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新闻聚焦：中共九十年是谎言与屠杀的历史

七月一日是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纪念日，全国到处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报纸、互联网、街头宣传画充斥着镰刀和斧头，广播和电视传来的是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歌曲和音乐。乍一看，以为我们身处于文革时代。

中共的历史充满了血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就两个字“吃人”，其实，中共的历史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和形容，那就是“杀人”。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屠杀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数千万人死于大屠杀、政治运动和人为造成的饥饿，其数量超过了中外史上任何一场战争，其残酷性更是前无古人。

但是，中共用谎言编织其残酷的历史真面目，继续掩人耳目，以达到自欺欺人的目的。唱红歌和影片《建党伟业》就是一种无奈的自我表演，因为历史不能由中共随意编造，而中共和毛泽东的累累罪恶，也不可能永远让人们遗忘。美国之音的两个系列报道节目值得人们阅读和收听，一是“中共功罪评说”系列，另一个是“《中共党史》二卷备受争议”。

七月一日，香港市民举行了有二十多万人参加的大游行，表达了各种诉求，主要是“还我2012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和“曾荫权下台”。

●唱红歌与《建党伟业》是自欺欺人的表演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28日报道：美媒：唱红党庆凸显认知失调

薄熙来在重庆实行“唱红打黑”政治行情迅速看好，直逼下届中共政治局常委。虽然他最近稍有挫折：李庄案“漏诉”失败，重庆红歌演出团进京未获最高当局支持，但是看看中共最近开始隆重庆祝90周年生日，唱红歌俨然已成主要形式，在严打盗版的今天，发明此形式的薄熙来“版权所有”似无疑问，连美国媒体都看出这点了。

胡芬顿邮报今天报道，庆祝中共90周年，红歌比赛成为七一前全国性活动。报道引用洛杉矶时报的话说，“红歌”热在全国范围内上演。报道指这种不寻常活动是薄熙来于2007年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不久开始推行的“红色文化运动”的最新篇章。

我曾报道过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团长何亚非在5月底就举办唱红歌比赛。一个月后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如今已经有许多中国驻外使团跟进，用此种形式来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其中包括驻联合国代表团、驻维也纳代表团。不过何亚非在外交部仍属先声夺人。

不仅外交部，连似乎远离政治的经济界也在跟着发烧。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都要“用歌声来重申”其接受共产党绝对领导的“红色证书”。报道说，“不像西方世界的银行，中国的央行，完全不能独立于政治之外。”报道说，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在其网站头条发表了该行举行庆祝中共90周年“永远跟党走”主题文艺演出活动的报道。人行职工在这一活动中用歌声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

报道说，这篇文章表示，他们的歌声展示了人行职工已经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解放了思想”。报道说，人行不是第一家以唱红歌形式庆祝90周年的中国经济机构，早些时候，上海一些全国最著名的互联网企业也发出了同样的爱党爱国的声音。

报道说，这样的活动是“中国独特政治现实的一种刺耳的提醒，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这样的机构，在其他场合为自由市场改革而辩论的时候常常比较敢言。去年，人行副行长胡晓炼赞许地引用资本主义灵魂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为更为灵活的汇率和更为强硬的通胀政策进行辩护。”

报道最后说，“维持一种认知失调，即虽然生活和工作在带有许多资本主义特点的现代经济中，却要大声赞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成为许多中国著名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看来人行也是不能例外。”认知失调是一种心理学名词，指行为与态度不一致引起的不安情绪。

这种认知失调究竟会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呢？现在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答案。但是纽约时报星期一对中国红色神话“南街村”进行的报道似能给人以启迪，该报道的题目是“在中国有一个地方毛泽东主义依然在位”。报道说走进南街村，看不见商业广告，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和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却赫然在目。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说，村民早晨在高音喇叭播放的《东方红》歌声中醒来，在《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中开午饭，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结束一天的工作。

报道说，1986年当中国已经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时，南街村重新开始了集体化。王宏斌说，“我们问自己，什么思想可以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结论是毛泽东思想，它是科学的理论，它是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南街村实行共同富裕的集体主义经济，这里没有私有资产，所有财产包括房地产全部归党组织所有。

据报道，南街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会”目标，村民到村里行政机构或村办企业上班，每月工资在155到200元，村民免费享受粮食及副食品，住房、上学、医疗均为福利。在南街村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该村已被定为国家A级景区，每年接待游客50多万人次。

不过，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经国内南方都市报揭露，这一经济模式已告失败，因为它实际是靠中共高官批准的银行巨额贷款和廉价农民工劳力在维持着。报道说，连村领导都承认农民工人口是常住村民的两倍。南都报报道估计该村欠债达2亿5千万美元，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报道说，王宏斌表示，“村里已经跟国家银行谈判过了，取消了大部分，债务已被削减到1500万。”

王支书喜欢别人管他叫“班长”，标榜共同富裕。但是当纽约时报记者问他，是不是他们全家也跟其他村民一样住在公寓时，他说，“我有一个房子，”记者问他，“多少村民能住进真正的家？”他回答：“只有我自己。”南都报说，南街村的产权早在2004年就已从集体制秘密转为私有，支书王宏斌等各级负责人占全村全部产权的60%.看来即便在南街村，至少它的领导人，行为和态度也是极不和谐的。

▲美国之音（VOA）6月30日报道：中国百姓大唱歌颂共产党的红歌

正当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准备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共产党员的人数又创新高，许多中国人正在大唱歌颂共产党的红歌。

北京市中心的景山公园以适合观赏故宫景色而著称。人们往往也聚集在这个公园，欣赏伴随他们与共产党中国一起成长的歌曲，也就是歌颂90年前共产党通过革命而崛起的那些所谓的红歌。

46岁的黄女士说，她不上班的日子有时候来景山公园。黄女士说：“我会唱红歌，革命歌曲，唱得又舒服，声音能发挥出来。那流行歌曲咱还真唱不了。”

*唱红歌的人正面看待共产党*

在景山公园唱歌的人们一般都说中国共产党的好话，他们说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繁荣。

赵宇军是一位72岁的退休研究人员。他说，他对共产党发展成目前的状况感到满意。不过他说，共产党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没有遇到挫折。赵宇军说：“当然，有时候党也犯错误。你看文化大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他还说：他们让一些人受到冤屈，例如，知识分子受到压制，他们都不敢讲话。

中国共产党的八千万党员中，有250万以上的党员是大学生。

*有的入党带有功利目的*

20岁的王亚平虽然还不是党员，但她非常希望自己的入党申请能够被批准。王亚平说：“党员，起码跟同阶层的人相比较，政治地位有所提高，而且在社会上的认可度比较高。况且，考公务员，人们都比较注重党员。受到社会更多的承认以及得到更多的尊敬。我想入党还是有一些功利的目的。”王亚平又表示：“说老实话，现在谁入党没有一点儿功利的目的呢？！”

*难看到政治巨变*

23岁的萧瑶（译音）是个党员。她说，共产党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组织。不过，共产党并没有它本该可以做到的那么好。

萧瑶说：“我觉得真正达到共产主义很难预计。而且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很多都会变性，很多性质都会得到改变。我觉得这个不好说。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会出来谈政治了，因为政治遥不可及。”萧瑶还说，至少我这辈子很难看到和感觉到政治巨变。

萧瑶和她的室友一起唱东方红，但她说，要是有歌本就更好了，因为有歌本的帮助，她们就不会唱错歌词了。

不过在景山公园，许多年纪较大的人仍然把红歌的歌词背得滚瓜烂熟，因此唱起红歌来毫无问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30日报道：中共90大寿，“红歌”四起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之际，法国传统大报费加罗和财经报纸回声报分别发表文章，费加罗强调中共九十周年庆典活动对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处心积虑，费加罗还介绍了在中国掀起红色运动；举行“红歌”音乐会，放映群星参的“建党伟业”影片讲述中共建党的故事，回声报说，中国共产党九十大寿，爱国主义到处泛滥，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家博之约（音译）在接受回声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保守派占上风”。

中国保守派占据上风

就中共九十周年是否比十年前的宣传阵势更为轰轰烈烈的问题，博先生说，很清楚，哪怕考虑到中国文化重视纪念日，十年前的庆典活动与今年不能同日而语，由此来表明中国十年来取得的自信心。而由于中国经济腾飞，中国政权的合法性进一步得以加强，如果你打开中国电视，你会感到在中国一切都好，根本没有社会问题，应该看看报纸才能有稍微准确一点的概念。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家博之约就目前这种狂热是否恰恰表明北京政权对未来担忧的问题指出，应该说，不定因素增加了。现在在中共党的头上有某种思想浮动，两派交锋：认为应该继续融入国际社会的一派与变化会给社会和政权带来担忧的一派格格不入，担忧的一派恐怕出现像前苏联解体相仿佛的局面而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如今出现了一场主张回归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这派的代表人物采取对过去的错误视而不见的态度，而强调那个年代思想的纯洁性，没有贪腐现象，等等，非常明显，在庆祝中共九十周年之际的这一保守势力占多数。

红色文化四处弥漫

“红歌”确实在所有的公家公司或是学校等全中过四面八方到处可闻，博先生还表示有的朋友劝告他不要在这个时候到中国去，原因就是他们应该组织红歌演唱会等。但是博先生表示，如果中国保守派如此占上风趋势超过七月中旬就太令人吃惊了。因为很快应该面对现实，后退是没有意义的，而红色文化在中共党的生日之后不会永远继续下去。

关于中国老百姓到底如何看待的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家博之约说，中国社会的看法不一。哪怕大部分人对目前的制度不满意，但是他们当中确有许多人恐怕政治过分开放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甚至许多人怀疑由于文化和历史原因，中国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

中国远不是个成功的典范

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所思，正是中共所想，也就是如今出现一股反保守派的逆潮流，他们拒绝西方的思想，博先生认为，这股逆潮流出现于2008年。在2008年之前，对美国的推崇使中国处于向世界开放的逻辑之中，但是在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之际中国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文化上都已经融入世界，而此后出现的金融危机则把西方国家打倒在地，从而涌现出经济回升的巨大赢家——中国，从那以后，谈“中国模式”的著作如雨后春笋不足为奇。

但是，博先生认为现在使用“中国模式”一词还为时过早，如果说中国是个模式，那是在学习科技与行政基础设施方面，中国抄袭西方非常之迅速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作为模式本身来讲，中国还远不是个成功的典范。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7月1日报道：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点评影片建党伟业

谈到正在中国各地热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认为，该片折射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62年，但目前却仍然处在革命党的思维中不能自拔，没有成功建立起执政党的意识。

据《联合早报》昨天（6月30号）的报道，周瑞金近日在接受该报专访时表示，中共建党90周年拍摄的影片，应该是能够反映出当今的改革政绩，推动继续前进的内容，例如“改革伟业”等等。放着改革开放中那么多丰富生动的故事不讲，却偏要去讲90年前的建党，难道要大家现在也来建党吗？要造反吗？

周瑞金指出，今天的中共应该有执政者的思维，不应再继续过去和国民党斗争时代的那种革命党思维，其实，“唱红歌”也是如此。周瑞金说：“要分析的是，这些都不是当前推动前进的力量，应该唱的是今天改革的歌，但是改革的歌却没有几首。”报道又说，当前，在一片唱红与建党声中，中国民间正流传的一句顺口溜说“鼓励唱革命歌曲，不鼓励革命；鼓励看建党伟业，不鼓励建党”。据悉，周瑞金是党内著名改革派，1991年曾用“皇甫平”的笔名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精神的文章，掀起了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

与此同时，周瑞金坚定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地整体推进，并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在社会体制的改革方面，也不能避免触碰政治，包括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变、公民社会的壮大；文化改革更容易牵动政治的神经，包括要不要开放民办报纸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周瑞金认为，政府应该突破两个误区：首先，不要再把那些争取自身利益的社会组织，看作是异己力量；其次，要把社会管理视为常态工作，而不是当作危机管理。“对一些社会问题处理失当，激起的影响很大。包括艾未未，他犯了什么罪呢？又拿不出证据来，犯法就应该依法治理嘛”！

此外，对社会组织的管制也使得两亿农民工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导致利益受剥夺而激发不断涌现的社会冲突，包括近期在广东等地接二连三的农民工讨薪引发的暴力事件。周瑞金说，“关于宪政民主，中国知识界讨论极多，但至少到目前，多党政治仍被体制内人士视为禁忌”。而互联网的出现则解决了13亿人口的表达权问题，“这些都是过去无法想象的”。他相信互联网本身有产生谣言也有对冲谣言的机制，不赞成以屏蔽等方式管制互联网，因为国民并不是那么容易煽动的。他感叹：“在（舆论的）疏和堵之间，我们总是选择堵的方式。”

《联合早报》最后引述周瑞金的估计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估计要花上一代人的时间才能站稳脚步，他相信：“到建国100年（2049年），中国应该可以建成宪政民主、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的国家。

▲德国之声7月1日报道：建党90周年官方、民众反应不一

就在中国各大网站今日红旗飘飘，瞬间变成”红色海洋”之时，中国网友对建党90周年的反应似乎较为平淡。德国之声记者观察了一些社区网站，发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翻墙出来的推友们又发表了哪些感言呢？

Teaser：在中国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记者浏览了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腾讯网等多家中国大型网站，发现处处都是抢眼的红色背景加上醒目的铸金大字，纷纷以开设专题网页举办网上活动等方式庆祝党的生日。然而就在中国官方及媒体大张旗鼓向90周年致敬献礼的时候，网友对如此整齐划一的庆祝方式似乎没有做出积极响应。

新浪微博的今日最热门50话题排行榜中，只有电影《建党伟业》排第三名，有关建党90周年榜上并无名。各大视频网站推出的视频专题”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对此支持和反对的网友人数数量相当，比如网友kuzuolo观察的优酷网视频点击结果是：”顶2677踩2188.”

记者随后登陆推特，了解到中文推特圈对建党90周年的反应。推友@Zzyzxd问道：”人人网去掉了自己的logo，改成了建党90周年图标，这是什么精神啊？”推友yehai评价到另一个著名中国社区网站的装扮说：”豆瓣首页顶部悍然出现血红的庆祝建党90周年横幅，与豆瓣的小清新风格相凿枘，违和感喷薄而出，红瞎了洒家的猪眼……”

推友@zuihulu更是举出实例说：”公司要上一套管理软件，一直在管家婆和速达两家徘徊，通过试用我倾向于速达，但是今天打开速达的网站，赫然看见上面挂着”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红底条幅，我立马决定弃速达而用管家婆。一个软件公司安心做好技术就好了，凑什么热闹！” @kratoto：”刚刚手贱了，把迅雷皮肤换成建党90周年的了，火速换回来。” @MerlotN和@lihchi等网友对凤凰卫视关于香港人民载歌载舞庆祝建党90周年的报道表示令人作恶。

7月1日当天特别新闻

来自中国各地的推友争相报道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各地地发生的新闻。

推友@BlackDream：”朝阳区教委里传出阵阵红歌。估计一会儿还得在他们的专用羽毛球馆里举行建党90周年杯羽毛球赛。估计党委书记荣获冠军后宣布为庆祝建党90周年办公室员工放假一天。”

推友@itxgd：”在全国上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热潮中，内蒙古通辽实验中学独辟蹊径。开展了”红色5分钟”的活动。”

@like_chilli：”7月1日是中共建党90周年纪念日，也是伊斯兰教的主麻日崇拜，海外维吾尔组织指，由于新疆当局要求清真寺宣传中共政绩，否则遭到行政及司法处分。”

@staciezy：这几天宝鸡市五金公司退休老人王炳夫连晚上睡觉做梦都经常笑出声来，他在渭河滩上拣了块石头带有”七一”字样：”建党90周年快到了，这块石头可能是老天有意献给党的一份珍贵厚礼。”该石将参加本月28日宝鸡举办的”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奇石精品大展”

炒股的推友@hexunblogstock惊喜地发现：”今天是7月的第一天，也许建党90周年的纪念日！大盘似乎没有辜负大家的众望所归，盘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处于红盘状态！”

一条被转发过数十次的推言是一道推友@utom想出的单选题： “今天我很高兴，因为（ ） ： A·建党90周年纪念； B·香港回归14周年； C·星期五·”很多推友的回应方式是把”很”换成了”不”字。

