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谬误问题综述
如前所指出过的，上述谬误大都是人类探索真理时犯下的必不可免的错误，这些特定错误的产生本身大都带有必然性。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首先，从人的创造性认识活动过程来看，就每一个具体的谬误出现而言多半是偶然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产生和它们属于同一类型的谬论却是必不可免的。因此，这类谬误的产生同样具有必然性。
对各种思维形式加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这样一种反比关系，即推理的结果正确率越高，其创造性就越少，反之，推理结果的创造性越强，其结果的正确率就越低。
众所周知，就形式而论，演绎推理的正确率为百分之百，其创造率则为零，因为演绎推理的结论本身就包括在大前题中。
归纳推理（指不完全归纳法，完全归纳法实际上是演绎法的逆运算）的正确率显然低于演绎推理，因为没有被列入的其他对象中可能出现例外。
想像、联想、猜测、灵感等形式的思维结果创造性极强，它们的前提中几乎不包含结论的任何一个分子，这样，所得到的一切正确结论都是它们的创造性的证明，但可惜的是它们的正确率却很低很低，根本不可能保证其结果不大量出错。
科学假说的主要基础就是想象、联想、猜测、灵感，虽然它同时还需要形式逻辑即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支持，但使它具有高度创造性，能获得新的真理的原因还是前四者，形式逻辑的作用只是在既定条件下保证它们不出错，对于提高创造性本身是丝毫无能为力的。
一切真理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创造性思维，或者干脆地说都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果。由于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形式是想象、联想、猜测、灵感和建立在它们基础上的科学假说，因此，创造性思维并不只产生真理，更大量地产生谬论。可以说，真理其实不过是创造性思维大草原上茂密的谬论之草中偶尔一现却又格外惹人注目的几朵昙花罢了。
这样，不仅前几章所述必然性谬误和真理的产生是密不可分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中从具体内容上看虽有偶然性、从一般规律上说却必然产生的谬误也同样是真理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最后，再从整个人的认识活动情况来看，还有一些谬误具体地看虽然是可以避免的，总的来看却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无论多么高明的会计总不免算错几笔帐一样，这种情况，就是常规思维活动中必然会出现的偶然失误。
人的思维毕竟不是电脑思维（其实电脑也会出错），因此，由于某些因素的干扰和偶然的疏忽而造成错误也是没法避免的，所以，就是最伟大的天才，在某个时候也会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或介于该犯与不该犯之间的错误。例如前面提到过高斯发现非欧几何，这本是高度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可他仅仅因为囿于陈规而放弃了它，这不是常规思维造成的错误吗？虽然这个问题牵涉到很复杂的思维机理。再如，爱因斯坦为否定“测不准定理”而做的思想试验，据分析，该实验的设计是正确的，但他在对这个思想实验进行运演的过程中却因为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而导致谬误，结果使一个本来对“测不准定理”构成支持的思想实验变成了对它的错误否定。众所周知，解题式的建立是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而对解题式进行演算无论多么困难，主要还是依靠常规思维进行。因此，爱因斯坦的这一谬误显然顶多是由介于该犯与不该犯之间的思维错误造成的。
不消说，这类谬误对真理的发展当然没有什么好处，但既然它们不可能完全避免，在探索真理发展真理时，就不能不适当地考虑到它们的存在和影响。
各种类型的谬误就是这样密密麻麻地布满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同时它们也都为真理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不管怎么说，不学走路的孩子才不会摔跤，因此，不摔跤并不是个好事，从最低限度说，这些谬误，哪怕是常规思维活动中的偶然失误，对人们探索真理的活动归根到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上述所有的谬误都是非常具体的，都和相应的真理处于同一认识领域。
然而，“斗争论”所涉及的外在于真理，而且不是为所发现的真理的对立面人物的“善”的需要就是由陈腐习俗、时代偏见、保守心理以及具有强烈似是而非特的正统观念决定的“谬论”情况就颇为不同了。
宗教裁判所反对“太阳中心说”其实并不是由于和“太阳中心说”在宇宙中心问题的认识上有分歧，他们用“地球中心说”反对“太阳中心说”纯粹是一种表面现象，骨子里的原因今天大家都知道，主要是因为“太阳中心说”动摇了教会的思想根基，打击了教会在世人心目中的威望，因而触犯了教会的根本利益。因此，宗教裁判所在这一问题上的“谬误”根本不是什么坚持与“太阳中心说”相应的“地球中心说”的科学认识问题，完全是出于卑劣的利害关系考虑，所以，他们的“谬误”不是存在于“太阳中心说”相应的认识领域中，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功利问题上。这种“谬误 ”，当然是赵高指鹿为马式的谬误，它当然不能促进而只能压制真理的发展，但克服这种“谬误”并不仅仅是“太阳中心说”之类具体的自然科学理论的任务，更主要的是进步的社会政治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的任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新生的具体真理无论怎样遭受这类荒唐谬论的压制，最终还是会传播开去，发展起来的。
俄国科学院反对罗巴切夫斯基非欧几何的“谬误”也不是相应的几何学认识问题，或者说不完全是，而主要是陈腐习俗和保守心理的产物，非欧几何体系在传统几何学看来太离经叛道，不合情理，使他们不易于接受它，当然是基本原因之一，但如果他们肯于认真研究，而不是采取不屑一顾地态度，情况显然就大不一样了。当然，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这类情况下，“谬论”主要是学术态度问题，而不是功利关系问题。但是，它也不能归结为学术观点问题。它不致于直接迫害真理的发现者，可对真理的压制作用是明显的，这种压制当然不利于真理的传播和发展，但只要真理发现者有足够的信心、勇气和毅力，那么它对当事人发展真理的努力也起不到多少负作用，罗马切夫斯基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遗传学界反对麦克托林克“基因跳动说”的谬误就纯粹是与该真理相应的认识领域的谬误了，这种谬误与功利关系毫不相关，与学术态度也没有多大联系，完全是学术观点问题，因为麦克托林克走到了时代的前头，她的理论一反传统，而且是正确的，但却没办法证实，在其问世后的许多年中，人们所直接看到的情况并没有证明传统观点错了，或者她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反对她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事情，直到高倍电子显微镜发明后，直接观察的结果证明了她的理论，大家这才不能不惊讶于她的先见之明。她也因此而荣获了诺贝尔奖。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引人注目，令人叹息，但恐怕到任何时候都无法避免。超越时代的真理，只有到它被充分证明时才会被广泛接受，在此之前，人们的态度只能是立此存照，聊备一说，因为大多数同类情况的结果是否定的，科学要求人们不把任何未经证实的理论随便放进真理的殿堂。这一类谬误——像遗传学界反对麦克托林克“基因跳动说”那样——对真理的发展也没有什么直接促进作用，不过，却正是百家争鸣的表现，从这种角度上说，它们的存在又是科学发展的环境条件。
此外，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上述三种谬误均能起到促进真理发展的作用，那就是不论这些谬误的提出者出于什么目的，发现并指出了相应真理中存在的问题——真理中内含的谬误、片面性、不完善处，从而使真理的发现者或接受者也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并对它们加以解决。
上述三种谬误的原因各不一样，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命运也不一样。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从自然科学上看源于功利关系的“谬误”会越来越少，但也难以杜绝；源于学术态度的谬误不可避免，但也会越来越少；源于学术观点的谬误虽然永远会有，但人们必将会越来越愿意容忍没有证据表明其错误，不至于产生什么危害的新观点，因而它们的存在绝不是坏事，而且也有其必然性。总之，就是这些外在于真理的谬误，对真理发展的不利影响也会越来越少，换句话说，真理问世以后，需要与反对它的谬误斗争的情况必将会越来越罕见。
从社会科学和社会生活上看，源于功利关系的“谬论”虽不会杜绝，也会相对减少，因为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毕竟越来越敢于公开站在为大多数人所不赞同的意见的对立面上，但另一方面，利害关系毕竟永远存在，而谬误常常又可以用假善、假美化装而显得不那么“面目可憎”，要想杜绝源于功利关系的“谬论”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源于学术态度和学术观点的谬误，情况与自然科学差不多，就不再多说了
谬误的情况多种多样，不加具体分析，就既不能弄清它们自身的差别，也不可能弄清各种谬误与真理的关系。上面，我们将谬误主要分成了两大类：
第一类是探索真理中必然要产生的，它们有的内含于真理之中，有的是真理的母亲，有的是真理先导，此外，前述麦克托林克一例中源于学术观点的也属此类。
第二类是作为真理的外在对立面产生的，最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卑劣私利，尽管它们总是假托某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进行，其次是由粗暴、傲慢的学术态度所致，而这种态度又是由拘泥于陈规定法，由于保守心理，由于不愿意认真地审视新产生的真理引起。
无论谬误属于何种类型，为了探索真理发展真理都必须采取适当对策加以克服。
