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希伯来书》
“曹大和，这个贵州省仁怀市高大坪乡银水村高路组的贫地农民，在被送回家乡的火车之上，被捆绑了一夜，之后死去。土地流转改革前夜的中国，贫地农民曹大和、文盲农民曹大和、寡言农民曹大和，非正常死亡了，他本来是去修铁路的。”
上面这两段话，出自《潇湘晨报》昔日的一则新闻报道，标题是“贫地农民曹大和的死亡之旅”。两年零七个月前的一个夜晚，当我读到这则报道时，立时将这段文字摘抄进了工作笔记，计划日后写一篇文字，来祭奠这位非正常死亡的贵州籍农民。两年多来，这段文字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连带着一股悲愤和痛心入骨的绝望，提醒我不要忘记两年前一个年轻生命的生与死、痛与辱。今日铺开稿纸，面对你的生平，我素昧平生却又时常挂念的受难兄弟，文字是无能为力的，却是我唯一能做的。而你，是否已身处一个不再有歧视、折磨、侮辱和痛苦的自由国度？
两年零八个月前，也即二零零八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上午，你暂别妻儿，离开家乡贵州遵义仁怀市的高大坪乡银水村，与几个同乡一起乘坐长途大巴，去往广东卖苦力打工。生活的重担压在你年轻的肩上，在村里，你的一家四口只有六分田，仅靠这份微薄的田地，一家人连吃饭都成问题。在此之前，你曾两次与妻子一道外出打工，均是前往福建晋江的一家纸箱厂。第一次是在四年前，只念到小学三年级的你，因为不认识纸箱上的字，只做了四个月就被辞退；第二次是在一年多前，你们夫妻俩再次来到晋江的这家纸箱厂，你在妻子堂弟的帮助下适应了工作，后因为小儿子的出生，你们在春节前夕再次返回。回到家中的这大半年来，你靠在乡里打零工养家糊口，你给乡里需要装修房子的亲戚、熟人做建筑工，还去过附近的一家塑料厂做过临时工。到了九月份，因为揽不到工，你开始整日发愁一家人的生计。忧愁，使得本来言语就少的你，显得更加郁郁寡欢了。
最令你忧愁的事有二：其一，你不到一岁的儿子每天要吃奶粉，三岁的女儿经常跑到邻舍的一家小卖部买零食吃，而你又非常疼爱孩子，宁愿大人节省一点，也要让孩子吃上奶粉和零食，你心里盘算了一下，两个孩子的奶粉和零食开支，日均花销约二十元左右；其二，你家的三间房子已经老旧，其中的一间地势过于低洼，每到下雨天房屋就会被雨水淹没。你筹划着要将房子的地基加高，再将地基往屋后拓宽，重新盖一座房子。这两项在今日“经济崛起”的中国并不算多大的开支，就买去了你几乎所有的笑容。我知道，在西部的贫困山区出生，就注定了你的一生将在困苦中流连，在忧愁中度日如年。可是如果你知道的话，在今日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农村、山区甚至城镇，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们也在贫困线边缘艰难度日，或许你会觉得命运于你，倒不一定是太过悲惨的罢。
就在你整日寻思在哪能揽到一份工的时候，你听说同乡的李永昌等人在遥远的广东揽到了一份给铁路挖隧道的活，每天可挣七十元钱，尚需要人手。得知这一消息后，你决定跟他们一道去广东试试打这份工，但是最近家中颇为让你放心不下，尤其是刚刚学走路的儿子不时跌倒，母亲的身体状况最近也不太好。你识字不多，几乎认不全汽车上标识的地名，连普通话都不会讲，所以每次出门都不敢独自一人，要和他人一道外出才不至于搭错车。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左右，你与几位老乡一道，有些魂不守舍地，踏上了去往广东的打工之旅。临别时，妻子不停嘱咐你出门在外要小心，她看出了你的恋恋不舍，和眼神里的一丝不安。只是她没有预料得到，这会是她今生看你的最后一眼。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长途大巴抵达广州。包括你在内的务工队伍汇合，一起前往位于佛山的武广铁路金沙洲隧道工地。你们一行人住进了工地的二层活动板房，你被安排住在了高大坪老乡住的九号宿舍。次日上午休息，这天下午许是太惦念家人，或是长途跋涉身体不适，或是其他不为人知的缘故，周围的人发觉你出现了异常举止，据事后前去采访的《潇湘晨报》报道：“到了下午，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曹的异常举动，在工地上跑动，嘴里胡乱念叨着着诸如儿子掉进水沟里，哥哥和嫂子吵架，妈妈摔跤了之类的话。更危险的是，当晚曹还跑上了高速公路，被拉了回来。二十四日下午，李永昌打电话通知了曹的家人。李打电话给曹的妻子熊堂连之后，要曹与妻子通话，熊堂连称，当时她感觉到丈夫非常想家，‘好像马上想见到家人一样’，于是托李找人将丈夫送回。她认为丈夫出现那样的状况，是因为太想家里人，夫妻结婚十年来，这是第一次长时间分别，此前不管去哪里，他们都是在一起，每天晚上丈夫都是等自己睡下才关门睡觉。”九月二十四日晚，受你妻子委托的李永昌与另两名同乡一道，陪同你去往广州火车站，准备返乡。接下来在列车上的十几个小时，这个世界正常地运转着，却是你噩梦般的旅程。旅途的终点站，却不是你的家乡，而是你生命的终点。
这趟列车是广州至遵义的第1291次列车。它大概是中国票价最便宜的列车之一，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其设施条件、服务质量的不尽如人意。每年，成千上万远赴广东打工的西部地区的农民，都是乘坐这趟绿皮火车来回往返。车厢里通常怪味弥漫，乘客的嘈杂声夹杂着列车行进的隆隆声在车厢里回荡。这天，你与三位同伴购买的车票是最便宜的六号车厢硬座车票，临近餐车也即列车乘务人员的工作场所。列车于当晚二十三时启动，上车后约一个多小时左右，你再次出现举止异常，不时大声说话，显得有些躁动不安，一度还突然站起来大声喊叫，同伴见状立即用力将你摁下座位。这声音在夜间显得有些刺耳，引起了车厢内其他乘客的注意，有人报告给了乘务人员。现在回过头来看，李永昌等人送你返乡回家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在佛山时若及时送你去看医生接受诊疗，才是明智之举。事后医学专家只能根据症状推测，你患上的可能是狂躁症，或是妄想症，而长途列车上因为人流多、空气不流通、旅途时间长的缘故，旅客诱发“旅途精神障碍”的现象并不鲜见，就你而言，数日内两度长途往返，加上缺少休息，有可能诱发的就是这种“旅途精神障碍”，也许会慢慢自然痊愈，或稍加治疗即可康复。但无论如何种种迹象均显示，你对周遭人群并没有明显攻击性，在大声说话时你并没有走出自己的座位，也没有与他人发生争吵或冲突。过了没多久，只见包括列车长在内的几个乘务人员走了过来询问情况，此刻你正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列车长手里拿着一筒六厘米左右宽的鲜黄色胶带，看起来很粗，也非常地结实。他决定用手中的这筒胶带，对你实施捆绑。
