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欣欣：共产专制与现代迷信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建党伟业》、《红色摇篮》……在中共建党九十周年之际，红歌、红色影视等所谓红色文化铺天盖地，一片喧嚣，使人仿佛回到了全民迷狂的文革年代。这个号称正在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它在政治体制以及软实力方面的落后。然而细看之下，如今的红色文化仅仅是民众的“娱乐”“表演”而已，是没有多少真情实感的奉旨作秀（据我了解，《建党伟业》像历来的官方影片一样，靠单位买票推广，发票都没什么人愿意去看）。近一个时期，江西抚州的官衙被炸，广州增城爆发大规模民众抗暴活动；北京抓捕访民；济南警察殴打请愿的转业军官……社会矛盾冲突上升到新的层次。中国央行报告披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官干部、国企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款达8000亿元人民币……红色作秀的现实背景是危机四伏，与作秀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对比，愈加衬托出当今中国表里分裂的荒诞状态。

纵观所有共产专制国家的历史，离不开暴力和谎言这两种统治手段，而党文化“瞒与骗”的重要作用是制造现代迷信，实施邪教般的精神控制。共产专制兴衰的历史也是现代迷信兴衰的历史，从个人崇拜、党崇拜、国家崇拜到历史主义崇拜，无不充满了偶像崇拜的荒诞、愚昧和丑恶，是反信仰、反理性、反常识、反人类的，是人类文明史的反面教材。

迷信是人对自己所不了解的或臆造的偶像的盲目信靠和绝对崇拜。包括把人当作神加以崇拜，对其它任何非位格（位格即意志、理性、情感和能力）的事物（物质、金钱）、某种概念（政党、国家等）和主观臆造的虚幻形象（图腾等）的崇拜。迷信具有世俗性（崇拜的目标属于世俗或是人所创造的，不具有超越性、终极性）、盲目性（对崇拜的目标缺乏了解，是被灌输或被强迫接受的）、实用性（为了满足现世功利）、狭隘性（只能为特定人群所拥有）、符号性（有具体的标志及其衍生品）、仪式性（有表达形式）、分裂性（崇拜的目标与崇拜者生命的正常发展没有真正相交）。

最高意义的信仰是对宇宙万物本源即上帝的信靠和崇敬。信仰具有真实性（上帝具有位格，即意志、理性、情感和能力。上帝与信仰者同在，与信仰者的生命相交）、超越性（信仰是高于世俗生活的，信仰以追求上帝启示的终极真理为目的，世俗果效仅仅是附带品）、终极性即唯一性（信仰目标即上帝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精神和物质的本源，祂的公义是衡量一切的绝对标准）、启示性（信仰是上帝的恩典，其内涵是上帝通过先知留下的对信仰者的自我启示，不是人类臆造的）、普世性（对信仰者没有地域、民族和文化的限制）、个体性（信仰是上帝的呼召，是上帝与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但个体有自主选择接受与否的自由）、实践性（真信仰要在世俗生活中践行）。

信仰与迷信是对立的，现代迷信是模仿宗教信仰的伪宗教，有迷信的地方就无真信仰。信仰只承认对上帝的爱以及派生出来的对人的爱，拒绝属于偶像崇拜的迷信。

“任何信仰，包括对理性的信仰，都是悖论，因为信仰与理性是人的心灵的根本不同的功能”（巴雷特《非理性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理性之外的世界属于信仰范围，它无法用理性去把握，它涉及人的终极关怀，涉及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是超理性又引导理性的。如果说理性是生命的动力系统，那么信仰发挥着导向作用，赋予人生超越性的意义，使人的灵魂在精神家园中得到拯救和安慰，从而战胜生命的虚无感，遏制人的沉沦。

无论自己是否意识到，每个人内心的信仰空间都不是真空的，或是真信仰，或是迷信。

以上帝为尊是信仰，是提升人、造就人，拯救人的灵魂；以人或物或概念为尊是迷信，是贬低人、毁灭人，导致人失去自我。在宇宙观上以神为根，才能在世界观上以人为本。

一、共产专制的现代迷信

用偶像取代信仰，用迷信驱逐理性，用愚昧泯灭人性，是所有共产专制下现代迷信的共同特征。

1、个人崇拜

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宁铜像被炸出大洞

在苏联，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等人都曾批评列宁“被权力欲所驱使”、“他将成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而斯大林“被说成是人民的父亲，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所有劳动人民的朋友和导师，人类的光辉太阳，给社会主义以生命的力量。”（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还有诸如此类的吹捧：“一切进步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一切科学的泰斗”，“永远不犯错误的理论家”，“活着的列宁”，“是列宁最好的学生，是从列宁党脱胎出来的，党的骨就是他的骨，党的肉就是他的肉。”取代《国际歌》作国歌的1944年版苏联国歌（采用1939年创作的原苏共党歌曲调）的歌词中写道：“伟大的列宁，指明了前程。斯大林教导，要忠于人民。”斯大林死后，批判他个人迷信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曾率先吹捧他是“天才的领袖”，并称“斯大林就是希望，就是期待，就是全体人类进步的灯塔。斯大林是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斯大林是我们的胜利！”可是批判斯大林两年半后，身兼党政大权于一身的赫鲁晓夫也开始独断专行，搞起个人迷信。十月革命时，他连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都不是，国内战争时只是个营级政委，此时竟被吹捧为“红军的缔造者”；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归功于他，说他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他被封为苏联“宇宙之父”。后来通过政变推翻赫鲁晓夫而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吹捧他是“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和党的活动家”、“忠实的列宁主义者”。而此后保守的勃列日涅夫在搞个人崇拜上一点不保守，尽管他曾对为他出国访问起草讲稿的人说：“写得谦虚一点，写得谦虚一点，我不是首脑，我不是领袖……”可是当他会见老战友的时候，一进门便自己喊道：“注意！元帅来了！”他神气活现地展示身上的元帅服：“瞧！熬到这一天！”勃列日涅夫是个“奖章迷”，他不断给自己颁发奖章，一共得了二百多枚。有人吹捧他：“勃列日涅夫——这是今天的的列宁！”1977年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莫斯科红场上勃列日涅夫和列宁二人的肖像并列在一起。1981年，基辅的二战纪念碑竣工，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竟然放在一万二千名战斗英雄的首位，斯大林排在其后，实际上二战中他仅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政委。苏共机关报《真理报》每篇社论都要有夸奖勃列日涅夫的段落，否则就要被责问。勃列日涅夫在别墅公然宣称：“我就是沙皇。”

油画《虔诚》

中共建政后，“新中国”陷入旷古的一系列灾难：残酷的土改、镇反，反右的“阳谋”，大跃进的狂热和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在暴力和谎言的维护下，毛泽东的独裁权力无法遏制。1958年8月，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刘少奇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直至文革，毛泽东的独裁和个人崇拜达到顶峰，被冠以“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全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等称号，人们把他当作皇帝，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其狂热的崇拜方式超过了古代帝王和任何宗教。毛泽东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每次都超过了百万，致使许多来自各地的青年在人群蜂拥时被践踏而死。在各地爆发的武斗中，动枪动炮，双方都狂呼“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舍命战斗（可参看故事片《枫》）；那时候人们工作时，早请示晚汇报，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有人甚至直接别在前胸的肉上以示忠诚），家家悬挂毛泽东像，小册子《毛主席语录》成为不离手的红宝书，人人背诵；林彪吹捧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鼓吹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毛主席语录》发行到117个国家，印刷了50多亿本；《毛主席语录》被谱成曲，编成体操；北京体育学院还创编了“毛主席语录拳”、“毛主席诗词拳”，通过武术宣传毛泽东思想；每当公布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人们都要马上参加集体庆祝游行；人们工作前先要朗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说话发誓都说“向毛主席保证”；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情，在“伟大的”、“敬爱的”前面加“最”，然后是“最最”“最最最”，最后是“最最最最”成了一种最常出现的格式。有段时间，买东西、打电话都要先像对对联一样，你一句我一句先对“毛主席语录”。大家看一个经典的文革笑话：

一天，我去供销社，进门就听到一个中学生和售货员的对话，堪称经典。

中学生：“关心群众生活——给我拿支钢笔。”

售货员：“为人民服务——你买哪一种？”

中学生：“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多拿几支让我挑挑。”

售货员：“反对自由主义——不让挑，买哪支拿哪支。”

中学生：“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你就多拿几种让我挑挑吧。”

售货员：“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说不挑就是不能挑。”

中学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为啥不让挑？”

售货员：“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为啥，不让挑就是不挑。”

中学生：“注意工作方法——有这样卖东西的吗？”

售货员：“一切权力归农会——爱买就买。”

中学生：“打倒土豪劣绅——你这什么工作态度？”

售货员：“友谊，还是侵略——咋的，你想打架？”

中学生：“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以为我怕你？”

我见两人的战争一触即发，就急忙上前调解：“要团结不要分裂——你们有话好好说。”

售货员：“将革命进行到底——我看你还能咋的？”

中学生：“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当个售货员有啥了不起？”

我看他俩谁也不肯停止舌战，我便劝中学生一走了之：“敌进我退——你先走吧，明天再买。”

中学生听了，就顺势下了台阶，转身而去，他边走边说：“别了，司徒雷登——哼！”

售货员如得胜的将军立即回敬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呸！”

大家还可以检索回顾姜昆、李文华1978年创作的相声《如此照相》，也是来源于文革的真实生活。

1956年，民主人士、政治学家张奚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给毛泽东下了16字的评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未来。”夏衍在1980年10月党内四千高级干部《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中，用16个字概括毛泽东：“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

朝鲜宣传画

独裁者还亲自参与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内部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揭露，在1948年出版的传记中，斯大林亲笔在多处进行了自我吹嘘的添加和修改，“在这本书的清样上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看了，意犹未尽，亲手改动如下：“斯大林不愧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或正如我党所说，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赫鲁晓夫说：“这是一部毫无节制阿谀奉承的书，把斯大林写成神，使他成了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人，历史上各民族的‘最伟大领袖’和‘无与伦比的战略家’。”斯大林还以自己的名字设立奖章，傲慢超过沙皇。

毛泽东同样喜欢自我崇拜。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怒气冲冲地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在1958年的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谈个人崇拜问题时充满了荒谬的诡辩：“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了斯大林，中国党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是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会上，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更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陈伯达想换个说法：“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当即插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文革中，柯庆施紧跟毛，陶被迫害致死，陈后来也被毛抛弃）真理是客观的，人类只能顺应真理，只有创造真理的上帝能掌握真理，否则就是把自己僭越为神。“1981年11月14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一个情况：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与独裁者的个人崇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表面上做出一副爱民如子、礼贤下士的开明姿态，实际上骨子里高高在上，鄙视一切。