@Benjamin_Leo：”七月一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于是伟大的中国防火墙再次升级。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可悲。方滨兴一个祸害搞出所谓防火墙，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升级，屏蔽，过滤信息。真的有意义吗？”

推友@foru17后悔没有看昨晚CCTV的建党90年音乐会，因为：”第二个节目是唱支山歌给党听，首先登场的是藏族和新疆演员，话说我一直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很好奇，汉族在中国是占绝对优势，藏族和新疆对汉族人的感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真不能总是以我们主要力量的汉人角度看问题，他们不满肯定有原因。”

不一样的祝福

对于党的生日，推友也发出不同的祝福：

@Met_Tmac：”七一到了，送你七个一：，建党90周年，一片祥和！在党的绿荫下，我们努力工作向前走；在党的扶持下，我们遇到困难有援手；七月一日是我们伟大母亲——党的生日，让我们一起祝妈妈生日快乐吧！在党的绿荫下七月一日是我们伟大母亲——党的生日，让我们一起祝妈妈生日快乐吧！”

@morgancheng：”今天忙到现在才有机会上推，值此建党90周年之际，我衷心祝福我们的党——长命百岁！”表示相同祝愿的还有ahahkmz和forskyer等推友。@othniel46甚至故意写错字：”隆重祭念建党90周年！”

推友@jiaxinwen提出：”建党90周年，不应当是自我表扬膨胀意淫而是反思。”推友@banid概括地回应道：” 7月1号是中共建党90周年，中共党庆举国上下掀起的红色风潮达到高峰。而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却危机四起，政权腐败、贫富悬殊、环境污染、道德沦丧、假恶毒盛行，天怒民怨已到了爆发的临界点，海内外专家学者指出，中共当局的危机到了最紧迫的时候。”推友@gzgy123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值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一些关心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运动的政治学者表示，中国民间推动政治改革和民主的运动，尽管面临当局强硬的打压，已经在80和90后的年青人中间生根，就像中共当年早期发展那样，在适合其生存的地方发展和壮大。”

当然也有完全不想参与讨论与庆祝的推友如@c9 Yuejie Chen：”看着到处是建党90周年（1921-2011）的宣传，我多想我是在2012年啊。”

▲美国之音（VOA）7月1日报道：胡锦涛担心中共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胡锦涛在北京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现在中共正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考验。

胡锦涛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消除腐败形势严峻*

胡锦涛强调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他说，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全党必须警钟长鸣。”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当时只有57名党员。现在，中共已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党，有党员8000万，相当于德国人口的总和。如果按目前的每五年增加1000万人的速度计算，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中共党员将超过一亿。

*胡锦涛：脱离群众是最大危险*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加，加上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一些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腐化堕落，欺压百姓，成为人民头上的太上皇，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为社会动荡埋下了种子。

为此，胡锦涛强调，选拔干部要把“德”放在首要位置，各级干部必须做到“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他在讲话中还突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指出：脱离群众是中共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胡锦涛说：“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值得注意的是，跟温家宝总理一样，胡锦涛也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他的提法略显谨慎，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还说“稳定是硬任务”。

现在，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和尖锐期，一些看似很小的冲突，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有分析人士称，中国目前存在的某些深层次问题，跟政治体制改革不够有关。

胡锦涛承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

他提出，要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学者：人民意志更重要*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在实行民主的这四个方面里，最重要的是民主选举。他说：“就是在权力的授受上，要体现更多的人民的意志。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落实‘权为民所赋’这个道理方面会做更多的事情。”

胡锦涛在讲话中向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表示敬意。朱榕基、李鹏、李岚清等退休的前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但是，前总书记江泽民却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

*各地庆祝活动*

今天的大会把庆祝中共90寿辰的活动推向高潮。在过去一个月里，全国各地开展了“唱红歌”运动，红歌不仅响彻在工厂、农村、军队、学校、党政机关，甚至也唱进了宗教场所。

共产党希望红歌能唤起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对党的热情。现在，一些年轻人连过去耳熟能详的颂扬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都毫无所知，更甭说会唱了。

当局还推出了由众多大牌明星出演的反映中共建党历程的影片《建党伟业》。虽然一些年轻党员乐得上班时间看电影，但是片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和陌生的历史背景却把他们弄得一头雾水。

▲美国之音（VOA）7月1日报道：年轻人当官——新鲜血液还是“前腐后继”？

干部年轻化是中共增加自身活力的主要措施。近年来，中国各地涌现出不少所谓的“80后”干部。但是这些“80后”究竟会是成为了中共体制的新鲜血液，还是”前腐后继”延续这个腐败的体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胡锦涛在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继往开来、薪火相传的根本大计”。胡锦涛说：“……优秀、有培养前途的大批年轻干部能够不断涌现出来，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80后”官员频涌现*

就在同一天，南方日报报道说，广东郁南县以竞争性选拔方式选出15名优秀年轻干部，将分赴郁南县15个镇，任党委委员或副镇长。这15人的平均年龄为28·3岁，有13名是“80后”，最年轻的只有23岁。

上个月，甘肃省宣布在全省范围内公开选拔100名年轻干部，作为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的后备人选。选拔条件规定，其中90个名额的候选人必须是“80后”。

今年4月，山东省济南市向社会发布公告，公开选拔30名副处长，要求候选人必须是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

而2009年以29岁的年纪当选“中国最年轻市长”的湖北省宜城市市长周森锋近日又传出即将再度被提拔的消息。

*张同新：党的壮大需依靠新生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张同新对美国之音说，选拔年轻干部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看并不罕见。他说，过去，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党内的很多干部都很年轻，一些游击队大队长也就19岁、20岁的年纪。张同新说，一个党的发展壮大，生命力的增强，必然要依靠新生力量。

张同新说：“培养年轻干部是保持党的青春活力，在干部队伍建设上一个战略的措施。”

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腐败问题会使共产党失信于民，危及党的执政合法性。谈到“80后”当官能否改变这种现状时，张同新笑着说：“我们管这个叫‘前腐后继’，前面的腐败了，后面的还跟上。”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张同新说，如今腐败现象不仅十分严重，而且手段特别狡猾阴险。他说，不能指望这些问题在短期内有所改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他说，在选拔干部的时候要把能真正忠实于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培养起来。

*章立凡：政体改革是选拔官员的的前提*

北京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认为，以目前体制内的腐败程度来看，如果按照原来的程序接班，通过“选列”机制上来的人，可能还会“一代一代的腐败下去”。

对于鼓励“80后”当官的意图，章立凡说，可以有两种猜测：一是想要提拔那些还没来得及腐败的人上来，这是好的解读；另一种情况是很多“官二代”被迅速提拔，现行的政策可能是给这些人开道。

去年2月，山东省新泰市提拔六名“80后”副局长的事件在社会上引发波澜。有网民指出，这次提拔不符合中央“公务员职务任免升降规定”。更有人爆料说，其中最年轻的女副局长，当年只有23岁的王然是新泰市委组织部某领导的准儿媳。

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提拔干部的机制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否则即便是好人，进入这个体制内也会变坏，迅速地腐败。他说：“即便它的（选拔年轻人）本意是好的，很可能你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章立凡说，不改变政治体制，单纯以年龄作为提拔干部的标准，很可能起不到好的作用，甚至还会起反作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7月1日播音：中共党庆的红海洋向世界传达怎样的理想？

如果说近年来中国以其经济快速增长在国际舞台崛起令国际舆论关注的话，2011年7月1日的中国正以他举国欢庆的红色海洋吸引国际社会侧目：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其他政党拥有如此多的党员，当今世界上也不再有多少政党可以倾全国之力为一个政党庆贺生日！只是，如果说似曾相识的红色海洋曾经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的话，今天的举国欢庆刻意着墨的颜色想向国人、向当今世界传达怎样的信息？是在当今世界重新拾起90年前的理念？还是借浓墨重笔来掩饰信仰的缺失？

中国共产党90年大庆并非启动于今天。连日来，红色海洋在各地蔓延，已经为今天造足了盛事。由重庆而起的唱红歌尝试随着七一到来而走向中国各地，而且衍生出新的形式，如甘肃近日举行的全国红色运动会。七月一日这一天，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网站头版一片通红，中新网、新浪网也都为党庆开辟红色专栏。然而，这片红海洋不仅从形式到内容了无新意，更重要的是它似曾相识，让人无法不联想到60年代席卷中国的各个角落的文革，歌曲是那个年代的歌曲，大型集体表演时那个年代特有的形式，中国媒体近日频繁报道的唱红歌带来的生命奇迹更让人想起那个年代的造神运动。然而，文革曾给整个中国带来灾难，中国共产党在78年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全面否定了文革。如今举国上下红海洋想向今日中国，向当今世界传达怎样的信息？

没有红宝书也许可以说使得今天的红海洋无论从形式上与内容上都不同于当年的红海洋。九十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57人，已经壮大到八千万。但是，凝聚这个几千万人政党的核心力量是什么？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么？还是现实利益？从数字上看，90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根据中组部副部长王秦丰近日提供的数据，2010年全国发展大学生党员一百二十三万六千名，占发展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点二。然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入党已经日益成为获得好工作、谋得好职位的敲门砖，是打进“体制内”的通行证。

如果说最近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因为得以使中国跃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话，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仅是自今年五月以来，江西抚州钱明奇上访无门而不得不自‘爆’自弃的爆炸案，广州增城城关粗暴执法引发连续数日的警民冲突，东莞等地的工人罢工维权，等等，不一而足。与此同时，矿产过渡开发对草原生态的破坏在内蒙古不断引发蒙族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继2008年的西藏危机和随后的新疆维汉冲突之后，内蒙古频繁发生的抗议活动显示中国各民族的和谐共处也正面临严峻挑战。

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人大会堂的庆祝讲话中也意识到了90高龄的政党如今面对的形势，认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指出，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但是，这个口号并不是第一次提出，问题在于：执政者是否可以在没有任何权力制衡和社会监督机制条件下成为自己的监督人？法律的制定者如何可以同时也是法律执行的监督人？

胡锦涛在讲话中提醒党员，要“拜人民为师”，指出只有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但是，动员全国十三亿人为一个八千万党员的政党庆祝生日的努力使得这番表态更像一种空谈。在此之前，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赵士林在博客上发表文章，针对铺天盖地、千篇一律的建党九十周年宣传指出：“人民是主人，党是公仆。不能让主人对公仆天天感恩戴德。

建党90年之际，中国难以听到来自民间的不同声音。从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看，“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均向中国共产党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而连续数月，近年来试图通过法律程序为老百姓维护权益的维权律师均遭受不同形式打压。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周四发表公报，谴责中国政府为限制法律人之独立而采取的强硬措施。

▲自由亚洲电台（RFA）7月1日报道：中共自庆生日百姓冷漠访民露宿街头续遭清剿

中国共产党星期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九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二十多年来，曾出掌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大部分在世元老均有出席，却未见江泽民，引起外界诸多揣测。与此同时，在京的近千访民前往人大信访局和美国驻华大使馆表达诉求，遭到公安驱赶及扣押。

北京人民大会堂在上午十点举行了中共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发表讲话，首先回顾了中共建党以来的“三件大事”，可总结为抗战、立国及改革开放，也谈到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在谈到党的权力时他说：“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们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他承认，共产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他又要求干部提高防范腐败的能力。

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画面之中，九名现任及历届政治局常委，包括李鹏、朱镕基，宋平等，但未见很少露面的乔石和经常露面的前总书记江泽民。

一位关注高层人事的知情者告诉本台，此时北京的传言已经很多。

“连宋平都出来了，就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常委除了乔石（长期抱病）、江泽民没有出席，常委全出来了。传言很多，说他身体有问题。”

该名熟悉政情的人士说，喜欢亮相的江泽民在关键时刻却不出现，让人联想到他是否有能力继续主导明年秋天“十八大”的高层人事安排。

“因为尤其是‘十八大’之前。关于人事方面到底谁来主导，是江、胡还是怎么样，大家都比较关心，所有的常委都出来了，他没出来就会产生一些意外。如果说其他人都没有到场的话，乔石是因为其他原因（长期患病），这个事原先大家都知道的。因为江的身体大家认为还是比较好的，包括去年底还见李光耀。”

按照中共近年高层隔代“任命”的惯例，胡锦涛的接班人由江泽民提名。

就在党庆进行时，在京的近千访民却遭到公安驱赶。福建访民纪斯尊、周洪玉、林碧仙、张志花当天到全国人大信访办上访，结果被扣押。

纪先生周五上午告诉记者，人大信访办停止办公，而早晨有数十人到美国驻华大使馆表达诉求，被送往久敬庄。

回答：我们是到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处，这边已全部停止办公。到现在访民都全部集中，要到久敬庄那边去，因为那边比较偏僻。

记者：扣了你们几个人？

回答：全部被他们接到那边去。我们这边来了几百个人，有的到美国大使馆，早上已经去了几十个人了，没有消息。

访民林先生说，另有十多人试图冲入大使馆被抓。

十点半左右，在北京南站，二十多名警察和数十名保安正在围堵访民。

在现场的徐女生说：“警察都围上了。今天访民也不少，能有四、五百人。昨天抓三车，今天抓一车，都装车走了。”

记者：现在警察多吗？

回答：也不少，能有二十多人，（在）打一个女的呢。

连日来，北京一直大雨，当天早晨雨刚停，公安再度驱赶露宿桥洞的访民。

刘先生愤怒的说：“你大庆，你干什么还伤害老百姓？现在这边的警察抓了一个人，还打了那个人。这边警察很多的。这几天北京接连的下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桥的桥洞有访民在里面住，他们（政府）都用砖头水泥把桥洞都堵上了，并且用水泥都抹上了，老百姓想扒也扒不开。你说你庆祝就庆祝，关我们老百姓什么事。

记者：老百姓关心党庆吗？

回答：老百姓都恨透他们了。

北京普通市民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党庆，比较冷漠。北京一位大学刚毕业的教师，接受本台询问时说，她没有参加校方安排的庆祝。

记者：党庆，老百姓关心吗？

回答：没人关心，看我从来都不关心，爱怎么怎么，都不知道。就学校有这种活动，因为大学，部里要求这个，他们在六月份就开始唱歌，训练，都是走形式，反正就是庆祝吧，我们到五棵松也就是唱歌跳舞什么的吧，谁知道，我都没去。

▲德国之声7月4日报道：红色庆典花红色钞票

“中国回顾自己的历史、尤其回顾党史要花费一大笔钱。为了庆祝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国家和经济界都大掏腰包。”《法兰克福汇报》不无幽默地写道，”百元人民币上的毛泽东头像，与这个耗费巨额的节目倒是很相称”：

“最引人注目的是电影制作费用：中国的梦幻工厂为此拍摄了90部故事片和电视剧，谈上海1921年7月间事件的电影就有28部，其中纪念建党的最重要故事片是《建党伟业》。这部电影的样板是2009年拍摄、有1300万观众观看的《建国大业》。现在，这部新作品要吸引3000万观众、票房价值要翻番，达到8·4亿元人民币的目标。

“至少在宣称将达到的创纪录目标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对中国娱乐工业市场的调查表明，仅第一周就有两亿多人民币流入票房，几乎是制作费用的三倍。尽管如此，有迹象表明，电影叙述的故事并没有感动许多观众。例如，’豆瓣网’或’时光网’等网页上的评分功能均被关闭，不对这部党史大片的点击量进行统计。

外国影片要给《建党伟业》让路

“中国的电影院本来就听命于权力、而不是市场。影片的出租掌握在国家手中，外国影片的数目受到限制。新影联院副总经理高军说，’在《建党伟业》没有取得充足票房价值、即八亿元之前，不批准外国影片进入影院。’ “

国家机关和企业组织的党庆活动还有红歌大合唱和”红色旅游”.《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对这些活动产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做了如下统计：

“北京一家国营计算中心就是一个明显的示例。为庆祝建党周年纪念，100名职工前往深圳，进行为期一周的红色旅游。机票和因工作暂停造成的费用达到50·2万元人民币。在北京，这个单位还花了4000元观看这部党的电影。十天内，半数职工每天练唱爱国歌曲两小时，价值折合2·6万元。总体算来，这家企业为传播红色思想花费了53·2万元。

唱红歌开销过亿

“据中国媒体报道，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自费举办这些红色活动。即使只有十分之一的职工参加，即使只花销了所谓人均数额的十分之一，中国6400万职工红色活动的总开销也达到了34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官员、医生、教师和大学工作人员也享受这样的空闲和红色旅游。中国的公务机构有近5000万工作人员，如果其中十分之一的人因党庆产生了费用，就增加了27亿元的开销。即使按照这样谨慎的估计，总共也要花去61亿元。如果加上私营企业和220万士兵举办红色活动的费用，也许一下子就达到近100亿元的总额。”

▲德国之声7月4日报道：老右派警告中国恐现二次“红色血腥”

曾为共青团三大著名右派之一的中国老报人铁流近日在网络上发表题为《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制止红灾降临神州》的文章，批驳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推行”唱红打黑”运动可能会掀起又一场”文化大革命”.