说谬误对认识真理发展真理具有各种重要意义，并非说要人们抱住它们不放。谬误从直接意义上说，即从形式逻辑的“A就是A，A不等非A”意义上说永远只是谬误，作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错误认识，它们本身是不可能对我们有任何直接的积极意义的。我们强调某些谬误的价值主要是用辩证的态度从发展的观点上看，从它们对认识真理的促进作用上看，至少是从它们的产生具有必然性，认识它们将有助于我们正视探索真理之路的艰险上看。探索真理不仅需要有下地狱的勇气，而且需要有正视一切现实的清醒头脑，具备这两项条件之后，一个负有历史使命的真理探索者就必然不会坚持自己的任何错误，同时对克服谬误追求真理道路上遇到的一切痛苦都会觉得甘之如饴，因为真正的真理探索者注定了永远只能从追求真理的痛苦中获得幸福，而战胜自己的错误，战胜自己的谬误是最为困难的，也正因此是必须特别强调，意义特别重大，也特别能如马克思所说“拯救自己的良心”！从这种意义上说，克服自己所存在的谬误更是配不配称为真理探索者的试金石。
可惜，我国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形成了一整套被社会心理学称之为“自我防卫机制”的奇怪意识，其哲学上的代表思想就是一切谬误都等于恶，等于罪恶，不消说还等于不正义，不道德。因此绝不能承认自己有谬误，必须大肆宣扬自己“伟光正”，无论做错了多少事都要强调“一贯正确”，死皮赖脸的说“罪已诏万万不能下”，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过去有错误，也绝不承认今天有错误，凡说他今天有错误者都绝不是胸怀坦荡追求真理，而是“恶毒攻击”、“猖狂进攻”，正因此，形式上说“科学无禁区”已经得到公认，实际上这个国家从上到下哪里找不到大遍的科学禁区？殊不知，任何地方一旦成为“科学禁区”，那地方也就必定是各种谬论的纳垢藏污之地。
一个人一个集团越自命为一贯正确，越不准他人指出他目前的谬误，越深陷谬误的泥潭不能自拔，，距离真理也越远！
有人用什么（四项基本——2011年补注）原则来划禁区，其实，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出，原则不是研究事物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结，不能让现实世界去适应原则，相反，原则只有在实践的检验中才能证明其价值，一旦它自身被当做僵死的凝固的教条加以捍卫，从而置于禁区时，它也就不再能保持其原有的意义了。对于一切不来自完全归纳法的真理，永远没有资格不接受新的检验，任何原则都不可能是完全归纳法的结果，每时每刻都会有新的事实冲击它，因此，每时每刻它都必须接受新的检验，这一点，从哲学角度上说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哲学，是彻底革命的哲学，迄今为止，我们对待真理的态度，对待谬误的态度如何？今后又将如何？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此，笔者只希望大家记住恩格斯的这么一段话，“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的、神圣的、一层不变的东西”，任何原则自然也同样如此，因此，“自我防卫机制”虽能用来抬高自己，用自己“一贯正确”这种非探索真理者所应有的方法解决一时的窘境，却无法对付历史的裁决。
探索真理的过程中，绝对不可能不出现各种各样的谬误，只要我们的态度是科学的，那么，无论出现什么样的谬误，对人类探索真理的认识活动都不仅是可以谅解的，而且是大有稗益的，正如英国思想家博克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只要肯深入到事物表面以下去探索，哪怕他自己也许看得不对，却为旁人扫清了道路，甚至能使他的错误也终于为真理的事业服务”。
十、“片面性”在真理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片面性”，不是夏洛克想割债务人一磅肉式的“片面性”道理，也不是习常性思维中由信息、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的不足造成的片面性，而是创造性思维中必然产生的片面性，特别是真理发展规律决定的任何天才都无法避免的片面性。
许多片面性认识是各门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只有当所有的片面性认识都已出现并达到成熟阶段时，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才能逐渐全面起来。
真理所包含的内容可以大别为三类，第一类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物的一般现象或外部特征，例如巴黎在法国，拿破仑死于某年某月某日，不消说，这种对象是非常肤浅的，第二类是必须靠理性认识来把握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第三类是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这类对象当然更要靠理性认识来加以掌握。
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主要借助于科学来认识的，因此，所谓真理的发展，说到底也就是科学认识的发展，真理这一概念无非是把科学认识提到了哲学高度，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概括性地研究它们。因此，下面我们由于结合实例的需要，常常用“科学发展”这一更具体的概念来代替作为哲学范畴的“真理发展”的说法，应当是可以理解，并且也是完全必要的。
从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来看，在每一门科学的蓬勃发展阶段，都会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情况而使人们的认识发生分歧，出现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情况的出现，一般地说正是人们认识中存在片面性的具体表现。
上述客观方面的情况，主要是该研究对象有两个以上的分支，或者有两个以上的侧面，主观方面，则是因为人们的“前提意识”不同，即人们已有的知识、经验、对该事物的微妙情感导致的特殊态度在起作用。笔者认为，对尚无定论的问题，人们的“前提意识”往往决定着他们的看法。
在认识发展的这一阶段上，由于客观对象诸方面的情况尚未充分展示出来，人们的认识还被一些彼此孤立、互相割裂的现象迷惑着，由于每个人更多的或干脆只能从自己所着眼的侧面或自己所着手研究的分支看待它们，再加上前提认识的全面制约作用，所有的人都只能得到某种特定的片面性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像获得全面性认识是徒劳的，即使你努力公允地对待该认识对象上的一切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看法，努力从中找出全面性认识，也决不会有多少结果，因为在这一阶段上，各种认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尚没有暴露出来，一时尚不可能对各种不同看法作出正确估价，更无法对它们进行辩证的综合。另一方面，从整体上认识我们所正研究的事物的全貌，又始终是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什么结果呢？一般来说无非是两种可能有：
一、将各种不同的、各有其片面性道理的意见看法罗列一遍。
二、根据实际需要对各种片面性认识加以折中调和。
事实上，在相应情况下科学家也多半是这么做的。可是，这些做法在我国总是会遭到非议。
这么做对，还是那些非议更正确？笔者在“谬误是真理的先导”一节中谈到以太问题时，曾引述过恩格斯有关这方面的看法，当时，正因为这类情况，电学“不得不使用它自己也认为是错误的表达方法。它的一整套术语仍然是以两种电流体的观念做基础的，它仍然毫不在乎地说什么‘在物体中流动的电的质量’、‘电在每一个分子中的分离’等等，这是一个不幸，这个不幸，如同已经说过的，多半是科学的目前的过渡状况所不可避免地产生的；这个不幸只要片面的经验还在研究部门中占优势，就会相当有助于保存现存的思想混乱。”在对这类正在发展中，因而众说纷纭学派林立并各有片面性的科学进行综合时必然会面临各种混乱，而想靠综合来消除这种混乱又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这得靠什么呢？靠继续深入研究该学科的各个分支和各个侧面，也就是进一步发展各种片面认识，直到使它们走到各自的尽头，从而转向全面，也就是说，为全面性的辩证综合提供充分条件。
科学史上，真理在“片面性”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例如，关于光的性质问题，就是真理在“片面性”中发展的好例子。
自从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物理学家们就为光究竟是一种波还是一种粒子的问题大伤脑筋，牛顿、笛长儿、罗蒙诺索夫、法拉弟、麦克斯韦这些永远彪炳史册的大科学家都曾各执一说。有的从光在干涉、衍射中的表现出发，断定光是一种波，有的从光电效应等现象着眼，一口咬定它是一种微粒，由于他们注意的侧面不同，研究的问题不同，由于各自的前提意识不同，又都对对立意见的理由估价过低，用自己的研究结果以偏概全，而将这两种对立观点联系起来的条件又不具备，因此，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人们对光的看法就一直陷入波动说或粒子说的片面性中。正是在这种片面性中，物理学相应领域的知识才一步步地发展了起来，逐渐积累起可以克服这种片面性的知识材料，这样，进入本世纪的时候，爱因斯坦才能通过建立光量子理论而得到全面性认识。爱因斯坦证明，光同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的双重特性，因此，波动说和粒子说都是片面性看法。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人们逐渐发现微观粒子都和光一样具有波粒二象性。今天，关于它们波粒二象性的某些具体问题仍然缺乏圆满解答，但这种波粒二象性的存在本身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爱因斯坦是人不是神，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取决于他的天才，更主要是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取决于历史为全面认识该问题提供了充分条件，如果没有波动说和粒子说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片面性看法在长达几百年的对立和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整个物理学发展水平提供的条件，无论爱因斯坦多么有天才，要想解决它们也同样是无能为力的。牛顿说他之所以比前人看得远一点，只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上，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在光的性质问题上获得全面性认识，同样只是因为在此之前的片面性认识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巨人的肩膀”。
在一门科学的蓬勃发展时期，“片面性”认识常常不止两种，而是许多种，它们并不一定都同时存在，并行发展，往往是此起彼伏，改组分化，更替演变及互相融合的，那些合理成分较多，发展前景较大的生命力就长久一些，那些合理成分较少，发展潜力较小的生命力就短暂一些，甚至昙花一现。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片面性认识，都必然或多或少能为总体问题的全面解决作一些贡献，因此，它们的出现对真理的发展都具有促进作用。