在苏联，列宁说：“在我们看来，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但是，一度在苏共担任司法人民委员的埃萨克·斯坦因倍格回忆说，1918年2月他反对列宁滥杀滥捕的残酷法令，“列宁对我的反对性意见大为恼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义进行反驳。于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么，我们何必还要什么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我们干脆把它叫做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把社会上的人统统斩尽杀绝好了！’列宁顿时容光焕发，回答道：“好罢，行啊，……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在私人通讯中，列宁常常用些很不客气的字眼来称呼其本国人，诸如“苏联傻瓜，笨蛋”等等。在莫洛托夫的晚年，曾有人问他，在列宁和斯大林这两人中，谁更“凶狠些？”莫洛托夫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是列宁更凶狠些……我还记得列宁怎样责怪斯大林，说他软弱无能，宽大无边呢。”（《共产主义实录》[美]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Richard Pipes [美]民主中国出版社，2000年）1919年10月拜访科学家巴甫洛夫时，列宁想把巴甫洛夫关于动物条件反射原理施加到整个俄国社会：“我要俄国大众跟随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反应模式。”这让巴甫洛夫很吃惊，列宁解释说：“人类可以被修正，我们想让他们怎样他们就怎样。”（纪录片《苏联故事》，拉脱维亚，2008年）斯大林修改自己的传记时写道：“斯大林卓绝地执行着党和人民的领袖的任务，得到了全体苏维埃人民的充分支持，但他绝不允许在他的活动中有自命不凡和骄傲自满的影子。”但实际上斯大林草菅人命，令人发指。从1928年至1953年斯大林统治时期，有四百五十多万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枪毙或清洗。如果加上死于人为灾难的人，总数达四千多万，比苏联死于二战的人数还多。他晚年制造了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在散发刑讯逼供得来的罪证文件时，他对属下说：“你们都是些象小猫一样的瞎子！没有我怎么办？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你们不知道怎样识破敌人。”当南斯拉夫共产党头目铁托不听他的指挥，斯大林说：“只要我动一下小拇指，铁托就完蛋。”

在中国，毛泽东口头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可是，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到莫斯科开共产党阵营最高级会议。谈到核战争时他却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令在场的其它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吃惊和反感。人民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工具和数字而已。正是看到毛是个战争狂人，赫鲁晓夫才一直没有答应毛卖原子弹的请求，仅仅帮助建设核弹工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张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毛泽东1958年恬不知耻地说，在坑儒这一点上，我超过秦始皇一百倍。1973年秋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毛泽东说，我也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在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中，苏联并没有逼着还债，而且要援助粮食，毛泽东不但拒绝援助，而且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勒紧裤腰带，争取5年内把苏联的债务还清。于是，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被送给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国家。另一方面把大量的“黄油”变成了“大炮”。在大饥荒年间，中国的国防费用比偿还外债的钱高出很多倍。开始制造原子弹（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但是毛泽东却告诉中国人民：苏联乘人之危逼债讨账。与此同时，1959年6月底，毛泽东曾要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他的老家韶山冲“搭个茅棚”，使他“退休后”能落叶归根。不久周被毛定为“反党分子”下台，毛又让继任的张平化“修房子”，并指明修在滴水洞。张向其上级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请示，陶为讨好毛，竟决定拨款一亿元搞“滴水洞工程”（包括修建中共中央开会的场所和铁路专用线的费用）。只因湖南也在饿死人，财政紧张，工程不得不缩减。但工程规模仍不小，从1960年下半年动工，直到1962年年底方完成。一个连的军队守卫那片空房，直到1966年6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策划文革。此后再未去过）。毛对那“茅棚”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到处有人饿死，毛主席拒绝吃肉的时候盖起来的。更没有人去想，要是六○年用那“修房子”的钱去换粮食（换一千万斤小麦是不成问题的），可以使多少饥民免于饿死。各地先后为毛泽东建起了61座行宫，许多地方毛根本未去（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5年修订版）。邓小平回忆：“1958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它中央同志盖房子，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间，毛泽东震怒于刘少奇的冒犯，当着众人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刘源、何家栋《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此后的邓小平说：“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可他却言行不一，垂帘干政，撤换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在1989年不顾总书记赵紫阳和其它常委的反对，下令开枪，制造了六四惨案，这个自称“人民的儿子”的人屠杀人民时一点也不手软。

由于个人崇拜具有特定的形象，所以共产国家的领袖尤其是第一代领导人，成了共产党最大的偶像和形象代言人，成为专制体制的象征，其肖像、雕像处处可见。朝鲜在平壤锦绣山议事堂前，为金日成竖起23米的世界最大铜像。逃离朝鲜的一位化名“线无”的画家说：“在朝鲜想成为画家，首先要出身成分好。只有能画金日成父子肖像的人才能享受特权。”叛逃的朝鲜最高人民议会议长、中央委员会书记黄长烨说：“随着金正日掌握权力，金正日对自己的父亲开始了造神运动，金日成的想法也变了。金日成开始重修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的目的。最让人不可理喻的是，每到节日，就领着高级干部们去自己祖上的墓地祭拜。”“金日成也开始一有机会就夸耀自己的游击经历，说的好像自己在解放前就已经和苏联领袖和将军们很亲密似的。解放前金日成知识苏军上尉，怎么可能见到苏联将军呢？”“1972年2月19日，金正日宣布金日成的思想为‘金日成思想’，是主体思想的核心，是同意了思想、理论、方法的一体化思想。”（《黄长烨回忆录》，华夏出版社，2008年）

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大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诸如“齐奥塞斯库身上集中了共产党人最高尚的品质”。他把自己摆在了与罗马尼亚共产党齐名的位置，在各种大型集会上，喊得最响的口号是“齐奥塞斯库——罗共”。他建立了不折不扣的“齐奥塞斯库王朝”，妻子埃列娜俨然以“国母”自居，生日也要全国庆祝；人们在在呼完“敬爱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同志”后，必呼“尊敬的埃列娜同志”。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是个花花公子，可齐奥塞斯库却公开表示要把他树立为接班人。

从列宁开始，苏联发明了“干尸崇拜”及其防腐技术，并加以推广，此后享有过这份“殊荣”的还有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蒙古的乔巴山、苏联的斯大林、越南的胡志明、中国的毛泽东、朝鲜的金日成等共产国家的领袖，有网友讥讽其是“水晶棺里的腊肉。”共产国家的许多城镇、街道、企业、学校、交通工具等，也以领袖和其它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其著作更是被封为红色“圣经”。他们住过的地方、用过的东西被供为“圣物”，发展成红色旅游；利用理论、文学、戏剧、影视、美术、音乐等为其歌功颂德，发展出一整套党文化的管理、创作、教育体系和“美学”风格。例如文革中塑造领袖和正面人物要“高、大、全”，美术色彩表现要“红、光、亮”。如今虽然有所变化，但主要原则依然如故。

由领袖的个人崇拜衍生出“红色圣徒”的偶像崇拜，为培养现代迷信的信徒制造榜样。在中国以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为代表，其共同特点是对领袖和党忘我地忠顺。

中共开明的原总书记胡耀邦曾指出：“多少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搞个人崇拜，把个人封为神，认为谁谁说的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确，不可能有错误。什么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救星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现，……危害之烈，莫此为甚。”（1980年11月23日《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今天，对毛泽东的崇拜现象依然存在，那些不知何为真信仰的人们，依然迷信地把毛当作不可替代的神，以此作为个人的寄托和评判社会的标准。今年，茅于轼先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一文，引发了各地毛派大肆攻击和组织对他及辛子陵先生的起诉，说明彻底揭露毛泽东真相的必要性，也说明大陆缺乏反思历史的自由空间。

2、党崇拜

纳粹德国宣传画

党崇拜和个人崇拜互为因果，彼此促进。列宁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托洛茨基说：“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斯大林说：“只有我们的党才知道把事业引向何处，而且胜利地把它引向前进。”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邓小平说：“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中共自封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三个代表”。中共上世纪60年代就公开提倡“做党的驯服工具”。

在制造独裁者的个人崇拜时，党崇拜往往成为其护身符。朱德的话很有代表性：“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党，它吸收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综合归纳起来的宝贵经验，它继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的优良遗产，它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三大阶段中锻炼了自己，丰富了自己，在这剧烈无比的锻炼中，它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把历史遗产进化为适合于现实社会的需要了，这种光辉的成就，体现在我们党有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朱德《“七一”二十二周年感言》，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序言）托洛茨基在1904年曾经预见到：“党的组织取代了党本身，中央委员会又取代了党组织；最后，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

党崇拜的结果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在一次华沙条约国代表会议上出了笑话：当听说共同文件需要由国家领导人签署时，勃列日涅夫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这怎么行？文件必须有国家头号人物签署……而头号人物就是党的领导人。”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法制问题时说：“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于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的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接着，中央政法小组就向毛泽东、刘少奇打报告称：“民法、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

在共产国家，许多罪恶都是以党的名义肆虐的。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许多被迫害的干部都是“为了党的事业”而被迫认罪的。莫洛托夫对季诺维也夫说：“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不过，客观上并没有要求您撒任何的谎。您所做的一切客观上都是背叛党的利益的行为……”面对不公正的判决，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却说：“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许多人临刑前还高呼：“斯大林万岁！”中共的苏区肃反、延安整风等运动的滥杀无辜、残酷打击，都是以纯洁党的队伍的名义。在中国，同样是一个党，把刘少奇开除时说他是“叛徒、内奸、工贼”，平反时又称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举手表决时，全场只有66岁高龄，1928年入党的七届、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趴在桌上，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没有举手。后来胡耀邦曾激动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一个党缺乏民主机制，被少数人把持，就不会及时纠正错误。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的罪行，致使其遗毒影响至今。

