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共产党建国后的历史，不难发现，几乎就是一部不停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发展史。收益的大头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小头和发展代价在农民、城镇市民、工人、知识分子、民企等等体制外不同阶层间按照对稳定的威胁性以“流转”分配。这一轮轮到向城市的新兴中产阶级开刀了
社会学家广泛认同社会稳定的结构是（理想结构）“橄榄型”。所谓“橄榄型”社会，是指“两头小，中间大”的椭圆球型社会财富分配格局。这一社会财富分配模型所表明的是，极富极穷的“两极”在社会财富分佈阶层结构中只佔很小的比重，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而从全球视阈来看，世界上许多的现代化发达国家都是这种结构，当然也正是这种结构铸就了许多国家今日的发达和社会稳定。因为庞大的中产阶级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有着较强的调节功能，对社会利益冲突有着较强的缓沖功能。与“橄榄型”社会相对的是“哑铃型”社会，假如一个国家处在“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状态之中，那么贫富分化所导致的阶级对立肯定会加剧“为富不仁”和“杀富济贫”并存、推进式的、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於国於民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稳定压倒一切”之下，中国政府也志在确立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旅美学者薛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发达国家中产阶层佔到整个社会的60％以上，而中国中产阶层只佔到整个社会的13％左右。
“其实严格来说，中国至今没有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雏形。”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
但前述种种惠民政策的连连出台，不仅不会促进椭圆型社会结构的稳定，而某种意义上造就了事实上的更大的哑铃型结构。
在当前权贵结合的政经体制下，既得利益群体垄断着全社会的政治权力和财富渠道。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现在有直逼三万亿美元的外彙储备，财力雄厚，但用在无底洞般的民生工程上无疑是捉襟见肘的。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再大的数字，除以13亿人，就很小了。更不要说维持支橕庞大官僚系统运转的巨额开销已经让自身压力足够大了，那推出种种民生政策所需的大笔投入从何而来呢？
直接羊毛出在羊身上？搞得太直白了不好，本来就是弱势阶层没什么钱可榨了，而且在政府有些人眼里，这些人因为贫穷，对政府有强烈的不满，潜在的“破罐破摔”的能量很大，是维稳的重点“盯防对象”，再去榨油水，榨不出什么来不说，搞不好会弄出大事的，“惠民”不成、甚至动摇国基把自己也倒贴进去。
让权贵阶层自掏腰包那更无异於铁公鸡身上拔毛、异想天开.
如果维持稳定的民生工程所需的钱只能从民间来，谁是最可能的搜刮对象？答案很明显，只有中产阶级。权贵阶层也存在巨大的动力来推动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这是政治上受益、经济上不受损、甚至还能渔利的事情。
於是乎，土地财政大行其道。政府土地招拍挂体制下“地王”频出，政府在拿走真金白银的天价土地款后，“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在这几年高涨的房价中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现实。
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佔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於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但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倍，北京为23倍。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锺伟说，未来5～8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将翻一番。不难判断，届时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其房价收入比将被更加放大。而中产阶级，将被慢慢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已经买房的中产阶级也不轻松，高额的房贷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指数，还进一步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费.更严重的是，由於这种物质上的紧缚，原本属於中产阶层的理性、稳定、闲适和精神上的富足，也变成了紧张、惶恐、惴惴不安。社会的稳压器，瞬间变成了加压阀.
发展重负在体制外各阶层“流转”
2005年，国家统计局曾公佈一份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人民币），这是界定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标准。”在中国，这是“中产阶层”第一次得到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那很多人就又‘被中产’了，”被采访者裴振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年薪6万的人在青海，在新疆，可能算是中产，但是在北京，在上海可能只够糊口，想买房买车绝无可能。
“按这个标准，难道开着新型汽车招摇过市的房奴，对‘丈母娘拉动房价’有切身感受，害怕生病，担心因此失去工作的人都是中产？”裴振华接着问道。利率、汇率一天一变，房价一天一涨，你实际上不清楚这“50万”缩水以后到底是多少？在他看来，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的话，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旅美学者薛涌指出：“中国中产阶层上昇之路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停滞，这是一个化石化的过程，社会的生机会随着中产的消灭而消灭。”
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曾领导他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过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五年后，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房子对於中产的重要性比五年前高了很多，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自己想成为中产越来越难.”
独立经济学家郎咸平更是发出“中国99％的白领以及他们的家庭即将面临破产.而且是必然破产！无路可逃！”这般耸人听闻的说法。且不管这个比例是否客观恰当，多少白领和中产阶级辛辛苦苦省喫俭用投进全部积蓄换来的房子，在当前楼市暴涨一切虚高之下，看似物有所值，但泡沫一旦破裂，房产缩水成资不抵债的落水房（underwater），破产也不绝非危言耸听。
如上一轮为了改革发展，使大量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一样，这一轮既有政治体制不变下的发展和维稳，牺牲的群体必然是中产阶级。
“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必然以不断的以通货膨胀和改革手段来换取经济的发展。而每一次改革所带来的阵痛都是由百姓来承担的，无论是上山下乡时迷茫的知青们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大量国企纷纷倒闭时大量下岗职工，”郎咸平说.
回顾共产党建国后的历史，不难发现，几乎就是一部不停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发展史。收益的大头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小头和发展代价在农民、城镇市民、工人、知识分子、民企等等体制外不同阶层间按照对稳定的威胁性以“流转”分配，“朝三暮四”的把戏下，以确保既有体制万年无虞：从建国开始一段时间对农民的“画地为牢”的剪刀差剥削，到对原来资产阶级工商业的改造，再到对知识分子“臭老九”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歧视，再到80年代改革的价格闯关、物价飞涨对城镇百姓的刮油，再到9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工人下岗、失业，沦落到社会底层，再到最近这些年剥削农民工，调转矛头去侵佔农村土地和农民权益。执政党几乎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过近乎赤裸裸的盘剥，但聪明之处就是深谙斗争精髓，从不四面出击。几乎都是一个时期内集中优势兵力，有针对性的盘剥一个阶层，很少同时剥削两个以上的阶层，以做到团结大多数的稳定大局不受干扰.
这一轮轮到城市的新兴中产阶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