例如，我们可以举心理学发展为例。
自从费希纳开始进行心理学试验，从而使心理学走上科学研究的正轨以来，先后出现了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现在，它们有的完全消失了，如机能主义，有的基本上不存在了，如行为主义与格式塔心理学，有的一蹶不振了，如构造主义，但是它们对心理学发展的贡献都是不可缺少的。机能主义在强调学习是人类重要的适应过程方面留下了一份有影响的遗产。行为主义强调习得反应具有行为的构造砌块作用是现代心理学理论中的一条主要原理。格式塔心理学对行为的组织过程和连续的重要性的强调给现代心理学的许多方面的发展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构造主义的基本思想则在皮阿杰的认识心理学中得到了再生。精神分析学在进行了许多修正并缩小了研究范围之后，仍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正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
无疑，所有这些学派从现代心理学的总体角度来看都各有其片面性，但是，如果要想从一开始就不准这些片面性产生，无疑就是要把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权利加以取消。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在真理——科学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
真理——科学发展的某些意义重大然而又实属片面的认识往往分别有一班拥护者，这些拥护者在共同的认识基础上结成各种有一定影响的有形或无形的团体，这些团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派。上例中构造主义、机能主义等就正是这样的学派。
众所周知，各种不同学派互相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学术上百家争鸣局面的成因，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学术上流派众多，百家争鸣时，社会的科学文化就会高速发展，反之，学派无存或罢黜百家独尊一术时，科学文化就停滞不前，乃至开始走下坡路。真理——科学发展鼎盛的局面以学派林立、百家争鸣为标帜，学派的存在又以各执一说、各有其片面性为前提，片面性对真理发展、对学术事业兴旺发达、归根结底对社会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其实，如同上一节在对学术观点错误这种外在于真理的谬误问题上所说的那样，不光学术上的片面性，就是学术观点的谬误也是真理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各种片面性认识虽然互相对立，但就它们的实质而言，却常常并非互不相容而是互相补充的，正因此，它们才有可能在今后的某个时候统一在全面性认识之中。以上谈到光的波动说和粒子说和心理学上各学派的例子都是如此。下面，再举一个需要心理学发展来证实的例子。
在知觉研究领域中，今天就存在着四种互相对立而且各有其片面性道理的观点：格式塔的先天性因素说，构造学派的学习和记忆影响说，运动论者强调的在知觉过程中从运动而来的反馈作用说以及生态学强调的在自然环境中可得到的信息的全面复合的重要性等。这四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企图独自解释知觉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它们的适用范围不完全相同，彼此在很多地方很多情况下是互相补充的，根本不能拿其中的一个去否定另一个。从今天来看，要想把它们统一成一个有机整体，不用说为时尚早，而未来的统一的全面性知觉理论要是不包括上述四种观点，其全面性恐怕会令人怀疑。虽说“包括”的方式可能是更深刻的理论取代其中的某些方面。
因此，片面性认识是全面性认识产生的前提，各种片面性认识中的合理部分最终总是全面性认识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上述说法并非给各学派平均分配片面性，对片面性问题必须具体分析。
首先，片面性有个层次问题，一个学派总体观点的片面性并不表明它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也必然是片面的。相反，恰恰表明它在低层次的某个方面可能有全面正确的内容。其次，如果把“片面”看成纯客观表述，“片面性”则看成贬义词，即主观性片面的话，那么一个片面认识，只要从总体上被限定在适用范围内，它也可以不是片面性的。例如，“正确反映论”的真理观如果限定在可以用形式逻辑解决的“科学上的小买卖”上，即限定在“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的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之类上，也是毫无片面性的。此外，同一对象上的几个片面性认识，各自所具有的绝对价值当然是不一样的，例如，在心理学中，机能主义的价值就不能和行为主义更不用说认知心理学相比。
像前面说到谬误时的情况一样，不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想克服片面性认识得到全面性理论也是不可能的。例如，爱因斯坦认为，只要使已知的四种力统一起来，就能合理地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他下半辈子的努力据说都花在这上面了，成效却很少。这正说明，即使他的看法是对的，也因为条件不成熟，无论他多么有才能，也无法克服片面性认识获得全面而统一的理论。
我们能克服前人的片面性，也能克服自己的一些片面性，但我们永远只能在客观条件具备、主观努力能达到足够程度的方面做到这一点。此外的大量片面性就是我们所无能为力的了。而且我们还必然会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的问题上产生新的片面性，这是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命运。
但是，在我国，“片面性”却常常成为攻击那些富有创见性、富有成果的人，特别是走在时代前列的革新家和他们提出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新成果的进攻性武器，也正因此，“片面性”恐惧又使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有名望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裹足不前。
对待“片面性”的这种态度，不要说是针对真理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片面性和创造性思维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片面性，就是针对习常性思维中常常会产生的片面性也是错误的。因为从探索真理的角度说，除了为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像夏洛克要割债务人一磅肉式的片面性是令人憎恶而应当谴责的之外，其他一切片面性虽然都应当加以揭示，加以克服，却绝不是可以用来羞辱他人或引以为耻的事情，因为它们都像人吃了五谷不能不患一点消化系统毛病一样自然。
科学史——真理发展史上，评价一个人或一项科研成果时，总是只着眼于它们的贡献，一个人、一部著述的地位总是由它对历史对科学的贡献决定的，至于其犯了多少错误，至于其包含多少片面性与谬误，那都是不重要的，顶多具有一点参考价值。
害怕“片面性”，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力求形式上的全面性，常常给真理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作用。这方面，可以举流弊甚广的“高层次思维”为例。
《新华文摘》1986年第五期“论点摘编”上介绍说有人指出，“高层次思维”的弊端在于，“在谈论任何问题时，离开材料的充分性和归纳的严密方法论，一下子就拔到了‘理论高度’，运用一大串大概念谈论是非问题。这种‘高层次’思维方式，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的隐蔽障碍。许多哲学、美学等学术问题，讨论了近半个世纪，但几乎仍然停留在几个名词上，而与实际工作和艺术活动有关的问题反倒忽略了。”这个看法可谓一针见血。
那么，“高层次思维”本身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看来，最主要就是它能使当事人的结论看似“全面”乃至无懈可击，因为“高层次思维”总是以讲些冠冕堂皇的原则性看法为特别拿手的把戏，这些观点人所共知，大家都没有或不能有什么异议，说起来不会有什么错误或片面性，但也没有一丝一毫创见可以，绝不能使我们在认识真理发展真理上前进一步。当然，这种现象与彼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那种形势下，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一个学者没有任何新贡献都不要紧，一有片面性和谬误——不管是真正的正面性和谬误还是本属真理而被时代的偏见指责为片面性与谬误，如像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那就不得了。例如在长达三十年的马拉松式美学大讨论中，吕萤、高尔泰因持“美是主观的”的看法，则一投身进去，便被当做贩卖唯心主义而永远地驱逐出了美学论坛。与此同时，像朱光潜这样最令人崇敬，、在中国美学史上享有特殊地位的老学者，年轻时对美学进行的深入研究曾取得了大量虽有片面有谬误却新颖而激动人心，并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可在这三十年中，不客气地说除了对自己“体系”的全面性和其他人体系的片面性的唠叨外，很难说给中国美学的发展带来了多少新东西。由于高层次思维总可以力求为自己建立一个封闭的全面性体系，这种体系从外表上看来珠圆玉润，八面玲珑，所以一时往往能迷惑住一部分人，但它们从科学——真理发展过程上看却带不来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其实际作用是特别恶劣的，学术上这种风气越浓，真理发展的阻力就越大。习惯于建立这种“全面性”体系的人绝不愿意去提出新问题研究新问题，因为一旦这么做他的体系就有崩溃之虞，至少是会出现破绽，这样，他就得花百倍力气去修补篱笆。可是，钻研科学必然要深入到具体问题上去，成绩只能依靠解决具体问题来一点一滴的积累，在清谈被视为高明的时代，这对猎助功名无疑是“事倍功半”的，而且又绝对无法逃避产生“片面性”的命运。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龟缩在自己毫无“片面性”的城堡里不出来，也不无理由，但是，在发展真理问题上，逃避片面性也就是逃避推动科学文化发展的责任。八十年代以前，就具体个人来说当然应具体分析，从我国哲学和美学界的整个状态上看，很难说不是这么回事。
在向现代化进军中，特别是在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这种宁可龟缩在“全面性”的城堡中兜圈子，却不准在“片面性”中前进的风气，难道还能为有振兴中华血气的改革者、革新者所容忍吗？
