样的一个国际日，对于中国来说极其有必要也格外重要，在我看来，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二六国际禁毒日”等传统的国际节日。乃因为，作为人口大国和国际社会重要成员的中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严重和系统侵犯人权行为”连绵不绝、举世罕见，诸如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一九八三年及此后历次严打运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打压民间宗教与维权运动等政治运动、以及一些弊政诸如户籍制度、收容遣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等。但至为遗憾的是，这一幕幕历史的真相并没有被切实地保存下来，相反，却遭到不同程度的或掩盖或淡化、或扭曲或设为言禁。
更为可悲的是，这种垄断历史的做法不仅使中国成为一个“剥夺人们记忆”的世界，甚至于，就连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也因外部原因譬如海外媒体被操控、或自身种种原因而无法“生活在真实之中”。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一些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国内的政治语境，认可蒙蔽真相的做法，避免去踩踏一个又一个的言论“禁区”，可谓身在自由世界，心却仍在束缚之中。在此情境之下，当我读到旅美诗人、作家程宝林的最新著作、思想随笔集《洗白》的时候，有如听到泰戈尔诗中所描述的“蟋蟀的唧唧，夜雨的淅沥”般清脆明朗，这种声音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是难得听到的。
和某些拥有大陆背景的海外华文作家对国内的现实民情社情日渐疏离、基本上游离于同胞的苦难之外不同的是，程宝林的文学作品大多着墨于他生长于斯、曾长年学习工作生活于斯的故土中国，写尽了那片土地上的故事、和那里的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的酸甜苦辣、生存境遇等诸多人生况味。这本《洗白》更是紧贴近几年来那片土地上的民情社情，诸如汶川大地震、刑事冤狱、私刑、司法不公、红色旅游、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告密事件、严刑峻法、矿难、社会戾气、广州孙志刚事件、成都女童李思怡事件、广州许霆案、范美忠事件、李辉文墨官司等，而我认为，整本文集最大的亮点是，书中有相当的篇幅是对那片土地上几十年来“严重和系统侵犯人权行为”的反思之作，是呼吁恢复真相、倡导言论自由的忧心之作，他在一些言论“禁区”地带并没有回避，而是直接地表达出鲜明的立场和真诚的反思，诸如镇反、土改、反右、文革、抗战史实、大饥荒、援外史实、严打运动之合理性等，可以说也是一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的不同寻常之作。我想，这与他赴美十多年来扎根西方社会，切身体会了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因为，在他身上始终保有农民子弟的淳朴、诗人的热诚、媒体人的敏锐、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一代大学生的启蒙意识和理想主义情怀。
在那片土地上数十载“严重和系统侵犯人权行为”的历史和现实记录面前，程宝林意识到真相和记忆的重要性。人类的记忆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是国家民族前进的基石。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去建设合理的现在和未来。如果没有真相，没有对历史的真实记载和传承，尤其是对过去黑暗历史、罪恶历史的保存、进而警醒，就无法吸取历史上的教训，就不能在反思中成长进步。由是观之，忘记过去或者歪曲历史的国族没有未来。今日之中国，俨然以一个“大国”之姿“崛起”于世了，但在这个“大国”之中，真相是缺席的，历史是扭曲的，人权灾难被曲笔改写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还仍然活在英国作家奥威尔所描述的“一九八四”之中——各种“真理部”负责改写、消除并伪造历史，同时人为地制造真理；“友爱部”则负责维持民众对老大哥的信任，对怀有犯罪思想者施以惩罚；民众被动地接受老大哥的学说，并热爱老大哥。这样一个奉行“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法则的国家绝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甚至不配称之为文明国家。