对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1980年10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40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仍然沿袭延安时期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写法，以“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说：“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陈云讲得更露骨：“对毛主席的评价要一锤子敲定，否则我们这些人也会被否定。”（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阮铭：对党史伪造学派的清算——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的价值）“199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国家教委联合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就把两个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是：毛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热是否正常？调查的结果如下：（1）高级干部：37%认为毛过大于功，30%认为功大于过，33%不回答；（2）高级知识分子：67%认为毛过大于功，8%认为功大于过，25%不回答；（3）记者和理论工作者：48%认为毛过大于功，18%认为功大于过，34%不回答；（4）教职员工和学生：40%认为毛过大于功，34%认为功大于过，26%不回答。总的概念是过大于功。至于毛泽东热的问题，63-72%的人认为不正常（《你怎么看毛泽东？》《中国聚焦》（China scope），1994年英文版第二卷第一册第三页）不回答的人实际上是认为过大于功，但明确表态有风险。如果把不回答的人列入过大于功行列，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高级干部占70%，高级知识分子占92%，记者和理论工作者占82%，教职员工和学生占66%，四部分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平均数是77·5%.所谓过大于功就是倒三七开，三分功劳，七分错误。这是个总的概念。”（前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大校、军政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

辛子陵回忆：“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过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和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邓小平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辛子陵说：“党史2卷的先天不足是没有突破1981年《历史决议》的框框，继续为毛泽东文过饰非，避重就轻，为尊者讳。把党和毛泽东绑在一起，以为把毛的错误说轻一点，说少一点，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就多了一点，今天纪念建党90周年面子上就光鲜一点。这个指导思想注定了这个本子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只是纪念建党90周年的一件寿袍，是应付门面的东西，过后就被束之高阁了。”“毛推行的是一条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它是这条错误路线的代表。建设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辛子陵透露：“201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胡锦涛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编号（179）号，又称（170179）号，是指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79）号议案。该议案由吴邦国、习近平两人共同提出，内容是：关于党的会议公报、党的工作任务决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宣传教育、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有关政策、措施、决议等文件中，”毛泽东思想“不列入。据悉，当会议宣布一致通过（179）号决议案时，全体政治局委员都不由自主地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这个决议的作出，是民间重新评毛的推动。在中上层干部中，在知识界，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必须排除这个障碍，已经形成了共识。”“此次政治局会议，未闻有弃权和投反对票者，就是说薄熙来也投了赞成票。这意味着由他发起的‘唱读讲传’活动也将画上一个休止符，中国‘弃邓归毛’的趋势将得到根本扭转。薄熙来这位红色诸侯要想在十八大新班子中立足，必须要参与非毛化的进程。乃父薄一波留下的遗嘱是重新评毛。刘华清去年临终时建议撤销毛主席纪念堂。老一代革命家对毛的认识已渐趋一致。年轻一代的政治家想利用毛泽东影响的回光返照提高自己，从根本上就错了。”（《只有和毛切割，中共才能找回自信和光荣》——辛子陵2011年2月26日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

1981年，在讨论建党60周年党史研究学术会议的发言稿时，萧克将军针对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由于个人崇拜的影响，林彪和“四人帮”垄断了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将毛泽东神化了，从而形成了在党史研究的领域中，存在许多不良倾向：党史只宣传毛泽东一个人，把其他领导人加以歪曲和丑化，影响很坏：“唯上”、“唯权”论，“唯定论”；在党史研究中设了许多禁区，有些历史问题某些权威人士讲了，或有了决定就不能再研究；不认真调查研究，不占有历史或有了资料不认真分析。这样就不能根据历史情况做出正确结论。他讲到研究党史的正确态度时说：千言万语可以概括一句话，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求实存真。为此，第一要充分占有历史资料并认真进行分析研究，从事实中求得正确结论。第二要有秉笔直书的精神，要有勇气，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党内要提倡讲真话，党史要提倡讲真党史（秦利《萧克：第一上将》，《北京日报》2008年11月10日）。

“……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是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会暴露无疑，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1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迈可斯曾预言：“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掌握政权，但社会主义却绝不能成功。”在一党专制的国度，人民的完整权利永远是写在纸上的“美好未来”而不会兑现，真实的现实很快首先摧毁人们心中领袖的个人崇拜，官方只剩下党崇拜这一私家偶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尚有“党大还是法大”的讨论，如今中共赤裸裸地把党置于法律、人民和国家之上（中共反腐败中的“双规”，也是党的“家法”大于国法的表现），在“爱党、爱人民、爱祖国”的现代迷信口号中。中共始终排在第一位，可是，它却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国际歌》当作党歌，真实莫大讽刺。

3、国家崇拜

对共产专制者来说，率土之滨，莫非党产，国家是党的私产。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提到一些党员干部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倾向时说：“这些同志，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我看也是相当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所以听他们的化是有不少道理的。”（这段话在出版“毛选”第五卷是删去了）（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牢记“造神运动”的教训》）这种以人民的名义靠人民为自己谋权的封建思想，与率领人民争取美国独立后解甲归田、让人民选举领导人的华盛顿相比，谁更进步、更伟大？

对苏联及东欧共产国家来说，斯大林的去世意味着个人崇拜的衰落，共产政权的垮台成了党崇拜的葬礼，成为国家和民族走向复兴的开始。对中国而言，林彪之死动摇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的去世意味着个人崇拜的衰亡，中共被动的改革在度过文革带来的危机后，走上了畸形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短暂有限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六四枪声而结束，政治改革停滞、倒退，中共的形象早在六四屠杀中就崩溃了，它的意识形态被民众抛弃，中共彻底沦为少数权贵把持的目无法纪的黑社会性质的利益集团，如今只好把国家与党绑架在一起，把爱党当作爱国的前提，把爱国主义实为民族主义与党崇拜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当作爱党主义的招牌，爱党就是爱国，爱国的标准就是爱党，是不是爱国由党说了算，爱国的权利受党权的制约，有利于中共的就是爱国，否则就是颠覆国家或卖国、叛国。中共以此作为维持专制合法性的借口，国家主义是专制的必然结果。

国家崇拜由于打着国家的旗号，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

在苏联，“苏联领导集团精明地一再利用忠于民族的感情。……它使宣传家们可以把这些民族合并起来，共同忠于一个更大的实体——苏联。这也使他们能够把战胜纳粹的民族爱国主义自豪感同在政治上服从苏维埃制度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美]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上、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0月）

“你先感谢国家！”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国家崇拜进行批评。例如，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周洋勇夺女子短道速滑1500米金牌。比赛结束后，周洋说：“拿了金牌以后会改变很多，更有信心，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人大代表于再清在两会讨论中对冬奥会冠军周洋没有首先说“感谢国家”，而是先说感谢父母，给予批评。受到于再清的言论影响，在之后一次的电视采访中，周洋被迫改口，把感谢父母放在了第五位。于再清的言论引起了网民的连串抨击，于是“感谢国家”很快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法天下”社区网站出现了一份洋洋洒洒的法律文本，这篇标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感谢法》用超过7千字的标准格式“约定”了中国公民在何种场合、对何种人必须“感谢”，共六章55条。其中第5条第1款说，感谢应当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说法在中国教育守则中屡屡出现。这部“国家感谢法”，与其说是法律文本，不如说是讽刺作品，在其中反映了在中国官员和平民的差别，国家对民众的忽视，以及教育对个体的摧残，和诸多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所形成的种种扭曲现象。知名80后作家韩寒，在2010年3月12日晚的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开场白就说：“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组委会，感谢父母！”引来全场的哄堂大笑。

党国六十周年时，河北保定13岁的女孩徐教文说出了朴实而深刻的感受：“……我姥姥（去世前）告诉我不要唱国歌了，这个国家不值得尊敬，所以我就不唱国歌了。……我认为中国可以称之为大国，但并未崛起。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像我这样的少年，被侵权后至今没人理睬。我不唱国歌已5年，至今无人理睬，这就是中国。至于六十年大庆，我没有别人那么多的喜悦，却有比别人多的忧虑。据说晚会结束后，清运的垃圾竟达几百万吨，这个数字真让我无法理解。我们的高尚品德呢？我们的高贵素养呢？我们的民族气节呢？因为争夺第一而忘记了吧。路修起来了，桥建起来了，楼立起来了，奥赛（运）第一了，嫦娥飞天了，六十大庆了，这样就是大国吗？”（《一个拒绝唱国歌的女孩》自由亚洲电台2009年10月13日）

出于对自由民主世界巨大影响的恐惧，大搞国家崇拜的中共，在宣传中长期以来极力把美国作为代表加以妖魔化，致使今天许多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充满矛盾。其实，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等美国观察组成员谈话时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第四次会见基辛格时说：“上帝保佑你们，不保佑我们，因为我们是好战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他还用手指着基辛格和参加会见的美国国务院对外计划署主任温斯·洛德、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说，“上帝不喜欢我，喜欢你们。”从大陆入籍美国的曹长青深有体会地说：“你看好莱坞那些著名的美国演员，经常到全世界去骂美国。这点大家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但你注意过没有，你还见过哪个其它国家的明星、名人们敢到外国去大骂自己的国家？也许你可以骂，但骂了你还能回去吗？即使那个国家不制裁你，百姓群体也会把你吞了。”“有个人主义意识的人，不会有民族主义心态；身心健康的人，不会因为有人批评几句就发神经，就歇斯底里。那些最得罪不起的人和群体是最虚弱的。美国是全世界最得罪得起的国家，任人痛骂；美国人是全世界最得罪得起的人，被痛骂以后只会耸耸肩。”“所以，在美国，你有不热爱美国的自由，你有反美的自由；你有骂总统的自由，你也有骂上帝的自由。在这里，你只要不伤害他人，我想象不出你还有什么不自由，除了没有不缴税的自由以外。”“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明星们骂完了美国，还一定要赖在这个国家，更绝不会放弃这个国家的国籍。因为他们也清楚，美国的自由，美国的优越，是任何其它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所以，没有比那些成天骂美国的人一定要坚持留在美国这个事实本身，更能证明美国的魅力、美国的伟大！”“所以，在群体主义主导的地方，人民很多，”人“很少。在群体主义横行的社会，个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你成为那人群中的一个。最大的收益者是那个群体、那个国家的统治者。在泯灭各种不同声音之后，才有”群体的声音“，才有主导群体的权威。”“有一位匈牙利人在共产时代带着全家逃离匈牙利以后，本来可以被西德接受，但他一定要到美国来，儿子问他为什么。他说：”儿子，我们是生错了地方的美国人。‘“”朋友们，不管你今天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只要你认同美国价值，你就是美国人。做美国人的道路就是一条跋涉向自由的道路。人类古往今来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做自由人。美国就代表着做自由人的方向。“所以从这一角度讲，热爱自由的人都可以说是”美国人“。法国著名作家政治家托克维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美国’新天定命运‘理论的代表人物乔塞亚·斯特朗在其名著《我们的国家》中对此做了完整的表述，他写道，’美国作为一个负有上帝使命的国家‘，’神圣的职责是把美国的福音扩展到美洲以外的国家。‘在斯特朗看来，所谓’美国的福音‘，显然就是独立宣言提出的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等美国式民主和人权主张。“（刘杰《人权与国家主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对人权的保护上。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不应成为人权被大规模和有谋划的侵犯而不受惩罚的保护伞。”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国家主权不能再被用来做为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保护伞。”亨利·基辛格道出了美国外交的本质：“美国蔑视力量平衡的概念，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秩序的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决”。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必将向全球化国家转型，世界格局已经朝主权国家（特别是实力突出的霸权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特别是影响力较大的全球非政府组织）三方全球化治理的方向发展（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月）。