值得注意的是，从各种学术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的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不仅毫不害怕片面性，而且还常常特意用非常夸张，极端片面的话来标示自己的学说。
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斯坦莱•霍尔说：“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显然，这是极端片面性的看法，片面到对智力正常的人从事一般性学习毫无意义的地步，只是对那些“伸舌样痴呆”的患儿有效的地步。这类患儿仅仅由于遗传物质第二十一对染色体由两条变成了三条，就终生痴愚，生活都难以自理，再多的教育也无济于事。另一方面，帝俄时代的生理学家谢切诺夫则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精神的特性，广义上说来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由于教育形成的。”如果按照这个看法，同一种教育便只能培养出同一种类型的人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但对于狼孩们却非常适用，只因自幼脱离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环境，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形成人的——正常人的心理品质了，哪怕他们带着一副超天才的脑瓜脱离母胎的也罢。显然，上述两种看法都非常片面，却也都具有片面的真理，因此尽管到处遭到非议，却也没人能彻底否定——一如孔子所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样，无论它们多么片面，它们的提出对心理学都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再如，美国心理学家华生以为，不管遗传因素如何，内因怎样变化，只要由他来控制条件，他就能把任何健康的婴儿培养成任何一种人——医生、律师或小偷，弗洛依德则大力强调本能的作用，以致走向了生物决定论，仿佛人的一切行为不应当在社会生活，而应当到生物性中去找原因。这两种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都片面至极。可是，他们的研究结果意义却是人所共知的。从这种角度看，对它们研究的出发点简单地加以否定，无疑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毫无疑问，没有这些极端片面的思想理论前提，他们是不可能创造出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并对整个心理学发展产生那么重大的影响的。再从这些偏激的出发点产生的原因看，华生学的是强调内省法的机能主义，他却认为心理学应当和其他科学一样，只有以公开的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才能走上科学的正轨；弗洛依德以前的心理学都忽视了对动机系统的研究，精神分析却以此为研究的起点和中心，因此，这两种心理学思想理论前提在心理学发展史上都有所谓“矫枉过正”的意义。以一种片面性去与另一种片面性抗衡，对于习惯走直线的人来说是不屑于一顾的，可是向东行的飞机如果飞得偏南，它不相反来一个短距离的偏北飞行就不可能回到向东的正确航线上，在科学发展史上看来也恰恰正是如此。所以，这两个极端片面，似乎站不住脚的观点对心理学的发展起了那么重大的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几十年来，苏联和中国是绝不允许哪个科学家哲学家抱这种极端片面的思想观点的，是不是正因此苏联和中国才不可能产生像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学那样有影响有成就的心理学以及哲学学派呢？苏联的事我们且不去管它，从中国来说不将怎样科学地对待科学家，尤其是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那些“极端片面”乃至“完全错误”的思想观点问题提上我国的议事日程，像精神分析学这样其观点看似荒唐成就却无与伦比的学派能够产生吗？
其实，片面性在真理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单从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就可以得到理论上的说明，因为统一于一个整体内的对立面本身就是片面性的存在物，而对立统一又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西方的辩证哲学大师黑格尔早已精辟地指出：“内在的心灵性的东西也只有作为积极的运动和发展才能存在，而发展却离不开片面性和分裂对立。”（黑格尔《美学》第一卷P227）真理作为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当然也是这样一种离开片面性和分裂对立就不能发展的“心灵性的东西”。
因此，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看，片面性在真理发展中的作用都是不容置疑的。在这类情况下以片面性为理由对新思想新事物加以攻击，无疑就是有意无意地阻碍着真理的发展，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至于科学地指出片面性的存在，揭示片面性产生的原因，寻找克服片面性的办法当然完全相反，是努力推动真理发展本身所需要的。
十一、从头研究的起点
纵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当前的形势，无处不在发生一种令人欣喜又使人感喟的现象，那就是大家都在为能早日在广阔的海洋上扬帆疾驶而拼命冲击几十年乃至几千年中形成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罗网，或者说都在为哲学社会科学自由自在地全面发展而努力剥去绑在它们身上的那层僵硬的外壳而奋斗。这样看问题更直截了当一些。可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却似乎并不那么容易，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努力持续了七八年，却仍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人们会认为上述说法过于悲观，看不到“当前的形势”，但是，谁又能拿出证据来说，我国现在不是处于理论落后于实践、社会科学落后于形势发展、哲学更远远落后于现实生活的状态中呢？
怎样才能迅速改变这种局面？
最近，黎澍先生在答来访者戴晴问中。就以审慎的措词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后的看法：“用恩格斯的话说，‘一切历史都要从头研究’，他说的历史唯物主义要一切历史从头研究，事实上，每个重大历史关头，人们都感到有重新认识历史的必要，否则现实生活中许多现象就都成了难以认识的了。”（《新华文摘》86.8.p16《关于反封建的一些思考》）
的确，现实生活中“难以认识”的现象已经积累得太多，几十年上百年前的东西和今天的现实明明不相干，还被当做至理名言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与此同时，迫切的问题堆积如山,却没有人敢去“轻举妄动”，旧的方法对它们一筹莫展，新的手段又被斥为异端，更要命的是，某些传统经典已经被实践否定了一万次，却还是被当做不容置疑的信条供奉，在这种情况下，若再没有大批的理论工作者出来以历史主人翁的姿态把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加以彻底清扫，光是陈年积秽就会压得神州陆沉，何谈让探索真理的航船载着它们在海洋上疾驶？
笔者在真理和真理发展观上做的上述努力，就是这种清扫的一个尝试，这个尝试是否成功读者会有公论，无论如何，将真理观和真理发展观置于科学的基础上这一点，对从头研究历史、重新认识世界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严肃的哲学绝不会以纯粹为某种时事政治服务为荣，一旦它希求的是用谄媚、迎逢甚至效忠来乞讨一时的荣耀，它作为人类从整体上把握现实世界的良好愿望也就被弄笔者个人功利的卑劣考虑所玷污甚至替代了；但另一方面，严肃的哲学也绝不会远离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去向壁虚构，它从来都是以满足社会最根本最深沉的精神需要为使命的，因此，它当然也不排除为一定的时事政治效命的可能性，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也总是站在远远高于它能直接或间接为之服务的对象之上的。
上述看法对真理观和真理发展观有着比别的哲学问题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一种真理观或真理发展观如果纯粹为某种时事政治的需要服务，那它之所以能成立的前提——客观性——也就会大打折扣乃至荡然无存，但另一方面如果一种真理或真理发展观不能对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事业起到正面作用，那么它自身的真理性也就值得怀疑了。
因此，笔者既要提请有关方面和各位读者注意本文对当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事业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些实践活动和为这些实践所需要的理论探讨必然会出现大量不可避免的谬误和片面性，在这些理论中根本不会有任何无条件的“正确反映”；也要提清读者注意它的真正宗旨：本文更主要的是由重新认识历史的意愿产生的，起码对于笔者来说，它应当是对一切传统观念和一切神圣信条用“怀疑的，批判的”眼光“从头研究”的起点。
（全文完）
写于湖北省襄樊监狱。1986年10月10日完成第三稿。1987年7月1日修改誊录毕。2011年4月23日星期六审校，
说明：
近二十年后，又是在牢里（汉阳监狱），我又写了一篇关于真理的论文，不过只是作为《论正义》一书的附件。
1970年，少年时代的我因拥有中外文学名著打成反革命后，极度苦闷无书可读中，决定从马列著作中寻找真理，故十几年后有了上文。
但是，随着我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才明白对社会尤其对政治事业来说更重要的是正义问题。恩格斯《反杜林论》也正因此在谈自然科学时其思想大放光华令人钦佩，一涉及社会生活就无所建树黯然失色。原因在于，从无涉人类个体利害关系的客体来说，求真具有至上性，从涉及人类个体的社会政治生活来说，普遍的善才是认识的最高追求，普遍的善也就是正义——使一切人得其所应得！这样，在《论真理、谬误与片面性》一文写出十几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到2010年的又一次牢狱生涯中，我倾注大量精力和时间，写了一篇约十万字的《论正义》，又把自己从上文以来关于真理的新思考写成一篇短文作为附件。
没想到中国的监狱会发生倒退，这次出狱，居然一个纸片也带不出来，该文也就和其他一千多万字的文稿一起被当局抢走了！
于武汉红钢城家中审校打印后