对比另一个同为发展中国家的非洲大国南非，于十几年前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揭开国家一段黑暗历史的真相，埋葬旧时代的幽灵。如今的南非人普遍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改变了南非的历史，让南非人看清了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为南非今天的发展与和解奠定了基础。而当今中国离“真相与和解”遥矣远矣，甚至是反“真相与和解”的，不但在这个非洲大国面前相形见拙，也背叛了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华民族在过去的漫长历史中坚持史学的“直笔”传统，比如文天祥狱中诗里讴歌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几位史官，即为宁愿被关被杀也要“秉笔直书”的古典中国史官之典范，又比如班固所肯定的《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程宝林对此种谎言横行、真相难觅的现状深感痛心，在《谎言与真相》一文中，他指出，“中国，不是哪一代人的中国。中国，是子子孙孙的中国。‘我身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样短视与自私的民族，是不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让今人，更让后人；让国人，更让外人，知道我们过去发生的一切，今天发生的一切，正是为了避免，这‘一切’之中坏的、破坏性的、负面的、阴暗的那一部分，不会在今后的‘一切’中重现，或者，尽量减少重现的机率和规模，让损害归于最小。……，选择性遗忘与记忆屏蔽，真的是中华民族的软肋吗？”
与呼吁真相的工作异途同归的，是对愚民教育、谎言宣传的批判。想必这是程宝林最为痛心的，他才将这本文集命名为“洗白”。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有点儿纳闷，不理解这一字面简单的书名的涵义。截至读到文集中同名文章《洗白》时，他的解释才让我恍然大悟，“洗白”是一个四川方言，该词字面的意思是“洗而发白”，引申的涵义是：被劫掠一空。川人爱打麻将。一个人输得精光，就是被“洗白”了。他将“洗白”用作书名，表达对“践踏脑汁”这一奴役国民思想行径的愤怒、抗议和思考。在《用美国考题，考考你》一文中，他直接宣告：“从党卫队，到红卫兵，一脉相承的是对人类最宝贵资源——大脑的漂洗。脑残，是近年来中国的新词；洗白，是我内心深深的悲哀。”我想，钱被劫掠一空了，还不是最可怕的；人最宝贵的资源大脑被“洗白”了，才是最可怕的。从古至今，一切专制都是令人憎恶的，但最可恶的专制，莫过于意图实现对人的思想的控制。而这，正是现代极权主义最热衷于并孜孜不倦去做的“宏图伟业”。其右翼，即法西斯主义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宣传，将“宣传”的目标设定为用灌输代替宣传，并且垄断信息、征服群众、控制舆论。
纳粹德国时期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公然宣称，“人民大众绝大多数始终是愚蠢、粗鲁、盲目的，他们很容易被蛊惑者和政客所蒙骗。”、“谎言重复千遍就会成为真理。”其左翼，即共产主义在对国民的“洗白”上也毫无逊色，哲学及观念史学者以赛亚•伯林在《民主、共产主义和个人》一书中指出：“共产主义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亦即，对人进行调试，使得人们只会提出很容易获得答案的问题，让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顺其自然地适应所处的社会。好奇心本身、个人独立探索精神、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愿望、寻求真理本身的愿望、追求某些目的的愿望，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利于一个整体性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洗白》一文中，面对“经过了一趟红色之旅，希望她的孩子，记住革命先烈，记住红色历史”的堂妹对自己博客文章的回应，程宝林在替她感到悲哀的同时勾勒出一幅史实，“还是让我们从具体的场景开始，掀开中国当代历史血腥的一幕吧。”接下来他将笔触延伸到从镇反风暴、土改、人民公社、反右、红卫兵直到八十年代以降的严打运动及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最后沉痛地发出一声叹息：“在中国，历史教育，基本上可以说，是愚民教育的同义语。问题在于，我们拿什么来拯救自己？如果只有一本官修的历史教科书，允许我们阅读？”
可悲的是，数十年来浸染于系统性谎言宣传和愚民教育的大染缸内，使得包括程宝林书中提到的堂妹、友人的儿子、比他年轻两岁的作家朋友在内的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过去的历史相当地陌生，无法自由独立地去思考、表达和行动，丧失了辨识真伪的能力，所思所想所为难以摆脱官方长年累月灌输的窠臼，这难免让人心生悲凉。但在这普遍沉陷的人文环境之中，所幸还有一代又一代拒绝与谎言为伍且不甘沉默的思考者、言说者和书写者，他们传承着中国民间修史的传统，将记载真相看成是“无权者的权力”， 竭力用文字或其他形式去澄清一段段被遮蔽的历史。作为列入此阵列的写作者，程宝林说他相信“信史在民间”，我也信。如果没有民间对历史的修复与“刮骨”，那么这些历史上残酷惨痛的篇章就很容易被正史或颠倒黑白，或粉饰太平，甚或一笔抹去，从而为当代人及子孙后代所不知。这是民间修史与官方话语的抗战，也是良知与怯懦的抗战，责任与犬儒的抗战。