4、历史主义崇拜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党意识形态之一，它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来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假说（这一假说后来遭遇许多否定），认为历史是沿着一条固定的路径由低到高直线发展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对生产力产生反作用。这种对超复杂的历史进行简单化机械论断的学说就是历史主义，它否定过去，否定历史的延续性，必然从唯物论走向主观唯意志论，企图进行社会整体改造，进而改造人。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以建造天堂之名走向地狱的歪理邪说。哈耶克指出：“迷信科学，认为科学可以适应于包括道德领域在内的一切领域，我重申，这是19世纪的一种认识。……应当注意的是，历史服从于科学的规律这一教条特别被主张专制权力的人所宣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教条可以消除他们最恨的两种现实，即人类自由和个人的历史活动。”（[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所实施的计划经济和党文化体制，都是这种历史主义思维的体现，企图把巨大复杂的社会，用绝对的权力强行塑造。它能制造一时的虚假辉煌，到头来，是一场灾难深重的失败。说起美国著名左派记者约翰·里德，大家都会想到他那本轰动世界的报告文学《震撼世界的十天》，把“十月革命”传向世界。然而，许多人也许不知道，他对追求理想国度的梦想最后破灭，对苏联的“共产主义”试验彻底失望。电影《烽火赤焰万里情》（美国1981年）就是根据里德的真实经历拍摄而成的。在影片中，里德的朋友回忆时说他意志坚强、对抗教条。正是很强的独立意识，以及对人性尊严、自由民主理念的自觉，使里德能在追求梦想时没有迷失。1920年，年仅32岁的里德去世后，被葬在克里姆林宫，他是唯一葬在那里的异国人。如果他知道他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里的革命领袖后来大多数死于斯大林之手，如果他知道这本列宁写过序的书，后来被斯大林麾下的秀才们，依照主子的旨意进行改造，添加伪造性的注释、删改文句。变成了一个“做过手脚”的版本，打上斯大林“伪造历史武库”的印记，约翰·里德会怎样呢？

从1958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口号，到如今人民日报《“五个不搞”是历史得出的基本结论》，都是宣扬共产专制所谓的历史合法性。实际上不过是“成王败寇”之说的翻版。胡锦涛在今年七一讲话中老调重弹：“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胡平曾剖析道：“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的胜利绝不是什么‘历史的必然’，也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的胜利。第一，中共领导的那场胜利，在很小程度上是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在较大程度上是一场农民的革命。甚至中共自己也承认，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第二，这场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军事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理念的胜利。”“一九四九年的胜利，本来只是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才是共产党政治理念的胜利。但共产党却在这个胜利上做足了文章。……共产党以成功为依据，证明自己的正确；进而以正确为理由，要求人民的信从。”“严格地说，这个前提本身并不那么可靠。夺权的成功并不等于理念的成功；纵然是理念的成功，也并不等于理念必定正确。历史上有的是正确的东西遭受失败的事实（俗话说，勿以成败论是非）。但是话虽如此，胜利者总是要比失败者更容易宣布自己代表了正确，也确实更容易让人家相信自己代表了正确，那确是不奇怪的。”（胡平《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

中共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如何让它认识自己的狂妄无知、谦卑下来？我看王怡的主意可以一试：“前段时间载人上天。我就想其实送谁上去最合适呢？其实该把九个常委射到天上去。上去一看，这个世界和我统治的那个不一样啊。这是什么秩序啊，怎么找不着开关啊。狗日的要怎么才能统治呢？他下来后就有两种可能，一是马上开始政体改革，把五星红旗砍了。第二就是集体自杀，因为想不通嘛。他的整个宇宙论和政体学说就一起崩溃了。”（王怡《与神亲嘴》2008年出版）

二、共产专制现代迷信的恶果

1·摧毁信仰，奴化精神

对于掌控和运用超越法律的无限权力的共产专制来说，实际上是建立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国度，僭越上帝，把权力中心兼作真理中心，独占物质和精神两个世界，它无视历史的连续性，实施整体的社会工程，企图在无一完人的凡人世界，建立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它将硬的暴力与软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控制民众。所以它首先以革命的名义，取消属于个人权利范围的自由（极端的例子有：过去中国的婚姻必须先由单位审查批准；大跃进时自家不能做饭，吃集体食堂。柬埔寨红色高棉消灭家庭，夫妻各住集体宿舍，按规定相会，孩子归国家抚养），将个人权利纳入党权范围，实行国有化即党化，其中最核心的是剥夺信仰的私人化，消除信仰产生和存在的环境，因为超越性、终极性的信仰不承认迷信的世俗偶像，不接受自我神化的共产党和领袖充当个人灵魂的上帝、精神的皈依。当共产党用党文化强制推行的无神论消灭了对立面，人们失去了对比和判断何为信仰、何为迷信的参照物，无神论成为人们有意或无意的惟一选择，就把无神论与所谓“科学”混为一谈，把迷信当作信仰，无神论就成了用世俗权力消灭所谓“异端”信仰的共产主义伪宗教的一部分。

在苏联，苏共夺取政权后，到处拆毁或没收教堂，迫害神职人员；列宁1922年3月19日写信给发展局说：“饥荒的人开始人吃人，并且他们成千上万地死去，而他们的尸体被弃置于乡村的路边，在他们的帮助下，现在，也只有现在，我们必须鼓起无情的勇气，没收所有教堂的财务。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因为饥荒在群众中造成绝望，他们会因此期望我们改变现实，或至少任由我们处置。”1927年以后虽然法律允许信仰自由，但实施许多限制。1938年，斯大林通过前一年大清洗的屠杀巩固权力之后，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没收、关闭、拆除教堂和捕杀神职人员。斯大林1944年说：“谁执政谁就规定宗教的信仰。”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对宗教实施迫害，1967年宣布阿尔巴尼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官方无神论国家。同年11月官方报纸骄傲地宣布：全部教堂和清真寺共计2169个，包括327个天主教堂，被摧毁或关闭。

在中国，1922年——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中共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和国民党的汪精卫、吴稚晖等人，参与其中，煽动无知激进的青年，诋毁和冲击基督教。而梁启超、周作人、钱玄同等知识分子，以及信仰基督教的蒋介石、孙科等国民党人士，给予反击。周作人的目光可谓深远：“我们主张信教自由，并不是拥护宗教的安全，乃是在抵抗对于个人思想的威胁。因为我相信这干涉信仰的事情为日后取缔思想的第一步……”（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中共建政后即开始进行宗教迫害。1950年—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基督教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在1957年—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基督教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文革中，宗教迫害达到顶峰。各种宗教场所、典籍被毁坏，宗教人士遭迫害。如今，官方“兴儒（学）助佛（教）压耶（基督教）”的不平等对待（例如中共的宗教迫害主要针对崇尚信仰自由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世界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翻译文字最多的《圣经》，在大陆的书店里居然禁售），也从反面证明了何为真正的信仰。本来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在共产专制党文化的控制下，通过学校和媒体，长期公开灌输党文化的现代迷信，民众大多成为不了解无神论的无神论者，致使道德沦丧、犬儒遍地。

其实，专制者们并没有因为别人造神而忘记自己是肉眼凡胎，他们内心同样有精神需求。

列宁热爱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但是，他又回避人类温柔的情感，不敢面对这一美好：“……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1942年纳粹德国大举进攻时，苏联节节失守。斯大林又开始宣扬爱国主义，为此恢复了东正教会。斯大林命令把象征着无限神力的喀山圣母像从关闭的莫斯科教堂中抬出来，而后他和众将领与官方钦定的主教谢尔盖宗一起祈祷上帝。凤凰卫视电视片《克宫秘史》记录了40年代末的某一天，在严格警戒的情况下，斯大林随身只带一名贴身警卫，步入克里姆林宫附近一个久负历史的小教堂，在圣像前屈膝跪下，低头不住地默默祈祷。斯大林母亲去世前不久，斯大林去看望，她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心里话：“你没当上神父，真可惜！”

赫鲁晓夫时期，列宁格勒第一书记科兹洛夫被提拔为苏共第二书记，但是他粗鲁专权，很快死去，临终前他请求牧师来作忏悔（他被牵连进斯大林时期的“列宁格勒案件”）。勃列日涅夫时期，“1973年，《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一位党的官员在宣讲无神论的时候，他的妻子和丈母娘却带着他的几个孩子去受洗。还有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被捂了起来。一位作家告诉我，1972年，莫斯科艺术剧场首屈一指的女演员阿拉·塔拉索娃（曾任该剧场党的官员达十九年之久，又是最高苏维埃代表）去世，她留下的遗嘱要求为她举行宗教葬礼，这件事使党的官员都为之震惊；而她的丈夫，一位秘密警察官员，竟然照着她的遗嘱做了。这位作家还告诉我，已故的伊凡·彼得罗夫斯基担任了二十二年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也是一个多年来秘密信教的人。”（[美]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上、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0月）

南斯拉夫共产党头目铁托是个无神论者，他怕宗教感情影响他在政治上的判断和决定。但是在潜意识里，他对神秘的力量仍心存畏惧，不履行元首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宪法规定，而转交其它机构。他还虚构一些自己化险为夷的神话。

在中国，坊间关于毛泽东及其后的领导人迷信的传说也不少。专制者手下的官员们同样如此，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是个贪官，身居高位依然精神极度空虚，为了“谋官位、保健康、保平安”，他四处求神拜佛；每月初一、十五、他都要烧香、念经；他把个人命运和政治前途完全寄望于“大师”的预测和“老佛爷”的恩典。

随着共产专制的衰落，其制造的现代迷信也随之破产，成了自欺欺人的摆设，此时突出的现象之一是，人们开始重新寻找真正的信仰。苏联和东欧地区以及中国，都在经历着宗教复兴。