铁流在半年前就曾写过一篇题为《”尊毛去邓”中国大陆将有第二次”红色血腥”》的文章，文章中列出八点近些年中国”尊毛去邓”、红潮往复的现象。例如包括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还受到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支持与赞赏；毛派”乌有之乡”网站，”公开叫嚷为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平反'”，再搞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宣部不表态，司法机构也不制止；近年来中国各地成立”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工人党”，这些党派也没有被取缔……

铁流说，仅仅半年时间过去，他感觉”红色血腥”走得越来越近，令人”触目惊心”.”昨天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杭州电信局未征得用户同意，擅自将古典电铃声改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我在想，有的地方可能已改成了’东方红’，今年五月我在江西骛源就听到。”

铁流认为，传媒现在大量推进红色文化显示出”或是高层或是别有用心的人将文革的残渣余孽向前推进”.”如果这个现象不得到遏制，今年年底之前，孔庆东、司马南等人可能就会带着一帮毛派狂热分子在天安门前面大跳忠字舞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薄熙来带大批人马高调进京唱红歌，在国家大剧院连演数场，耗资数亿。自由评论人士”五岳散人”将重庆红歌团比作日本历史上的”上洛”，”就是日本有实力的大名打上京城，标志着该人能成为日本的主宰，获得名声以及天皇的官职。红歌团就是文化上洛，希望达成的效果相同。”

中共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去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标志着下一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再有悬念。薄熙来同习近平一样同为太子党，却仅官任重庆市委书记。他上任后一系列”打黑”、”唱红”以及进京唱红被外界分析为是十八大之前的”最后一搏”.

铁流说，薄熙来带队唱红歌追求的就是一种”新闻效应”和”政治效应”：”（唱红歌）是一种手段，争权夺利的手段。并不是唱红歌要解决当前中国的危机。”

薄熙来本人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他的父亲薄一波在文革中被定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首犯投入监狱八年，母亲在被批斗送押期间服安眠药自杀。很难理解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为什么在文革结束30多年后的今天又重新耍起了文革时期的一套把戏。铁流回答说，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30年，”至今仍没有话语权，没有否定毛泽东”.”改革开放的30年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分配不公，贪腐、黑恶势力等等。毛泽东的罪恶没有被揭露，老百姓觉得毛的时代比现在公平，比现在平均，所以就开始回忆毛泽东。所以有些政治家为了夺得政权就得举毛泽东的牌。这叫’挟天子以令诸侯’.薄熙来就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乌有之乡的人就跑去重庆朝圣，将重庆称作’红色延安’.”

铁流说，解决这些问题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彻底批毛，”中国的乱象才能得到解决，唱红歌的现象才不会再发生，’红色血腥’也才不会再发生”.

铁流曾担任《成都日报》编辑记者，1957年因发表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被打为右派，时年22岁。此后他被关押入狱，一直到1980年才获得平反，在监狱中度过23个春秋。

●比较中共谎言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

▲美国之音（VOA）6月23日报道：中共功罪评说之一：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有何特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多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这些运动在毛泽东时代尤其频繁和惨烈，使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

*官方党史对历次运动忽略、掩盖和美化*

在1949-1978年间中共掀起的历次运动中，毛泽东起到了最大的主导作用。但是为了掩盖毛的权力欲和人格问题，模糊毛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基本上以几种方式来记录这些运动：

一是忽略不计。如对大跃进造成的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对于死亡总人数采取回避的态度。

二是基本肯定，稍写不足，如建国之初杀人如麻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该书完全淡化这场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倾向，认为这场运动“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三是即使完全否定，也对运动的初衷和毛泽东的意图进行正面的解释，给人以“好心办坏事”的印象，如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中共1949-1978的历史就是运动史*

1950年6月30日，中国中央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改运动在全中国开展起来。与此同时还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此后，运动一个接一个，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无所不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不一而足。

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中共老资格报人，曾经担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和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胡甫臣在《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一文中说：“我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大本，好像毛泽东总在指挥各种运动。他是各种运动的总指挥，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运动员，人们都生活在运动中。”根据他的统计，毛泽东批准的全国性运动有52次。

*历次运动的掠夺化、血腥化、扩大化*

纵观中外历史学家的分析，中共建国后历次运动有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这些运动常常伴随着对私人财产的剥夺。两年土改运动把富裕农民的七亿亩私人土地、房屋和财产没收，分给三亿贫穷的农民，或者充公。1953年到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12万多家私人企业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在1966年将这些企业全部据为“国有”。2004年，中国将保护私人财产的条文写入宪法。然而对于当年没收的“地主”“富农”的私人土地、房产和财产，以及强行“赎买”的私人企业，中国至今也不谈保护私人财产问题。还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右派”分子在受迫害期间遭受的经济和财产损失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赔偿。文革中，被抄家的资产据说价值达到2500多亿人民币，其后归还和作价赔偿的只有大约1300亿。千千万万受迫害的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也没有得到补偿或者赔偿。

第二，这些运动往往充满了血腥味。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是军事，靠斗争。所以建国以后仍然是用军事的办法、运动的办法、斗争的方法来统治中国。土改运动中，大批“地主”在两年之内人头落地，人数在200万到1000万人之间。在同时期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几百万人被杀。反右运动将大批人打成“右派”，成为“阶级敌人”，人数在55万到300万人之间，其中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四清”运动仅仅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城乡地区。然而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就有500多万人挨整，7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

第三，这些运动往往有扩大化的特点。曾经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中说：“我们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虽然表面上看都能说出某些成果，但从总的看，全面地看，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左的。”

所谓“左”就是宁左勿右，就是殃及无辜，就是所谓的“扩大化”。1949年以后，每一场运动都“扩大化”。根据中国官方的记载，镇反运动在“一些地区……发生‘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三反五反”运动曾经发生“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强迫农民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等现象”；反右运动中有55万至300万人被打成右派，二十多年以后认定只有几十个人是“右派”，扩大化到了巅峰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所有被文革派打倒的人都得以平反，显示文革的扩大化达到百分之百；而所有的文革派在文革后都被打倒，只剩下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屹立不倒。

*运动导致中国的倒退*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在六四之后流亡美国的学者陈一咨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肃的采访时说：“胡耀邦曾经说过，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迫害。那么在文化革命以前呢，从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到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批判俞平伯啊，胡风啊，再到反冒进，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在中国几乎所有有知识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有头脑的、有不同意见的，几乎没有人能逃过种种浩劫。整个中国呈现的是一种用野蛮代替文明，用落后代替先进，用无知代替有知的历史性倒退。”

▲美国之音（VOA）6月23日报道：中共功罪评说之二：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这十年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生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最讳莫如深的十年。

毛泽东在晚年时曾表示，他这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赶走蒋介石和日本人，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表示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十分担心身后对文革的评价。他去世前为文革定下“七三开”的调子，也就是七分肯定，三分否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曾经在毛在世时承诺对文革“永不翻案”的邓小平，最终还是在掌握中共大权之后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不过，尽管中共早在1981年就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实际上多年来一直对有关文革的研究和讨论采取压制的态度，使得大量有关文革的历史资料被隐瞒或者流失。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也随着经历文革的人逐渐逝去而淡化了。

*中共党史：毛泽东好心办坏事*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重申，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仍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在于错误估计国际国内形势，也就是所谓的“好心办坏事”。

尽管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和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却大大突出了所谓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作用。在分析文革对中共的破坏时，该书指出：“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损害极大……林彪、‘四人帮’在党内拉帮结派、造谣诬蔑，残酷斗争，排除异己。”

该书在对文革的结论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我们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他们。历史表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中西方独立学者：中国空前绝后的灾难*

中西方独立学者认为，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但是各方的估计是大约二百万到一千万人之间。受到文革冲击、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估计有1亿6千万到两亿人，而中国当时的人口不到8亿人。这还不包括一千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下放干部和家属。

*权力斗争频繁高层动荡不安*

文革使中国第二号领导人——国家主席和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变成最大的“走资派”，于1969年被虐待致死。

文革使原来中共排名最后一位的副主席林彪一跃成为中国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但是几年之后，这位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身败名裂，陈尸中国北方的邻国蒙古，至今尚未翻案。

文革使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原来名不见经传的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为权倾一时的“四人帮”。但是也因此而成为中共的阶下囚。江青最后在狱中自杀。

文革曾经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成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在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个接一个如昙花一现般败落之后，历经“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成为文革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并且定调彻底否认文化大革命。

除了权力最高层的起落之外，中高级干部层也陷于动荡。中共中央组织部自己的统计显示，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有230万人，占文革前干部总数的19·2%.没有立案而被关押批斗的干部就更是数不胜数。另外，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比例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

*多少人家破人亡*

文革中，无数的人被迫害致死。在高级官员当中，除了刘少奇之外，还有中国军队十大元帅当中的彭德怀和贺龙，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中共自己的统计是有六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

文革中还有大批的人自杀，其中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著名记者范长江，著名作家老舍，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李立三，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等。

*红卫兵“打砸抢”成风*

1966年，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走出学校，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破四旧，痛打牛鬼蛇神。一时间打人、砸物、抄家之风盛行，“怀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恶性思潮蔓延。全国各地无数珍贵的文物古迹被破坏摧毁，无数文化和教育界人士被迫害冲击。各地红卫兵还在中央组织下纷纷进入北京“取经”，号称“大串连”，造成社会严重混乱。

对此，连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也承认：在“动乱最厉害的时候，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被‘彻底砸烂’；……蛮横批斗、私设公堂、严刑逼供、随意逮捕、违法关押和任意抄家的现象极为普遍。”

*各地武斗伤亡众多*

文革期间，中国各地各种造反派别之间曾经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称为“武斗”。这种武斗远远超出了人们印象中的街头斗殴和黑社会械斗的程度，而是使用包括坦克和高射炮等现代武器在内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的军队也曾经部分卷入这种武斗。后来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军队也曾经对一些武斗派别进行过无情的镇压。

根据中共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仅在广西一省，1968年军队对一派造反派进行围剿，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杀了20万人。有人用“全面内战”形容武斗时期的中国。不过，这是一场奇怪的内战，因为冲突各方都声称忠于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而且各派的阵线也在不断变化，今天的革命派明天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派。

*“上山下乡”与“干部下放”*

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约1600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随后进入中国的农村地区。

1968年，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于是，全国上下数以百万的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被送往农村。

年轻人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这些人最终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这一下一返，给中国无数的家庭带来了说不完的悲欢离合故事，也给一些家庭带来永远的遗憾。

*教育全面瘫痪*

文革期间，中国的大中小学都曾经长期停课。整整一代青少年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育。复课以后，学制缩短，教材简化，使这个时期在校学习的学生没有得到完整的教育。大学从1966年到1970年没有招生，基本上停摆。

从1971年开始招收具有那个时期特色的大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直到1976年，一共招收了82万人。招生方法是分配名额，基层推荐，基本上取消了入学考试制度，因此学生和教学质量都比较差。

结果，在文革后，多数人重回学校进行补习，以解决他们个人的事业和国家当时缺少人才的问题。

*领导层断裂*

就在各级领导官员纷纷被打倒，各种领导岗位缺少人才之际，一批批工人、农民和军人被提拔起来，有些人受到突击提拔，被称为“火箭式”干部。这些人最高做到了中共的副主席和政府副总理。文革以后，这些人又纷纷落马，尝尽了官场上的起落沉浮。

*经济崩溃*

十年文革给中国的经济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1977年12月在一次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人民币五千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八十，超过了建国2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用中国官方的说法，文革十年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美国之音（VOA）6月25日报道：中共功罪评说之三：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是如何形成的？

据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撰写之所以耗时十六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存在分歧。而要评价毛，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能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共党内享有无与伦比的权力？国家和党的体制为何没能对他一个接一个的错误进行约束？

*党史：个人崇拜主要是历史造成*

在分析党内为何形成个人专断现象时，“中共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回避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缺陷和毛泽东的人格问题和权力欲望，而将其归咎于历史原因：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肃清的。……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也对我们党产生了消极影响。”

*专家：体制、愚民政策和毛的人格是问题所在*

中西方独立学者认为，毛泽东之所能够在中共党内享有极权长达几十年，有几个原因：

第一，制度缺陷。中共的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其核心实际上是集中制，是一种以最高领袖为核心的体制。

第二，中国的传统价值也提供造神的肥沃土壤。中国历史上历来都需要一个皇帝来维持统一和秩序。

第三，共产党掌握权力以后不断掀起残酷的政治运动打倒异见人士，同时把国门关起来，把信息封锁起来，采取愚民政策。

第四是毛泽东的人格。毛泽东具有雄才大略，但同时也非常善于玩权谋，而且领袖欲、帝王欲非常强烈。他掀起的一场又一场运动，都有私欲的成分在内。

*从湖南乡下伢子到全国人民的红太阳*

生于1893年的毛泽东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乡下的“十三伢子”，是如何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心中的红太阳？回顾这场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造神运动，除了毛自己的推动外，中共许多领袖级人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是与会十几个代表之一，但是直到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毛泽东才第一次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核心，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不过，当时小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

1936年年底，在周恩来的谦让之下，毛泽东成为中共军方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38年9月，从苏联回到中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统一的领导。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被正式公认为党的领袖。从此，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开始了。1939年1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一封边区党政群众团体及全体人民给毛泽东的致敬信，说毛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所爱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领袖”。

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举行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毛泽东讲演完毕后，全场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到了1942年以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经成为中共各种集会和报刊的重要口号。

1940年12月2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在一篇文章中称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

从1940年年底开始，周恩来作为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在许多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都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把毛泽东摆在中央书记处前边。

在1941年9月到10月间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1943年3月20日，中共政治局推举毛泽东为主席。从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并且被赋予中共日常事务的决定权。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期间，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弼石曾经说：“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毛泽东对中共对他的个人崇拜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还积极推动。194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纪念口号时第一次喊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毛泽东不仅与共产党并列，而且还排在共产党之前。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归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而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就是毛泽东。

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做修改党章的报告，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七大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1947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40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其中第38条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连原来口号中的共产党都去掉了。

1950年3月，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人共同拟定了五一节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拿给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和“人民胜利万岁”两个口号。

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面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已经出现种种严重的问题，刘少奇表示：“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毛泽东的第二个接班人林彪更是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致。1964年，林彪决定大量再版《毛主席语录》，并且亲自撰写了再版前言，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说：“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林彪还说：“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显然，共产党人的祖师爷马恩列斯都已经不在话下了。

林彪还把军队中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扩大到全国。于是，中国展开了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并且评选积极分子，召开代表大会和讲用会。

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在那之后，中国媒体不断颂扬毛泽东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报》“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10月4日，《人民日报》报导毛泽东接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时，称毛泽东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当时有一首流行的红歌就叫做《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于是，仅仅几年前还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而吃不饱饭的中国人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把红旗插变全球”了。

在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颠峰的1970年前后，中国人讲的是“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如果毛泽东晚上讲了什么话，人们就会连夜上街庆祝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这叫“贯彻最高最新指示不过夜”。

1968月8月5日，非洲客人送给毛泽东一些芒果。毛泽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是，北京举行了“热烈庆祝毛主席赠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珍贵礼物大会”，再把芒果分给全国各地的工宣队，芒果不够就做芒果模型分发下去，让全国的工人都感受到毛泽东的关怀。

当时，和毛泽东握过手的人回到各地以后都会在大会上介绍自己幸福的经历，并且让其他人握一握他一直没有洗过的手，也感受一下伟大领袖的温暖。

当时，大街上几乎每个人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只有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没有这个资格。收集毛主席像章成为时尚。