谎言天生是虚弱的，是经不起人们的质疑和现实的检验的，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弥补、维持。正因如此，谎言的生存需要暴力的保驾护航，才不至于成为一吹即散的泡沫。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政治领域谎言和暴力天然有结盟的倾向，而成为专权政治伦理之马车的两个轮子。索尔仁尼琴说暴力为了维持脸面而找到谎言作为同盟，马基亚维利说专制统治必须靠暴力和谎言这两个支柱来支撑，毛泽东说这叫枪杆子和笔杆子，滕彪说这种建立在暴力和谎言基础上的政权叫做“两杆子政权”，一平说这是“高尚的谎言和赤裸的暴力”。在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的年代，由谎言和暴力结成的同盟军肆虐于中华大地，让这片土地成为国民的噩梦，让无数条生命成为刀俎下的鱼肉，让那段历史成为血泪斑斑的代名词。
程宝林对谎言宣传和愚民教育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自然而然地要将批判的笔锋对准暴力，及经由政治上层延伸至社会上的暴戾之气。他将这种“血液中深深浸淫的暴戾、嗜血毒素”，称之为“极左的、极权的社会制度的第一要征”。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自言始终伴随着“永难消除的恐惧阴影”，虽说自己“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他对此似乎并没有多少幸福感，他回忆道：“对我这个毛死亡时已14岁的乡村少年来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就是在阅读这类暴戾、残忍的布告文字中长大的”。书中有一篇标题为《曷彼苍天：评李乾<迷失与求索>》的文章，是他在阅读了一本回忆录之后写出的读后感。这是一本在文革中杀害了两个无辜青年的昔日红卫兵的回忆录，也是一本曾经服刑囚犯的悔罪书。这本连续两晚让程宝林读至深夜的回忆录令他触目兴叹，并且觉得这本书有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真实、但却是被疯狂与愚昧的暴力时代扭曲得面目全非的心灵样本。”进而诘问：“是谁，在他心里，种下了如此疯狂、残忍的仇恨种子？”同时，程宝林联想到自己在极左时代的亲身经历，感叹道：“我们从小接受‘革命’的狼奶哺育，在暴力至上、枪杆万能的价值观熏陶下成长。此刻，‘革命’回归其最原本的语义：取人性命。”他还回忆起小时候在乡村的禾场上看“革命”电影，电影里几个小孩子拿着红缨枪诱杀“白狗子”的画面，让幼小的他产生了朦胧的怀疑和厌恶：“电影为什么要宣扬、鼓励孩子们杀人？难道不杀人，就无法将一个国家建设好吗？”在那个鲜血飘零的极左年代，“暴力”的毒素如同黑压压的乌云般盘旋在那片土地之上，血腥的镜头、恐怖的社会氛围促使程宝林去质疑“暴力”的合理性、“革命教育”等问题，这样的质疑直到今天依然还没有过时。
在《北京少年》一文中，程宝林对友人的孩子、一位19岁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对过去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知深感忧虑，他想告诉包括这位青年在内的所有年轻人，他通过阅读“文革时五花八门暴行及受害者悲惨遭遇的书”时，引起了“灵魂深处难以抑制的颤栗”。在文中，他引用了一名于1966年时任北京郊区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的自述，这位干事讲述了当年大兴县马村为相应领袖“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发动对村里“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大屠杀的情况：“行动快的公社和大队，都把‘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集中监管起来，随时拉出来批斗，进而杀害。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8月31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个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刑场设在大街两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东厢房3间。我们（县干部-引者注）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