如果说，信仰使人因上帝的赐与，既大胆又谨慎地运用有限的理性，让人谦卑，防止狂妄，同时因顺服上帝而认同人人平等的尊严；那么，共产专制的现代迷信则不承认超越党国体制的人权普世价值，在党国金字塔体制中没有平等，人的地位是由党确定的，取决于对党的忠顺和贡献大小。在这样的国度，到处是主子、奴才和奴隶，鲜有反抗的“人”。

1964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时，“赫鲁晓夫问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你们同意为他们平反吗？‘’是的，我们同意。‘——他们答道。’但是，正是你们处死了他们呀！‘——赫鲁晓夫气愤地说：“那么，你们什么时候是凭良心办事呢？是那时候？还是现在？’他们缄口不语。”（《领袖与谋士》[苏]菲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东方出版社1992年4月）在赫鲁晓夫出访捷克斯洛伐克商讨条约时，出现了这样一幕：外交部一位司长捧着条约文本，让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宣读，为了让领导舒适，他先是跪下一条腿，接着双腿跪在葛罗米柯圈椅旁，毕恭毕敬地翻动着每一页。赫鲁晓夫回国一下飞机，已经密谋政变推翻他的勃列日涅夫第一个跑上去拥抱他，还亲了他一下嘴，像犹大领罗马士兵逮捕耶稣那样（[苏]菲奥多尔·布尔拉茨基《领袖与谋士》，东方出版社992年4月）。无独有偶，文革时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毛的态度带着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0月）

1958年，甘肃武威农场里的孩子。

经历了反右等运动后，讲真话的风险越来越大。中国大饥荒时，各地领导隐瞒不报，还扣押向中央反映真相的信件，拦截上访人员；还奉中央指示，派民兵把守车站和交通要道，防止“盲流”进城，影响社会稳定，给党和国家抹黑，使许多饥民全家饿死在家中。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60年代是团中央第一书记。60年他曾一度下放到毛的老家湘潭兼职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那年冬，他回北京向毛汇报情况，在见毛的前一天晚上，为了是否将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告诉毛这一点，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抽烟、踱步，思想斗争了一夜，到最后他也没有把真相完全告诉毛。在河南，“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1961年初，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的一位朋友陆石自信阳去看望他，告诉他说：“群众宁可自己饿着，也没有去动一粒国家仓库的粮食。他们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忠诚真称得上是动天地而泣鬼神，可那里的领导干部在干些什么哟，简直是作孽！’田家英表示赞同，说：”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丁抒《人祸——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1年）这里的夸奖不过是对”迷信、奴性“的肯定。大饥荒的灾难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构成威胁，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大家深刻地沉痛地检讨和分析了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希望总结教训，渡过难关。但立刻有人救驾。在这次会议上，林彪发出了极不协调的声音，反而赞扬毛泽东最讲实际，并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恰恰是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搞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毛听了非常高兴，赞扬”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并问罗瑞卿：”你能讲出这么高水平的讲话吗？“罗瑞卿唯唯答道：”我不能。“（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5年修订版）

斯大林时期，到处对其歌功颂德，“以致把科学、历史和艺术降低成了政治的侍女。”“……到了最后，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把这位‘敬爱的领袖’吹捧为他们时代和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于此同时，斯大林不容许任何对这种个人崇拜的挑战。苏共创始人之一布哈林的演讲颇受欢迎。一次演讲结束后，“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布哈林回到座位时面如死灰，他悄悄对亚历山大·埃依申瓦尔德说：”你们把我宰了。‘布哈林深知斯大林在极其警惕地注意着不让任何人在党内享有声誉。献给像布哈林这么一个对手的掌声必然要激怒’伟大的领袖‘。大会过后，布哈林又一次对埃依申瓦尔德说：“你们对我签署了死刑判决书。’”（《劫后余生——古拉格归来》[南斯拉夫]卡尔洛·希塔伊奈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7月）果然，布哈林1938年死于斯大林之手。1934年初苏共十七大上，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秘密投票中，颇有声誉的基洛夫比斯大林多300票，尽管中央监委主席卡冈诺维奇偷偷销毁了这些选票，尽管基洛夫曾吹捧斯大林是“为苏联以及全世界劳动者求解放的伟大战略家。”但他还是被斯大林秘密指使特务机构暗杀了，接着许多知情人包括特务机构办案人员也被灭口。从此揭开了大清洗的序幕。“1937年和1938年，苏联公安部门拘捕了被认为有‘反苏活动’的嫌犯一百五十四万八千三百六十六人，其中被枪毙的有六十八万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平均起来，每天要处死一千人。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绝大部分都被罚往苦役营服苦役。”（[美]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Richard Pipes《共产主义实录》，[美]民主中国出版社，2000年）

在中国，延安整风中，刘少奇、康生等人追随毛泽东搞“造神运动”，把他推上了独裁地位，“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文革中，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毛泽东煽动起来的红卫兵揪斗时，曾天真地举起宪法声称自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合法国家主席。他一家有4位亲人被迫害致死，6位骨肉关进监狱。临终前，从医疗记录里看到，刘少奇病重发高烧时，医护人员一边高呼口号一边骂，一边打针，刘少奇两只胳膊和腿已经被针扎烂，”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他长时间疼痛难忍，双手乱抓。”专案组“不给止痛，却给他两个硬塑料瓶子捏在手里，瓶子最后已完全变成”葫芦“形了。可是，做了12年牢的刘少奇妻子王光美，1980年在中共准备为刘平反前却说：”我本人和孩子们至今都是非常崇敬毛主席的……“待自己和后人在中共利益集团新格局中分了一杯羹后，2004年初夏，王光美主动召集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在京城相聚，毛泽东孙女孔东梅写道：”这两家的后人其实早就回归到伟人们共同的奋斗与共同的荣辱中。或许，正是相通与共通、理解与同情，才使两家人的聚会如此轻松愉快、亲密无间。这让我不由得想到：今天，我们屡经辉煌又饱受灾难，千年一统又内乱不止的民族，完全应该而且一定能够超脱一切阻碍前行的羁绊，携手走向美丽的明天。“（孔东梅《回放：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聚会侧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迷信和奴性以及置身一个体制的共同利益，让他们无视前人的罪恶与仇恨，回避了根本的反思，彼此的私利融为一体。他们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斯维特兰娜学识渊博，受俄罗斯宗教文化传统的浸润，保持了基本的良知底线和理性，她敢于直面他父亲给苏联带来的残酷现实，反抗父亲干涉自己的婚姻，斯大林去世前一年，离婚的她搬出了克里姆林宫，独立生活。斯维特兰娜参与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与年轻的研究人员们一起，编辑了一本20—30年代的《文学大事记》，重现历史真相。她说斯大林处处看到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我是我亲生父亲精神毁灭的见证人。”斯维特兰娜没有与新权贵结合，参与分赃，1962年她皈依了东正教。她说：“我相信，真理之灵胜于财富。”“我从小就被迫学习我父亲他们所倡导的那一套意识形态，我们这一代被教导要信仰它。……但当我长大成人后，我发现一个人心里如果没有上帝，那就会在精神上感到困惑……我相信宗教是真诚的，对我来说，上帝是生活的力量。”赫鲁晓夫之后，勃列日涅夫使改革倒退，斯维特兰娜冲破重重阻拦和威胁，1967年脱离铁桶般的苏联，流亡美国。

相形之下，刘少奇的后人和继续维护毛泽东崇拜的毛新宇等，与那些一面大肆分赃一面把亲属送到国外的新权贵相比，有何区别？就是与党内另一些高干后代如“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员的反省意识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姚锐戈在《回延安忆当年，看现在忧未来》一文中指出：“忆当年，看现在，忧未来，越回顾我党的过去，越忧虑我党的未来。我党在延安时期总结出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我党现在继承了多少？！”“现在也说要发扬延安精神，我不知道党的高级领导人用什么证明他们也在艰苦奋斗，更不知道领导干部是如何密切联系的群众。我从媒体上看到我国现在只有犯罪下台的高级干部，没有因犯错误受到批评的领导干部，更不知道哪位领导干部做过自我批评。长此以往我极忧虑我党、我国的未来。”

毛泽东发扬中国古代专制传统，通过延安整风，用政治和经济权力，摧毁了五四之后知识分子本不深厚的自由主义精神，剥夺了知识分子们的独立与尊严，把他们比作附在中共这张皮上的毛，把文化当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从此确立了党文化的指导思想。中共建政后，被“包养”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古代士大夫那样起码的经济独立基础（这也是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原因之一。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和文化名人被迫害自杀者约80人，被折磨整死的约40人），只能成为党文化的奴才或奴隶。音乐家李劫夫的悲剧就是典型的例子。他集音乐天才与政治幼稚于一身，一生追随官方意识形态，既写出了《歌唱二小放牛郎》等爱国歌曲，也写下了大量歌功颂德的歌曲，最突出的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和文革时的《语录歌》，以及为林彪的诗《重上井冈山》等谱曲。可惜他跟得太紧了。“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而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它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这件事后来成了他的重要罪证之一。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在被审查期间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部队“学习班”。任何时候都不乏奴到骨髓者。

文革中，1967年4月12日，儿子郭民英银被迫害自杀身亡，一个多月后的6月5日，贵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郭沫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神情激昂地作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并当场朗诵一首题为《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第二年，另一个儿子郭世英被造反派抓走，直到他4月22日莫名坠楼身亡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为母亲的于立群，多次建议郭沫若向周恩来求救。但几乎每天都陪同周搞外事活动的郭，始终未开口，直到儿子惨死。于立群悲愤地责问郭，他莫名地辩解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4年6月）

上世纪八十年代，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曲啸的演讲从“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开始，到“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结束。跟在国内一样，演讲中曲啸深情回忆了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无罪释放，期间共接受“妈妈”长达22年折磨的经历。在国内听惯了说教的留学生们并没有感到异常，但来自台湾的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汪荣祖站起来激动地说：“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汶川地震后，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余秋雨且含泪劝告：“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发表“词二首”，第一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以废墟下遇难者的口吻，感叹国家人民抗震救灾的努力，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和“亲历死也足”的感慨，并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余、王二人随即遭到举国唾骂。

因此有人指出：“唱赞歌有两种形式：一是捂着自己的伤口唱，二是捂着别人的伤口唱。前者如曲啸、郭沫若；后者如余秋雨、王兆山、《八天八夜》编导组等。”

放眼神州，这块有着灿烂文化的土地，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共建政以来一片荒芜，那些灵魂被阉割的所谓文化精英，奴颜媚骨，或主动或被迫，匍匐在权贵脚下，已经并继续制造了无数文化垃圾和红色毒品。像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党啊，亲爱的妈妈》这类肉麻撒娇献媚的作品，真是人类堕落的受虐狂极品！