当时，人们对话之前先要引用毛主席语录，每天要对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街头、单位，随处可见人们在跳“忠字舞”。

至此，“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响彻神州大地，毛的造神运动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程度超过了历代封建王朝的个人崇拜，成为历史和世界的笑柄。

图片来源： CAAW

中国画家高氏兄弟画的马克思和骷髅的双肖像，象征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死亡和奴役

前面在“中国历次运动特点”中提到，中共多次运动的特点包括扩大化和血腥化。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党史：正面评价*

镇反运动和“抗美援朝”及“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之后同时开展的三大运动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得到了基本正面的评价：“总的来说，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从而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该书对于当时的滥杀现象轻轻带过：“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现并做了纠正。”

*统计：杀人超过人口千分之一*

镇反期间中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镇反期间估计反革命分子有两百多万人，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人。按照这个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

但是，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写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抗美援朝”为镇反提供机会*

1950年3月，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之初，一些地方就出现了错抓错杀的现象，因此一些地方官员主张收敛，毛泽东也指示放松。

1950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10月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求加大镇反力度，防止出现漏网之鱼。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也承认：“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毛泽东钦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

到了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顺利，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2月17日，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自指挥下，北京市一个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处决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来并不希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例如4月30日处决了285人；6月15日处决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处决了大约两千人。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报告说，“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却批示说：“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毛泽东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大肆宣传杀人*

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经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示说：“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导，在报纸上过多的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导。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并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

*杀人如麻的后果：百姓惧怕共产党*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镇反中中共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敌人，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共产党。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肃的采访时说：“（杀人）强化了它的政权，使得那些人不要说从事任何反抗，连那个心都不敢有了。彻底摧毁一切反抗、反对者、或者那种潜在的反对者那种反抗的意志，使你觉得根本就不可能。”

“中南海厚黑学”一书的作者陈破空也说：“经过这些‘三反五反’、镇反、土改、土改复查之后，全国可以说是鸦雀无声、人人噤声，人人都恐惧共产党。这种恐惧感一直到今天都还深植在中国老百姓的骨髓之中。这种恐惧的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的独裁是理所当然的；当局是可以放手镇压的；民众是只能小心翼翼的。当民众说了话，做了事，受到了当局的镇压的时候，民众往往认为是自己的错，往往是自己没有跟上政府的步伐。”

胡平也指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使人慢慢地习惯这种残酷。而且可以习惯到这个地步，以至于这么多人会相信，如果没有这种残酷，社会就乱了，就不行了。他都会相信到这个程度。就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压迫性政权，但是说，哎呀，要是没有那么压迫性的政权，那中国就乱套了。他都可以相信到这个程度。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可以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美国之音（VOA）6月28日报道：中共90年反腐史打苍蝇不打老虎？

中共建党90周年临近，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公布反腐倡廉的建设成果，以彰显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但是，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建党90年以来，确实一直表示要“反腐败”，甚至把“反腐”提到了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但中共只是打“苍蝇”，不打“老虎”。观察人士指出，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对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

*中共公布反腐倡廉成果*

6月28日，山西省纪检委、山西省监察厅在太原举办“山西反腐倡廉建设成果展”。成果展显示，2008年至2010年，山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查案件2万1597件，处分违纪党员干部2万4742人，其中市厅级干部36人，县处级干部906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人民币。

不久前，中纪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万9621件腐败案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万6517人，平均每天处分至少400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有5373人。

6月24日，中共组织部副部长王秦丰在一个新闻会上也表示，2010年，大约有3·2万名党员出党，其中大部分是被开除，目的是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高勤荣：打苍蝇不打老虎*

曾经因为在1998年报导山西运城水利工程造假而入狱8年的前《山西青年报》记者，前新华社记者高勤荣在被问到对山西地方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的“反腐倡廉成果”如何看待时，哑然失笑。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只是打‘苍蝇’，不打‘老虎’。没有触及根本。”高勤荣所说的“根本”就是制度的改革。他呼吁政府放开舆论监督。他说：“让记者，让人民，让监察机关监督，党不会垮台，政府不会垮台。我很纳闷他们怕什么。”

*高勤荣：新闻监督是反腐根本*

他表示，现在的中国，与80年代相比，新闻舆论监督是越来越弱了。他说，以前向《人民日报》这样的报纸投递批评政府的稿件还会被采纳，但现在几乎不可能了。高勤荣自身的遭遇就是中共反腐无法触及根本的一个例子。他说，他目前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他一直申诉，但是案子却一直没有得到“平反”。究其原因是腐败官员的存在，“纠正不过来。”

媒体监督之外，官员财产申报被认为是反腐倡廉的另外一个有效的“阳光法案”，但是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日前表示，当前中国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条件并不成熟。

虽然中国共产党表示，建党90周年以来，一直在与腐败进行斗争。正如6月28日的《检察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光辉历程中，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坚持反腐败始终不渝。”反腐甚至还被提到了关乎“党、国生死存亡”的高度。

然而，虽然中共有这样“矢志不渝”的反腐决心和力度，现实的情况看来是“越反越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中国的腐败出现了群体化、高官化和巨额化等七大特点。

*曹思源：党内分权制衡是关键*

北京著名的民间学者，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曹思源面对“一个陈希同（北京前市长）倒下去，千万个陈希同站起来”的现象这样建议：“中共的毛病很容易诊断，治疗的办法就是恢复常识，党内实行分权制衡”。

他告诉美国之音：“腐败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党内没有分权制衡，权力缺乏监督，权力是腐蚀剂，这是共识。享有权力的同时必有滥用权力的倾向。”

中国总理温家宝前不久也表示，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力太过集中，这是反腐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美国之音（VOA）6月29日报道：中共功罪评说之五：土改为什么一定要流血？

1949年中共建政后就立即展开了运动。除了前文提到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外，同时进行的还有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大书特书，大唱赞歌的一场运动。

根据该党史的记录，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改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3年结束，“共没收征收了约7亿亩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了约三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了现实，长期被束缚的农村生产力获得了历史性的大解放。”该书为发动农民、打倒地主的斗争方式进行了辩护，但回避了土改中的种种血腥事实。

*本可以和平土改*

其实，在中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1950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

中共坚持用血腥斗争的手段来进行土改，目的何在呢？

1956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从刘少奇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土改的目的是要农民跟党走和打击地主富农。曾经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左派保守人物喻权域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赐’、‘救济’，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威风，……几年十几年后，地主阶级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还有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

不管喻权域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至少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共产党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

*土改的血腥事实*

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中国共产党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在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来。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四十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

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一百，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结果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将陶铸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后，陶铸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导致广东土改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时事评论家，“中南海厚黑学”一书作者陈破空表示，从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毛泽东就推崇暴力群众运动。在土改中，通过发动农民，让农民手上沾上鲜血，跟地主彻底对立起来，这样他们就会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另外，中共也有意在基层制造恐怖，让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任何人站在对立面，他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

*阶级成分论影响几代人命运*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分，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对象。从此，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

中国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政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分’，这划定的阶级成分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中共当时说，地主富农三年后改变成分，使农村中三年后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但实际上，地主富农的帽子一戴就是三十年，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也被压迫、迫害了三十年。尽管土改中有几百万地主被杀，三十年中也一定有一些人被迫害至死或者病故，到1979年中共给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时，竟然还有4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其受迫害者的数量相当可观。

不仅如此，地主富农当年被没收的财产和土地至今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补偿；也从来没有为地主富农平反，似乎当年对他们的压迫仍然是合理的。

*农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土地*

尽管中共在土改时宣称要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其实在土改前就已经开始计划要实现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于是，在中国农民欢天喜地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中共很快就将土地收走。在土改尚未结束的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所谓的“集体”。中国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

既然本来就要从农民手中收回土地，为什么中共一定要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呢？《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从意识形态的因素来讲，他们认为革命得是有阶段的，得一个阶段完了才能进行第二个阶段。……从实际的政治权谋上考虑，那当然它也知道，如果你说分土地，这个对农民，特别对贫苦农民多少有些号召力。你如果一下子变成了收归国有，那恐怕对于农民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指出：“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呢，再把它收回来。而它收回来呢是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说建立公有制啊，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变得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农民至今没有土地所有权*

时至今日，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但是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仍然与土地所有权无缘。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土改对中共来说，好处是无穷的，一直到今天，土地还是产权不清，产权不明。（19）78年改革的时候说了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将土地租给农民，而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所以他们可以随便地征地、拆迁，随便地制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的标准。农民呢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它欲取欲夺，农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种土地制度）对于中共是有好处的。对于中共各级官员都有好处，因为它把土地收归国有之后，收归了中共党有，对他们的统治，对他们任意占用和使用资源、调动资源、组织资源，都是十分便利的。”

1957年中国展开“反右运动”

中共的土改运动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和人身自由；镇反运动镇压了一切可能通过武力反抗共产党的人；后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企业主的财产控制权。那么下一步该干什么呢？中共把注意力转向了知识分子。这就是1957年在全国展开的“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说穿了就是统一思想战线的一场运动。根据中共当局的统计，当时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但许多学者认为，实际受害者的人数远不如此，因为当时除了右派分子，还有其他种类如中右份子、内控右派、漏网右派、坏分子、反动份子等，加起来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受到了迫害。

*党史：维持邓小平定论*

1980年五月，中共结束了平反右派的工作。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人几乎全部平反，总计不到一百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

按理说，一个不到百人的右派案，却扩大化到一百多万人，这场运动是应该被否定的。但是至今中共仍然维持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为反右定下的调子，也就是反右是必要和正确的，只是有扩大化的问题。难怪有人讽刺说，过去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的反右却扩大化了将近六千倍，而且还坚持说是正确的，这真是对邓小平推崇的“实事求是”的莫大讽刺。

“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阐述反右的必要性时指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国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和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一小部分人仍存有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倾向……以至发生极少数人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对于反右的严重扩大化，党史第二卷也作了辩护：“在党内，包括党的领袖，在短短的七年里完全改变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是相当困难的。由于这种情况，党在反右斗争中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

为什么邓小平愿意彻底否认文化大革命，却不愿意否认反右运动呢？一些专家认为，那是因为邓小平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而在反右中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运动的具体主持者和推动者。在“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就有好几处提到邓小平推动反右的讲话和指示。但是邓小平出于不愿否定自己这段政治经历的私念，拒绝承认这场运动的错误。而邓小平钦点的接班人江泽民和胡锦涛，自然也就沿用邓小平的调子，不敢否认反右运动了。

*毛泽东两手策略“引蛇出洞”*

许多专家认为，反右是充分体现毛泽东人格和道德缺陷的一场运动，因为他在反右运动中，不顾中共和他本人的信誉，使出了“引蛇出洞”的伎俩，先让人们大胆“鸣放”，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中共的反右运动一开始就用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是提出党内整风，特别是希望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风，而且态度非常诚恳。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要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放手批评。

接着，毛泽东开始南巡，到处鼓动“鸣放”、提意见。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希望各界人士提出批评，使共产党的作风真正得到改进。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党内布署了鼓励鸣放，引蛇出动的圈套。

5月14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报纸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

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印发党内高级干部。他在文中指出：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他还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从5月中旬到6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中央当时强调，要让右派进一步暴露，越嚣张越好。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督促下边抓紧时间搜集右派反党的证据。

就在中共高层张开大网的同时，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统战部一共组织了13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与此同时，统战部和国务院一共组织了25次工商界座谈会。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意”，纷纷开口“鸣放”。结果，他们的言论马上成为中共大加讨伐的借口。

当年的右派蒋鼎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说：“你叫我提意见，你当初宽了我们的心，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当时的宣传啊。没有发言的还不行。你对帮助党整风这个运动，你抱什么态度？党叫你提意见，你提错了也没有关系嘛。你为什么不提呢？逼得你非提不可。一定要提。结果呢，你就提了吧，畅所欲言了吧。”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说：“所谓的最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就是章伯钧的所谓”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所谓成立平反委员会，龙云的所谓”反苏“言论，都是5月二十几号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表出来的。因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反复邀请他们说话，他们最后就提了一些意见。”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责“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这一社论和指示，标志着反右运动的正式开始。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在社论中指出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这篇社论将反右定为敌我矛盾，使反右斗争进一步升级。

毛泽东“引蛇出洞”以后，得意洋洋地说：“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右派都是些什么人？*

当时的中国大约有500万所谓的“知识分子”。中共公开承认的右派人数为55万，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但是实际上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远不止55万人。在反右运动后期，中共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划右派。已经划为右派的改划为地主或者坏分子。这些人的数量大约就有50万人。根据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统计，各类右派有110万人，再加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反右运动一共使180万人成了“人民的敌人”。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作为右派的主体，我认为主要是这样几部分人：一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第二是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分子；第三类呢，是以林希翎和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第四呢，是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蜚、萧军为代表的文艺界的领导和著名文艺家；第五类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学家。以上五部分人都是中国当时和未来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了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正所谓的，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徒有学历的标签，但是他们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功能。所以呢，等于一直到文革，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断代的。”

还有一类右派没有被包括在高瑜总结的五类右派里。这些人就是中共的官员。这批右派多数是不同意中共极端和非理性的整人手段，甚至是由于工作意见分歧和个人恩怨而被打成右派，其中包括一些邓小平曾经亲自出马打倒的中共省部级官员，如青海省省长孙作宾。邓小平当时曾经说：“对党内右派，不管他的资格有多老，一律开除党籍。因为党内右派反党的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党龄，我们要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新疆自治区书记塞甫拉也夫；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等。

*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致命打击*

反右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致命一击，使得几十年后这两个群体基本上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和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灾难，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下一集的“中共功罪评说”系列中，我们将介绍学者专家对反右历史意义的评价。

▲德国之声7月2日援引德媒：中共党史还无法评价改革30年

“七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1949至1978年的中共三十年党史正式出版。《世界报》注意到，”最近改革时代的三十年党史付之阙如，因为这段历史政治上太棘手，今天还无法评价。

“16年来，研究人员为如何向公众解释毛统治下开展的灾难性运动和可怕的迫害伤透了脑筋。遵循北京’绝不能引发对历史和责任问题的讨论’的规定，他们制造了混乱的词语表达方式。例如，1957年毛发起的’反右运动’把五十万知识分子统统打成社会主义的敌人，现在他们仍然说这次运动基本正确，只是迫害有些’过头’，实际上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后来都得到平反。

“党史的另一处解释也同样荒谬：1958至1960年，毛及其最亲密的追随者疯狂推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中国推入了最严重的饥荒，尽管1960年有一千万中国人死去，但党史并没有称之为罪行。党史一再声称，毛的错误、包括文化革命期间的错误不能贬低他作为革命者和建国者的功绩。”

“不惧怕说真话”

《世界报》指出，”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胡编历史”，在介绍了前文化部副部长于幼军最近发表、”不惧怕说真话”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第三卷后，该报写道：

“于幼军说，把1957年反右运动中进行的大规模迫害大事化小，这样的企图’令人愤慨’.据他调查，1957年至1958年期间，552973名知识分子被打成人民敌人，受到迫害。二十年后，当年这些受到指控的人中，552877人被平反，也就是说，99·99%的人都是无辜受害者。在另一个例子中，他提到了1960年饿死一千万人的数字。

“于幼军也驳斥了所谓中国领导人当时对自己犯下的这一切一无所知的谎言。他引用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毛说的原话：’这么多人饿死，历史会追究你和我的责任，人吃人的事以后将写入书本。'”

“把我们的红色基因传递下去”

文章接着报道了重庆和全国各地”七一”大唱红歌的盛况，最后引用著名作家叶永烈的话分析了重开”红色文化”的深层原因：

“1991年苏联的崩溃震惊了中国领导人，因为他们看到1700万苏共党员竟没有一人出来保卫党。另一个原因是，党的罪行、腐败和古拉格劳改营的消息不断被揭露出来，使党员的士气低落。有八千万党员的中共看来也有同样的担心，所以《人民日报》的评论发出号召说，’把我们的红色基因、我们的信仰和我们对党的忠诚和热爱传递下去’.”