2011年4月21日
如前所指出过的，上述谬误大都是人类探索真理时犯下的必不可免的错误，这些特定错误的产生本身大都带有必然性。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首先，从人的创造性认识活动过程来看，就每一个具体的谬误出现而言多半是偶然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产生和它们属于同一类型的谬论却是必不可免的。因此，这类谬误的产生同样具有必然性。
对各种思维形式加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这样一种反比关系，即推理的结果正确率越高，其创造性就越少，反之，推理结果的创造性越强，其结果的正确率就越低。
众所周知，就形式而论，演绎推理的正确率为百分之百，其创造率则为零，因为演绎推理的结论本身就包括在大前题中。
归纳推理（指不完全归纳法，完全归纳法实际上是演绎法的逆运算）的正确率显然低于演绎推理，因为没有被列入的其他对象中可能出现例外。
想像、联想、猜测、灵感等形式的思维结果创造性极强，它们的前提中几乎不包含结论的任何一个分子，这样，所得到的一切正确结论都是它们的创造性的证明，但可惜的是它们的正确率却很低很低，根本不可能保证其结果不大量出错。
科学假说的主要基础就是想象、联想、猜测、灵感，虽然它同时还需要形式逻辑即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支持，但使它具有高度创造性，能获得新的真理的原因还是前四者，形式逻辑的作用只是在既定条件下保证它们不出错，对于提高创造性本身是丝毫无能为力的。
一切真理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创造性思维，或者干脆地说都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果。由于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形式是想象、联想、猜测、灵感和建立在它们基础上的科学假说，因此，创造性思维并不只产生真理，更大量地产生谬论。可以说，真理其实不过是创造性思维大草原上茂密的谬论之草中偶尔一现却又格外惹人注目的几朵昙花罢了。
这样，不仅前几章所述必然性谬误和真理的产生是密不可分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中从具体内容上看虽有偶然性、从一般规律上说却必然产生的谬误也同样是真理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最后，再从整个人的认识活动情况来看，还有一些谬误具体地看虽然是可以避免的，总的来看却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无论多么高明的会计总不免算错几笔帐一样，这种情况，就是常规思维活动中必然会出现的偶然失误。
人的思维毕竟不是电脑思维（其实电脑也会出错），因此，由于某些因素的干扰和偶然的疏忽而造成错误也是没法避免的，所以，就是最伟大的天才，在某个时候也会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或介于该犯与不该犯之间的错误。例如前面提到过高斯发现非欧几何，这本是高度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可他仅仅因为囿于陈规而放弃了它，这不是常规思维造成的错误吗？虽然这个问题牵涉到很复杂的思维机理。再如，爱因斯坦为否定“测不准定理”而做的思想试验，据分析，该实验的设计是正确的，但他在对这个思想实验进行运演的过程中却因为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而导致谬误，结果使一个本来对“测不准定理”构成支持的思想实验变成了对它的错误否定。众所周知，解题式的建立是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而对解题式进行演算无论多么困难，主要还是依靠常规思维进行。因此，爱因斯坦的这一谬误显然顶多是由介于该犯与不该犯之间的思维错误造成的。
不消说，这类谬误对真理的发展当然没有什么好处，但既然它们不可能完全避免，在探索真理发展真理时，就不能不适当地考虑到它们的存在和影响。
各种类型的谬误就是这样密密麻麻地布满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同时它们也都为真理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不管怎么说，不学走路的孩子才不会摔跤，因此，不摔跤并不是个好事，从最低限度说，这些谬误，哪怕是常规思维活动中的偶然失误，对人们探索真理的活动归根到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上述所有的谬误都是非常具体的，都和相应的真理处于同一认识领域。
然而，“斗争论”所涉及的外在于真理，而且不是为所发现的真理的对立面人物的“善”的需要就是由陈腐习俗、时代偏见、保守心理以及具有强烈似是而非特的正统观念决定的“谬论”情况就颇为不同了。
宗教裁判所反对“太阳中心说”其实并不是由于和“太阳中心说”在宇宙中心问题的认识上有分歧，他们用“地球中心说”反对“太阳中心说”纯粹是一种表面现象，骨子里的原因今天大家都知道，主要是因为“太阳中心说”动摇了教会的思想根基，打击了教会在世人心目中的威望，因而触犯了教会的根本利益。因此，宗教裁判所在这一问题上的“谬误”根本不是什么坚持与“太阳中心说”相应的“地球中心说”的科学认识问题，完全是出于卑劣的利害关系考虑，所以，他们的“谬误”不是存在于“太阳中心说”相应的认识领域中，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功利问题上。这种“谬误 ”，当然是赵高指鹿为马式的谬误，它当然不能促进而只能压制真理的发展，但克服这种“谬误”并不仅仅是“太阳中心说”之类具体的自然科学理论的任务，更主要的是进步的社会政治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的任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新生的具体真理无论怎样遭受这类荒唐谬论的压制，最终还是会传播开去，发展起来的。
俄国科学院反对罗巴切夫斯基非欧几何的“谬误”也不是相应的几何学认识问题，或者说不完全是，而主要是陈腐习俗和保守心理的产物，非欧几何体系在传统几何学看来太离经叛道，不合情理，使他们不易于接受它，当然是基本原因之一，但如果他们肯于认真研究，而不是采取不屑一顾地态度，情况显然就大不一样了。当然，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这类情况下，“谬论”主要是学术态度问题，而不是功利关系问题。但是，它也不能归结为学术观点问题。它不致于直接迫害真理的发现者，可对真理的压制作用是明显的，这种压制当然不利于真理的传播和发展，但只要真理发现者有足够的信心、勇气和毅力，那么它对当事人发展真理的努力也起不到多少负作用，罗马切夫斯基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遗传学界反对麦克托林克“基因跳动说”的谬误就纯粹是与该真理相应的认识领域的谬误了，这种谬误与功利关系毫不相关，与学术态度也没有多大联系，完全是学术观点问题，因为麦克托林克走到了时代的前头，她的理论一反传统，而且是正确的，但却没办法证实，在其问世后的许多年中，人们所直接看到的情况并没有证明传统观点错了，或者她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反对她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事情，直到高倍电子显微镜发明后，直接观察的结果证明了她的理论，大家这才不能不惊讶于她的先见之明。她也因此而荣获了诺贝尔奖。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引人注目，令人叹息，但恐怕到任何时候都无法避免。超越时代的真理，只有到它被充分证明时才会被广泛接受，在此之前，人们的态度只能是立此存照，聊备一说，因为大多数同类情况的结果是否定的，科学要求人们不把任何未经证实的理论随便放进真理的殿堂。这一类谬误——像遗传学界反对麦克托林克“基因跳动说”那样——对真理的发展也没有什么直接促进作用，不过，却正是百家争鸣的表现，从这种角度上说，它们的存在又是科学发展的环境条件。
此外，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上述三种谬误均能起到促进真理发展的作用，那就是不论这些谬误的提出者出于什么目的，发现并指出了相应真理中存在的问题——真理中内含的谬误、片面性、不完善处，从而使真理的发现者或接受者也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并对它们加以解决。
上述三种谬误的原因各不一样，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命运也不一样。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从自然科学上看源于功利关系的“谬误”会越来越少，但也难以杜绝；源于学术态度的谬误不可避免，但也会越来越少；源于学术观点的谬误虽然永远会有，但人们必将会越来越愿意容忍没有证据表明其错误，不至于产生什么危害的新观点，因而它们的存在绝不是坏事，而且也有其必然性。总之，就是这些外在于真理的谬误，对真理发展的不利影响也会越来越少，换句话说，真理问世以后，需要与反对它的谬误斗争的情况必将会越来越罕见。
从社会科学和社会生活上看，源于功利关系的“谬论”虽不会杜绝，也会相对减少，因为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毕竟越来越敢于公开站在为大多数人所不赞同的意见的对立面上，但另一方面，利害关系毕竟永远存在，而谬误常常又可以用假善、假美化装而显得不那么“面目可憎”，要想杜绝源于功利关系的“谬论”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源于学术态度和学术观点的谬误，情况与自然科学差不多，就不再多说了
谬误的情况多种多样，不加具体分析，就既不能弄清它们自身的差别，也不可能弄清各种谬误与真理的关系。上面，我们将谬误主要分成了两大类：
第一类是探索真理中必然要产生的，它们有的内含于真理之中，有的是真理的母亲，有的是真理先导，此外，前述麦克托林克一例中源于学术观点的也属此类。
第二类是作为真理的外在对立面产生的，最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卑劣私利，尽管它们总是假托某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进行，其次是由粗暴、傲慢的学术态度所致，而这种态度又是由拘泥于陈规定法，由于保守心理，由于不愿意认真地审视新产生的真理引起。
无论谬误属于何种类型，为了探索真理发展真理都必须采取适当对策加以克服。
说谬误对认识真理发展真理具有各种重要意义，并非说要人们抱住它们不放。谬误从直接意义上说，即从形式逻辑的“A就是A，A不等非A”意义上说永远只是谬误，作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错误认识，它们本身是不可能对我们有任何直接的积极意义的。我们强调某些谬误的价值主要是用辩证的态度从发展的观点上看，从它们对认识真理的促进作用上看，至少是从它们的产生具有必然性，认识它们将有助于我们正视探索真理之路的艰险上看。探索真理不仅需要有下地狱的勇气，而且需要有正视一切现实的清醒头脑，具备这两项条件之后，一个负有历史使命的真理探索者就必然不会坚持自己的任何错误，同时对克服谬误追求真理道路上遇到的一切痛苦都会觉得甘之如饴，因为真正的真理探索者注定了永远只能从追求真理的痛苦中获得幸福，而战胜自己的错误，战胜自己的谬误是最为困难的，也正因此是必须特别强调，意义特别重大，也特别能如马克思所说“拯救自己的良心”！从这种意义上说，克服自己所存在的谬误更是配不配称为真理探索者的试金石。