2·驱逐理性，扭曲常识

人类文化的基点是一个个独特的个体，文化是自由交流形成的绵延长河。当共产专制用权力筑起现代迷信的大坝，文化就失去了丰富的营养源，人们没有多元开阔的视野，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信息和知识来源被控制，人被单一的党文化长期洗脑，如果没有自觉的抵制，理性无法发育、成熟，一个民族的精神必然萎缩退化，处于“类人孩”的未成年状态，不具备常识性的基本思维能力，做出非理性的事在所难免。即使有少数幸存者，也因先天不足而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与“复杂性理论”相比，“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华裔经济学家、基督徒杨小凯《我认识基督的三个过程》），看不到信仰对理性的决定性作用。

看过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的人都记得，在独裁者“老大哥”的国度，“真理部”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需要，不停地消除或修改历史记录。共产专制为了制造和巩固现代迷信，必然首先垄断历史真实的记录与解释，能掩盖的就隐瞒，否则就加以歪曲。

苏联十月革命是一场几乎不流血的政变。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时正在维修，为了最后通牒，向冬宫只打了一发哑炮；在冬宫并没有发生战斗，冬宫的卫队与起义部队会合在一起，进了冬宫。可是斯大林时期的电影《列宁在十月》却充满谎言。电影《列宁在1918》更是政治构陷与阿谀吹捧斯大林的宣传品。事实上，1918年在苏共党内，地位仅次于列宁的是托洛茨基（1940年在墨西哥被斯大林的杀手暗杀），许多场合两人的肖像并列悬挂，斯大林仅仅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更不是列宁形影不离的左右手。所以苏联崩溃后，俄罗斯当局禁止公开放映这两部篡改历史的影片。1938年9月发表于《真理报》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严格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论述联共（布）的历史，斯大林倡议并亲自参加编写。在二战前，斯大林对希特勒采取勾结与绥靖政策，无视国内外大量德军入侵的情报，致使苏军损失惨重。“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他没有到过一个战线的区段，也没有到过一个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线局势稳定时刻曾经坐车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对这次出行却写了不知多少异想天开的文学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预作战过程，发布命令，这些命令根本不考虑战线该段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不造成人员的巨大损失。”（赫鲁晓夫内部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可是《攻克柏林》等影片中却吹嘘他个人“运筹帷幄”。

苏联为了扶植亲苏的金日成，最初一手策划了对他“个人崇拜”。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不到半个月，朝鲜北部就被苏军占领。金日成（当时叫金成柱）积极要求参战被苏军拒绝，因为他的游击队人数很少，只有几百人。苏联利用欢迎苏联红军的盛大集会，隆重推出“伟大的抗日英雄金日成”。朝鲜百姓以为景仰的这位将军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而金日成当时只有33岁。当时会场上一片混乱，民众纷纷指责这个“冒牌货”！于是，苏联方面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于是金日成有了第一批支持者。但是金日成得势以后却恩将仇报，在那张“历史性”的荣归故里的大照片中，直接参与扶植他的远东苏军特别宣传部长格里高利·梅古来鲁的头像被换掉了。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在庆祝祖国解放的集会上，悬挂金日成的巨幅画像并开始使用“敬爱的领袖”的称谓。首先吹捧金日成的并不是金日成自己的游击队派，而是苏联派遣归国的苏联籍朝鲜人、时任朝鲜文化宣传部副部长的金相辰（他晚年居住在哈萨克斯坦）。金日成利用苏联人给他创造的无上的权力，开始肃清政敌。先后将国内派、苏联派、延安派清洗掉（在9次大清洗中约造成10万党员丧生）。1965年，金日成提出主体思想，开始强行灌输，给国民洗脑。同时对历史进行篡改。建国历史变成对金日成的赞美。解放时期欢迎苏联红军的盛大集会游行，通过影片的剪辑，变成欢迎金日成的集会游行。影片中，金日成亲自录制了画外音：“党创建之后，我在10月14日向人民发表讲话，我走上演讲台，群众的欢呼声达到了最高潮……”“听说我要回到家乡，人们成群结队从远处的村子赶来……”抗美救国战争变成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打败了美国侵略者，根本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中国，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取得独裁地位后，“1944年5月10日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复至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再通过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毛泽东对此文件，精雕细刻‘（毛之自谓也），前后共进行七次修改。”“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历史决议》圆满完成。从此，它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一个对付党内同僚的’紧箍咒‘，在1949年后为毛的每一个政治斗争服务，一直到1966年刘少奇倒台，才从《毛泽东选集》中撤出《历史决议》。”（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毛泽东编集《六大以来》和起草《历史决议》，效法斯大林编《联共党史》的方式，即先设定党内一直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代表一条正确路线，别的中央领导人代表一条错误路线。选材的标准，就是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别的中央领导人一贯错误。胡乔木自己承认：“编辑《六大以来》，并不是有文必录，主要是把两条路线点明，为了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为延安整风的基本武器。”延安整风和历史决议制造的第一个神话，就是遵义会议，即所谓决定中国命运的第一个历史转折点，纠正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何方以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这个毛泽东造神运动的“历史转折”纯属伪造（阮铭《对党史伪造学派的清算——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的价值》）。

中共建政后，许多艺术家成了政治的工具，参与对毛泽东及其中共历史的瞒与骗。例如，画家董希文1953年画了一幅大型油画《开国大典》。画中，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厢站着开国元勋们。董曾为此被请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当面夸奖。随后此画印了几百万张，进入千家万户。但1955年打倒高岗后，中共即强令画家修改，抹去高岗，换上了一盆花。文革中刘少奇被整死后，又令画家改画，将刘少奇从画面涂掉，将立在后排的董必武移来填空。文革时，刘春华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风靡全国，实际上是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了江西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官方电影《血沃中华》塑造的方志敏完全歪曲事实。方志敏曾为了所谓的党派利益，竟然不惜杀掉反抗农民暴行的亲叔叔。1934年12月6日，方志敏部绑架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和史文明夫妇，要求他们付出巨额赎金二万元，被夫妇二人拒绝。8日早晨，达能夫妇先后被砍头。此恶行引起了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1935年1月，方志敏部在与国民党交战中战败，方志敏被俘。民国政府遂以谋杀达能夫妇的罪名判处其死刑，同年8月6日在南昌沙窝执行。明明是在抗战时打内战，中共却把他说成是抗日烈士。

从文化教育领域可以看到，在中共自吹自擂的宣传中，都是建政之前的内容，旨在宣传夺权的合法性，可是对夺权以后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却讳莫如深。

我今年6月3日至4日被国保软禁在本地军兴宾馆116房间时，无意中看到电视剧《红色摇篮》，其中苏区肃反运动的情节将毛泽东塑造为纠错者和受害者，完全颠倒黑白。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是这场剪除异己、屠杀十几万多红军和地方干群灾难的始作俑者。

在篡改历史的同时，共产党还实行新闻和文化管制，以此误导和控制人们的意识。在中国，从文革时小学新生第一课学写“毛主席万岁！”到今天大中小学的政治课灌输，从文革偷听地台甚至被处死，到今天对媒体报道和言论的控制，监控和封锁互联网。从六四屠杀后大搞歪曲事实的宣传，到今天对六四极力隐瞒、压制民间诉求。从根本危害上讲，都是在扼杀民众的理性。

美学上有个说法：崇高距离滑稽只差一步。共产专制现代迷信所制造的各种“奇迹”，就是从伪“崇高”到“喜剧”、“闹剧”再到“悲剧”的最好例证，人们在枭雄、烈士、疯子、傻子等角色中轮回。回顾一下大跃进，整个国家都在放卫星，许多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鼓吹。钱学森不止一次发表文章，他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以“中国力学学会会长”的名义说粮食亩产可以达到3·9万斤。成为他的终身遗憾，为后人所诟病。所以他晚年留下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1949年后中国大学教育中没有培养出创新人才？”其实他本人在一党专制下的表现就是很好的反面答案。

知识精英尚且如此，普通人如何呢？文革中，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了集体的羊，失去了双脚；下乡知青金训华为了到洪水里捞几根集体的木头，献出了生命；最著名的是广东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1969年“七·二八”抗台风事件，在“捍卫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誓死守护大堤，人在大堤在！”的口号下，83名大学生和470名解放军在抗击不可抵御的强台风大海潮中失去生命。无论多么崇高的目的，这样缺乏基本理性的愚蠢行为是不可取的。可是，这个本是悲剧的事件与其它类似事件一样，被党文化变成了正剧。2007年，这里成了“汕头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牛田洋精神”被归纳为：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勇于斗争精神，敢于胜利精神。那些亡灵如果有知会做何感想？

如今，现代迷信依然不断结出恶果。例一，清华大学宣传部搞讲座，以“精忠报党”替换“精忠报国”。例二，在文革中，在197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的报道中，湖南郴州精神病医院和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受到了高度表扬，称其“为医治好精神病闯出了一条新路”。2010年，《资阳日报》等报道称，四川资阳等地的精神病医院依靠唱红歌等方法调节病人情绪，有的还举办了红歌比赛，比赛的图片刊登在资阳日报上后广泛流传。在针对资阳精神病医院红歌比赛的报道中，有眼尖的网民发现了新闻稿中的奥妙：“这次比赛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老龄办主任何正月，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纪昌兴等领导亲临现场……”网民“阿飞”在自己的博客中评论道：“原来，这样的比赛是唱给领导看的。这才是本次精神病人唱红歌比赛的真正目的！……有这样的唱红歌比赛，有这样的报道，纯粹是马屁文化惹的祸。”在网络跟帖中，有人大笑，有人惊呼，有人支持，有人嘲讽。有网民“西摩路”评论道：“治好精神病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是要是现在有这报道我能肯定编辑得精神病了。”不仅是网民表示怀疑，周根深也不再相信“红色疗法”。尽管他曾经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病”的先进人物，但现在，他认为不会再有精神病医院把红色文化作为治疗手段之一。（南方周末《红歌能治精神病？》2010年8月12日）