图片来源：美国之音

右派分子五十年后重聚洛杉矶

许多学者把反右运动看成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扼杀了独立思想存在的空间，为毛泽东和中共以后几十年的灾难性政策奠定了基础。

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却表示：反右“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借以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放弃这种斗争，……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混乱。”

那么中外独立学者怎么看反右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史的意义呢？

*“因言获罪”成为中共传统*

回顾反右运动，几乎全部右派都是“因言获罪”，其罪行是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郭罗基表示，中共从1957年开始确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这个罪行。他说，尽管中国当时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但是，“在中国，好像言论自由只能讲革命言论，只能讲正确言论。只能发表正确意见，不能发表错误意见。要真正实行言论自由，无论是革命言论，还是反革命言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表，就要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命题。这个命题不推翻，就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政治民主，中国就不会进步。”

*党内党外形成一言堂*

曾经在1994年到1999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张全景在2006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承认：“1957年反‘右’之前，民主生活会最好，相互之间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被批评的同志还可以作解释。”“反‘右’后，在说真话方面受到影响。”

网上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认为，毛泽东当年就是想通过反右运动形成在中国的“一言堂”。反右运动奠定了中国以后几十年的意识形态版图，消灭了一切自由主义的可能性。反右之后，所有的其它党派的声音、其它党派的报纸和所有的宣传阵地全部收归共产党所有。在1957年之前，各个民主党派还有自己的报纸和言论阵地。到了57年，全部被中共收编。

陈奎德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以后的中国的政治版图基本上就按照毛的意志往前走了，基本上中国人就没有自己说话的语言方式，没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完全是一个头脑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所以57年反右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重要，我觉得与这个共产党统治的格局的形成有极大的相关性。”

*知识分子成为敌人*

反右运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全面压制。反右之后，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几代知识分子不仅完全丧失了言论和思想自由，而且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也遭受歧视和迫害。

许多学者认为，毛泽东动历来就对知识分子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早在1925年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把知识份子分为三类，对知识层次越高的人，就表现出越大的不信任。反右中，他在发表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时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后来他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宣称，中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是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接受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是另一个剥削阶级，至此将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正式对立起来，使知识分子成为中国政治阶梯中的底层。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1957年消灭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培养出来的中国几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消灭知识分子的主要目的是要消灭知识分子的理性的思想和批判社会的力量。毛泽东和反右运动他是要让知识分子的灵魂坍塌和，扭曲。从这一点来说，57年这个整人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真地使一代知识分子，几代知识分子断了代。他要打垮和消灭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自由的人格、自主的人格和社会批判的力量。”

*说假话成为传统*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大学教授林培瑞认为，反右运动毁灭了一代人的真诚和信仰。他说：“以前，土改、镇反、肃反的时候，不管多残酷，至少理想语言还在那儿。但是57年以后，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但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我觉得，这个影响的深远一直蔓延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上的所谓犬儒主义，说假话，出假货，卖假药，说一套，做一套，只顾自己。”

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良英在《反右派运动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大灾难》一文中表示，反右后谎言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常态：“是非、真假完全颠倒，谎话、假话满天飞，人人在谎言中生活。毛泽东更是在谎言中自我膨胀，反右尚未结束就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幻想三年就要实现共产主义。结果饿死了4000万人，造成了第二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中国传统道德被摧毁*

当年由于拒绝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而被迫退出共产党的赵根植说：“反右最可悲的结局就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底线就没有了，是非、善恶颠倒过来了。以前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说要忠孝仁义。对朋友就是要讲仁，要讲义。现在不行了，这就是不站稳立场。站稳立场就是说，你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自己能爬上去，就可以揭发，甚至揭发自己的兄弟、姐妹、夫妻。很多妻子离婚了，揭发丈夫，她自己就保住了。传统道德打破了，而且又没有新的道德。”

*毛泽东地位进一步上升*

反右运动的另一个后果是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中心主任吴国光教授说：“（反右后）毛在党内地位改变了，影响力改变了。根据薄一波的回忆说：”自从反右结束以后的“南宁会议”，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了。这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和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毛就拉开了他和他党内同志的权威的这样一个落差。“

*党高于一切*

回顾反右全过程，整个运动全部根据中共中央一系列内部文件布署进行，未经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讨论。其中多次标志性事件，都是毛泽东的指示或者发言。地方对右派的定论与处分，也由基层党支部上报，无须法律程序，也不允许本人申辩。一个党支书的拍板，就能决定一个人乃至一家人的命运，其随意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这种党高于一切和无视法律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党天下”。再加上毛泽东的个人地位进一步上升，党和国家没有约束机制，这一切都为后来中华民族的一系列大灾难埋下了伏笔，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美国之音（VOA）7月3日报道：《中共党史》二卷备受争议（1）

耗时16年、几经反复完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今年初面世后，发行量已愈百万。尽管有官员称此书受到各方好评，但批评者也不在少数。有论者认为，编写此书的难度在于，书中所涉及的年代，正是中共犯错误最多的时期。

*初稿被否定*

《中共党史》二卷写的是1949年到1978年二十九年间的历史，描述、评价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次重大事件。这段历史，时间跨度虽然不大，但是争议很大，以致初稿没有通过中央审查。

难点在于，这29年是被称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执掌政权的时期，也是中共犯错误最多的一个时期。对错误认不认帐，认多少，认到什么程度，是中共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据说，初稿就是因为写错误过多，显得灰暗，而被打回的。

*李忠杰：实事求是是根本*

中国媒体援引主管官员的话说，他们的指导思想是“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最近表示：“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力求完整、准确、系统地反映党的历史。”

他还表示，对《党史》二卷，反映总体上非常好，各方面都给予高度的评价。

*杨奎松：《党史》与学术无关*

但是民间学者却另有看法。北京大学教授杨奎松是一位学术上建树颇丰的学者。他既没有参与该书的编写，也没有人就此书征求过他的意见。

杨奎松说：“它就是一个‘正本’，跟学术没什么关系的东西。不管民间的讨论研究有什么样的进展，也不管党史研究室的人，他们做了怎么样的努力，但最后被审来审去，审了十几稿，那最后就今天这个样子。那怎么可能满意？”

了解内情的人说，这本书是各方妥协的产物，是讲政治的产物，谈不上创新和突破。

*章立凡：《党史》二卷进步有限*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认为，《党史》二卷只能说比以前有进步。

他说：“它比以前的进步就是，它承认了很多事实，承认了很多问题，把它记载下来，不再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了，这个算是一个进步。”

他指出，《党史》二卷是中共站在自己立场上书写的历史，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反而“溢美之词过多”，反思不够。谈到这段历史，他说，毛泽东把大家忽悠了20多年。

章立凡说：“建国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这种承诺、普选的承诺，这些他都没有兑现。《共同纲领》就被废弃了。像私人资本主义还要长期发展，这个也废弃了。他这个工业体系怎么来的？一个是靠剥夺原来的工商业者，靠城乡二元结构来剥夺农民。毛时代对民生，整个没有什么改善，反而变得更加恶劣了。”

*杜导正：毛泽东屡犯大错*

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也对这段历史持相当否定的态度。他早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复兴机会。国家统一了，共产党威信很高，民主党派十分积极，老百姓也调动起来了。但是，毛泽东却屡犯大错。

杜导正说：“我认为，除了土地改革一条，基本正确以外，别的重大的措施，基本上都是失败的，把国家搞了个稀巴烂。58年、59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饿死几千万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一次破坏。”

《中共党史》二卷是1994年开始编写的，1998年即告完成，原准备1999年出版发行，但是却突然被叫停。之后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修改过程。

这部近百万字的著作在今年推出，是为了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有学者认为，10年前的本子要好于现在的版本。

▲美国之音（VOA）7月4日报道：《中共党史》二卷备受争议（2）

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录了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一系列事件。尽管编写过程长达16年，但有学者认为，该书仍未准确反映历史真相，有些结论也有欠公允。

争论比较大的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对于那段历史，《党史》二卷并未否认，但是表述方法耐人寻味。

*《党史》承认一年内人口减少1000万*

书中说，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所谓“困难时期”是三年，可是书里只提到一年，而且没有把自然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加以区分。对于和平时期出现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几十年过去了，为什么就不能直截了当给全党、全国人民一个交待而非要采取这种迂回的叙述方式呢？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这种表述沿用了中共党史专家胡绳的方法。

他说：“三年困难时期，它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的书也严肃地、客观地做了介绍，并没有回避这样一个问题。至于具体数字，在胡绳先生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当中，就已经做了权威性的回答和介绍。”

*杨继绳：三年非正常死亡3000多万人*

对于那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估计是，在三千万到四千万之间。杨继绳在香港出过一本书，题目叫《墓碑》，就是专门讲那场大饥荒的。

杨继绳根据《党史》二卷的表述做了一番计算。他说，正常年景下，每年人口是要增加的，出生率减死亡率就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没有饥荒的1957年，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23·23.

他说：“1959年总人口6·72亿，按照千分之23·23的增长，那么1960年应该增加1561万人。但是因为大饥荒，不但没有增加1561万，而且减少了1000万。所以《中共党史》二卷基本就承认了1960年的人口损失为2561万。”

杨继绳认为，目前这种表述是个进步。

*杨奎松：死亡人数并非查不清*

曾经参加《党史》二卷起草工作的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对《南方周末》说，“在官修党史中能够承认一年内有1000万的人口减少，已经足够惊心动魄的了。”

有人说，当时到底死了多少人，现已很难查清，只好模糊表达了。不过，党史专家、北大教授杨奎松不这样认为。

他说：“用党史研究室的这样一个名义，经过中央同意，全国去搜集材料、去调查。按道理，通过这样组织的力量是没有问题，是肯定可以做到的。但是，没有人做。所以，这个很遗憾。”

围绕《党史》二卷的争论远不止大饥荒一事。其他争议还包括：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该不该彻底否定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否应给“高饶反党联盟”平反、朝鲜战争是怎样爆发的、“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到底是什么关系、毛泽东跟“四人帮”是什么关系，等等。

*章立凡：中共有退让但仍坚守底线*

比如，对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党史》二卷坚持认为是必要的，而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则表示不能苟同。

章立凡：“当时那些人的言论，也不过就是一个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而已，还不达到现在要求的强烈程度。它（《党史》二卷）也承认反右有错误，比较重大的错误。但是，99%（的人都划）错了，还认为反右是必要的。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够客观。”

章立凡的父亲就是当年有名的“大右派”章乃器。他说，中共在一些问题上有所退让，开始回归事实了，但是仍坚守某些底线，明明错了，也不愿认错。

●各界分析评论中共九十年党庆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29日报道：中国学者批评中共庆祝建党宣传活动

在中共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网络出现北京学者赵士林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对中共目前展开的建党纪念宣传提出严厉批评。

赵士林是中国著名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据报道，他的这封《就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宣传问题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最初发表在他的博客上，但是现在已经无法在博客中看到。

赵士林批评说，目前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宣传“缺乏政治想象力，缺乏文化创意，缺乏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面貌，铺天盖地，千篇一律，形式主义，面目可憎。”

赵士林向中共提出具体建议：不要再把党道德化，神圣化，色彩化和封建化。

他说，人民是主人，党是公仆，不能让主人对公仆天天感恩戴德。把党伦理化道德化，颠覆了现代政党的形象。

他还说，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宣传不宜只盯着成绩，甚至把党神圣化，而应该认真深刻客观地总结教训，真正提高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品格、执政素质。

赵士林说，中共作为执政党，应该为全中国人民执政，而不应该为了哪家那派哪个阶级哪个集团的利益执政。目下的“唱红歌”，从观念到做法都是把党通过色彩化引向极左化、文革化。

赵士林还说，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更应该着眼未来，而不是一味缅怀打天下的历史。不能遵循“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封建社会逻辑，而应该真正体现还政于民的现代文明原则。

赵士林这篇文章在网络广泛流传，引起网民热烈讨论。

有网友推特称：这是一篇好文，条条在理，火力很足。还有网友评论说，对于党，应该先认可党执政的合法性，然后再来面对党内问题，处理党内问题。党现在需要的是改革，不是革命。

▲美国之音（VOA）6月29日报道：流亡美国民运人士论中共建党90周年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宣称本党诞生的日子。今年是中共成立90周年，一些旅居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认为，使用暴力夺权的政权，或用暴力维持的主权都应该被推翻。

*胡平：党员入党多因可以升官发财*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从70年代末期在北大当学生时就开始参加民主运动。他认为，中共宣称自己有8千万党员，是世界最大政党，这并不奇怪。他说，新近加入共产党党员里，有38%是大学生：“这个党票就是个优惠卷，你入了党呢，就有助于升官发财，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有这么多人要入党，这一点也不奇怪。”

胡平认为，如果这些大学生是真的信仰共产主义，那对中国真的是又一场灾难。因为在过去的60年里，在中国非自然死亡的人口肯定是世界最多的，他希望这个历史不要重演。

*胡平：经济发展不一定为专政背书*

胡平也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是否能持续是个疑问。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必须要作政治改革，如果作了政治改革那就是承认已往的错误，那共产党就没有了执政的正当性，东欧的那些共产党就是这样慢慢的消失的。胡平并以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为例，放弃一党专政后，与别的党派公平竞争，虽曾经下了台，但仍然能重新透过选举而再度执政。

*王军涛：使用暴力夺权的政权都该被推翻*

被说成是89民运的幕后黑手的王军涛，流亡美国后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他说，共产党在过去60年有两次大抢劫，先是用国家名义把私人财产抢到国库，再用改革的名义由国库转到他们后代的腰包里，因此他认为不应再由共产党来执政。

王军涛说：“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要结束的是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有人用暴力，包括将来民主党要有一天上台了，那么要是用暴力去强迫人民接受他统治，那么这个民主党也应该被推翻。”

*王天成：促中国改革只有走抗争道路*

王天成曾因北京胡石根等组党问题被投入监狱，坐牢多年。他现在是设立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执行长。他说，过去三十年间，世界上有七十余个政府发生民主转型，但只有8个国家的改革是由统治阶层所发动的，所以王天成认为要促使中国改革只有走抗争的路子。

王天成说：“这个东西过去二十多年来，咱们一直在呼吁，说服共产党改革，但是共产党改了吗，它没有改。”

这些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都承认，他们目前所能作的只是非暴力抗争，同时也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但是他们坚信，只要有人继续传递改革的火种，终会有成功的一天。

▲美国之音（VOA）6月30日报道：美国媒体评中国：中共90年老态龙钟

*纽约时报*

在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成立90周年到来之际，纽约时报6月30日发表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芒·麦克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的文章，题目是“伟大的党，但共产主义到哪里去啦？”文章说：“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在90年前由代表50个党员的12个代表成立以来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不管当初它或许看上去显得多么微不足道，没有人怀疑它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以及使命。中共当时的思想来源是乌托邦马克思主义，代表着怀有理想的左翼分子、民族主义者，以及被压迫的人。它的使命是结束社会不公和西方殖民主义。”

裴敏欣的文章说：“今天，中共是一个政治上的庞然大物，拥有8千万党员，控制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内，中共把持着政权，没有面临有组织的挑战。在国外，中共领导人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梦想不到的尊敬。确实，我们应当承认中共抛弃了掌权的头30年的毛主义的疯狂，即大规模恐怖、大饥荒、残酷的政治运动、严酷的权力斗争，大大改善了13亿中国人的物质生活。”

裴敏欣的文章说：“但要是今天有人问：”共产党现在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没有多少中国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可以给出一个言之成理的诚实的答案。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的是，中共不再代表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假如说中国代表什么意识形态的话，那个意识形态就是权力意识形态。中共统治的唯一理由就是要继续掌权。“

裴敏欣的文章说：“现在中共已经掌权62年。中共领导人或许也想注意到一党统治的最长纪录是74年，纪录保持者是苏联共产党。次长纪录保持者是墨西哥的制度革命党，记录是71年。在中国领导人庆祝中共90岁生日的时候，他们不应当有什么幻想，以为中共可以超越历史限制万寿无疆。”

本篇英文全文网址：

http://www·nytimes·com/2011/07/01/opinion/01iht-edminxin01·html？ref=china

关于中共建党90周年这个话题，纽约时报6月30日还发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的文章，题目是“中国90岁的共产党”。文章说：“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在全国各地举行各种庆祝活动，组织媒体大力报导，纪念中共成立90周年。但所有这一切热闹都不能掩盖中共的心虚。”