这种原本是专门用来封箱子用的厚实胶带，现在却反而用到了一个合法公民的身上。作为乘客，在列车上你本应接受的是服务，却受到了虐待。作为病人，你本应接受的是救助，却受到了折磨。列车长原本只是铁路运输企业的一个乘务员工、一个企业职工，其权力——不，恰当地讲，应是服务范围，只是在列车上提供旅行和运输服务，附带履行部分的行政职能而已。列车长，是绝对没有司法权的，换言之，他绝对没有权可以决定、实施去强行捆绑一个乘客，一个疑似病人。但这本不应发生的一幕，还是发生了，这不是英国作家奥威尔政治讽刺小说里的“一九八四”，而是现实中国世所瞩目的二零零八。
身穿铁路制服的列车长先将你摁倒在座位上，然后用胶带对你实施捆绑，他捆住了你的手臂、肘部、胸部连同身体和膝盖以下的部位。你本能地挣扎着，胶带在你的挣扎下摇晃起来。很快因为松动了，列车长又再拿来一筒胶布，这次他绑住了你的手腕、脚踝等关键部位，令你再也无法动弹。你的上臂和胸部连着上衣被缠绕了若干圈，膝盖以下也被缠绕了若干圈，缠绑的宽度约为七至十厘米。你疼痛难耐，躺在座位上不住地抽搐、滚动着，衣服、裤子上均沾满了黄色的胶带痕迹。你的脸因为痛苦而变形，你的呻吟渐渐变成了嚎叫，那哀号声如同山中受伤的野狼，或急或缓地回旋在车厢的上空，显得分外凄厉、无助。
可怜的你时不时地试着向他人求救，哀求周围的人松开对你的捆绑，但是没有人为你解开，没有人。护送你的同乡事后称，他们慑于身穿制服的列车长的权威，才不敢反对，也不敢私自解开捆绑，“一下子来了那么多穿制服的‘大盖帽’，吓得我们几个打工仔什么话都不敢说了。”而车厢内的其他乘客大多也是来自贵州、广西去往广东打工的农民工，与你们一行四人同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制服和“大盖帽”的威严之下向来是“沉默的大多数”，或是抱着看热闹心态的“看客”。也有人对此提出微弱的异议，但搞不清楚“列车长的权力究竟大到什么地步，是否能够随意决定强行捆绑一个病人”。有些乘客低声抱怨你“杀猪般的嚎叫”打扰了自己的睡眠，有些乘客则不时蹓跶过来看看，再回来聊聊看到的情况，你的被捆绑为这个漫长的旅行增添了谈资。事后一些乘客表示了自责，一位黄姓乘客事后坦言：“在这个事情中，我就像鲁迅小说里描写的看客，我非常鄙视我自己。”这一夜，列车长和其他乘务员没有过来看过你一眼，更谈不上过问被缚者——你的进食、饮水、大小便问题以及身体是否出现不适。
捆绑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捆绑是以极其粗鲁的方式施行，捆绑打着维护公众利益的名义。这个国家向来有着以良好动机、或是美好愿望之名，行不公不义乃至罪恶行径的传统，当年伟大领袖发动大跃进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旷世大饥荒，也只是“好心办坏事”的执政失误而已。此前，有北京开展的“平安奥运”行动，将各地来京上访的民众或驱逐或抓捕，或遣返回乡。在列车上，也有诸如“营造和谐列车、融入和谐社会”、“谋求新发展、推进平安列车创建工作”等形形色色的活动工程，对各种扰乱列车秩序、侵害旅客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严打严整。相比这些行动的打击对象，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乘客、一个暂时出现举止异常的疑似病人，并不是随车叫卖、霸座卖座之类的扰乱列车秩序者，更不是盗抢旅财、流窜犯罪、网上逃犯之类的违法犯罪者，你仅仅是个在自己座位上大声说话的疑似病人，况且还有护送你的三名成年男子陪伴，既不存在现实的紧急的危险，也不构成对他人对自身对列车的威胁。但在“维护车厢秩序”的名义下，粗鲁地、放肆地、野蛮地对这样的一个疑似病人乘客，象对待犯罪嫌疑人或服刑囚犯一样采取“强制措施”，亮丽的口号碾过无助的躯体，虚幻的“人民”利益压倒现实的“个人”，人被非人化了。车厢就是缩小版的行进中的社会，穿制服者举上“绳索”，被制服者无声服从，旁观者不敢吭声，和谐重现，平安降临。当捆绑被贴上公义的标签，那么野蛮和荒谬就以“正剧”的形式堂而皇之地上演了。
可这一幕正剧却演成了荒诞剧，最终成为让世人良知颤栗的人道主义惨剧。让我们来看看令人望而生畏的列车长声称的“依法办事”、“依法约束精神病人”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铁路旅客运输管理规则》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列车内发现无人护送的精神病旅客，列车长应指派专人看护，公安人员应予协助，移交到站或换车站处理，不得转交中途站。发现有人护送的精神病旅客，乘务员应向护送人介绍安全注意事项，并予以协助。通常，在处理有人陪护、没有明显攻击性的精神病患者时，列车方往往将看护人和精神病患者隔离在一个房间。也就是说，退一万步讲，就算曹大和属于法定的“精神病旅客”，按照法律规定列车上乘务人员应做的事是，向护送人介绍安全注意事项并予以协助，或者将其本人和三位护送人隔离在一个软卧房间。（前已述及乘务人员并无约束乘客人身自由的司法权，此处不赘。）针对本起事件，北京回龙观精神科原主任医师席廷铭认为，其实也有更好的办法：“根据经验，比较好的做法是让下一站有关人员联系医生到火车站接客，注射一针镇静剂，能睡上十几小时，只需要几块钱。”
在司马迁的笔下，人的生命“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两千多年过去了，这句话在中华大地上仍然还没有过时。王实味当年在延安曾批评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如今已经被放大了无数倍地膨胀，惊人。几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有些群体的生命确实“重于泰山”，譬如说达到一定级别的“高级干部”，这些人“自己住高级病房不算，还要有一大群医务人员围着转，要进口世界最新最贵的药物和最先进的设备器材，供他使用，一天耗费20万块钱的医疗卫生资源，多活一个月6百万，多活三个月1800万，……”（《2008年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分析》，见周孝正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首都师范大学的社会学讲座）。