可惜，我国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形成了一整套被社会心理学称之为“自我防卫机制”的奇怪意识，其哲学上的代表思想就是一切谬误都等于恶，等于罪恶，不消说还等于不正义，不道德。因此绝不能承认自己有谬误，必须大肆宣扬自己“伟光正”，无论做错了多少事都要强调“一贯正确”，死皮赖脸的说“罪已诏万万不能下”，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过去有错误，也绝不承认今天有错误，凡说他今天有错误者都绝不是胸怀坦荡追求真理，而是“恶毒攻击”、“猖狂进攻”，正因此，形式上说“科学无禁区”已经得到公认，实际上这个国家从上到下哪里找不到大遍的科学禁区？殊不知，任何地方一旦成为“科学禁区”，那地方也就必定是各种谬论的纳垢藏污之地。
一个人一个集团越自命为一贯正确，越不准他人指出他目前的谬误，越深陷谬误的泥潭不能自拔，，距离真理也越远！
有人用什么（四项基本——2011年补注）原则来划禁区，其实，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出，原则不是研究事物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结，不能让现实世界去适应原则，相反，原则只有在实践的检验中才能证明其价值，一旦它自身被当做僵死的凝固的教条加以捍卫，从而置于禁区时，它也就不再能保持其原有的意义了。对于一切不来自完全归纳法的真理，永远没有资格不接受新的检验，任何原则都不可能是完全归纳法的结果，每时每刻都会有新的事实冲击它，因此，每时每刻它都必须接受新的检验，这一点，从哲学角度上说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哲学，是彻底革命的哲学，迄今为止，我们对待真理的态度，对待谬误的态度如何？今后又将如何？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此，笔者只希望大家记住恩格斯的这么一段话，“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的、神圣的、一层不变的东西”，任何原则自然也同样如此，因此，“自我防卫机制”虽能用来抬高自己，用自己“一贯正确”这种非探索真理者所应有的方法解决一时的窘境，却无法对付历史的裁决。
探索真理的过程中，绝对不可能不出现各种各样的谬误，只要我们的态度是科学的，那么，无论出现什么样的谬误，对人类探索真理的认识活动都不仅是可以谅解的，而且是大有稗益的，正如英国思想家博克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只要肯深入到事物表面以下去探索，哪怕他自己也许看得不对，却为旁人扫清了道路，甚至能使他的错误也终于为真理的事业服务”。
十、“片面性”在真理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片面性”，不是夏洛克想割债务人一磅肉式的“片面性”道理，也不是习常性思维中由信息、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的不足造成的片面性，而是创造性思维中必然产生的片面性，特别是真理发展规律决定的任何天才都无法避免的片面性。
许多片面性认识是各门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只有当所有的片面性认识都已出现并达到成熟阶段时，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才能逐渐全面起来。
真理所包含的内容可以大别为三类，第一类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物的一般现象或外部特征，例如巴黎在法国，拿破仑死于某年某月某日，不消说，这种对象是非常肤浅的，第二类是必须靠理性认识来把握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第三类是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这类对象当然更要靠理性认识来加以掌握。
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主要借助于科学来认识的，因此，所谓真理的发展，说到底也就是科学认识的发展，真理这一概念无非是把科学认识提到了哲学高度，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概括性地研究它们。因此，下面我们由于结合实例的需要，常常用“科学发展”这一更具体的概念来代替作为哲学范畴的“真理发展”的说法，应当是可以理解，并且也是完全必要的。
从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来看，在每一门科学的蓬勃发展阶段，都会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情况而使人们的认识发生分歧，出现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情况的出现，一般地说正是人们认识中存在片面性的具体表现。
上述客观方面的情况，主要是该研究对象有两个以上的分支，或者有两个以上的侧面，主观方面，则是因为人们的“前提意识”不同，即人们已有的知识、经验、对该事物的微妙情感导致的特殊态度在起作用。笔者认为，对尚无定论的问题，人们的“前提意识”往往决定着他们的看法。
在认识发展的这一阶段上，由于客观对象诸方面的情况尚未充分展示出来，人们的认识还被一些彼此孤立、互相割裂的现象迷惑着，由于每个人更多的或干脆只能从自己所着眼的侧面或自己所着手研究的分支看待它们，再加上前提认识的全面制约作用，所有的人都只能得到某种特定的片面性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像获得全面性认识是徒劳的，即使你努力公允地对待该认识对象上的一切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看法，努力从中找出全面性认识，也决不会有多少结果，因为在这一阶段上，各种认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尚没有暴露出来，一时尚不可能对各种不同看法作出正确估价，更无法对它们进行辩证的综合。另一方面，从整体上认识我们所正研究的事物的全貌，又始终是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什么结果呢？一般来说无非是两种可能有：
一、将各种不同的、各有其片面性道理的意见看法罗列一遍。
二、根据实际需要对各种片面性认识加以折中调和。
事实上，在相应情况下科学家也多半是这么做的。可是，这些做法在我国总是会遭到非议。
这么做对，还是那些非议更正确？笔者在“谬误是真理的先导”一节中谈到以太问题时，曾引述过恩格斯有关这方面的看法，当时，正因为这类情况，电学“不得不使用它自己也认为是错误的表达方法。它的一整套术语仍然是以两种电流体的观念做基础的，它仍然毫不在乎地说什么‘在物体中流动的电的质量’、‘电在每一个分子中的分离’等等，这是一个不幸，这个不幸，如同已经说过的，多半是科学的目前的过渡状况所不可避免地产生的；这个不幸只要片面的经验还在研究部门中占优势，就会相当有助于保存现存的思想混乱。”在对这类正在发展中，因而众说纷纭学派林立并各有片面性的科学进行综合时必然会面临各种混乱，而想靠综合来消除这种混乱又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这得靠什么呢？靠继续深入研究该学科的各个分支和各个侧面，也就是进一步发展各种片面认识，直到使它们走到各自的尽头，从而转向全面，也就是说，为全面性的辩证综合提供充分条件。
科学史上，真理在“片面性”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例如，关于光的性质问题，就是真理在“片面性”中发展的好例子。
自从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物理学家们就为光究竟是一种波还是一种粒子的问题大伤脑筋，牛顿、笛长儿、罗蒙诺索夫、法拉弟、麦克斯韦这些永远彪炳史册的大科学家都曾各执一说。有的从光在干涉、衍射中的表现出发，断定光是一种波，有的从光电效应等现象着眼，一口咬定它是一种微粒，由于他们注意的侧面不同，研究的问题不同，由于各自的前提意识不同，又都对对立意见的理由估价过低，用自己的研究结果以偏概全，而将这两种对立观点联系起来的条件又不具备，因此，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人们对光的看法就一直陷入波动说或粒子说的片面性中。正是在这种片面性中，物理学相应领域的知识才一步步地发展了起来，逐渐积累起可以克服这种片面性的知识材料，这样，进入本世纪的时候，爱因斯坦才能通过建立光量子理论而得到全面性认识。爱因斯坦证明，光同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的双重特性，因此，波动说和粒子说都是片面性看法。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人们逐渐发现微观粒子都和光一样具有波粒二象性。今天，关于它们波粒二象性的某些具体问题仍然缺乏圆满解答，但这种波粒二象性的存在本身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爱因斯坦是人不是神，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取决于他的天才，更主要是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取决于历史为全面认识该问题提供了充分条件，如果没有波动说和粒子说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片面性看法在长达几百年的对立和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整个物理学发展水平提供的条件，无论爱因斯坦多么有天才，要想解决它们也同样是无能为力的。牛顿说他之所以比前人看得远一点，只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上，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在光的性质问题上获得全面性认识，同样只是因为在此之前的片面性认识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巨人的肩膀”。
在一门科学的蓬勃发展时期，“片面性”认识常常不止两种，而是许多种，它们并不一定都同时存在，并行发展，往往是此起彼伏，改组分化，更替演变及互相融合的，那些合理成分较多，发展前景较大的生命力就长久一些，那些合理成分较少，发展潜力较小的生命力就短暂一些，甚至昙花一现。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片面性认识，都必然或多或少能为总体问题的全面解决作一些贡献，因此，它们的出现对真理的发展都具有促进作用。