由于掌握了无制衡的绝对权力，人性中贪欲的弱点被强化，专制者都好大喜功，把这种制度缺陷当作优势，美其名曰“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事实证明，没有民主决策就没有科学决策，导致办的坏“大事”居多。苏联计划体制一直发展重工业和军工，劳民伤财，效益低下，人民生活必需品长期缺乏，强制性的集体化，导致农业产量低下。朝鲜独裁者治国无能，却喜欢到处建大型雕塑的偶像，让人民饿着肚子搞大型集会和团体操。在中国，无论是三峡工程等许多大型国家项目，还是地方无数的长官工程、形象工程，以及党文化的意识形态工程，还有许多文化、教育官方项目，都在延续着大跃进的思路，都是国家主义、历史主义、理性主义的继续，它们所带来的生态灾难、社会危害、精神毒化，有目共睹。例如，清华大学搞的“清华学堂”，争取在25年内培养出获诺贝尔奖的人才。这是又一例国家主义思维酿成的荒唐举动，缺乏起码的常识。目前中国人先天不足且后天失衡，精神早在孩童时代就已经被扭曲、扼杀了。文化的根本源自无数的个体，而个体生命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真正的人才是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下自然成长，通过平等交流、竞争，脱颖而出的。牛顿、居里夫妇、爱因斯坦等科学大师哪一个是权力用钱堆出来的？古今中外的文化经典哪一个是在官方主旋律指导下产生的？

著名的思想家波普尔对二十世纪的历史灾难今年行了深刻反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是我思想发展中的主要事件之一。它给了我一些终生不忘的教训。它教我懂得苏格拉底古训‘吾知吾有所不知’的明智。它使我成为易错主义者，深深领会了理智谦虚的价值。它还使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教条主义与批判思维之间的差别。”“一种理论告诉的越多，它所排除或禁止的越多，并且它被证伪的机会也就越多。”“《贫困》与《开放社会》（即《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笔者注）是我的战时成果……这些书意味着保卫自由、反对极权和权威主义思想，意味着警告人们提防历史决定论迷信的危险。”“在《研究的逻辑》中我试图表明，我们的知识通过尝试和排除错误而增长。”“对‘理性’和‘明智’的最恰当解释是向批判开放，即随时准备接受批判和渴望自我批判。”（《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4月）

3·毒化社会，败坏道德

在专制社会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是异类。人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被破坏，人格分裂，道德沦丧。在共产专制的前期，人格更多的体现为“寄生型”，即对强人和强势集团的身心依附。

共产主义作为伪宗教，领袖和党自封为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可它又无法像属灵的上帝，于是只有靠各种手段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监控，导致特务政治。在现代迷信和恐怖之下，领袖和党的意识形态成了虚伪的道德标准，传统的人伦道德被破坏。

在苏联，最初，对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盲目迷信，使人丧失了基本的人性。一位妻子看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到家逮捕丈夫，就认为丈夫真是反党分子，而且欺骗了她。她不但不去为丈夫收拾应带的东西，而且当丈夫去吻别熟睡的孩子时，她挡住了他的路：“我的孩子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文革充分展示了在中共治下人性的愚昧、卑劣和残酷，堕落到禽兽不如。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等地对黑五类的大屠杀和广西吃人事件，令人发指。我母亲回忆一次公判大会，“其中有一位七十多岁的缠足老太太，而且是个耳聋严重的老人，据说她家的成份不好，她没有文化，是个家庭妇女，她家住在一间小平房里，离居委会很近。在她家门口的墙上挂着一个木牌子，上面用粉笔写着毛主席语录。有一天，老太太家的炉火灭了，没有木柴生火，就把这块语录牌用菜刀劈了生火用，她的邻居平时与她有点儿矛盾，所以就此事举报了她。在这次公判会上被判处死刑。”在那个荒谬堕落的年代，“夫妻告讦、兄弟阋墙、朋友反目、同事成为眼线、熟人甘当卧底，可谓层出不穷……”（冉云飞《无所不在的告密大网》）一直延续至今，遍布社会各角落包括大学校园的以各种身份伪装的密探、奸细，被冠以“信息员”的新名称。

在共产专制衰落的后期，当共产党的诺言无法兑现，宣传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迷信的狂热很快就被犬儒主义所代替，到处充满了伪善，人格特征主要表现为“寄售型”，又称“市场型”，其人格特征似乎比“寄生型”多了一些自由。但这种人将人自身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把自己的一切当作可以出卖交换的商品——从信仰、人格、能力、知识到身体，他关心的不是自身的生命和幸福，而是销路，是卖个好价钱。只要满足自己的眼前的私欲，符合对方需要，他就可以随时改变自己，靠不停的“变脸”去迎合市场，而不顾及自己作为人的主体的完善发展和根本利益，在这样的人心中，生命不再神圣庄严。

前东德持不同政见者廷斯·赖克回忆说：“在50年代，当人们议论政治时，总会有一位共产党同志站出来维护党的立场。可是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在对政治问题进行讨论时，共产党员们不是离开会场就是建议换一个话题。”C·S·迈耶尔指出：“掌权者自己也不再信仰他们最初的政治理念了。”（[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连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私下都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到了七十年代，共产主义信仰只剩下仪式性。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回忆：“在一次苏联外交部安排的旅游中，我们几个西方记者对我们访问的城市中那些五花八门的标语扮鬼脸。后来，另一个记者的俄国译员悄悄走近我跟前，低声告诉我说：”我听见您在议论那些标语。但是您要知道，我们俄国人根本就没有把它们看在眼里，它们好像是一些树木，是自然景色的一部分。我们完全不去注意他们。‘宣传系统对于这种消极反抗却毫无办法。然而，它所希望的也无非是要大家参加共产党社会的各种仪式，……莫斯科一位戴眼镜的科学家说，’……我们的领导人把它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来判断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是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美]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上、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0月）的确，信仰是活的，迷信是死的。

在中共党内，耿直说真话的干部如彭德怀等难以存在，只有善于伪装韬晦者方可自保。林彪表面上吹捧毛泽东，实际上他十分清醒。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秘密起草的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反映了林彪的思想。文件揭露了毛的真相：毛泽东“是一个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泽东搞的一套“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毛“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者的家长制生活”；毛的人格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毛的暴政下，“人民敢怒不敢言”；农民“缺吃少穿”：“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如今在中国，1989年的六四屠杀，民主运动受挫，缺乏信仰的国人陷入虚无的迷惘中。权贵们将政治权力与伪市场的金钱相结合，对国人形成了双重诱惑，许多无良知操守者或主动卖身权贵，或与金钱拥抱，不再相信真理、道德的价值。江泽民在接受香港记者时，号召大家“闷声发财。”诱使人们忽视制约发财的制度公正问题。那些所谓专家学者、明星大腕的精英们，带头以自己的犬儒主义掩盖其一身的媚骨。例如，电影《建国伟业》、《建党大业》里，许多大陆之外身份的影星，一面享受着民主体制的自由生活，一面为中共专制效力，捞取好处，就是莫大的悲哀和讽刺。而孔庆东等为代表的假毛派们，表面一副爱国者的样子，故作痞子似的醉侠，实为油滑的犬儒，表面抨击时弊，实际上向权力暗送秋波，崇拜专制，小骂大帮忙，他们对这种另类献媚拿捏自如，表演娴熟。今年七一前，百度为了献媚，在网站设立“向党鲜花”的网页，它怕门庭冷落，就制造假象，利用技术让献花的数字自动每秒增加18束，被网友揭穿，只好尴尬地撤下。这个党“被献花”的荒诞例子，充分说明党崇拜的偶像迷信特点，无人当真。但凡思维正常的大陆人都能听出，在胡锦涛庆祝中共建党九十周年讲话后，那些面对媒体表态的人，说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大陆人从小生活在语言与现实分裂的环境下，学会了根据需要灵活转换自己的双重面孔，已达到无意识的水平，真是举世无双。由此可见，共产专制把被奴役者变成了巩固奴役体制的参与者。所以，哈维尔指出：“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的工具。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国家总理。……在后极权社会，社会冲突事实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波兰]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利》）这种体制脆弱的地方首先是惧怕“真实”，因此哈维尔号召：反抗奴役从“真实生活”开始。

4·毁灭文化，扼杀人才

共产专制大搞现代迷信必然实行文化专制，首先是摧毁宗教。《共产主义黑皮书》初步统计，亚洲共产党政权杀人高达8650万至一亿六百五十万，因而最野蛮残暴，而亚洲无神论者占全球无神论者总数的79%（其中中国又占亚洲无神论者总数的88%）。

在一党专制下，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都成了党任意取舍和利用的私产，人失去了独立价值。在非正常的共产专制下，任何反抗奴役、保持正常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与党国发生冲突，被视为挑战党崇拜的异类。

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化灾难中，大批知识分子被杀害或入狱，或者流亡国外；氢弹之父萨哈洛夫等人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而被关进精神病院；作家索尔仁尼琴因揭露古拉格集中营而被驱逐出国。

中共建政后，文化艺术界经历了一场场运动，知识分子不是被沉默，就是做吹鼓手，或死于迫害或自杀身亡。到了文革，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在毁灭文化的同时，共产专专制者用党文化取而代之。许多人被迫或自愿加入其中，或者被利用。

提起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闻名的红色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许多人不知道，他虽然参与过苏联特务机构“契卡”的镇压行动，但他曾拒绝对白军开枪，被押上法庭受审。他反对斯大林时期的肃反运动；一些曾经与他并肩杀敌、交情深厚的战友，都没有逃过被逮捕、遭枪杀的厄运。这对于身罹重病的他，不啻沉重的打击。依他的性格，他不会选择沉默。他生前的挚友萨尔达托夫说：“尼古拉的个性太率直了，如果他不在1936年病逝，迟早会有人‘帮助’他结束生命的。”他内心充满了苦闷与矛盾，临终之前在朋友面前经常承认说：“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新华社原副总编辑穆广仁《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他对共产制度的幻灭值得人们反思。另外，官方出版社编辑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了许多“指示和修改”，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出了妥协，彻底修改了自己的作品，“将书根本重写”。小说出版后，他并不满意。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消亡，文坛“解冻”，《钢铁》一书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受到了批判。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却被回避开了。更重要的是，《钢铁》一书把当年为了实现乌克兰独立而战的乌克兰民族英雄西蒙？彼得留拉，描写成无恶不作的“匪帮”，这是今天的乌克兰人民难以接受的。正是基于以上的一些原因，今天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钢铁》被定位为一部有严重错误的作品而被广大读者冷落（盛禹九《真实的“保尔？柯察金”》，《教师博览》2009年第6期）。

在中国，稍有独立个性者便遭厄运。41岁的王实味因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而被砍头；陈寅恪、顾准等的学术被埋没；储安平因抨击“党天下”，在反右中失踪；27岁的遇罗克因批判文革中“红五类”和“黑五类”这种“现代种姓制度”，被毛泽东批准杀害；王佩英在文革中敢于反对毛泽东而被杀害；王酉申作为一个民间思想者被杀害：“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对专制的不妥协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心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们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王怡《与神亲嘴》2008年出版）1962年第二次入狱后，林昭在给《人民日报》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地看穿了那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这样写到：“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导演兼制片：胡杰，1999—2005年）