而有些人的生命却是真的“轻于鸿毛”，譬如千千万万个“曹大和”，农民、农民工、失地农民、城市贫民、矿工……，只需几元钱的医疗药物或者列车上的软卧房间，是不会分配给他们使用的；譬如“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见《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再譬如“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见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潇湘晨报》报道：“有人说，如果他西装革履，会不会绑他？”，这句质问，道出了这起事件的真相，曹大和不是那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其面貌、衣着加上举止谈吐，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定然是来自西部贫困地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无疑，何况“见多识广”的列车长呢——是他可以任意训斥、说绑就绑的对象。托马斯潘恩说过，“富人的财产，就是另一些人的灾难。”这句话转换一种说法运用到当今中国社会里来可谓一语中的，特权阶层享有的利益，就是另一部分底层民众的灾难。前者的生命被抬高到无比重要的地步，为了让前述那些大多已垂垂老矣、甚至已成植物人的“高贵”生命得以残喘，可以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后者的生命则视如草芥、轻若蝼蚁，眼睁睁地看着他尚且年轻的生命一点点地丧失殆尽，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面对此情此景，在或沉默或围观、或漠不关心的全车厢乘客之中，也有援之以手的身影。这是一位名叫成淮强的基督徒，他与你素昧平生，却待你以手足之爱。他本来是在你后方的座位上的，因不忍心看到你的痛苦，特地坐到了你的对面来照顾你。他一边观察你的状况，一边和你的同伴聊天了解情况，在你被绑的这段时间里，他曾数次跑去找乘务人员，并声称你并无攻击性，微弱地请求为你松绑，但均遭到断然拒绝。看到你痛苦的表情，他不断地安抚你，将手放在你的额前唱圣诗祈祷，还剥了橘子一瓣瓣地喂给你，当他照顾你的时候，他记得你“会很温顺地顺从。”一位评论员对他如此评价：“幸亏有了成准强这样的‘公民’，还有网友黄先生等这些‘准公民’们，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因为他们（还有‘我们’中的一部分）良心未泯，所以，才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丝希望。……像成准强那样，如果‘我们’没有忏悔、自责的意识和关注他人的行动，‘我们’的社会就没有任何希望。”
次日凌晨六时许，获悉绑缚胶带的手腕部位挣开时，又一位“穿制服的”来到你跟前，此人是一位乘警。他走上前来，对你的手腕部位用胶带重新进行捆绑，你再次象上了手脚镣铐的重刑犯人一样动弹不得，痛苦加剧。这是对你施行的第二次捆绑。
次日上午九时许，发生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捆绑，同时也是致命的一次捆绑。当时，列车长在巡视路过六号车厢时，见你的胶带已被挣松成线条状，说了句“（胶带）怎么松了？”，转身就又去拿了一卷规格相同的黄色封箱胶带过来，再次对你实施捆绑。在将绑的时候，成淮强站起来大声反对，“原来的捆绑已经很痛苦了，不要再绑了！”，列车长置若罔闻。在一群围观的乘客面前，这次列车长将你的上躯干都绑起来了，因为你的上衣已经散开，胶带黏住了皮肉，接着腿部也被重新捆绑，黄姓乘客事后回忆说，“列车长象裹粽子一样加厚加紧了几层不干胶”，成淮强事后回忆说，“当时看了真是心伤。”在捆绑的过程中，有位乘客提醒说绑得太紧了，这时威风凛凛、果敢勇猛的列车长训斥道，“你是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
三次的捆绑，尽显捆绑人果断勇武、动作利落、威风凛凛之专业风采。中国火车上列车长和乘警的雄姿英发，实在是“大国崛起”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过了不到十分钟，你伸在凳子外面的双脚不断地来回抽搐，此刻的你已是脸色苍白得可怕，浑身直冒虚汗。目睹此状的成淮强马上跑到餐车，焦急地对着正在用餐的列车长说，“可能会出事啊！”。列车长回道：“出了事，我负责！”成淮强立即指着列车长说：“好，你负责，那到时我一定会作证！”这个时候的成淮强已经不顾一切了，说完之后他立即跑回车厢，向周围的乘客借了小刀，随即割开了胶布。但是此时此刻，生命已经开始从你的身上流逝，成淮强附在你的耳旁喊道：“兄弟，不能死啊。兄弟，回来啊！”他想死命地去抓住你的生命，但是他抓不住。事后他回忆当时场景，“但生命如同流沙，从指缝流出，怎么抓也抓不住，怎么拉也拉不回。”他给你喂水，你已经不能吞咽了，你的舌头开始变色，你的眼睛也不转动了，脸部变得面黄嘴黑，面色紫青，他摸你的脉搏和心跳，已经没有了。
一个上车时本来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样逝去了。
这一刻，车厢里的空气凝固了。一张从卧铺车厢取来的白色被单，盖住了你的面容。
护送你的李永昌打电话给你妻子，“曹大和死了。”他听到电话那端，你的妻子“嗷”地一声大哭了起来。次日你妻子说，你年迈的双亲一夜之间更加地苍老。
此刻，照顾你的成淮强低低地哭了起来，悲伤、愤怒和自责让这个三十四岁的男人泪流满面。事后自责不已的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一个人的死亡。”他对记者表白：“最开始绑的时候我很微弱地反对了一下，最后没有坚持下去，我跟我的朋友说，要是我的勇敢早半个小时，勇敢再大一点，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他更是不住地忏悔：“为什么我的勇敢迟到了半个小时？”
黄姓乘客事后回忆：“整节车都凝固了，是的，人人都在问、在自责，这列车除了哪四眼青年（作者注：指成淮强）谁没有责任？想想几次上厕所看到他，都多看两眼，恐慌闪亮的眼神，为什么只有怜悯，没有解救？我狠（作者注：应为恨）我自已，和大多数一样选择沉默。”
中午十二时，列车在广西来宾市停靠。这里本来只是你回乡途中的一站，你的遗体被停放在陌生的异地他乡。这儿不是你的家。