例如，我们可以举心理学发展为例。
自从费希纳开始进行心理学试验，从而使心理学走上科学研究的正轨以来，先后出现了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现在，它们有的完全消失了，如机能主义，有的基本上不存在了，如行为主义与格式塔心理学，有的一蹶不振了，如构造主义，但是它们对心理学发展的贡献都是不可缺少的。机能主义在强调学习是人类重要的适应过程方面留下了一份有影响的遗产。行为主义强调习得反应具有行为的构造砌块作用是现代心理学理论中的一条主要原理。格式塔心理学对行为的组织过程和连续的重要性的强调给现代心理学的许多方面的发展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构造主义的基本思想则在皮阿杰的认识心理学中得到了再生。精神分析学在进行了许多修正并缩小了研究范围之后，仍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正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
无疑，所有这些学派从现代心理学的总体角度来看都各有其片面性，但是，如果要想从一开始就不准这些片面性产生，无疑就是要把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权利加以取消。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在真理——科学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
真理——科学发展的某些意义重大然而又实属片面的认识往往分别有一班拥护者，这些拥护者在共同的认识基础上结成各种有一定影响的有形或无形的团体，这些团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派。上例中构造主义、机能主义等就正是这样的学派。
众所周知，各种不同学派互相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学术上百家争鸣局面的成因，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学术上流派众多，百家争鸣时，社会的科学文化就会高速发展，反之，学派无存或罢黜百家独尊一术时，科学文化就停滞不前，乃至开始走下坡路。真理——科学发展鼎盛的局面以学派林立、百家争鸣为标帜，学派的存在又以各执一说、各有其片面性为前提，片面性对真理发展、对学术事业兴旺发达、归根结底对社会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其实，如同上一节在对学术观点错误这种外在于真理的谬误问题上所说的那样，不光学术上的片面性，就是学术观点的谬误也是真理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各种片面性认识虽然互相对立，但就它们的实质而言，却常常并非互不相容而是互相补充的，正因此，它们才有可能在今后的某个时候统一在全面性认识之中。以上谈到光的波动说和粒子说和心理学上各学派的例子都是如此。下面，再举一个需要心理学发展来证实的例子。
在知觉研究领域中，今天就存在着四种互相对立而且各有其片面性道理的观点：格式塔的先天性因素说，构造学派的学习和记忆影响说，运动论者强调的在知觉过程中从运动而来的反馈作用说以及生态学强调的在自然环境中可得到的信息的全面复合的重要性等。这四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企图独自解释知觉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它们的适用范围不完全相同，彼此在很多地方很多情况下是互相补充的，根本不能拿其中的一个去否定另一个。从今天来看，要想把它们统一成一个有机整体，不用说为时尚早，而未来的统一的全面性知觉理论要是不包括上述四种观点，其全面性恐怕会令人怀疑。虽说“包括”的方式可能是更深刻的理论取代其中的某些方面。
因此，片面性认识是全面性认识产生的前提，各种片面性认识中的合理部分最终总是全面性认识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上述说法并非给各学派平均分配片面性，对片面性问题必须具体分析。
首先，片面性有个层次问题，一个学派总体观点的片面性并不表明它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也必然是片面的。相反，恰恰表明它在低层次的某个方面可能有全面正确的内容。其次，如果把“片面”看成纯客观表述，“片面性”则看成贬义词，即主观性片面的话，那么一个片面认识，只要从总体上被限定在适用范围内，它也可以不是片面性的。例如，“正确反映论”的真理观如果限定在可以用形式逻辑解决的“科学上的小买卖”上，即限定在“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的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之类上，也是毫无片面性的。此外，同一对象上的几个片面性认识，各自所具有的绝对价值当然是不一样的，例如，在心理学中，机能主义的价值就不能和行为主义更不用说认知心理学相比。
像前面说到谬误时的情况一样，不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想克服片面性认识得到全面性理论也是不可能的。例如，爱因斯坦认为，只要使已知的四种力统一起来，就能合理地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他下半辈子的努力据说都花在这上面了，成效却很少。这正说明，即使他的看法是对的，也因为条件不成熟，无论他多么有才能，也无法克服片面性认识获得全面而统一的理论。
我们能克服前人的片面性，也能克服自己的一些片面性，但我们永远只能在客观条件具备、主观努力能达到足够程度的方面做到这一点。此外的大量片面性就是我们所无能为力的了。而且我们还必然会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的问题上产生新的片面性，这是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命运。
但是，在我国，“片面性”却常常成为攻击那些富有创见性、富有成果的人，特别是走在时代前列的革新家和他们提出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新成果的进攻性武器，也正因此，“片面性”恐惧又使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有名望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裹足不前。
对待“片面性”的这种态度，不要说是针对真理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片面性和创造性思维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片面性，就是针对习常性思维中常常会产生的片面性也是错误的。因为从探索真理的角度说，除了为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像夏洛克要割债务人一磅肉式的片面性是令人憎恶而应当谴责的之外，其他一切片面性虽然都应当加以揭示，加以克服，却绝不是可以用来羞辱他人或引以为耻的事情，因为它们都像人吃了五谷不能不患一点消化系统毛病一样自然。
科学史——真理发展史上，评价一个人或一项科研成果时，总是只着眼于它们的贡献，一个人、一部著述的地位总是由它对历史对科学的贡献决定的，至于其犯了多少错误，至于其包含多少片面性与谬误，那都是不重要的，顶多具有一点参考价值。
害怕“片面性”，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力求形式上的全面性，常常给真理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作用。这方面，可以举流弊甚广的“高层次思维”为例。
《新华文摘》1986年第五期“论点摘编”上介绍说有人指出，“高层次思维”的弊端在于，“在谈论任何问题时，离开材料的充分性和归纳的严密方法论，一下子就拔到了‘理论高度’，运用一大串大概念谈论是非问题。这种‘高层次’思维方式，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的隐蔽障碍。许多哲学、美学等学术问题，讨论了近半个世纪，但几乎仍然停留在几个名词上，而与实际工作和艺术活动有关的问题反倒忽略了。”这个看法可谓一针见血。
那么，“高层次思维”本身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看来，最主要就是它能使当事人的结论看似“全面”乃至无懈可击，因为“高层次思维”总是以讲些冠冕堂皇的原则性看法为特别拿手的把戏，这些观点人所共知，大家都没有或不能有什么异议，说起来不会有什么错误或片面性，但也没有一丝一毫创见可以，绝不能使我们在认识真理发展真理上前进一步。当然，这种现象与彼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那种形势下，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一个学者没有任何新贡献都不要紧，一有片面性和谬误——不管是真正的正面性和谬误还是本属真理而被时代的偏见指责为片面性与谬误，如像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那就不得了。例如在长达三十年的马拉松式美学大讨论中，吕萤、高尔泰因持“美是主观的”的看法，则一投身进去，便被当做贩卖唯心主义而永远地驱逐出了美学论坛。与此同时，像朱光潜这样最令人崇敬，、在中国美学史上享有特殊地位的老学者，年轻时对美学进行的深入研究曾取得了大量虽有片面有谬误却新颖而激动人心，并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可在这三十年中，不客气地说除了对自己“体系”的全面性和其他人体系的片面性的唠叨外，很难说给中国美学的发展带来了多少新东西。由于高层次思维总可以力求为自己建立一个封闭的全面性体系，这种体系从外表上看来珠圆玉润，八面玲珑，所以一时往往能迷惑住一部分人，但它们从科学——真理发展过程上看却带不来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其实际作用是特别恶劣的，学术上这种风气越浓，真理发展的阻力就越大。习惯于建立这种“全面性”体系的人绝不愿意去提出新问题研究新问题，因为一旦这么做他的体系就有崩溃之虞，至少是会出现破绽，这样，他就得花百倍力气去修补篱笆。可是，钻研科学必然要深入到具体问题上去，成绩只能依靠解决具体问题来一点一滴的积累，在清谈被视为高明的时代，这对猎助功名无疑是“事倍功半”的，而且又绝对无法逃避产生“片面性”的命运。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龟缩在自己毫无“片面性”的城堡里不出来，也不无理由，但是，在发展真理问题上，逃避片面性也就是逃避推动科学文化发展的责任。八十年代以前，就具体个人来说当然应具体分析，从我国哲学和美学界的整个状态上看，很难说不是这么回事。
在向现代化进军中，特别是在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这种宁可龟缩在“全面性”的城堡中兜圈子，却不准在“片面性”中前进的风气，难道还能为有振兴中华血气的改革者、革新者所容忍吗？