下面是刚从民国走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话，如今的大学生能达到1957年学长们的精神高度吗？禁止怀疑和理智分析，而仅从建立在感情、偏见和愚昧的基础上的迷信和盲从来对待知识，这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话，自欺欺人，因此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刘绩生《我要问、问、问？？？》）“不论是政党，也不论是个人，决不能说过去正确，以后也就正确。看待一个人或政党，首先不在于他过去做了什么，有过何许伟大的贡献，而是在于他今天正在做些什么？……今天在我国广泛流行着的对共产党的某种崇拜，是十分有害的。……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集于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反右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争取民主，也就是争取好的国家和好的法律，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人民的意愿可以充分表达出来并加以贯彻。国家的组织形式及法律程序等不合人民的心意时，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更换或加以修正，可以不用暴力而实行一些彻底而有意义的改革。”“集中与民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否则民主将被限制而成为‘集中的民主’。民主的集中是民主，‘集中的民主’不一定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王存心《“利己主义”原理》）社会制度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它要有书面条文的根据（宪法根据），更要有社会风气、社会力量的支持，它是活在广大人民生活中间的有生命的东西。（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以上作者均为1957年的北大学生（摘自《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还有许许多多有良知的草根被扼杀。我母亲在文革中亲眼目睹：“有一个叫王XX的，年龄在二十多岁，但忘了他是哪个单位的，就因为他骂了江青，被揪出来。为了杀一儆百，把他轮流拉到其它单位游街示众。那天，把他带到了我们单位，由造反派推搡着他在人群中串来串去，好让每一个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被折磨的模样。只见他五花大绑，大牌子挂在后面，牌子用一根铁丝栓着，铁丝勒在两片嘴唇之间，嘴角被铁丝勒得往下淌血，目的是怕他喊反动口号。直到把他折磨得半死，最后执行枪决。”

共产主义者起初都是打着推翻压迫的革命旗号忽悠民众的，以超越历史进程的暴力夺权为目标，而不是渐进改良，加上改天换地的唯意志论，这些都决定了其需要建立封闭性的、强力高效的组织，内部机构是金字塔式的，成员是对上绝对服从的，这必然导致内部竞争的非民主和不平等性。夺权之前，以暴易暴的外部博弈环境，往往是修养平庸但野心大、有权谋而阴狠者胜出。夺权之后，唯唯诺诺、善于逢迎者升官。形成一种逆淘汰的机制。列宁因有个刺杀沙皇的哥哥而被大学开除，做律师时又因煽动罢工被流放，成为意志坚定的激进主义者；列宁之后，年轻时曾被教会学校开除的叛逆者、阴险毒辣的斯大林夺取了苏共的党魁，击败并杀害了单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托洛茨基和富于人性的理论家布哈林等人；共产国际淘汰了具有人文气质的陈独秀和瞿秋白；能屈能伸、善弄权术的毛泽东打败了书生气的王明；之后，专断自负的邓小平手握军权，撤掉了开明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

三、共产专制现代迷信的根源

共产专制产生的国度，政治上都是专制传统，有大一统的历史；经济上都是落后的农业国，缺乏资本主义洗礼形成的公民独立意识；信仰上，在苏联的东正教宗教缺乏自主，长期服从皇权；东欧的天主教忽视个人价值；中国人的世俗文化缺乏宗教传统。

无论在俄国还是中国，知识精英都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俄国旧的知识精英大都来自贵族，大都有宗教信仰，具有很强的道德意识。而许多平民知识分子受无政府主义和现实的影响，持无神论思想，缺乏谦卑和忏悔意识，思想更自我，行动更激进，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中国文化只有对无位格的天的疏离与敬畏，由于没有超越性的信仰目标，中国人缺乏对人性恶的探究，仅仅停留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初步认识，缺乏忏悔意识，所以形成“自义文化”，认为靠个人修为可以成圣，这样就难以形成人人平等的基本观念，有的是君子与小人、君臣父子的等级意识，这是形成个人崇拜的文化因素。外国传教士杨笃信感叹：“中国人似乎是我所见到的和了解的最漠不关心、最冷淡、最不要宗教的民族。……中国人沉浸于唯物主义，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刻时间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东西，那是难上加难的。”（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同时，在混沌的天人合一中，没有对客观世界的分离与研究，只注重世俗的人伦关系，加上偶像崇拜的禁忌，阻碍了对自然探究，科学和理性难以成熟。在一元化的皇权体制下，中国文人修、齐、治、平的传统，使他们总在出世与入世两个极端摇摆，学术价值和个人价值只能在官方体制中体现，功利性导致学术无法得到自由发展，士大夫难以形成独立人格，他们与民众一样都寄希望于明君贤相。

与从英美留学归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留法、留俄学习的，面对内忧外患，外来的激进思想与自身的迫切需求一拍即合，所以法国的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被接受。当有人起来革命，竖起大旗，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自然投奔，投入集体主义，加入拥戴领袖的大合唱，召集更多的民众。所以陈寅恪曾指出：西洋各国“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杨振宁感叹：“中国人有时太天真，太理性化，想到永远未来社会需要什么，今天就大干起来，这是不合算的。”再看更激进的红色高棉，由于印度支那曾是法国的殖民地，波尔布特等人都是留法的学生，波尔布特无心学习，只是对引发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恐怖的卢梭哲学痴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期间还去过南斯拉夫。中共建政给他们很大鼓舞。后来像中共从苏联得到援助一样，红色高棉从中共得到大力支持。

当新的权威将自己纳入体制时，感恩戴德、踌躇满志的知识分子，难免失去清醒的独立意识，1949年11月，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胡风，激动地写下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毛泽东/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中国地形正前面/他屹立着象一尊塑像……”仅仅过了5年，这位鲁迅最忠诚的学生、自觉担当鲁迅精神与鲁迅思想的阐释者宣传者捍卫者，成为造神运动的第一个祭品。他1954年因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胡风获释时，问儿子晓谷：“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1949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认为其“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宣告解散，于是，民盟、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也纷纷准备解散，毛泽东亲自出面制止，留下了这些粉饰“民主”的花瓶。

中共建政初期，许多知识分子被毛杂东所迷惑。五十年代斯大林死后引发东欧各国的改革骚动，在波兰的傅聪情绪委顿，傅雷写信给儿子：“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

“在1949年，面对共产党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大偶像时，在中国社会里面，与共产党的一切特性相距最远的、最具有异质化的文化力量，就是正统信仰中的基督教。在1948年，连储安平这样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禁眺望一个由共产党带来的新中国，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创世记。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发表《致全国信徒书》，清醒地宣称，‘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到了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才发现这个以社会精英自居的群体，在他们中间竟然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找不到一个活着或死去的楷模，找不到一个可称颂的士大夫的高贵脊梁，遑论保守一个传统。而中国的基督徒们却在此时收获了他们的盼望。在此时看见了他们中间的圣徒。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和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的吴维尊等，一大批为义受苦的本土传道人，成为中国基督教持守信仰和良心自由的见证人，也成为中国基督徒在五星旗下与中国人民一道受难的见证人。”“在1979年，知识分子们巴不得平反，补发工资。一些老右派，甚至用了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均出人意料地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手段，将他们连哄带骗，连拖到拉地扔出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王怡《与神亲嘴》，2008年）

从上面的例证可以看出，“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美国诗人惠特曼）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说得好：“在心灵境界的提高和肉体享受的改善之间，存在着人们想象不到的密切联系。”“我们是用心灵去探求物质福利的，而兽类只能依靠本能去探求……正因为人能够超越肉体享受，甚至轻视生命本身，而兽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所以人才能成倍地提高肉体享受，而提高的程度又是兽类无法想象的。”托克维尔接着说：“凡是可以提高、充实和扩大心灵的东西，都最能使心灵去完成与心灵本身本来无关的事情。反之，凡是可以削弱和贬低心灵的东西，都足以破坏心灵处理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事情的能力，使它大小事情都做不成。”托克维尔仿佛是直接对当下的中国人说话：“假如有人只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的，则我们可以相信：他将逐渐丧失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最后总有一天跟兽类一样，对物质财富既无鉴别能力又不会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发展。”

目前，信仰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重视。“……鉴于中国文明的‘上帝缺如’的特性，鉴于中国人对心灵安宁的渴求，中国很可能会变成像邻国韩国一样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而且现在正显示出这样的趋势，基督教信徒呈几何级数地增长，而且越来越向中国的精英层渗透发展，越来越有影响力。”（于歌《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中国政府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人人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提高社会凝聚力，只有超越性、包容性的宗教信仰，“上帝可以说是社会整合性的代名词。”[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据一份对湖南省某大学98位本科生问卷调查显示：对“中国是否需要宗教”，有73%的学生表示需要，他们认为需要宗教的理由大致分为这几类：宗教是人精神的一种寄托；历史产物，同马列主义传承一样；文化多样性；宗教信仰是社会民主的表现；还有少部分同学表示宗教是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用的手段，等等（《当代大学生信仰心态状况调查分析》2006年）。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5年对美国大学生的信仰状况的调查显示：在宗教生活方面，，有79%的大学生相信上帝，69%会进行祈祷，经常或偶尔参加过宗教活动的比例达81%；在精神生活方面，对精神生活有兴趣的人有80%，有76%的学生有兴趣探讨人生意义（山鸣《美国大学生的信仰调查》山行文化报第25期）。

从历史看，希腊哲学、基督教、罗马的法律、英国的政治制度，构成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四大源头，其中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分别代表了个体心灵理性与信仰的两个方面。“世上除了基督化的欧陆以外，没有另外一个文化系统可引起现代的科学革命。”（[美]兰西·佩尔斯《科学的灵魂——500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从牛顿到爱因斯坦，92%的大科学家是神的信徒。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米立根（Millikan）说：“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智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现代民主宪政正是以基督教关于人的“原罪说”为基础的，不承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不会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80年代，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如果你认为人权是对国家的一种根本性的限制。你就必须把人权放在一个永恒的世界图景当中去审视。”（王怡《与神亲嘴》，2008年）任何进步首先要从个人信仰自由开始，从为个体发展创造自由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开始，任何公权都只能为人们创造物质和文化财富服务，而不是直接参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被垄断的地方，不会有真理、公正与和平，有的只是迷信与灾难。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圣经》箴言1章7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