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材粗壮，像个工人，一点也不像知识分子”。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午后，崔卫平回忆起米奇尼克的身材、困惑的表情、结结巴巴的法语，还有他们在餐桌上一起唱起的波兰工人之歌。
她留着短发，面目清秀，一些时候，还流露着少女式的快活和敏感，这个人的、直观式的记忆碎片，似乎比喧嚣的思想与争辩令我印象深刻。
在过去的几年中，崔卫平是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一个独特声音。在知识界，她以米奇尼克与哈维尔的翻译者著称，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她是一名文化、社会批评家。她分析中国电影的堕落、支持“草泥马”运动，鼓舞青年人的个体反抗，用她的自己话来说，这都是不断进行的“小型公共空间的演习”。
她也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异议者”，她写公开信声援天安门母亲，签署《零八宪章》，这些触犯政治禁忌的行为在2009年冬天达到了顶峰，在刘晓波被判决后，她通过电话、邮件、传真访问了几十位重要的中国及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作家与艺术家，征询他们对这一判决的简短看法，把这些看法以第一时间公布到网络上。这一行动令北京政权尴尬不已。
她也为这些行为付出了代价。她的电话被监听，不能出国访问，不能出席北京的一些活动，在敏感的日期被监禁在家，而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那天，与朋友吃饭也成了问题。极权的元素依旧无处不在，中国社会却已不是僵死的铁板。她仍享有某种空间，继续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偶尔还能在漏洞百出的审查制度的缝隙里出版一本随笔集。
一些时候，她毫不扭捏地称自己是一名“驯虎师”，所作之事多少像是“与虎谋皮”。这只老虎不仅是现存的专制政权，更是一种普遍的绝对权力，权力的本性正是要扩张、吞噬。所以，她提倡的抗争也从不是狭义的政治权力与领域，更是要回到非政治世界，回到丰富、无限的人类生活，先有自我变革、社会变革，才有政治变革。
她这一系列行动的理论支持主要来自她翻译的米奇尼克，还有更早的哈维尔。这既是偶然的相逢，也有某种必然色彩。
对我来说，崔卫平吸引我的不仅是她的勇气与见解，更是她言行中透露出的浓浓的个人色彩。不管是在谈论公民社会、专制的邪恶或是人性的幽暗，她从未放弃个人的声音。不管她的理解是否足够深入与全面，你总感觉得到一个人不断地自我追问、怀疑，挣扎着了解这个世界。你感觉得到，她理解世界的过程与自我发现的过程，是平行、交织的两条线，它们相互缠绕与激发。
这与熟悉的知识分子的论述大不相同，不管是在批判、赞扬还是分析，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太习惯于从一个全能的视角出发，他从自己分析与批评的对象中抽身而出，既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又有免于责任的自我正确感。但崔卫平却坦然于自己的感受，在说起著名的电话征集观点的行动时，她说“自救”也是重要的原因。同是《宪章》的签署者，她不知道还有谁会成为下一个，明确地表明立场，倒是一种更有效的自我保护。
这种声音或许与她的女性身份、成长记忆、对文学的兴趣都有关。她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在文革发生时，她仍是小学生，这给予她特别的经验。父辈进入了五七干校，姐姐们则串联、下乡，而她则掉入了“历史的缝隙”，无力卷入其中，像是“腹腔中一截盲肠”。
这经验可能给予她双重的遗产。一方面，这赋予了她旁观者的身份，边缘使人冷静，免于集体的狂热，回归个人，另一方面，她从未经历过青春式的反叛，在一个少女准备对抗家庭的年纪，她一心期盼父母与姐姐的归来。我多少怀疑，她在过去几年中的活跃姿态，既来源于她内心的信念，也多少像是一次迟来的青春反叛，它带着某种欢快情绪。
她的成长与那一代的大多数幸运者相似。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她进入大学。她心智的成长与八十年代的启蒙气氛重合。她沉醉于克尔凯廓尔、卡夫卡、加缪、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营造的语境中，他们描绘出的个人的脆弱与力量，表达出她的个人经验。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后，她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她嫁给了一位诗歌评论家，并开始业余写作。
语言与形式，总是最先吸引她的东西，对她来说，这也是理解自己与时代的前提。她感到最深的痛苦就是“不被允许开口的经验，被暗示自己的意见无关紧要的经验，被要求生活在无声世界中的经验”。
米奇尼克也是她这种寻找的一部分，他代表着一种描绘社会生活的新语言，是用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它也是一种“共同的语言”，促进不同利益、价值、立场的人们能在一个社会中共存、共处和共生的语言。