沈大伟的文章说：“在举行这些庆祝活动的同时，官方对党的过去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审视。经过16年的撰写之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了一本1000多页的党史，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到1978年。（1978年之后的历史显然依然在政治上过于敏感，因为涉及很多现在依然在位的官员。）”

沈大伟的文章说：“这部党史只字不提1950年代造成千百万人死亡的历次暴力政治运动。有些运动虽然虽然得到了讨论，但其中的政治迫害和杀人则没有讨论。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则完全没有提及。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间，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统治提出了正面的批评，其中一些批评至今依然正确。这部党史只是写了随后的‘反右’清洗运动，但没有提邓小平所担任的‘反右’运动领导角色。”

沈大伟的文章说：“‘大跃进’运动造成‘三年困难时期’（1960-62）。据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的新近档案研究，那场运动导致多达4500万人死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1966-76）在这部党史中占有相当的篇幅，但那两场大灾难基本上被归咎于‘左倾机会主义者’如林彪、江青和四人帮。”

沈大伟的文章最后说：“中国90岁的共产党有点像很多90岁的老人，身体越来越弱，战战兢兢，摸索试验各种方法试图益寿延年，但同时又难以招架应付生活所牵涉的各种复杂性。”

本篇英文全文网址：

http://www·nytimes·com/2011/07/01/opinion/01iht-edshambaugh01·html？ref=china

以上是美国各地主要媒体有关中国的评论。评论所反映的观点为发表评论媒体之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英国广播公司（BBC）7月1日采访徐友渔：中共在可视的未来无任何政改迹象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今天（7月1日）在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再提反腐败的重要性，并警告各级党员干部自重、自省、自警和自励，不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胡锦涛讲话中的反腐部分，与两天前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英文社论中提及的中国面对强大的挑战一样，显示中共当局很清楚地意识到，腐败和以权谋私是对中共执政的最大威胁。

相关内容北京举行中共建党90周年大会中国学者批评中共庆祝建党宣传活动分析：中共建党90周年大庆与活火山相关新闻话题中国事实上，反腐败和反以权谋私是中共的主要建党原则之一，但这些年来越反越腐，导致民愤、民怨越来越大，有形成活火山的威险。

但奇怪的是，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似乎也越来越壮大。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截至2010底，中共党员人数已经超过8千万，仅2010年一年就有3百多万人申请入党，其中81%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嵇伟采访时表示，这两种现象同时出现并不矛盾，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因为要以权谋私，首先就必须有权，而今天中国的大权掌握在共产党官员的手里，所以要权必须入党当官。

徐友渔认为，虽然现在入党的人中也许有一些是出于信仰，但大多数是为了实际利益才入党。所以中国的贪腐行为越来越普遍，和党员队伍越来越庞大，是顺理成章的现象。

中国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国力明显强大；但与30年前相比，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和掌控能力，远远逊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许多人认为政改势在必行。

徐友渔却认为，现在看不出在可视的将来中共有政改的任何迹象。尽管有像温家宝这样的个别领导人在提倡政改，但从总体来说，现在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最操心的是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事情。

徐友渔说，中共包括最高层在内的各级官员都有一种惊弓之鸟的心态，把社会上的一些偶然事件，比如拆迁引起的矛盾等，看作是可以燃烧全国的“星星之火”，所以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任何手段去维护所谓的稳定。

至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如何保持长期发展，这些问题并不能引起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兴趣，他们考虑的是只要这个党和这个国家不毁在自己手上就行。

对于外界许多人把政改的希望寄托在18大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身上的观点，徐友渔表示不赞同。他说这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最理想方式就是自上而下的政改，因此寄希望于最高领导人的识时务和与时俱进。

徐友渔说，最近二、三十年的实际经验证明，每一次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领导人的换届上，最后得到的总是失望。所以他认为，没有理由相信18大会和以往有任何不同。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7月1日播音：中共穿毛服庆90岁生日

中共穿毛服庆90岁生日

今天是7月1日，法国论坛报用两版篇幅刊出报道“这个星期，中共穿着毛服装庆祝90岁生日”，并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毛语录对中共来说，正是眼下的现实。这个报道说，在中共吹灭90个生日蜡烛之际，毛文化又卷土重来。最近，中国公园里都飘出“革命歌曲大合唱”电视里也滚动播出“红歌”和“红舞”，当局还推出直接就叫做“建党伟业”的电影。中共在其党庆中，突出三样东西，一是“伟大舵手”，二是“民族主义价值”，三是“革命者”。

论坛报说，30年来，中国放弃了毛泽东修改的马列主义，拥抱了邓小平的实用主义，进行了一场城市化和工业化革命。往昔的中央王国在2010年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一些专家说，到2025年中国将超过美国。

中共面临很多挑战

论坛报说，中国10%的增长率使数百万人脱离贫困，2010年人均收入达到440美元，如果说这个转变主要来自自由经济，那么，这个自由经济是中共的“英明”指挥的。

2012年中共第5代领导人即将上台执掌政权。第5代接班人几年来学会如何在以毛泽东为守护神的机制内运作，将过去和现代综合起来，揉成一团。

专制已不适合中国社会

现在中共内部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将不可避免，另一派主张要继续牢牢控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在是后一派占了上风。不过，这两派都必须面对来自经济和社会的诸多挑战。因为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社会已经变了：人民要表达，越来越多的冲突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篇文章最后说，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尽管是实用主义的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了。

中国当局对网络怕得要命

对于中国人越来越强烈的表达诉求，法国论坛报刊出的另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网络管制的情况。这篇报道说，面对13亿人口和30万博客，中国当局的宣传能在网络时代存活下来吗？为了继续传播中共的教义，中国公安部和宣传部不惜工本，竭尽了全力，雇佣了大约4万人，对网络和博客进行24小时全天控制，封堵那些他们认为的负面消息，或批评政府的言论。

论坛报引述记者安娜-索特蒙（Anne Soetemondt）的话说，“中国当局对网络怕得要命”：推特和脸书网在中国几乎无法登陆，多家外国媒体，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和BBC网站都无法登陆，记者无疆界等非政府组织网站或西藏人的独立网站也受到封锁。安娜-索特蒙最近出版了一本书，讲述她曾为中国官方媒体工作的经历，书名是《我曾为中国的宣传工作》。

通过5毛党控制舆论

中国当局可以通过类似“推特”和“脸书”的“人人网”和“微博网”或者“红色微薄”一类的网站，对社会网络进行监控。对于网上论坛，则让“5毛党”进行渗透。论坛报说，自2004年以来，中共当局以每条评论5毛钱的报酬，雇佣数以千计的“红客”来帮助当局说话，影响网民。

但是中国网民自有应对措施，以至于当局很难完全控制推特网。许多不太容易上当的中国人都会用翻墙软件绕过封锁，浏览被当局禁止的网站，而且在被当局发现后，可以立即更换升级。

第5代接班人红太子

今天论坛报还刊出习近平、李克强、薄熙来三人的照片，介绍他们是新一代“红色太子”，并说中国不用等到7月1日才把自己染成红色，其实3年前这个红色运动已经从重庆开始。红太子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创立了重庆模式。薄领导的新左派主张恢复共产革命价值，获得了成功。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和创造“红色总产值”、兴建社会住房等活动，曾一度被尊孔的北京高层看不起。但是后来局势有了转变，胡锦涛渐渐又重新沉浸在毛文化当中。去年12月另一位红太子，2012年将出任中国主席的习近平突然造访重庆，并且称赞重庆模式。随后，包括团派高官胡锦涛亲信李源潮在内的中共官员纷纷跟进。论坛报引述香港浸会大学政治教授卡贝斯坦（JP Cabestan）表示，薄熙来的行为是为了在2012年能够进入中央政治局。也有传言说，薄熙来瞄准的目标是中共宣传部长或安全部长。这两个职位都能够使他准确观察中共党内运作。

今天法国世界报和回声报，还对中国京沪高铁的通车进行了报道。世界报的题目强调京沪高铁背后的辩论和腐败，回声报的题目则说，京沪高铁的速度比原想的要慢。

▲美国之音（VOA）7月1日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中共90赞与弹

建党90年之际，中国政府组织各界大唱红歌。图为北京一公园进行红色表演的情景

7月1日，在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之际，《北京日报》等多家中共报纸的头版标题都换上了红色。中共宣传部门控制的中国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也都是一片庆祝党的生日的红色海洋。在全国各地，中共及政府的报纸纷纷发表文章，社论，评论，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中共及其政府的宣传机构新华社报导说，中共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赞美共产党的领导，并誓言继续接受中共领导：“光辉历程铸伟业，风雨同舟谱新篇。”

在另外一方面，中共宣传机构继续维持并加强互联网控制。奉中共指令制作的中共90年献礼片《建党伟业》一推出，就被网民普遍评为垃圾片。电影爱好者云集的豆瓣网旋即关闭该片的评论。截至目前，豆瓣网的《建党伟业》的评论依然处于关闭状态，网民的好评或恶评一律不得发表。

在言论自由的海外，则是另外的天地，另外的评论。

*一党独裁·特权对庶民*

日本广播协会7月1日发表报导，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并为此强化监视。”报导说：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创立90周年。全国各地举行各种庆祝活动，一片祝贺气氛。然而，在国民当中，贫富悬殊扩大，物价陡升，导致不满情绪高涨，甚至发生暴动。因此，胡锦涛政权在竭力阻止有可能动摇一党支配的动向扩散开去。”

日本主要的商业报纸《产经新闻》在7月1日则发表评论，题目是“中国共产党90年，需要制止霸权主义扩大。”评论说：

“中国共产党1日迎来创立90周年。最开始的时候党员不到60人，去年已经超过8千万人。中共领导的新中国建国62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和军事大国。不容否认、这是近、现代史上的大事。”

“但是，现在的中国是一党独裁，特权阶层与庶民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纷争频发。中国对外扩充军备，海洋霸权动向增强，威胁周围各国。中国或许能成就富国强兵，但不能说是一个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的‘负责任的大国。’”

在俄罗斯发生共产党革命之后，给予高度赞扬的中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经撰文，题目是“庶民的胜利。”不清楚《产经新闻》在评论中用“庶民”一词是否有意暗指李大钊的文章。

*宣传机器开动，网民嘲弄*

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29日发表驻北京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的报导，题目是“中共大事庆祝建党90周年。”报导说：

（为了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中国）“整个的宣传机器开动起来。北京的主要街道上竖起了红色黄色带有新潮标志的巨幅广告牌。就像200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一样，这一次中共又推出一部有很多著名影星出演的大片，在所有影剧院放映。自6月中旬以来，《建党伟业》已经有两亿一千八百多万人次观看。然而，许多网民则对这套粗鄙的做法发出嘲笑。他们说，工作单位发电影票让人去看；为了推出《建党伟业》，其他影片，包括美国影片被押后推出一个月。网民还感到恼火，因为在这个敏感的日子（7月1日）到来之际，当局加强了网络言论审查，强化了保安措施。西藏为此对外国游客关闭直到7月底。”

*喧闹的辩论爆发*

美联社6月30日发表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Charles Hutzler）从北京发出的分析性报导，题目是“随着中共进入90年，一场辩论爆发。”报导说：

“中国在大张旗鼓地庆祝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与此同时有一场辩论喧闹得不同寻常。辩论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需要改弦更张，以便让中国的崛起得以持续。

“这一辩论在学术界和评论家当中已经进行了多年。辩论的双方有一方主张向更民主的政府过渡，另一方则主张实行更平均和民粹主义的威权统治。后一方被称作‘新左派。’

“随着星期五中共成立90周年的临近，社会对贪污腐败和贫富悬殊扩大的不满增加，这一辩论变得激烈起来，成为（中共党内）结帮拉伙争取中共领导权的一个因素，并导致激烈的网上争吵，其中包括有些人要求对一位80多岁的经济学者提出叛国罪的指控。

“在这一辩论的深层，是人们感到把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结合起来、使中国摆脱贫困成为世界强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这种改革让一个新的精英阶级占尽好处，让其他人难分一匙残羹。”

*2011年中国之怪现状*

在中共成立90周年到来之际，英国伦敦《电讯报》记者彼德·福斯特30日从重庆发出一篇报导，题目是“中国对毛主席不能放手。”报导说：

“一个人导致3千多万人饿死，但却能被选来做一家餐馆的招牌，这或许会让人觉得有些怪异。但‘红色领袖’火锅店入口处悬挂的老大叔一样的肖像确实是毛泽东像。

“一个漂亮的女店员招呼客人道，‘同志们欢迎光临，同志们。’她一身毛泽东的红卫兵的打扮，佩戴红袖章和毛泽东胸章。

“当然，她太年轻，记不得文化大革命。那是毛泽东发动的政治内战，从1966年延续到1976年，让他的父母一代人彼此斗争。那时，‘同志’是人们彼此间的标准称呼；现在则只是中国年轻人用来称呼同性恋者的俚语。

“欢迎来到2011年的中国：这是一个各种矛盾如此持久不散的国家，以至于执政的共产党最黑暗的时刻居然可以成为走味的特色餐馆的主题。与此同时，保守派和改革派正在为中国未来政治走向打得不可开交。”

▲德国之声7月1日报道：90年风雨春秋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日子。今天的中共已经放松了诸多意识形态上的禁锢，允许一些新的尝试，不过中国的一党独大90年来铁杆不动。

中国给西方的感觉很复杂：又钦佩向往，又存有畏惧。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这个人口大国在经济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从1980年至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30番。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大胆预言，至2020年，中国将取代美国在经济上称雄世界。

北京政府现在就拥有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近3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中国政府

大力投资科研和教育，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中国公司多年来大举收购海外企业。中国国内的有钱人也与日俱增，已经有近40万千万富翁，仅次于美、日、德国。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一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也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更加鲜明化：用实用主义替代意识形态主义，只要能取得经济成功，就都可以尝试。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认为：”北京政府并不想依照某一种经济改革模式，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区还在做着各类改革试验。”

从工农代表到精英政党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个饱经风雨的春秋：从游击队政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政权，10年文革动荡岁月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30年前实行改革开放，今天经济腾飞。

过去的工农代表如今已经成了一个精英政党。中共8000多万党员中，只有700万是工人，这个比例还不到十分之一。2002年以来，私企老板也能入党。不过，谁想入党，要经过一个比较长期和复杂的申请和考验阶段。目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9名成员中，有8个是工程师出身。

经济上相当灵活

从中共执政的方式看，许多地方与中国实际上的市场经济并不相符。比如在每个五年计划中都要确定政治方针。掌管经济支柱行业的依旧是国企或央企。土地依旧归国有。各级别党校依旧在教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然而在经济上，中国却连续创下世界纪录。中国每年经济增长保持在10%甚至更多。北京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定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什么是”中国特色”并没有具体的解释。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专家桑德施耐德认为，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却不应该忘记该国还面对诸多未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直到今天也没能保障社会公平性。几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主义的主要理想之一就是实现人人平等，而中共距离这个目标尚远。”

政治上依旧刻板

全面实行政治改革在中国依然是禁忌话题。一党专政仍然不容动摇。新闻媒体受到严格的审查。谁对中共的独党统治提出质疑，就有可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麻烦。对此，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恐怕最有体会。他因为公开要求保障媒体自由和多党制，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桑德施耐德说：”中共为了维稳，不惜一切代价。”

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21世纪最大的一次政治和社会试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一党专政相结合的执政模式已经成了不少国家在走西方民主道路之外的另一选项。不过，中共对待异见人士的高压政策及其带来的后果已经显示，中共高层自己也清楚，中国的执政试验很可能很快结束。

▲英国广播公司（BBC）7月1日报道：日本舆论痛斥中共90周年现状

日本一些传媒、舆论周五（7月1日）对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发表了评论。

其中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的社论标题是“中共90年，走向责任大国的路程遥远”。

内容说：“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应履行国际社会要求的大国责任。首先应该改变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近邻各国引起摩擦的姿态。”

忧虑枪指挥党

社论分析说，通过首次制造航母等，增强军力的中国军方进一步加强了影响力，是中国政府目前与近邻发生主权、海洋权益纠纷的强硬姿态中存在的军方背景，不能不令人忧虑中共党与枪的关系。

