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伟这个名字，我接触很晚，但一经接触就深抱敬意。这是一位逝去的儒家自由主义者。
去年底，我接到台北邮来的快件，里面正是刚整理出来准备付梓的周氏自传《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从家世写起，一直到西安事变，这当然只是传记的一半。于是，连续若干天，除了上课，就是读传。
我们现在知道的周德伟（1902-1986），只是几个基本情况：湘人，上世纪20年代在北大读书，30年代留学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哈耶克。1937年回国后在湖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授若干年，1942年又转入中央大学。其后进入政府，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关务署长。后半生在台北度过，关注思想文化问题。晚年至逝世，侨居美国洛杉矶。
这样的线条当然很粗，他的自传无疑可以丰富我们对这样一个亦学亦政人物的理解。尽管自传本身偏重于“政”，但周德伟是典型的学以致政。观其政不可不观其学，观其学则脉搏有二：一为孔儒之学，二为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于儒学和自由主义两者间作交互阐释，是周德伟晚年的学业；而以儒家治天下的抱负兼以自由主义的知识运作于职守，则是周德伟一生的“政业”。两者结合，不难凸显周德伟这样一种中西两致的“儒家自由主义”形象。
《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是我写周德伟的第一篇文字。他之不喜欢《新青年》，乃是我个人欣赏他的触点。“《新青年》给时代影响甚大，但我不大喜爱，我嫌《新青年》的文笔太泼辣……”读过周氏自传，可以发现，周德伟不喜爱《新青年》，委实还有他没有说出的缘由。
新文化运动从文学革命、文化革命始，推向政治革命，《新青年》是其中的推手。针对革命，周德伟在其自传第一章有过这样的讨论：“故予常感革命事业，只应革腐败政府之命，不应革社会基础之命，传统文化之积累，岂能一朝尽革……如必欲尽去旧有之传统而后快，则真历史文化发展之罪人也……”
问题在于，传统文化被革去之后，出现了价值真空，这时并非自由主义取代了传统文化及价值，甚至只要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必不会用推倒的方式取代传统文化及价值。周德伟后来在论述哈耶克时，不止一次引用哈氏这样一层意思，十分精彩：自由不仅是一种价值，而且是一切价值生长的园地。在这片园地里，自然也有传统文化生长的空间。
读其自传，可以发现，周氏其人不但是一个纯粹的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很纯粹的恪守旧道德的儒生。第十七章是记述他自己在英伦的留学生活，有一节概述颇能说明问题：“余自入研究所后，选择哈耶克为指导教授，对彼所主持之讨论班从未间断参加，仍每二星期访罗宾士一次，报告学业。对负盛名之拉斯基及希克斯等名人在课业外，各仅会谈一次。留英三年从未涉足舞场及电影院。”这是海外留学式的“三年不窥园”。所以，周接着说，“不解音乐及西方美术，……实为余之大缺陷，注定余之旧式儒者生活。”
然周德伟的儒生形象非仅表现在“旧”的生活方式上，他的道德奉持毋宁也是“旧”的。周传中有他读北大休学一年回家亲侍父疾的记录，父亲去世后，因养家之需，遂彻底放弃北大学业，致使未能获得北大文凭。晚年写传时，周德伟谈及这些时说“此虽细故，愿述于此，俾后辈知余之一辈如何奉养长辈也。现在儿女均在美国，美国制度，养老由政府担任，就业人员均只自顾其小家庭。余之儿女虽未染此恶习，但中国文化传统亦不可不令彼等知之”。
周德伟在政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经济上是一个市场主义者，文化上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晚年有一项工作很有意义，即着力于自由主义和传统儒学这两种文化的内在沟通，使其彼此发明（周自己的语言是“互相验证”）。在他看来，儒学中亦有今天自由主义所尚崇的多元成分，如《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另外，借助哈耶克的表述：“给予一人之自由，必须平等地、无条件地给予人人，否则为特权。”据此，周德伟则以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相对应。此即自己要想有所建立，必得让人人都能有所建立。
当然，更重要的，周德伟师从哈耶克，哈氏虽是德语学人，但承袭并推重的是休谟那一路英伦三岛的自由主义经验传统，强调社会生长的自生自发秩序。不但这种秩序本身就表现为一种自由秩序，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秩序中，自由才能发挥其生命而不致被摧毁。
对重经验、重传统的英伦自由主义，周德伟食髓知味。
《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周德伟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1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