当找不到这种语言时，她就陷入了沉默，那种“日夜奔腾不息的大脑，不知道在想什么，也不知为什么”的感受。上一次这种强烈的失语感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她彻底沉浸自我的世界里，即使剧烈的政治、社会戏剧，她都隔膜在外，甚至人们在公共事件中的满足与兴奋，她也倍感怀疑。
这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三年。中国社会、还有她生活的小世界又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她多年的挚友身在海南，上午接到电话去看钢材，下午倒卖出去，第二天则贩卖彩电。这崭新的逻辑开始冲散知识分子群体。与之前的政治迫害不同，知识分子不用再下乡、关入牛棚，而是向他们敞开赚钱的机会。
在朋友留下一些的旧书里，她翻到哈维尔，另一位中欧作家。她对于作者一无所知，她后来说，倘若她知道这作者已成为一位总统，必定毫无兴趣翻阅，她似乎天然地厌恶权力。
她几乎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征服了。她读到的第一篇是《沉默的解剖》。那是哈维尔写于一九八四年八月的作品，他剖析了捷克的异议者们面对出发点美好、却思维简单的西方人的复杂与无奈的感受。“他说出了我们感觉到的、却无法表达的东西”，她回忆说。
她被他的语言冲击，那里面充满着自我反省，在坚定的信念的同时、又是不断的怀疑。“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在随便翻开的一页上，她读到这一句，尤其是“也许”两个字。而在另一个段落，这个捷克人又写道，他不喜欢一种意识形态，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比这种意识形态所表达的要‘复杂和神秘一千倍’。
她决定把这些篇章翻译成中文，没考虑它是否会出版。对她来说，这也是个神秘的治疗，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
她正患着肺结核，需要日照，她就趴在阳台上一个小桌子前，让阳光打在背上。她忍受着难以喘息的肺，开始翻译《致总统胡萨克博士的公开信》。
写这封信时，哈维尔也正处于一个难以名状的压抑时刻。这是一九七五年，距离“布拉格之春”已经八年。在六十年代宽松、自由、富有创造力的气氛嘎然终结后，先是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昔日活跃的作家、诗人、编辑、艺术家清洁大楼与地面，在工厂里焊器件，做泥瓦匠。政府颁布了各种禁令，赤裸裸的谬论又占据了上风。
在这惊恐又精疲力竭的时期之后，一个致命的平庸年代到来。政府加紧了政治与思想的控制，却开放了消费世界，人们躲入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只关心食物、家具、车子、乡间的别墅，生活被降低到蔬菜和生物学的水平。个体尊严与公共精神的消亡，也意味着社会的冷漠、道德水准普遍下降。富有讽刺性的是，这个过程是以“正常化”的名义出现。
但这真是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吗？哈维尔意识到，这种气氛腐蚀了社会肌体、也侮辱了个人尊严，把人弱化成低等的消费动物，抽空了他们的道德与思想维度。他这样形容这条“正常化之路”——“迄今为止，您和您的政府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轻松自如、但对社会却是最为危险的道路：为了外表形象而使内部腐败的途径；为了不断增强统一性而使生活死水一潭的道路；为了微不足道地保护你们自己的权力的理由，而加深我们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危机，以及无休止地损害人性尊严的道路。”
公开信轰动了整个捷克社会，人们私下抄送、传阅，它刺穿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沉闷气氛。它也是哈维尔的自我治疗。他的内在流亡已进行了好几年，他躲进山间的别墅，在啤酒厂做一名工人，他仍写作剧本，但这种载体，那种轻快的、嘲讽的、对话式的表达，既不能在新现实中生存，也难以诉说出新的时代精神。
内省的、分析的长篇散文，似乎是一种更适合的体裁。他感到呼吸都轻松了，因为不必再拼命压抑心中真理的声音，他的腰杆也挺直了，没人再可以谴责他毫无作为。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抗争哲学也逐渐形成——“不再等待世界自身去改善，而是开始使用自己的力量去参与那个世界，或至少可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一名捷克异议者二十年前的声音，打动了一名北京知识分子。崔卫平几乎感觉得到思维在大口地深呼吸，头脑中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她着迷于哈维尔的平衡感，是细节与整体气氛、理性与感性、局内的深切与局外的清醒、行动者与思考者的平衡。个人尊严是这一切思考的出发点。
她或许感到，中国也在进行一个“正常化过程”，中国社会也在上演另一个哈维尔所描述的荒诞剧。“我们公开地被贿赂”，人们在“阻力最小的方向上释放自己的能量”，有意忽略、最终遗忘在精神上、道德上、人的个性发展及尊严上被侵犯的程度。
她最初的篇章是以打印稿形式示人的，大约五十份，在朋友圈子中流传。毫无疑问，它震惊了他们。但在这新的时代气氛中，这声音不管多么迷人、富有穿透力，注定是微弱的。大多数人正激动地迎接经济时代，它其中蕴涵着无穷的自我满足与自我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