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李作鹏回忆录》最近为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当年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幸存的主要成员的回忆录也算是基本齐全了。虽说这些当事人的回忆都是一面之词，但我们要重构的文革真相，绝对应当是完整的、多维的，也必然是复杂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重视和分析这些一面之词的价值和偏颇。

揭示几个老帅的文革真面目

在中共的官史中，以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贺龙、陈毅为代表的军队老帅们一直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在文革中更一直是保护老干部、和“四人帮”做了坚决的斗争的。读《李作鹏回忆录》解放以来的部分，恐怕一个震憾人心的事例便是解放初期叶剑英对陈光将军（原四野副参谋长，当时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蓄意陷害。陈是从红军时期就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共战将，但因为他和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在解放海南岛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并发生了争吵。叶剑英便在毛泽东和当时的党中央的支持下，以完全莫须有的“通敌”、“外逃”等罪名关押了他，以致他于1954年在软禁期间病逝。或许是因为这些手法和后来把李作鹏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来搞时同出一辙，李对当年自己被迫地参与这一阴谋有着较为真诚的忏悔。 在文革初期，叶又是陷害罗瑞卿的三人小组的组长。据李的回忆：叶对于和他不同派系军队干部，也同样是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例如，因为他在海军支持苏振华，就想像搞罗瑞卿那样搞掉海军司令萧劲光。叶还和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一起，试图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从批判罗瑞卿转为批判李王张（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 另一个积极参加文革的老帅是徐向前。他因为被毛提名担任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立刻投桃报李地邀请了江青为全军文革小组的顾问。因为徐和苏振华不是一个派系，他又是军内打到苏振华和所谓的“贺龙政变阴谋”的积极推动者。即便是文革中被打到较早的贺龙，其实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据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的回忆，他当时利用林彪生病，他在文革初期还主持军委常委的便利，也确实有在海陆空三军中全面安插自己派系将领的企图和动作，这才导致他和林彪发生全面的冲突。关于他们在文革初期直接迫害的不同派系的军队干部，仅周恩来1968年12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二月逆流”时指出的就有杨勇、赵尔陆、刘贤权等多人。总之，李作鹏等人的回忆录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些老帅和林彪一系及江青等人的矛盾，绝非是要不要搞文革的矛盾，而是如何各自利用文革来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的冲突。 只是后来文革不断地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搞到了他们头上，他们才出来有所反对。否则，他们都绝对会继续津津乐道于文革的“春秋无义战”之中。

对罗瑞卿事件较为客观的描述

近年以来，有些研究者为了达到为林彪翻案的目的，在1965年年底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反党篡军的问题上，不断推卸林彪的责任，以致把此事说成是林彪完全被动地接受毛泽东的最终决定。虽然李作鹏的回忆录没有直接对此进行任何驳斥，但是作为当事人提供了较为客观的描述。按李的说法：林彪在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后，开始对罗是重用的。但1963年前后林彪生病，毛决定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罗开始向贺靠拢，并常常直接向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刘邓请示报告。刘少奇曾提出要让罗当国防部长。这就不仅得罪了林彪，还引起了毛的猜忌。

此外，1965年上半年罗授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林彪逼宫要权也确有其事。此事自然引起林彪极大的反感。而当时罗因为大权独揽、专横跋扈，又得罪了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据李的回忆，1965年秋天林彪就对人说过：“1960年以前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反对我了。”另外，叶群也早在1965年初秋就打倒罗瑞卿一事给李作鹏打过电话说：“首长（指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贤修养”。叶群还直接布置李作鹏（和王宏坤、张秀川一起）写揭发罗的材料。由此可见，林彪绝非是被动的，而是非常主动地要搞掉罗瑞卿总参谋长一职。其根本原因，其实是罗瑞卿开始不再效忠于他个人。

李作鹏的回忆录还指出：在批罗会议上最为积极、上纲上线最高的是叶剑英、杨成武和肖华。对罗瑞卿问题作出反党篡军结论的是邓小平。而叶正是在打倒罗后，取代了罗的军委秘书长一职，杨成武即成了“代总参谋长”。 从李的回忆录中，读者可以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中共党内、尤其是军内权力争斗的黑暗和残忍。

不应回避的林立果等人的“五七一工程”

无论是李作鹏，还是吴法宪和邱会作，一谈到中共按在他们头上的“企图政变”的罪名便至今惴惴不安。  一方面，诚然是他们从没有过政变的打算。另一方面，作为思想仍未彻底转变的前中共要员，他们至今仍觉得对毛泽东暴政的政变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例如，在邱会作的回忆录中，他曾提到他看到过一份林立果的类似《五七一工程纪要》式的文件，但不是针对毛的武装政变而只是企图武力清除江青、张春桥等人。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1971年3月23日至24日，由林立果和他身边的一批青年军官如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多次讨论，最后由于新野执笔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一个直接针对毛泽东的武装政变计划，尽管最后只是流产于“纸上谈兵”之中。但在以后官方披露的大量这些激进的青年军官们的工作笔记等等材料中可以看到，这一文件不是伪造的。

在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翻案的过程中，正确的做法绝不是回避或否定林立果等人的“五七一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的存在，而应当是解放思想、光明磊落地指出：1）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林彪或黄吴李邱直接参与了这一不成熟的口头计划，无法得出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任何主要成员曾有过武装政变的计划的结论；　２）对毛的暴政，林立果和这些青年军官们策划政变有理！《五七一工程纪要》更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极有价值的文件。例如，《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列出“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的几点，无不切中时弊：“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等等。事实证明，毛在林彪事件后批准向外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他本人以及后来的“四人帮”来说都是个重大失策。 毛当时显然过高估计了他自己的所谓威望，过低的估计了老百姓的分析能力。其结果是在精神迷惘、生活痛苦的人们中，点燃了一支火把，成为他们解放思想的开端。

对于李作鹏等人的回忆录，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其价值，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指出其偏颇。否则，我们的思维就会又被官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一家之言习惯性地误导到被弯曲的历史图像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