值得注意的是，从各种学术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的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不仅毫不害怕片面性，而且还常常特意用非常夸张，极端片面的话来标示自己的学说。
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斯坦莱•霍尔说：“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显然，这是极端片面性的看法，片面到对智力正常的人从事一般性学习毫无意义的地步，只是对那些“伸舌样痴呆”的患儿有效的地步。这类患儿仅仅由于遗传物质第二十一对染色体由两条变成了三条，就终生痴愚，生活都难以自理，再多的教育也无济于事。另一方面，帝俄时代的生理学家谢切诺夫则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精神的特性，广义上说来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由于教育形成的。”如果按照这个看法，同一种教育便只能培养出同一种类型的人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但对于狼孩们却非常适用，只因自幼脱离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环境，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形成人的——正常人的心理品质了，哪怕他们带着一副超天才的脑瓜脱离母胎的也罢。显然，上述两种看法都非常片面，却也都具有片面的真理，因此尽管到处遭到非议，却也没人能彻底否定——一如孔子所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样，无论它们多么片面，它们的提出对心理学都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再如，美国心理学家华生以为，不管遗传因素如何，内因怎样变化，只要由他来控制条件，他就能把任何健康的婴儿培养成任何一种人——医生、律师或小偷，弗洛依德则大力强调本能的作用，以致走向了生物决定论，仿佛人的一切行为不应当在社会生活，而应当到生物性中去找原因。这两种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都片面至极。可是，他们的研究结果意义却是人所共知的。从这种角度看，对它们研究的出发点简单地加以否定，无疑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毫无疑问，没有这些极端片面的思想理论前提，他们是不可能创造出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并对整个心理学发展产生那么重大的影响的。再从这些偏激的出发点产生的原因看，华生学的是强调内省法的机能主义，他却认为心理学应当和其他科学一样，只有以公开的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才能走上科学的正轨；弗洛依德以前的心理学都忽视了对动机系统的研究，精神分析却以此为研究的起点和中心，因此，这两种心理学思想理论前提在心理学发展史上都有所谓“矫枉过正”的意义。以一种片面性去与另一种片面性抗衡，对于习惯走直线的人来说是不屑于一顾的，可是向东行的飞机如果飞得偏南，它不相反来一个短距离的偏北飞行就不可能回到向东的正确航线上，在科学发展史上看来也恰恰正是如此。所以，这两个极端片面，似乎站不住脚的观点对心理学的发展起了那么重大的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几十年来，苏联和中国是绝不允许哪个科学家哲学家抱这种极端片面的思想观点的，是不是正因此苏联和中国才不可能产生像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学那样有影响有成就的心理学以及哲学学派呢？苏联的事我们且不去管它，从中国来说不将怎样科学地对待科学家，尤其是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那些“极端片面”乃至“完全错误”的思想观点问题提上我国的议事日程，像精神分析学这样其观点看似荒唐成就却无与伦比的学派能够产生吗？
其实，片面性在真理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单从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就可以得到理论上的说明，因为统一于一个整体内的对立面本身就是片面性的存在物，而对立统一又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西方的辩证哲学大师黑格尔早已精辟地指出：“内在的心灵性的东西也只有作为积极的运动和发展才能存在，而发展却离不开片面性和分裂对立。”（黑格尔《美学》第一卷P227）真理作为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当然也是这样一种离开片面性和分裂对立就不能发展的“心灵性的东西”。
因此，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看，片面性在真理发展中的作用都是不容置疑的。在这类情况下以片面性为理由对新思想新事物加以攻击，无疑就是有意无意地阻碍着真理的发展，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至于科学地指出片面性的存在，揭示片面性产生的原因，寻找克服片面性的办法当然完全相反，是努力推动真理发展本身所需要的。
十一、从头研究的起点
纵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当前的形势，无处不在发生一种令人欣喜又使人感喟的现象，那就是大家都在为能早日在广阔的海洋上扬帆疾驶而拼命冲击几十年乃至几千年中形成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罗网，或者说都在为哲学社会科学自由自在地全面发展而努力剥去绑在它们身上的那层僵硬的外壳而奋斗。这样看问题更直截了当一些。可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却似乎并不那么容易，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努力持续了七八年，却仍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人们会认为上述说法过于悲观，看不到“当前的形势”，但是，谁又能拿出证据来说，我国现在不是处于理论落后于实践、社会科学落后于形势发展、哲学更远远落后于现实生活的状态中呢？
怎样才能迅速改变这种局面？
最近，黎澍先生在答来访者戴晴问中。就以审慎的措词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后的看法：“用恩格斯的话说，‘一切历史都要从头研究’，他说的历史唯物主义要一切历史从头研究，事实上，每个重大历史关头，人们都感到有重新认识历史的必要，否则现实生活中许多现象就都成了难以认识的了。”（《新华文摘》86.8.p16《关于反封建的一些思考》）
的确，现实生活中“难以认识”的现象已经积累得太多，几十年上百年前的东西和今天的现实明明不相干，还被当做至理名言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与此同时，迫切的问题堆积如山,却没有人敢去“轻举妄动”，旧的方法对它们一筹莫展，新的手段又被斥为异端，更要命的是，某些传统经典已经被实践否定了一万次，却还是被当做不容置疑的信条供奉，在这种情况下，若再没有大批的理论工作者出来以历史主人翁的姿态把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加以彻底清扫，光是陈年积秽就会压得神州陆沉，何谈让探索真理的航船载着它们在海洋上疾驶？
笔者在真理和真理发展观上做的上述努力，就是这种清扫的一个尝试，这个尝试是否成功读者会有公论，无论如何，将真理观和真理发展观置于科学的基础上这一点，对从头研究历史、重新认识世界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严肃的哲学绝不会以纯粹为某种时事政治服务为荣，一旦它希求的是用谄媚、迎逢甚至效忠来乞讨一时的荣耀，它作为人类从整体上把握现实世界的良好愿望也就被弄笔者个人功利的卑劣考虑所玷污甚至替代了；但另一方面，严肃的哲学也绝不会远离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去向壁虚构，它从来都是以满足社会最根本最深沉的精神需要为使命的，因此，它当然也不排除为一定的时事政治效命的可能性，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也总是站在远远高于它能直接或间接为之服务的对象之上的。
上述看法对真理观和真理发展观有着比别的哲学问题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一种真理观或真理发展观如果纯粹为某种时事政治的需要服务，那它之所以能成立的前提——客观性——也就会大打折扣乃至荡然无存，但另一方面如果一种真理或真理发展观不能对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事业起到正面作用，那么它自身的真理性也就值得怀疑了。
因此，笔者既要提请有关方面和各位读者注意本文对当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事业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些实践活动和为这些实践所需要的理论探讨必然会出现大量不可避免的谬误和片面性，在这些理论中根本不会有任何无条件的“正确反映”；也要提清读者注意它的真正宗旨：本文更主要的是由重新认识历史的意愿产生的，起码对于笔者来说，它应当是对一切传统观念和一切神圣信条用“怀疑的，批判的”眼光“从头研究”的起点。
（全文完）
写于湖北省襄樊监狱。1986年10月10日完成第三稿。1987年7月1日修改誊录毕。2011年4月23日星期六审校，
说明：
近二十年后，又是在牢里（汉阳监狱），我又写了一篇关于真理的论文，不过只是作为《论正义》一书的附件。
1970年，少年时代的我因拥有中外文学名著打成反革命后，极度苦闷无书可读中，决定从马列著作中寻找真理，故十几年后有了上文。
但是，随着我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才明白对社会尤其对政治事业来说更重要的是正义问题。恩格斯《反杜林论》也正因此在谈自然科学时其思想大放光华令人钦佩，一涉及社会生活就无所建树黯然失色。原因在于，从无涉人类个体利害关系的客体来说，求真具有至上性，从涉及人类个体的社会政治生活来说，普遍的善才是认识的最高追求，普遍的善也就是正义——使一切人得其所应得！这样，在《论真理、谬误与片面性》一文写出十几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到2010年的又一次牢狱生涯中，我倾注大量精力和时间，写了一篇约十万字的《论正义》，又把自己从上文以来关于真理的新思考写成一篇短文作为附件。
没想到中国的监狱会发生倒退，这次出狱，居然一个纸片也带不出来，该文也就和其他一千多万字的文稿一起被当局抢走了！
于武汉红钢城家中审校打印后
2011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