另一份经常报道中国消息的《产经新闻》社论也是以“中共90年霸权主义扩大”为题，指中国是经济、军事第二大国，并对内外实施霸权，也定会通过这种“富国强兵”方式加快统一台湾和争夺海洋的速度，来显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日本军事评论家平松茂雄预测，中共将会把统一台湾作为10年后建党百年的伟大政绩。

对内外不和谐

《读卖新闻》的社论还说，在建党90周年之际开通的北京至上海高铁是日本东北新干线“疾风号”改良形成的产物，中国铁道部还与日本提供技术的企业存在不向第三国转移技术的协议，但现在中国不但强调是自己的技术，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向美国等海外五国和地区申请特许，这样不尊重别人知识产权和协议的程度令人惊讶。

社论还提到中国一年平均估算发生18万件的官民抗争和开发引起民族冲突问题，说明中国国民对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平的不满和少数民族的不满都达到极限。而中共和政府高于国防费的治安拨款用于逮捕、软禁不同政见者的轻视人权做法，令人非常遗憾。

《读卖新闻》社论最后说，不到人口6%的中国精英们通过党、政府、国企利益成为享受特权的集团，党领导层提倡的“实现和谐社会”实为空话，明年秋天预定接掌政权的习近平承担的大国责任极为沉重。

▲英国广播公司（BBC）7月1日报道：英国报章称中共必须自我改造

在中国共产党庆祝成立九十周年之际，英国多份报章刊登了评论文章。

《独立报》在副刊封面以中国国旗上的红色为背景配以黄色字体，模仿镰刀斧头的标志显示一个90的图样，下加一句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否已经显得老迈？

在副刊的通版篇幅上，标题是“中国的喜庆日子？”在文中，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庆祝90岁寿辰之际，正当世界各地人民起义和社会网络兴起的年代，中共要持续下去，彻底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文章说，今天，中共有很多原因值得庆祝，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以百万人脱贫；中国人上太空等等都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文章又说，中共与中国社会已经密不可分。有人认为这带来不方便，但这却是维持这个人口大国稳定的“必要邪恶”。没有多少人真正爱党，但是也没有多少人公开批评它的成就。原因除了因为异议将带来麻烦外，还因为改革开放30年带来了富裕，人们都很享受生活。即使不喜欢共产党的人也感激它带来的稳定。

文章说，人民收入增加，纳税的人多了，他们也要求对如何运用他们的金钱有发言权。不过，讲话是要冒险的。即便共产贵族艾未未也被囚禁了三个月。过去大声批评政府的他在获释之后也变得黯然无声。

文章最后说，中国成功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这个时代的奇迹。但是大幅度变化意味着年届90的中共正被迫不断自我改造，以迎合人民的要求。大家都在问但是却没有答案的问题是：面对着改变，中共这样下去能维持多久呢？

历史观

《金融时报》也对中共90年党庆发表评论文章，评论中共的历史观。文章作者说，在一片庆贺声中，中国人对历史的观点以及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让人担心。

文章指出，中国全国很多博物馆展出中国“光荣历史”，都采取了统一口径。大致说，自从英国侵略者在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一个接一个进入中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文章说，参观者看到这些展览和阅读中国历史书之后都会对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丑恶感到愤恨，而对共产党最终把中国人从外国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感到赞赏。

文章又说，不过，这些展览和官方历史书都很少谈及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的灾难。

文章作者认为，这些对国家耻辱的论述为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定调，直到今天。不过，人们认为虽然中共可以以此来转移对本身的批评声音，但是如果中国领导人被认为对外国软弱，则可能成为对他们的反击。

不安全感

《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两篇评论文章，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政策计划负责人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说，中共大力庆祝建党90周年，但是并无法隐藏中共的危机。

沈大伟说，伴随庆祝的是官方前所未有对中共过去做出回顾。中央党史研究室经过16年的准备，制作了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份报告没有提及1950年代的暴力政治运动，没有提及百花齐放运动；只约略提到反右运动。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成因推给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机会主义等夺权者。

沈大伟认为，官方如此处理这些问题是明显地要维护权力机构的稳定，对党内夺权者和外国破坏者的警觉。但是中共继续没有能力诚实地全面面对过去，显示了存在着不安全感。

《国际先驱论坛报》另一篇评论文章来自加州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教授。他说，如果问中共代表谁，今天的中国执政者也说不清。这个大家都清楚，中共不再代表乌托邦式的理想。如果说党的代表仍有理想，那就是权力的理想。中共统治的主要辩解理由就是掌权至为重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7月2日播音：封从德：《建党伟业》是欺世之作，中共建党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

“六四”镇压后流亡海外的前中国89民运学生领袖封从德，目前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湾区。近几年来，他潜心研究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又是中共建党90周年。7月1日中共建党日前夕，一部表现中共诞生的故事片《建党伟业》在旧金山上映，封从德对中共建党的评说便从这部电影说起。

封从德指出：《建党伟业》是欺世之作。这部电影掩盖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共完全在共产国际的一手操纵下建立起来，封从德说：“从最近解密的苏共中央档案，看的非常清楚，苏共中央政治局早在1919年8月就制定了一个远东总政策，第一条就是中国党的建设，第四条是要在中国建立游击队。完全是为了搞乱中国而建立的中国共产党。”

封从德指出：中共“一大”的实际召集人和主持人，是从苏联派来的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在会上做了长达五六个小时的报告。封从德接着说：“从经费上我们也看的很清楚，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叫马林，向陈独秀的副手周佛海透漏，在中共成立的一年之内，共产国际用了20多万大洋，当时共产党员不到100人。而中共召开‘一大’的时候，马林给每一位代表的路费是150大洋，相当于当时国民党干部七个半月的工资。”

封从德指出：中国共产党建党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2千年封建专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而辛亥革命成功后仅十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便成立。封从德说：“中共的共产革命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所谓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到今天它一直不放弃一党专政，甚至写进《宪法》的前言里，保证中共一党专政的地位。这是专制的党建立了一个专制的国家，是把有一定民权基础的中华民国推翻。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封从德指出：自中共建党并夺取政权，中国人民便屡遭劫难，他说：“中国的民众在中共统治下已经付出了将近一亿人非正常死亡的代价。我们看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和平的年代，都不可能有几千万人饿死，而这种情况就出现在中共的统治下。而且还有几千万人也是在和平时期被各种各样的残酷迫害致死。”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也有共产党意料不到的效果，也就是带给人的正面意义。封从德说：“国内的人也看得出来，在90年前，即使在北洋军阀时期，中国还可以组党，大家还可以办报。比如说共产国际花了大量的钱，帮助陈独秀办《新青年》，在中国有相当的自由度。而在今天的中国，完全没有任何自由度。”

在唱红歌的喧闹声中，中共庆祝了建党90周年。7月1日过后，中共就要走向100周年。近来不断有消息传出：十年之内中国将有大变化。那么中共还有机会象今天这样庆祝100周年吗？封从德说：“我不相信。我最近和中国国内出来以及本身在国内的民众做过广泛的交流，除了少数中共权贵阶层，他们认为中共还能够长治久安，所有其他人，都不相信中共再能够过上10年的日子。所以我们相信中共不可能再庆祝它的100周年。”

以上《当今世界》专题：《封从德谈：《建党伟业》是欺世之作，中共建党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是由特约记者王山从美国旧金山编播，谢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7月3日播音：听众质疑：中共七一集会合法性和“我们解放了吗？”

中共九十年大寿之前，一位本台听众发来一封短信，对中共“7·1”集会是否合法提出质疑。另外，成立90年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教育人民的口头禅：就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两个说法，本台一位署名“匹夫”的听友在今年一月就发来两篇反驳文章，在今天的听众之音节目中，为您介绍这些听众来稿和来信。

对中共“7·1”集会是否合法性提出质疑的听友，同时还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

1、7月1日中共举行的建党集会，是否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集会、游行、示威”等的法律，办理了相关手续？是不是也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集会申请”等？公安机关的批复又如何？

2、中共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个社团组织，不知是否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结社”等的法律，办理了相关手续？什么时候申请注册的？年检情况又是如何？

3、中共建党集会，是属于中共自身的事，与8000万党员有关，与13亿人民的国家无关，不知它的具体花费是怎样的，“代表”13亿人民高喊“共产党万岁”的共产党是不是花13亿纳税人的钱？

以上是中共90大寿前，本台受到的一封听众来信的内容。

一位署名“匹夫”的听友在今年一月曾经发来两篇评论文章，题目分别是：“我们解放了吗？”和“我们共和了吗？”在今天的听众之音节目中，为您介绍其中一篇文章“我们解放了吗？”的内容。

匹夫：《我们解放了吗？》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呼海海，以呼呀海。”这是一首49年解放前后，全中国人民都会唱的歌。可是中国人民真的解放了吗？我们真的解放了吗？这个问题似乎不应该问，但仔细想来，还是很值得一问的。

就“解放”二字的词义分析，是相对指事物和人类被“束缚”“压制”“禁锢”“迫害”等而言，要从被困和被压被害等的情况下解救和释放出来，解开缚住我们的封建主义制度的绳索，打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多座大山，粉碎一切禁锢人类自由的枷锁，解救被迫害的人们。

我是一个77岁的老人，经历过日本沦陷，国民党统治，共产党执政三个时期的“解放”，就我亲身体验到的“解放”来说是一场愚民的游戏。老百姓盼望的“解放”和统治者恩施的“解放”。完全是两个不同含义。我的一句真话是：“我们没有解放”。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是民族专制压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国专制的压迫，独裁和专制，没有什么大的原则的区别，只有小的程度不同而已。

我在上海解放前后，是个15岁少年学生，因为姐姐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也受到了共产党的熏陶，对“解放”二字是向往到了痴迷的境界，知道解放区的人民最幸福，知道有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最好的人民子弟兵。解放军在南京路上露宿时，我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50年朝鲜战争时，我不顾一切的要参军，当一名解放军参加抗美援朝是我坚决的心愿，父母家庭都被我的爱党爱国行为感动，我当上了“解放军”而且是“解放军的志愿军”。在部队上我最听党的话，表现“积极和进步”，57年毛泽东提出“解放思想”帮助党整风，我马上响应，大鸣大放，大字报。结果被打成了右派。从那以后，我才意识到“解放”二字的代价，是我二十二年的青春年华。全国有志有识之士55万，为解放二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人们不敢再相信“解放”这个口号。

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还要号召，提倡，宣扬“解放思想”，但解放的实质意义却完全变成了“解放思想大胆赚钱”。至于人的其他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方面的解放，我认为是“进一步，退两步”。

获利最大的解放者，是党，是党的权力，党的领导者。解放后，对党的权力的解放，对党的监督的解放，对党的限止的解放。毛泽东是最大的解放者，他的为所欲为，象征着他的一切行为都是澈底解放的，他的权力被解放到了无限的状况和地步。超过了中国和世界所有的统治者。

现今中国的“思想解放”也是只有党和它的领导人，才能享受。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先富起来的官僚和他们有亲有故的人，有权有势的人，贪污腐败的人。老百姓可以享受赚点钱，吃点肉，喝点汤的解放，但不能享受真正的思想解放。这是中国特色的解放。

封建主义专制的制度仍然压在中国人的头上，官僚腐败的新权贵，超过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国家的红色恐怖也超过了过去的白色恐怖，言者有罪，文字狱，劳教，软禁，颠覆国家罪等等软硬的暴力，更胜过以往的一切手段。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后六十多年的今天，所获得的解放。

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在人民解放，这个话题上所表示的意见是很明确的，他们说：“要承认也尊重人权的普世价值，让人民生活得更加有尊严。”“中国在人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党的最高领导人，已经承认和承诺，人民要在民主，人权，自由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上的真正解放。虽然这只是口头上的，但这是向全国，全世界人们说的话，我相信是会算数的。比起有些人说的“中国绝对不学外国的西方的人权和普世价值。”来，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进步。

我们没有解放，这是客观事实，如何才能真正的得到解放？享有人民真正的一切民权。等待恩施，是阿Q的恶习。自由和解放，只有靠我们自己去争取，才能来到，才能实现，

我也不赞成用非和平的，暴力的甚至是阶级斗争，武装斗争的造反方式去争取解放。不赞成“一夜之间”迅速实现解放。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有全世界，全人类的，科学的，进步的，文明的先例可学，有世界的互联网可上，有全球的进步人民的支持，有台湾同胞榜样的鼓舞，有前仆后继许多有识之士的表率，只要大家都能以和平的，说理的，法律的，道义的，正气的态度和方式对待现实，中国的民意，天意，一定能战胜一切专制和独裁。

最近世界上产生了一个人民解放的好国家，突尼斯，它的人民民主的实现，就是人民自己用和平的，正义的，法律的方式斗争，取得的。人民的觉醒，是突尼斯必然会走上民主解放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的觉醒，当然不会一天就来到，但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一点一滴的去争取，我相信，中国人民真正的解放，已经不会等太长的时间了。

老匹夫

2011·1·21

以上介绍的是本台收到的署名匹夫的文章：《我们解放了吗？》

●香港七一大游行提出多项民主诉求

▲网刊《参与》7月1日报道：香港71游行22万人上街独立笔会连续五年参加

今天是香港回归中国14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内“和平示威之都”、“公民抗命之都”的香港，有21·8万人走上街头，创造了曾荫权自2005年起担任香港特首政绩恶劣6年来历年71游行人数的最高纪录。这个数字是71大游行主办单位——民间人权阵线宣布的。警方则称，截至下午5时23分，有大约5·1万人由游行集会地点维园离开，游行前往政府总部。警方说，今天游行人数最高峰时有5·4万人。

这次游行的三大诉求是“还我2012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和“曾荫权下台”。主办单位宣布的游行六大副题，则涵盖了香港民众时下关切的民生、民主热点议题的主要方面，其中“谴责警察滥权”、“捍卫言论自由”也格外令人瞩目。代表中国大陆境内和海外数百名会员在香港发声的独立中文笔会在港会员自2007年来连续第五年参加71大游行。他们打出的横幅是“释放刘晓波！释放中国所有狱中作家！”

据观察，今年的71游行与往年相比，明显多出了不少由80后、90后青年自发组成的社运团体，这些团体的诉求集中在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个性化表达，显示了与香港传统政治反对派包括泛民主派不同的另类特色。而年轻人的创意搞笑（恶搞）的激情化倾向也在游行途中随时可见，传统上给人以刻板、内敛、不善表达的华人政治和人权文化，在文化多元、思想多元的香港，今年注入更多时尚和“娱乐”元素。

图4：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潘嘉伟（横幅刘晓波像右侧）、狱委会成员蔡咏梅（横幅左侧）等在71大游行中。

▲英国广播公司（BBC）7月1日报道：香港移交14周年“22万人上街”

根据主办单位数字，七一游行的参加人数再次刷新了记录（BBC中文网图片）

香港政权移交14周年之际，泛民主派继续以民间人权阵线为首举行周年游行，表达诉求。

主办单位称，今年的游行有21·8万人参加；警方则估计有5·1万人离开出发点维多利亚公园。

按照主办单位数字，这成为了2004年53万人上街以来，香港市民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七一游行。

特区政府推出试图废除立法会议员出缺补选制度的法案，似乎刺激了更多市民参与今年的“七一”游行。一些政治学者也认同这种看法。

港府回应游行的声明依旧对市民的游行和表达权利表示尊重，但同时强调其废除补选制度的法案“是要回应市民的诉求，堵塞滥用补选机制的漏洞”。

港府发言人称：“政府非常重视市民的诉求，并会继续虚心聆听，令施政更能切合市民所需。”

递补机制

港府所提出的“递补机制”法案旨在把立法会地方直选议席出缺时的递补方法进行修改，不再马上进行补选，而是先由此前一次大选的获胜名单中剩余的候选人依序递补。

在同一名单的候选人都不愿意或因故无法递补空缺下，则由落败名单中剩余得票最多的参选人递补，至无人愿意或能够递补空缺时，才举行补选。

港府提出这项议案，是缘于去年五名民主派议员以辞职方式发动针对政改方案的“变相公投”。政府声称补选投票率偏低，反映市民不满政客玩弄补选制度。

但是包括大律师公会在内的许多团体随即表示强烈抗议，指责港府意图剥夺市民通过补选重新选择民意代表的权利。港府进行过一次修订，但仍满足不了反对者的诉求。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认为，补选制度的争论成为了今年七一游行在最后阶段的动员要素。