你死在返乡的途中，你死在回家的路上。你没能见到家人最后一眼，你死不瞑目。确实，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广西来宾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蒙国升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曹死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
你疼爱妻子，在家里以前都是你给她和一家老少做饭，每晚都是等她睡下你才关门睡觉。你喜爱孩子，常常带着俩孩子在屋子前后玩耍。但是，你再也见不到相伴十年的妻子了，你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了，你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了。你的妻子、父母也再也见不到她们的丈夫、儿子了，小姐弟俩也再也见不到她们的父亲了。你那粗糙枯干的双手，再也没有机会为妻子做一顿饭，为父母洗一次碗。你那有些瘦弱的臂膀，再也没有机会抱一抱年幼的孩子，为孩子挣一点奶粉钱。
你在被捆绑的过程中不时用老家方言喊叫，“天塌了，杀人了！”——不少乘客询问护送人你喊叫的这句话的意思，护送人一一用普通话予以回答。尽管你的抗议遭到漠视，尽管你的哭号受到嘲笑，但亲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从生到死，谁敢说你说的不对？！——自古以来“人命关天”这一谚语，就是中华民族既朴素、又深入人心的伦理道德观，古时就连处死江洋大盗也要经过朝廷三法司会审、待秋后行刑，如今当一个合法公民在号称“依法治国”的国家的列车上被强行剧烈捆绑，生命面临现实的且是巨大的危险时，这不是“天塌了”又是什么？当一套漠视生命、轻贱人命的制度系统以及观念系统，及这套制度系统的具体实施者对生命没有心存敬畏或是怜悯，而是怀着“维护列车稳定”、“弄死了也就赔几个钱”之心，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强行剧烈捆绑长达十多个小时，对受绑者几乎不闻不问，对异议的声音予以喝斥，对换一种适当方式处理的建议置之不理，以致最终酿成本可避免的命案惨剧，这不是“杀人了”又是什么？
你死于万众欢腾的日子，这一天是九月二十五日，这一天要被记入“正史”——当然不是因为你的缘故。这天，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在甘肃酒泉的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天还是北京奥运会闭幕后整一个月的日子。这天有隆重的庆祝，还有飘荡的颂歌。而你，曹大和，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务工农民，居于社会底层的疑似病人，在痛苦和屈辱中死掉了。浑身上下都是青紫的淤血痕迹，身旁散落着一节节的黄色胶带。
你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九岁，一周后，是你的三十岁生日。那一年，我三十三岁，是比你年长三岁苟活着的同龄人。得知无辜的你死于非命，想到羸弱的你死于惨死，我的心在流泪。
在列车上的十几个小时，你承受着难忍的捆缚，你有泪只能往肚子里吞咽。诗人臧克家在诗作《老马》中，描写了“老马”的悲惨命运：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前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这也是你的命运。你就是这首诗中的“老马”，你甚至还不如一批马——它尽管承受着重担和皮鞭，但至少还没有象你这样在捆绑中动弹不得，在折磨中慢慢死去。如果你读过鲁迅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的话，你一定也会觉得自己“所住的并非人间”。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你短短的一生从来就没有挺直过腰板，临死时你睁大了双眼，看着这个吃人的世间。
这是一个何等残忍的社会，专门糟蹋最病弱的人群。这是一个何等冷酷的国度，专门作践最底层的群体。再强壮的身躯也挣脱不开结实的捆绑，你的死让我从此对胶带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我想起了圣经里那个拥有上帝所赐超人力气的参孙，就连他也声称自己在被绳索捆绑后会如常人般软弱，何况你我这些凡胎肉身呢。在严实的绳索或者胶带面前，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脆弱得不堪一击。你的死让人再一次看到，真正需要捆绑的，不是象你这样的弱者，而是制度的恶。真正需要约束的，不是一国之民众，而是权力的恶。
你死了之后，成淮强开始奔波，媒体开始报道，司法程序开始启动，网络上开始热议。善良的人们期望法律能还你一个公道，更期望你的惨死能象二零零三年孙志刚事件那样，能够埋葬某些“恶法”，或是在某些领域推动制度性的改革。但是这些愿望几乎全都落空了，殷殷期望变成了奢望，种种努力最终成为泡影——你妻子代理律师提出的审理法院应予回避的申请被驳回，列车长被从轻发落，乘警未受到司法追究，没有任何一部“恶法”或法律条款，象零三年被废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那样被扫进时代的垃圾堆，也没有任何一个为人诟病的制度领域出现制度性的改革。马丁路德金曾憧憬的“平等泻如飞瀑，正义涌如湍流”的景象离这个国家依然如此遥远，城乡却依旧升平，颂歌也依旧嘹亮。
你死之后的这近三年以来，类似的遭遇不绝如缕地临到其他的农民或农民工头上，被钓鱼式执法的司机断指明志，因工染病的破碎工开胸验肺，被强制拆迁的房主无望自焚，摆摊的小商贩被城管施暴群殴……不计其数和你背景相似的国民在公权力的威势碾压下悽惨呻吟，冤哭无告。你们因出身而遭歧视，你们因阶层而遭逼迫，你们因身份而受难，你们沦为这个国家的“贱民”，你们成为落入罗网的困苦穷乏人。制度性歧视宛若弥漫在这个国家空气中的“三聚氰胺”，让你们跌入暗沉沉不见天日的深渊，即使再悲惨的事件、再汹涌的舆论也无法撬动坚硬磐石的冰山之一角。于是，还有更病弱的躯体遭到摧残，还有更年轻的生命死于非命。
再过四个月，就是你的三周年祭日了，你的坟头早已经干了，亲人的泪也已流干。届时我会为你点燃一支烛光，遥祭千里之外的那座孤坟。如今是晚春的五月，贵州高原的油菜花想必已是开得漫山遍野，只是你再也看不到了。在你被埋葬的那片土地，必也会有金黄鲜亮的油菜花在风中摇曳，那一簇簇花瓣全是温柔的爱和关怀。
写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下旬