读这样的文字怎不令人心惊胆战、悲痛欲绝？限于篇幅，我只引用了这段文字的近三分之一，而这近三分之一的文字已经让我极度惊悚，需要暂时将视线移开，让自己从深重的哀伤和压抑中脱离出来，稍作歇息才能继续读下去。我想起了文革中遭到批斗的外公，还想起了以前供职的律师事务所里一位在文革中被关押的老律师，和我的几位文革中遭迫害的当事人。在我出生那年，文革已接近尾声，一个襁褓中的婴孩尚不知道自己来到的这片土地浸透了人血和泪水，布满了冤魂和白骨。小时候在家里父母很少讲起文革期间的事，我对文革的了解几乎全是从少年时代开始通过书本阅读了解到的，因为对文革并没有亲身的体验，这难免影响我对于现当代中国政情来龙去脉的准确评析，以及带有“中国特色”权威体制的深入思考，因此阅读是我对这段史实的主要“补课”方式。类似上面的文字以前我在一些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里头均读到过，可以说对这种文字描述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但捧读程宝林的这本文集，仍然让我不时心有余悸。读到这段椎心泣血的文字，不免联想到近年来肇始于重庆、且有蔓延之势的唱红歌运动，那一幕幕红旗招展、红衣一片、红色“革命”歌曲响彻云霄的一幕闹剧兼丑剧让人有时光倒流之感，更有文革重演之虑，值得人们加以警惕。
程宝林说他修改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中国各大影院上映日军屠杀中国人的影片《南京！南京！》，他说：“大兴县委干部张连和所实录的屠杀暴行，比日寇的暴行，更加令人发指，因为，这些屠杀是在这批县委干部的旁观中实施的。”他继而语带悲愤地质问：“如果说，日寇的凶残、毫无人性，是因为他们是异族，这些灭绝人性的‘革命者’，杀的却是在一块地里干活，喝同一口堰糖水的相亲啊！”这一声质问实在发人深省。是什么原因，让四十多年前这些“革命群众”——其实都是些平日里普普通通、老实本分的村民，以赤裸裸的暴力对付同一个村子里的村民，实施出比日军南京大屠杀更残忍、更冷酷的屠杀暴行？对极权主义有深入研究的汉娜•阿伦特认为，极权制度中有一种“平庸的恶”，她分析道：“一个平庸的人面对一种黑暗权力，人们通常相信根本无能为力，只能毫无抵抗地依附其中。潜藏在黑暗权力背后的都是一个个非常实在的组织，人们面对它肯定会做点什么。因为人类所具备的“共同的主动性”，即，较之某种以命令、顺从和不负责为基础的专政体制，人类的这种共同的主动性将更有效能，换言之，权力终归是抽象虚无的，真正使黑暗权力变为现实的是实实在在的组织。正是因为艾希曼之流的平庸与肤浅，他们轻易放弃自行思考、判断乃至积极对抗的权利，使得黑暗权力得到坚固，使得对犹太人的屠杀变为现实。”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南京大屠杀，再到大兴大屠杀，诸如希特勒的恶、东条英机的恶、毛泽东的恶这般“极端的恶”高高在上进行怂恿、操控和指挥，固然是罪魁祸首，或是犯罪学意义上的首犯，无疑罪不容诛；而千千万万个下属或平民施行出来的“平庸的恶”，却也同样难辞其咎。当这些“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服责任的平庸无奇的罪恶”无条件地去拥护和服从，具体地去实施、操作对另一个群体的疯狂杀戮时，大规模惨不忍睹的灾难和浩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程宝林看来，中国那段极左年代的历史与纳粹德国时代的残暴不分轩轾。他在《让那冤死者，安息！》一文中如此评说：“在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7年里，中华民族无数的优秀人物，特别是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仅仅因为一两句激愤的话语，一两幅心血来潮的“反标”（“反动标语”的简称），甚至，一封未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从未寄达收件人手里的匿名信，就遭到了毫不留情的虐杀。写一封信都会掉脑袋，如果这不算法西斯，那希特勒的德国，就绝算不上是人间地狱。”确实，中国极左年代所实施的阶级灭绝，与纳粹德国施行的种族屠杀相比较，其残酷、卑劣和下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两大人类史上空前的极权主义灾难，给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留下了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记录。但令人惊异的是，这两大历史性灾难何以发生在东、西方两大曾经以优良文明传扬于世的国度——作为近代哲学的故乡、古典音乐发祥地的德国，和拥有人类最古老文明之一、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国？并且，它们一手造成了如此长年累月、腥风血雨的恐怖暴政，两国的民众居然没有起而抗争、试图将之推翻，相反，却时常表现出集体的和个人的感恩戴德、甚至于顶礼膜拜、狂热地加以拥护？
