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於1976年落幕。在过去的35年间，社会曾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批判反思，然而，随着集体记忆的模糊，文化大革命的残酷形象也逐渐淡化，甚至兴起“平反文革”的呼声。着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严家祺在接受《明镜》专访时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从“集体领导”走向“个人独裁”的过程，虽然中国如今出现的讚誉文革言论，某程度上是社会多元的表现，但文革一套无法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中国唯一的出路是走民主和法治的道路。
严家祺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前所长，1989年六四后被中共列为“知识分子的头号通缉犯”，与妻子高皋流亡海外，曾任总部设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主席、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现居美国，与高皋合着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另着《首脑论》、《霸权论》、《普遍进化论》（明镜出版社）等多部着作。
中国经历两次“三头政治”变“个人独裁”的过程
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尽管官方对文化大革命有了定论，社会也普遍进行了反思，但1989年后，反思声音一度中断，其后，文化大革命逐渐以另一种面貌在社会中出现.
2007年，薄熙来入主重庆，相继推出“10大民生工程”、“唱、读、讲、传”等政策。虽然薄熙来的“重庆模式”获得许多掌声，却也招来不少非议，尤其是“唱红打黑”一项，被批评是“巩固集权”、“搞文革大革命”的作法，不过薄熙已斥责此为无稽之谈。
重庆之外，以“乌有之乡”为首的左派网站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指人们能自由辩论、集会，令社会呈现多元观点，文化大革命也打破各种阶级的界线、遏止了官员的腐败，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民主试验”。
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严家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强调，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确立个人独裁的过程，与民主毫无关系.“毛泽东利用民众反对共产党各级官员”特权“和”官僚主义“的情绪，摧毁文化大革命前的共产党集体领导、走向个人独裁。”
严家祺对《明镜》说明，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虽然也为专制政治，但属於多头专制政治，其中最重要的三头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形式与个人专制独裁仍有不同。“1949年后，中共名义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同罗马共和国晚期有‘元老院’、‘任期制度’，中国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元老刘少奇、周恩来、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权力，不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形成的政体，在形式上与古代罗马也有相似之处。严家祺解释，古代罗马共和国转变为罗马帝国时，经历了两次“三头政治变成个人独裁”的过程。罗马共和国的“前三头”为：凯撒、庞培、克拉苏.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战争中死亡，凯撒进一步消灭庞培，建立了个人独裁，但没过多久，凯撒身亡；公元前43年，罗马的“后三头”出现：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接着，一人谋独裁的历史重演，公元前36年开始，屋大维相继除掉雷必达与安东尼，确立屋大维的个人独裁，罗马帝国建立。
而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将“三头政治”变成个人独裁后不久，毛泽东去世，中国再度出现“三头政治”的局面。由严家祺夫人高皋所着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明镜出版社出版），便讲述了80年代中国这段“后三头政治”的历史。严家祺对《明镜》解释“后三头政治”权力并不是平衡分配的，邓小平处主导地位，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前后，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下台，邓小平建立起个人专权，中国在1949年后经过这两次“三头政治变个人独裁”的过程，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