————《希伯来书》
“曹大和，这个贵州省仁怀市高大坪乡银水村高路组的贫地农民，在被送回家乡的火车之上，被捆绑了一夜，之后死去。土地流转改革前夜的中国，贫地农民曹大和、文盲农民曹大和、寡言农民曹大和，非正常死亡了，他本来是去修铁路的。”
上面这两段话，出自《潇湘晨报》昔日的一则新闻报道，标题是“贫地农民曹大和的死亡之旅”。两年零七个月前的一个夜晚，当我读到这则报道时，立时将这段文字摘抄进了工作笔记，计划日后写一篇文字，来祭奠这位非正常死亡的贵州籍农民。两年多来，这段文字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连带着一股悲愤和痛心入骨的绝望，提醒我不要忘记两年前一个年轻生命的生与死、痛与辱。今日铺开稿纸，面对你的生平，我素昧平生却又时常挂念的受难兄弟，文字是无能为力的，却是我唯一能做的。而你，是否已身处一个不再有歧视、折磨、侮辱和痛苦的自由国度？
两年零八个月前，也即二零零八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上午，你暂别妻儿，离开家乡贵州遵义仁怀市的高大坪乡银水村，与几个同乡一起乘坐长途大巴，去往广东卖苦力打工。生活的重担压在你年轻的肩上，在村里，你的一家四口只有六分田，仅靠这份微薄的田地，一家人连吃饭都成问题。在此之前，你曾两次与妻子一道外出打工，均是前往福建晋江的一家纸箱厂。第一次是在四年前，只念到小学三年级的你，因为不认识纸箱上的字，只做了四个月就被辞退；第二次是在一年多前，你们夫妻俩再次来到晋江的这家纸箱厂，你在妻子堂弟的帮助下适应了工作，后因为小儿子的出生，你们在春节前夕再次返回。回到家中的这大半年来，你靠在乡里打零工养家糊口，你给乡里需要装修房子的亲戚、熟人做建筑工，还去过附近的一家塑料厂做过临时工。到了九月份，因为揽不到工，你开始整日发愁一家人的生计。忧愁，使得本来言语就少的你，显得更加郁郁寡欢了。
最令你忧愁的事有二：其一，你不到一岁的儿子每天要吃奶粉，三岁的女儿经常跑到邻舍的一家小卖部买零食吃，而你又非常疼爱孩子，宁愿大人节省一点，也要让孩子吃上奶粉和零食，你心里盘算了一下，两个孩子的奶粉和零食开支，日均花销约二十元左右；其二，你家的三间房子已经老旧，其中的一间地势过于低洼，每到下雨天房屋就会被雨水淹没。你筹划着要将房子的地基加高，再将地基往屋后拓宽，重新盖一座房子。这两项在今日“经济崛起”的中国并不算多大的开支，就买去了你几乎所有的笑容。我知道，在西部的贫困山区出生，就注定了你的一生将在困苦中流连，在忧愁中度日如年。可是如果你知道的话，在今日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农村、山区甚至城镇，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们也在贫困线边缘艰难度日，或许你会觉得命运于你，倒不一定是太过悲惨的罢。
就在你整日寻思在哪能揽到一份工的时候，你听说同乡的李永昌等人在遥远的广东揽到了一份给铁路挖隧道的活，每天可挣七十元钱，尚需要人手。得知这一消息后，你决定跟他们一道去广东试试打这份工，但是最近家中颇为让你放心不下，尤其是刚刚学走路的儿子不时跌倒，母亲的身体状况最近也不太好。你识字不多，几乎认不全汽车上标识的地名，连普通话都不会讲，所以每次出门都不敢独自一人，要和他人一道外出才不至于搭错车。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左右，你与几位老乡一道，有些魂不守舍地，踏上了去往广东的打工之旅。临别时，妻子不停嘱咐你出门在外要小心，她看出了你的恋恋不舍，和眼神里的一丝不安。只是她没有预料得到，这会是她今生看你的最后一眼。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长途大巴抵达广州。包括你在内的务工队伍汇合，一起前往位于佛山的武广铁路金沙洲隧道工地。你们一行人住进了工地的二层活动板房，你被安排住在了高大坪老乡住的九号宿舍。次日上午休息，这天下午许是太惦念家人，或是长途跋涉身体不适，或是其他不为人知的缘故，周围的人发觉你出现了异常举止，据事后前去采访的《潇湘晨报》报道：“到了下午，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曹的异常举动，在工地上跑动，嘴里胡乱念叨着着诸如儿子掉进水沟里，哥哥和嫂子吵架，妈妈摔跤了之类的话。更危险的是，当晚曹还跑上了高速公路，被拉了回来。二十四日下午，李永昌打电话通知了曹的家人。李打电话给曹的妻子熊堂连之后，要曹与妻子通话，熊堂连称，当时她感觉到丈夫非常想家，‘好像马上想见到家人一样’，于是托李找人将丈夫送回。她认为丈夫出现那样的状况，是因为太想家里人，夫妻结婚十年来，这是第一次长时间分别，此前不管去哪里，他们都是在一起，每天晚上丈夫都是等自己睡下才关门睡觉。”九月二十四日晚，受你妻子委托的李永昌与另两名同乡一道，陪同你去往广州火车站，准备返乡。接下来在列车上的十几个小时，这个世界正常地运转着，却是你噩梦般的旅程。旅途的终点站，却不是你的家乡，而是你生命的终点。
这趟列车是广州至遵义的第1291次列车。它大概是中国票价最便宜的列车之一，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其设施条件、服务质量的不尽如人意。每年，成千上万远赴广东打工的西部地区的农民，都是乘坐这趟绿皮火车来回往返。车厢里通常怪味弥漫，乘客的嘈杂声夹杂着列车行进的隆隆声在车厢里回荡。这天，你与三位同伴购买的车票是最便宜的六号车厢硬座车票，临近餐车也即列车乘务人员的工作场所。列车于当晚二十三时启动，上车后约一个多小时左右，你再次出现举止异常，不时大声说话，显得有些躁动不安，一度还突然站起来大声喊叫，同伴见状立即用力将你摁下座位。这声音在夜间显得有些刺耳，引起了车厢内其他乘客的注意，有人报告给了乘务人员。现在回过头来看，李永昌等人送你返乡回家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在佛山时若及时送你去看医生接受诊疗，才是明智之举。事后医学专家只能根据症状推测，你患上的可能是狂躁症，或是妄想症，而长途列车上因为人流多、空气不流通、旅途时间长的缘故，旅客诱发“旅途精神障碍”的现象并不鲜见，就你而言，数日内两度长途往返，加上缺少休息，有可能诱发的就是这种“旅途精神障碍”，也许会慢慢自然痊愈，或稍加治疗即可康复。但无论如何种种迹象均显示，你对周遭人群并没有明显攻击性，在大声说话时你并没有走出自己的座位，也没有与他人发生争吵或冲突。过了没多久，只见包括列车长在内的几个乘务人员走了过来询问情况，此刻你正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列车长手里拿着一筒六厘米左右宽的鲜黄色胶带，看起来很粗，也非常地结实。他决定用手中的这筒胶带，对你实施捆绑。