显然，仅仅归结为支撑它们的两大支柱也即谎言宣传和暴力统治的话，尚不足以解释这一人类政治史上的罪恶之巅峰。对此，曾被以“颠覆共和国”入罪坐监的前政治犯、捷克剧作家哈维尔的观点是，“通过否定历史，权力不仅为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辩护，并且为其作为极权主义政权身份辩护。这个身份也有一个坚强的意识形态的庇护所：如果最初不是从一种意识形态中吸取力量——这种意识形态如此自满以致轻视除它以外的任何其他观点，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及这种使命所带有的所有特权——这种只存在一种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将很难存在，更遑论发展和壮大。”而另一位坚定批判权威主义的哲学及社会学学者卡尔•波普尔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论断对于近代社会历史具有非同小可的影响 ，它导致这样的结论：拒绝共产主义的人是严重的罪犯，因为他们居然反对必将来到的事物。这是一种只能带来灾难、不幸和恐怖主义的论断，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意识形态，这样一种理论必然要造成大批人牺牲。因为我们自以为知道的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知道的。”
极权主义披上了一层 “崇高、远大、纯洁”的意识形态面纱，构建了一套乌托邦工程的神话、或类似宗教般的“信仰”。不管是纳粹德国的“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还是极左中国的“解放全人类”抑或“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都描绘了一幅令人心荡神驰的未来图景，这种无比美好的远景诱发了民众内心的狂热，和对现实世界的忍耐，人们像是灵魂附体似的纷纷加入到一个为“伟大理想”而奋斗的集体队伍中去。在“崇高”的目标之下，可以为所欲为。在“远大”的理想面前，人命一钱不值。地上的天堂没有建成，却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这样一种波普尔所称的“非常可怕的意识形态”，同样是程宝林痛彻心扉、并加以深切反省的，他将之称为“以‘仇恨教育’和‘社会暴力’为基本特征的，具有原教旨色彩的共产主义理念”、“一种偏执的信仰”。在《对生命视若无睹》一文中，他感叹道：“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爱这个，要爱那个，不是党，就是主义，却从来没有人教育我们：首先，要爱你的家人；进而，你的邻人；进而，你的同胞；进而，作为整体的人类，和作为个体的：人。”。在《是勇敢，还是愚昧》一文中，他痛斥道：“我们的社会，一以贯之的是这种漠视个体生命，甚至鼓励未成年人拼命、不要命的野蛮愚昧教育，似乎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为了社会、为了祖国，为了一切高尚的、伟大的理由，任何个体生命的丧失，不管他们多么弱小、幼小，都是正常的，应该人人仿而效之。”
我并不完全赞同程宝林的观点，譬如他对方志敏“献身”的所谓“民族解放事业”的正面评价，譬如他对温家宝在零三年非典和零八年汶川大地震中表现的表扬，譬如他对“中国的领导人，一代比一代，更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效率。”的评价，譬如他对“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富裕，人权纪录也逐步改善。”的形势判断，譬如他“更乐观地相信，中国的大街上，将再也不会聚集起狂翻漫卷的旗海、……、以国家面目施行的暴戾。”等。这些少数夸赞式的评析和展望，使得整本文集总体上呈现出来的现代公民制衡意识、和独立知识人的批判精神，稍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且彼此存在着局部的冲突。
以我对他本人及其作品的了解，我感觉他身上既有一种来自乡野、远离庙堂的中国传统底层社会的自由精神和不甘受制于体制的诗人的傲骨，但同时，可能因为他曾经多年体制内媒体的编辑、记者职业生涯，使得文集中部分文章仍囿于“体制内思维”的思维定势。在上述问题上，我愿与他及所有持此类观点者商榷，当然，没有人能声称完全掌握真理，但我们至少可以往真理的方向靠近。但是无论如何，他的言说真相、呼吁维护人权、批判极左政治的文字工作是令人钦敬的。在当今中国谎言弥漫、人权阙如、极左思潮涌现的情势之下，作为文学写作者的程宝林的言说，确实正是索尔仁尼琴提倡的“文学所蕴含的真实的力量可以摧毁谎言构筑的世界”的体现。除了他对真相和人权的维护、对极左政治的批判以外，我也赞成他的若干观点，在微观方面，譬如他呼吁重视程序正义、主张轻刑主义、主张废除死刑、质疑运动式严打、质疑公审、批判本能的爱国主义、呼吁宽容意识、肯定台湾民主，等等；在宏观方面，譬如他呼吁尊重个体生命、 呼唤由“官本”社会转变成“民本”社会、呼吁建立公民社会、民主社会、法制社会与人权社会（应为“法治社会”），等等。