不过马岳教授也对BBC中文网说，香港社会长期积累的民怨和矛盾也是促使人们上街的主要原因。

“夕阳政府”

自2003年的七一游行50万人上街反对国家安全立法以后，这个普遍被与六四烛光晚会相提并论的周年重大政治活动已经成为了各种民意的大熔炉。

不少人高喊“曾荫权下台”的口号，而在这口号之下，除了要求撤回“递补机制”法案与传统的实现普选呼声外，对楼价高企等社会现象的不满也在今年的游行中得到反映。

游行的市民有些对正在咨询的“国民教育”课程提出抗议，一些要求恢复兴建居屋（补助商品房），也有“跨境夫妇”对最近限制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政策没有照顾港人内地妻子表示愤慨。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早上出席官方庆祝活动时，否认其尚余一年任期的政府是“夕阳政府”。

曾荫权在庆祝酒会上说：“我无意纠缠于这些虚无缥缈的政治术语……在未来一年，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踏实工作，坚毅不懈，以谦虚的态度为市民的幸福奋斗至最后一分一秒。”

在未来的365天，曾荫权政府能否满足游行民众所表达的诉求，相信将对香港的社会稳定有着重要影响。

图片来源：美国之音黎堡

香港举行2011年七一大游行

香港大批民众星期五走上街头，借每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表达自己的诉求，其中许多人不满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的操控，要求在一国两制下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

数以万计的民众下午三点左右从香港岛维多利亚公园出发，穿过居民和游客聚集的闹市区，向中区政府大楼进发。

*示威港人要求尽快普选*

跟往年一样，许多示威人士要求香港尽快实行普选，以及北京停止实行一党专制，释放异议人士。但是，民众对中央政府操控香港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忧虑比过去更加强烈。活动的组织者说，北京对香港内部事务的干预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香港政府已经决定明年秋天开始在全港几百所小学推出国民教育必修课，一年后将这门必修课扩大到全港中学。当许多人早前质疑国民教育课是中共对香港学生的洗脑课程时，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一位官员说，国民教育就是要洗脑，并引发港人的强烈反弹。

在今年的七一大游行队伍中，许多年轻人高呼口号，挥舞标语牌，表示不接受洗脑式的国民教育。

一些港人通过社交网站成立了香港自治运动，表示要抵制国民教育，捍卫香港的自治权。

星期五早上，香港政府在具有象征意义的金紫荆广场举行了纪念香港回归中国十四周年的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特首曾荫权在酒会上说，中国在新的五年规划中将香港和澳门单独列出并作出了发展规划，显示国家对香港的重视。

香港民众举行七一民主大游行

香港民众响应泛民主派团体号召，参与最近8年年年举行的七一民主大游行。数万人在当地时间下午三点自维多利亚公园出发。据香港明报刚刚发出的报道，龙头队伍抵达港府门前的时候，还有大批市民聚集在维园等待出发。

2003年，香港泛民主派团体首次发起民主大游行，抗议将关于国家安全法内容写入香港特别法二十三条。活动集合了五十万民众参加。

今天的游行活动可能不会有如此规模，但组织者估计，参与者不会低于十万。发起者之一民阵估计人数目前超过了二十万。法新社引述在香港的观察人士指出，香港民众的不满情绪已经接近2003年时的水平。在此之前，香港立法会多名议员都指出，房价飙升是引发民众不满的最重要原因。

不过，各不同民间党派在今天的活动中都根据自己的目标提出不同口号，包括“反对二十三条”，“踢走功能组别”，“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地产霸权”“要求2012双普选”等等。

▲德国之声7月1日报道：香港七一游行要普选和“曾班子”下台

香港民阵今年发起的”七一游行”活动主题为”还我2012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及曾荫权下台”

香港民阵今天发起”七一游行”活动，主题为：”还我2012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及曾荫权下台”，在游行现场市民打出”打倒一党专政””不要恶法23条”、”踢走曾班子”等条幅。

就在中国当局在内陆高调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之际，7月1日下午15时香港民阵发起大型的”七一游行”活动。此次游行主题为”还我2012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及曾荫权下台”.

民阵于七一游行之前，在香港维园展示巨型七一上街横幅，上面写有种公民诉求，他们也呼吁市民走上街头，向无能管治说”不”.民阵此前预计会有越过十万人的香港市民参加游行活动，此次游行活动的发言人香港议员李卓人预测应会有20万人参与。与香港市民游行对应的是，香港今天也有建党九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但参与者只有千人左右。

香港一年一度的七一上街，已经成为香港市民表达多元声音和政治主张的平台，回溯香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游行，在2003年的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有超过50万的人参加，23条立法被搁置。2004年香港市民争取双普选，曾有53万人走上街头，此活动也令董建华辞职。

近年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影响力有逐年增强趋势，香港市民也将矛头指向曾荫权政府，表达香港自治的愿望。此次游行，除民阵提出的”争取2012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曾荫权下台”的主题外，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剥夺市民补选投票权的替补法，所以此次七一游行，泛民主派也呼吁市民”无论老中青都要行出来反对恶法”，以期重演2003年推倒恶法的历史。

另外七一前夕，中共解放军驻港部队也公开在香港繁华地段进行反恐演练，上班时间出现多辆装甲车，被市民称为”六·四”再现，似有威慑七一游行之意，却更加激发香港市民参加”七一游行”的热情。

据悉，在德国之声报道之时，香港七一游行活动还在进行中，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十万人参加。市民和香港各团体从维园集合处出发，民主党香港前主席李柱铭，批评香港政府提出立法会议员出缺的替补机制，是侮辱市民智慧，他也不满政府完全听从中联办。另中国大陆观众非常熟悉的明星黄耀明也出现在游行队伍中。

今日游行有可能成为2003年后人数最多的一年

德国之声首先联系了正在游行队伍中的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执行秘书、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潘嘉伟和现就职香港阳光卫视的中国新媒体人北风。

德国之声电话连线的三位参加者都表示，今天参加游行的市民非常踊跃，游行人数可能是2003年抗议23条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

北风介绍说：”从维园到轩尼诗道不到三百米的路程，大概走了一个半小时，整个游行速度非常慢，这也就表示人非常多。游行的龙头已经过了修顿球场，龙尾还在维园处，还有很多人没有出来，但现在还无法确切的知道具体的人数。虽然每年的七一游行，各团体的诉求都比较复杂，但今年诉求比较集中的是反对’替补机制’和’拒绝二十三条’，另外还有反对’地产霸权’，另外还有象菲佣争取提高工资等。”

潘嘉伟也介绍香港市民采用非常丰富的游行内容，其中有团体携带乐器进行演奏，另外一些团体将装扮成中国警察的形象，来表达中国大陆警方对维权人士的镇压，和对大陆人权状况的担忧，也借此表达香港不要象中国大陆一样，用警察来治理，来打压人权。潘嘉伟也以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的身份表示：”中共建党有90年的历史，也执政了60多年，到现在还在限制言论自由，我们拿上’释放刘晓波’的标语，主张言论和表达自由。”

另据德国之声从现场人士处了解，香港警方出动大批警力维持秩序，修顿球场的游行人群有近二十分钟的时间无法移动，有人指香港警方截停了队伍，市民对警方的行动表示不满。目前香港的团体”人民力量”在修顿球场暂停，香港社民连议员黄毓民呼吁”人民力量”留守特首府，而建议老人和儿童先行离开。一些年轻人坐在市府门前，在地上铺开写有”反对法西斯政权”、”撤回替补方案”标语。市府门外挂满了抗议条幅。

香港市民离心倾向明显

对于此次游行，北风表示现场标语和民众呼声无不显示，香港市民的离心倾向明显：”香港民众普遍认为今年可能是二十几年来，中国人权最黑暗的一年，很多市民对自己的国家认同产生怀疑，根据调查，今年是香港人对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认知最低的一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危机，香港市民已经有离心倾向。”

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林和立此前也对媒体表示，自今年初中东和北非爆发茉莉花革命，北京当局高度紧张，通过高压手段来镇压内地茉莉花行动和打压维权人士。也想通过各种手段譬如七一前军演的方式来威慑港人。但如果今次香港七一游行人数超过10万人，对中共政权就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图片来源：美国之音黎堡

香港举行2011年七一大游行

中共建党90周年，强调发展和稳定。同一天，香港民众举行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政府示威行动。

香港回归中国1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当地民众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行示威，抗议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某些政治和经济政策。游行人数多达21万人，超过去年三倍，也是自2004年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同一天，北京举行了庆祝建党90年的大型活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将“发展是硬道理”这句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名言后面又加上了“稳定是硬任务”一句，把“稳定”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北京把稳定推向新高*

中国官方数字显示，去年花费的维稳资金甚至超过了军费开支。

独立中文笔会成员、香港开放杂志主编蔡咏梅说，香港人经常要举行抗议示威，不论是为北京政策还是因特区管理，一有不满，就会采取集会或抗议行动，就连北京都称香港为抗议之都。

“自从89年的6-4以后，十多年来都是这样的，但是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秩序都是没有问题的，社会的运作也是很正常的。”

她认为，一个限制表达的社会就像是一个高压锅，如果不给发泄的出气孔，最终的结果就是爆炸，彻底毁灭。

*学者：维稳也要重视群众力量*

美国之音莉雅

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

开放杂志总编蔡咏梅说，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还要归于法制不健全，这个问题突出显示在很多大陆地方政府都全力阻截、打压上访人员方面。访民上访是因为他们没有地方申诉。

*专家：港人以游行当选票*

她说：“上访这种东西全世界都没有，只有中国有。为什么上访人员要找高层官员给他解决问题呢？就是因为缺乏法律机制。如果有，这些人就可以去打官司。…… ……如果没有一个渠道让人发泄，就等于把人逼上梁山了。”

蔡咏梅说，人们冒着酷暑前往市中心游行，就是民众没法以一人一张的选票选掉自己不喜欢的领导人。也正是因为中央政府还在指派香港的官员，所以他们就要进行抗议，以众多的游行人数显示自己的愿望。

香港抗议人士游行完毕后，有上千人留在政府总部前持续示威，直到星期六凌晨，警方以胡椒喷雾的方式才最终清场。

▲德国之声7月2日报道：一周港媒：人们为何上街？

本周，香港媒体主要关注一下焦点：中共建党九十年，大陆一片红海洋，但北京市民并不十分关心；香港”7·1″游行，人们为何上街？德国之声摘编如下。

今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九十周年。《明报》发表报道，题为《首都披红迎党庆，市民：与大家无关》。报道写道：”今日是7月1日，为中共建党90周年。当局在首都北京，已经布置了一场红色“视觉盛宴”。红旗、红色标语、红色海报……作为中国主流颜色的红色，近日在“红都”北京再次充斥大街小巷。……在北京市内几乎所有的居民区内，各居民楼的门前均插上国旗。有居民说，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老百姓生活逐渐富裕，应该插红旗庆祝。也有居民说：“党要求怎么做，就该怎么做”。还有居民说，插红旗与大家无关，“每次重大活动都是如此。早习惯了。老百姓该卖西瓜卖西瓜，该生活还得生活”。这些红旗和红色标语的费用，基本都由当局拨款，有市民说：“反正不让我出钱，爱谁插谁插去。无所谓。”似乎不关心是否与自己的税金有无关系。”

上街是爱护香港的表现

在远离北京的香港，今天则是回归中国十四周年的日子，同时也是香港市民传统上街游行的日子。香港《苹果日报》日前发表题为《情势差过03年，7·1你会上街吗？》的社评。社评写道：”市民上街表达意愿，其实正是爱护香港的表现，是对香港前途仍存希望。03年港大民调显示，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有52·9%，对中国前途的信心更在80%上下，对中央政府的信心维持在40%左右。市民对强推23条反感，觉得是威胁到市民的自由，对董伯的无能和寡断不满，但对政府的整体表现还是较满意的，市民也较相信中央会维持一国两制。因此03年64烛光集会只5万市民参加（多数市民认为中央不会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到7·1有50万人上街，那是强烈要求“董建华下台”和“搁置23条立法”。最新民调显示，市民对港府信任度创04年新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更创11年新低，对一国两制信心也全面下跌。”

社评接着写道：”近几年中央官员对香港内部事务的公然干预是使市民对7·1上街感到无力的重要原因。对抗特区政府，市民上街终究还是能导致叶刘下台、董伯下台和23条立法搁置；对抗支撑甚或导致特府无能兼无耻施政的中央，市民自感力量太不足道了。

然而，今天摆在香港市民面前的，不是能不能做到，而是应不应该做。香港人应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韧性，更何况目前在香港仍有游行示威的自由，而这自由又正在受威胁和宰制中。想到在内地因维权而遭迫害的人士，我们更不应放弃现在仍有的上街的权利。除非你对过去这一年香港所发生的畸变没有感觉。”

谁迫使市民上街？

《明报》也针对这一问题发表社论，题为《谁迫使人民上街，向专权霸道说不？》。社论写道：”又到七一，使人意料不到的是，踏入回归第15年的第一天，竟然成为政府与市民就立法会直选议席出缺递补机制的“决战”空间。今日有多少市民参加游行，相信对递补机制会否按政府的意志通过和落实，有决定性的影响。政府就递补机制的操作，尽显其专权霸道的一面，逻辑理路不通、漠视民意、援引外国个案和解读民意有偷梁换柱、移花接木之嫌。政府一意孤行，造成一个恶劣的态势，迫使市民上街表达不满。难道真的要有数以万计的市民上街，使部分议员有所忌惮而改变立场，形成不够票，才能迫使政府煞车？难道只有这样，香港固有的理性求真、程序正义等核心价值，才不会遭到践踏，而市民的补选投票权，才不会被剥夺？”

社论继续写道：”递补机制本来较为枯燥、门坎高，不但市民无兴趣，传媒起初未重点报道，市民关切递补机制约始于10日前，在立法会审议修订的委员会阶段，官员答复议员质询时，愈解说暴露问题愈多，官员的理据宛如“高山打鼓，不通、不通”。经过各方深入探讨，发觉政府有以堵塞选举漏洞之名，剥夺市民补选投票权之实的嫌疑。为纾缓民愤，政府作了少许让步，但仍坚持不全面咨询公众，所以，补选存废可能要视乎今日游行人数、对专权霸道说不的声音有多大而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7月2日报道：香港7·1游行警方周六清晨武力清场228人被捕

香港回归后14周年的7·1大游行整整扰攘了15个小时，到了2日清晨5时在警方的武力清场后方才结束，一共有228个示威者被警方拘捕，期间警方曾出动胡椒喷雾及使用塑胶索带和手镣制服示威者，被警方锁上手镣带走的示威者包括“人民力量”的两名立法议员黄毓民和陈伟业。

示威者扬言将在7月13日再度包围立法会，向当日就替补机制进行辩论的议员施压，试图阻止他们认为是比起基本法23条更为恶劣的恶法在立法会得以通过。

由民间人权阵线举办的7·1游行，本在晚上9点半宣布结束，但泛民主派阵营中两大素以行动激勇见着的人民力量和社民连则分头进驻中区两大据点，前者在花园道长江中心对面的金钟道静坐，后者则占据立法会前的广场及干诺道中。由于警方先前动用大批警力在特首曾荫权官邸礼宾府及中联办门前布防，示威者却出于意料改变初衷，使得警方疲于奔命，进退失据。

警方事后谴责部分示威者罔顾自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又指警方有必要采取强硬措施，强调过程中十分克制。但有示威者不满警员用索带及手镣反锁他们双手。一路在场监察示威过程的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亦质疑警方用索带带走示威者的做法。警方说，被捕的228名示威者中，有181名男性，47名女性，年龄由17岁至68岁。

由于特区政府漠视市民反对以替补机制取代行之有年的补选机制，并将强行试图在7月13日的立法会会议上三读通过，示威者扬言到时将再次发动包围立法会行动，向议员们施压。

有份参加7·1游行的民主党创党元老李柱铭说，如果替补机制得以通过，基本法23条将更容易立法，因此他呼吁7·13当天包围立法会，表达人民对替补机制的不满。

政府推出的替补机制规定，今后如果立法会直选议席出现空缺，无须再补选，而以对上一次选举属于出缺者同一名单的第二最高得票者递补，目的是杜绝再次出现犹如去年5区总辞再行补选而达到的变相公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