这种原本是专门用来封箱子用的厚实胶带，现在却反而用到了一个合法公民的身上。作为乘客，在列车上你本应接受的是服务，却受到了虐待。作为病人，你本应接受的是救助，却受到了折磨。列车长原本只是铁路运输企业的一个乘务员工、一个企业职工，其权力——不，恰当地讲，应是服务范围，只是在列车上提供旅行和运输服务，附带履行部分的行政职能而已。列车长，是绝对没有司法权的，换言之，他绝对没有权可以决定、实施去强行捆绑一个乘客，一个疑似病人。但这本不应发生的一幕，还是发生了，这不是英国作家奥威尔政治讽刺小说里的“一九八四”，而是现实中国世所瞩目的二零零八。
身穿铁路制服的列车长先将你摁倒在座位上，然后用胶带对你实施捆绑，他捆住了你的手臂、肘部、胸部连同身体和膝盖以下的部位。你本能地挣扎着，胶带在你的挣扎下摇晃起来。很快因为松动了，列车长又再拿来一筒胶布，这次他绑住了你的手腕、脚踝等关键部位，令你再也无法动弹。你的上臂和胸部连着上衣被缠绕了若干圈，膝盖以下也被缠绕了若干圈，缠绑的宽度约为七至十厘米。你疼痛难耐，躺在座位上不住地抽搐、滚动着，衣服、裤子上均沾满了黄色的胶带痕迹。你的脸因为痛苦而变形，你的呻吟渐渐变成了嚎叫，那哀号声如同山中受伤的野狼，或急或缓地回旋在车厢的上空，显得分外凄厉、无助。
可怜的你时不时地试着向他人求救，哀求周围的人松开对你的捆绑，但是没有人为你解开，没有人。护送你的同乡事后称，他们慑于身穿制服的列车长的权威，才不敢反对，也不敢私自解开捆绑，“一下子来了那么多穿制服的‘大盖帽’，吓得我们几个打工仔什么话都不敢说了。”而车厢内的其他乘客大多也是来自贵州、广西去往广东打工的农民工，与你们一行四人同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制服和“大盖帽”的威严之下向来是“沉默的大多数”，或是抱着看热闹心态的“看客”。也有人对此提出微弱的异议，但搞不清楚“列车长的权力究竟大到什么地步，是否能够随意决定强行捆绑一个病人”。有些乘客低声抱怨你“杀猪般的嚎叫”打扰了自己的睡眠，有些乘客则不时蹓跶过来看看，再回来聊聊看到的情况，你的被捆绑为这个漫长的旅行增添了谈资。事后一些乘客表示了自责，一位黄姓乘客事后坦言：“在这个事情中，我就像鲁迅小说里描写的看客，我非常鄙视我自己。”这一夜，列车长和其他乘务员没有过来看过你一眼，更谈不上过问被缚者——你的进食、饮水、大小便问题以及身体是否出现不适。
捆绑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捆绑是以极其粗鲁的方式施行，捆绑打着维护公众利益的名义。这个国家向来有着以良好动机、或是美好愿望之名，行不公不义乃至罪恶行径的传统，当年伟大领袖发动大跃进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旷世大饥荒，也只是“好心办坏事”的执政失误而已。此前，有北京开展的“平安奥运”行动，将各地来京上访的民众或驱逐或抓捕，或遣返回乡。在列车上，也有诸如“营造和谐列车、融入和谐社会”、“谋求新发展、推进平安列车创建工作”等形形色色的活动工程，对各种扰乱列车秩序、侵害旅客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严打严整。相比这些行动的打击对象，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乘客、一个暂时出现举止异常的疑似病人，并不是随车叫卖、霸座卖座之类的扰乱列车秩序者，更不是盗抢旅财、流窜犯罪、网上逃犯之类的违法犯罪者，你仅仅是个在自己座位上大声说话的疑似病人，况且还有护送你的三名成年男子陪伴，既不存在现实的紧急的危险，也不构成对他人对自身对列车的威胁。但在“维护车厢秩序”的名义下，粗鲁地、放肆地、野蛮地对这样的一个疑似病人乘客，象对待犯罪嫌疑人或服刑囚犯一样采取“强制措施”，亮丽的口号碾过无助的躯体，虚幻的“人民”利益压倒现实的“个人”，人被非人化了。车厢就是缩小版的行进中的社会，穿制服者举上“绳索”，被制服者无声服从，旁观者不敢吭声，和谐重现，平安降临。当捆绑被贴上公义的标签，那么野蛮和荒谬就以“正剧”的形式堂而皇之地上演了。
可这一幕正剧却演成了荒诞剧，最终成为让世人良知颤栗的人道主义惨剧。让我们来看看令人望而生畏的列车长声称的“依法办事”、“依法约束精神病人”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铁路旅客运输管理规则》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列车内发现无人护送的精神病旅客，列车长应指派专人看护，公安人员应予协助，移交到站或换车站处理，不得转交中途站。发现有人护送的精神病旅客，乘务员应向护送人介绍安全注意事项，并予以协助。通常，在处理有人陪护、没有明显攻击性的精神病患者时，列车方往往将看护人和精神病患者隔离在一个房间。也就是说，退一万步讲，就算曹大和属于法定的“精神病旅客”，按照法律规定列车上乘务人员应做的事是，向护送人介绍安全注意事项并予以协助，或者将其本人和三位护送人隔离在一个软卧房间。（前已述及乘务人员并无约束乘客人身自由的司法权，此处不赘。）针对本起事件，北京回龙观精神科原主任医师席廷铭认为，其实也有更好的办法：“根据经验，比较好的做法是让下一站有关人员联系医生到火车站接客，注射一针镇静剂，能睡上十几小时，只需要几块钱。”
在司马迁的笔下，人的生命“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两千多年过去了，这句话在中华大地上仍然还没有过时。王实味当年在延安曾批评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如今已经被放大了无数倍地膨胀，惊人。几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有些群体的生命确实“重于泰山”，譬如说达到一定级别的“高级干部”，这些人“自己住高级病房不算，还要有一大群医务人员围着转，要进口世界最新最贵的药物和最先进的设备器材，供他使用，一天耗费20万块钱的医疗卫生资源，多活一个月6百万，多活三个月1800万，……”（《2008年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分析》，见周孝正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首都师范大学的社会学讲座）。