程宝林在文章中自言“身居海外，我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感，主要来自古代中国”，我想，此处他指的应是古代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古典时代文化的中国确有令人向往之处，而当今时代文化的中国百弊丛生，经济的中国畸态日兹，道德的中国堕落沦丧，政治的中国危机四伏，人权的中国令人心寒，依赖“精神海洛因”自我亢奋的，是以社会失控性沉沦和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换来的物质总量增长、举国体制成果和虚浮的“大国崛起”形象。而社会乱象频生、群体事件激增、环境严重污染和无数国民个人在公权力肆意侵害下的痛苦呻吟、冤苦无告，凸显当今中国的“金玉其外”丝毫遮掩不住触目惊心的“败絮其中”。在举世奉上“崛起”、“奇迹”、“盛世”的滔滔称羡赞誉声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胡适当年哀叹的“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那样，而是忧心忡忡地指出了今日中国之“真相”——譬如北京学者秦晖形容的“低人权优势”国家，譬如法国学者索尔孟形容的“谎言帝国”，譬如香港学者林沛理形容的“道德残缺国”，等等。这些学术概括绝非夸张之词，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今日中国仍然踽踽于现代文明的轨迹之外，社会溃腐倾颓，时势已然危殆。今日中国需要的不是“大国”“崛起”、维护“稳定”，而是体制转型、精神重建。今日中国需要的不是御用文人的邀宠献计、恬然鼓噪，而是独立知识人的哀鸣如鸽、咆哮如熊，比如冉云飞的“日拱一卒”，又比如程宝林的拳拳呼吁：“我们是喝人奶长大的，我们要有人味。”、“但有两样东西，迄今还遥遥无期：言说的自由，与免于恐惧的自由。”、“社会将它的全部成员——人，当人看待。进而，将人，当公民看待。” 、“我们在一个严厉的、严酷的、非人道的社会里，生活得还不够久吗？同胞们！”、“每一个中国人，作为生命的个体，作为社会的一员，拥有了尊严和自由，拥有了凛然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包括言说和批评的权利。”
此外，《洗白》一书作为一本思想随笔文集，除了本书随笔作品的文风之外，在我看来还另有两个特色：其一是，书中大多数文章的行文方式，是程宝林以自己在中美两国的亲身经历入手，运用写实主义的笔法娓娓而谈，或者是从公众熟悉的一些公共事件谈起，带有较浓的散文风格和文学色彩，令读者读起来感到亲切，且让读者更加能够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理解作者的价值取向；其二是，书中的四个辑子均以程宝林的一首诗作开头，四个辑子的名字也取自四首诗的标题，展现出作者同时作为一名诗人的才华。四首诗中我尤喜第三首《自费》，这是一首纪念反抗极权主义先驱林昭的诗歌，读来令人嘘唏不已：五分钱／在今天，在我的祖国／连一根冰棍也买不到了／这样要命的夏天 当年，在上海的一条小弄里／几件制服、几顶大盖帽／敲开了一户人家／以国家的名义／向一个母亲／索取这笔欠款 这是一粒子弹的价格／这是一次自费死亡 上海的龙华／花像血一样绽开／1931年，有柔石／1968年，有林昭
程宝林在本书后记《言说，及免于恐惧的自由》中有一句话，袒露了自己进行思想随笔写作的内心驱动力：“对于尊严怀有渴望，对于自由怀有信仰，使我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笔，探入了思想随笔的领域”。这是一种反抗黑暗的写作，这是一种渴望光明的写作，也是一种承继中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写作。与此同时，他自言“寄身海外，仍不能免于恐惧！在恐惧中期待，在期待中恐惧。”我能够理解他“出于灵魂深处的恐惧”，同时感到无比的辛酸。生于这样一个冷酷无道的体制，有谁不感到恐惧呢？但就像冉云飞所说，“恐惧并不耻辱，用尽一切办法想让你恐惧的人与机构，才是真正的不良。”从这位去国多年、虽已长年身居海外却仍不免恐惧的文化人身上，我看到了黑暗宛若高天撒下的网罗般漫无边际，也看到了呼唤真相、维护人权事业的艰难和任重道远。加谬在散文《热爱生活》中说过，“没有对生活的绝望，就没有对生活的热爱。”这句话用在程宝林身上似乎很贴切。正是因为深深体验了黑暗和绝望，才更加激发了他去戳穿遍布的谎言，去恢复被遮蔽的历史，去呼唤“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去为真相和人权建言发声，这是他绝望过后仍然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洗白》一书中，我看到了心怀恐惧仍然不惮言说的学人本色，也看到了人类的自由精神和尊严意识正如《圣经》中所说，“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因为人类有追求真相的本能，有追求人权的天性。
写于二零一一年六月二日至六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