而有些人的生命却是真的“轻于鸿毛”，譬如千千万万个“曹大和”，农民、农民工、失地农民、城市贫民、矿工……，只需几元钱的医疗药物或者列车上的软卧房间，是不会分配给他们使用的；譬如“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见《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再譬如“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见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潇湘晨报》报道：“有人说，如果他西装革履，会不会绑他？”，这句质问，道出了这起事件的真相，曹大和不是那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其面貌、衣着加上举止谈吐，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定然是来自西部贫困地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无疑，何况“见多识广”的列车长呢——是他可以任意训斥、说绑就绑的对象。托马斯潘恩说过，“富人的财产，就是另一些人的灾难。”这句话转换一种说法运用到当今中国社会里来可谓一语中的，特权阶层享有的利益，就是另一部分底层民众的灾难。前者的生命被抬高到无比重要的地步，为了让前述那些大多已垂垂老矣、甚至已成植物人的“高贵”生命得以残喘，可以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后者的生命则视如草芥、轻若蝼蚁，眼睁睁地看着他尚且年轻的生命一点点地丧失殆尽，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面对此情此景，在或沉默或围观、或漠不关心的全车厢乘客之中，也有援之以手的身影。这是一位名叫成淮强的基督徒，他与你素昧平生，却待你以手足之爱。他本来是在你后方的座位上的，因不忍心看到你的痛苦，特地坐到了你的对面来照顾你。他一边观察你的状况，一边和你的同伴聊天了解情况，在你被绑的这段时间里，他曾数次跑去找乘务人员，并声称你并无攻击性，微弱地请求为你松绑，但均遭到断然拒绝。看到你痛苦的表情，他不断地安抚你，将手放在你的额前唱圣诗祈祷，还剥了橘子一瓣瓣地喂给你，当他照顾你的时候，他记得你“会很温顺地顺从。”一位评论员对他如此评价：“幸亏有了成准强这样的‘公民’，还有网友黄先生等这些‘准公民’们，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因为他们（还有‘我们’中的一部分）良心未泯，所以，才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丝希望。……像成准强那样，如果‘我们’没有忏悔、自责的意识和关注他人的行动，‘我们’的社会就没有任何希望。”
次日凌晨六时许，获悉绑缚胶带的手腕部位挣开时，又一位“穿制服的”来到你跟前，此人是一位乘警。他走上前来，对你的手腕部位用胶带重新进行捆绑，你再次象上了手脚镣铐的重刑犯人一样动弹不得，痛苦加剧。这是对你施行的第二次捆绑。
次日上午九时许，发生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捆绑，同时也是致命的一次捆绑。当时，列车长在巡视路过六号车厢时，见你的胶带已被挣松成线条状，说了句“（胶带）怎么松了？”，转身就又去拿了一卷规格相同的黄色封箱胶带过来，再次对你实施捆绑。在将绑的时候，成淮强站起来大声反对，“原来的捆绑已经很痛苦了，不要再绑了！”，列车长置若罔闻。在一群围观的乘客面前，这次列车长将你的上躯干都绑起来了，因为你的上衣已经散开，胶带黏住了皮肉，接着腿部也被重新捆绑，黄姓乘客事后回忆说，“列车长象裹粽子一样加厚加紧了几层不干胶”，成淮强事后回忆说，“当时看了真是心伤。”在捆绑的过程中，有位乘客提醒说绑得太紧了，这时威风凛凛、果敢勇猛的列车长训斥道，“你是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
三次的捆绑，尽显捆绑人果断勇武、动作利落、威风凛凛之专业风采。中国火车上列车长和乘警的雄姿英发，实在是“大国崛起”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过了不到十分钟，你伸在凳子外面的双脚不断地来回抽搐，此刻的你已是脸色苍白得可怕，浑身直冒虚汗。目睹此状的成淮强马上跑到餐车，焦急地对着正在用餐的列车长说，“可能会出事啊！”。列车长回道：“出了事，我负责！”成淮强立即指着列车长说：“好，你负责，那到时我一定会作证！”这个时候的成淮强已经不顾一切了，说完之后他立即跑回车厢，向周围的乘客借了小刀，随即割开了胶布。但是此时此刻，生命已经开始从你的身上流逝，成淮强附在你的耳旁喊道：“兄弟，不能死啊。兄弟，回来啊！”他想死命地去抓住你的生命，但是他抓不住。事后他回忆当时场景，“但生命如同流沙，从指缝流出，怎么抓也抓不住，怎么拉也拉不回。”他给你喂水，你已经不能吞咽了，你的舌头开始变色，你的眼睛也不转动了，脸部变得面黄嘴黑，面色紫青，他摸你的脉搏和心跳，已经没有了。
一个上车时本来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样逝去了。
这一刻，车厢里的空气凝固了。一张从卧铺车厢取来的白色被单，盖住了你的面容。
护送你的李永昌打电话给你妻子，“曹大和死了。”他听到电话那端，你的妻子“嗷”地一声大哭了起来。次日你妻子说，你年迈的双亲一夜之间更加地苍老。
此刻，照顾你的成淮强低低地哭了起来，悲伤、愤怒和自责让这个三十四岁的男人泪流满面。事后自责不已的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一个人的死亡。”他对记者表白：“最开始绑的时候我很微弱地反对了一下，最后没有坚持下去，我跟我的朋友说，要是我的勇敢早半个小时，勇敢再大一点，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他更是不住地忏悔：“为什么我的勇敢迟到了半个小时？”
黄姓乘客事后回忆：“整节车都凝固了，是的，人人都在问、在自责，这列车除了哪四眼青年（作者注：指成淮强）谁没有责任？想想几次上厕所看到他，都多看两眼，恐慌闪亮的眼神，为什么只有怜悯，没有解救？我狠（作者注：应为恨）我自已，和大多数一样选择沉默。”
中午十二时，列车在广西来宾市停靠。这里本来只是你回乡途中的一站，你的遗体被停放在陌生的异地他乡。这儿不是你的家。
你死在返乡的途中，你死在回家的路上。你没能见到家人最后一眼，你死不瞑目。确实，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广西来宾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蒙国升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曹死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
你疼爱妻子，在家里以前都是你给她和一家老少做饭，每晚都是等她睡下你才关门睡觉。你喜爱孩子，常常带着俩孩子在屋子前后玩耍。但是，你再也见不到相伴十年的妻子了，你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了，你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了。你的妻子、父母也再也见不到她们的丈夫、儿子了，小姐弟俩也再也见不到她们的父亲了。你那粗糙枯干的双手，再也没有机会为妻子做一顿饭，为父母洗一次碗。你那有些瘦弱的臂膀，再也没有机会抱一抱年幼的孩子，为孩子挣一点奶粉钱。
你在被捆绑的过程中不时用老家方言喊叫，“天塌了，杀人了！”——不少乘客询问护送人你喊叫的这句话的意思，护送人一一用普通话予以回答。尽管你的抗议遭到漠视，尽管你的哭号受到嘲笑，但亲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从生到死，谁敢说你说的不对？！——自古以来“人命关天”这一谚语，就是中华民族既朴素、又深入人心的伦理道德观，古时就连处死江洋大盗也要经过朝廷三法司会审、待秋后行刑，如今当一个合法公民在号称“依法治国”的国家的列车上被强行剧烈捆绑，生命面临现实的且是巨大的危险时，这不是“天塌了”又是什么？当一套漠视生命、轻贱人命的制度系统以及观念系统，及这套制度系统的具体实施者对生命没有心存敬畏或是怜悯，而是怀着“维护列车稳定”、“弄死了也就赔几个钱”之心，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强行剧烈捆绑长达十多个小时，对受绑者几乎不闻不问，对异议的声音予以喝斥，对换一种适当方式处理的建议置之不理，以致最终酿成本可避免的命案惨剧，这不是“杀人了”又是什么？
你死于万众欢腾的日子，这一天是九月二十五日，这一天要被记入“正史”——当然不是因为你的缘故。这天，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在甘肃酒泉的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天还是北京奥运会闭幕后整一个月的日子。这天有隆重的庆祝，还有飘荡的颂歌。而你，曹大和，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务工农民，居于社会底层的疑似病人，在痛苦和屈辱中死掉了。浑身上下都是青紫的淤血痕迹，身旁散落着一节节的黄色胶带。
你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九岁，一周后，是你的三十岁生日。那一年，我三十三岁，是比你年长三岁苟活着的同龄人。得知无辜的你死于非命，想到羸弱的你死于惨死，我的心在流泪。
在列车上的十几个小时，你承受着难忍的捆缚，你有泪只能往肚子里吞咽。诗人臧克家在诗作《老马》中，描写了“老马”的悲惨命运：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前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这也是你的命运。你就是这首诗中的“老马”，你甚至还不如一批马——它尽管承受着重担和皮鞭，但至少还没有象你这样在捆绑中动弹不得，在折磨中慢慢死去。如果你读过鲁迅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的话，你一定也会觉得自己“所住的并非人间”。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你短短的一生从来就没有挺直过腰板，临死时你睁大了双眼，看着这个吃人的世间。
这是一个何等残忍的社会，专门糟蹋最病弱的人群。这是一个何等冷酷的国度，专门作践最底层的群体。再强壮的身躯也挣脱不开结实的捆绑，你的死让我从此对胶带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我想起了圣经里那个拥有上帝所赐超人力气的参孙，就连他也声称自己在被绳索捆绑后会如常人般软弱，何况你我这些凡胎肉身呢。在严实的绳索或者胶带面前，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脆弱得不堪一击。你的死让人再一次看到，真正需要捆绑的，不是象你这样的弱者，而是制度的恶。真正需要约束的，不是一国之民众，而是权力的恶。
你死了之后，成淮强开始奔波，媒体开始报道，司法程序开始启动，网络上开始热议。善良的人们期望法律能还你一个公道，更期望你的惨死能象二零零三年孙志刚事件那样，能够埋葬某些“恶法”，或是在某些领域推动制度性的改革。但是这些愿望几乎全都落空了，殷殷期望变成了奢望，种种努力最终成为泡影——你妻子代理律师提出的审理法院应予回避的申请被驳回，列车长被从轻发落，乘警未受到司法追究，没有任何一部“恶法”或法律条款，象零三年被废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那样被扫进时代的垃圾堆，也没有任何一个为人诟病的制度领域出现制度性的改革。马丁路德金曾憧憬的“平等泻如飞瀑，正义涌如湍流”的景象离这个国家依然如此遥远，城乡却依旧升平，颂歌也依旧嘹亮。
你死之后的这近三年以来，类似的遭遇不绝如缕地临到其他的农民或农民工头上，被钓鱼式执法的司机断指明志，因工染病的破碎工开胸验肺，被强制拆迁的房主无望自焚，摆摊的小商贩被城管施暴群殴……不计其数和你背景相似的国民在公权力的威势碾压下悽惨呻吟，冤哭无告。你们因出身而遭歧视，你们因阶层而遭逼迫，你们因身份而受难，你们沦为这个国家的“贱民”，你们成为落入罗网的困苦穷乏人。制度性歧视宛若弥漫在这个国家空气中的“三聚氰胺”，让你们跌入暗沉沉不见天日的深渊，即使再悲惨的事件、再汹涌的舆论也无法撬动坚硬磐石的冰山之一角。于是，还有更病弱的躯体遭到摧残，还有更年轻的生命死于非命。
再过四个月，就是你的三周年祭日了，你的坟头早已经干了，亲人的泪也已流干。届时我会为你点燃一支烛光，遥祭千里之外的那座孤坟。如今是晚春的五月，贵州高原的油菜花想必已是开得漫山遍野，只是你再也看不到了。在你被埋葬的那片土地，必也会有金黄鲜亮的油菜花在风中摇曳，那一簇簇花瓣全是温柔的爱和关怀。
写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下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