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越南首都河内于7月17日再次出现反对中国的抗议示威活动。这是连续第7个星期日部分越南民众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附近示威，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政策。示威者的口号包括“打倒中国”、“抗议逮捕越南爱国者”等。毫无疑问，这类口号均以民族主义为起点，但是，示威者抗议越南警方逮捕示威者则不仅具有民族主义性质，也含有维护人权的性质，尽管这一捍卫人权的诉求是以民族主义为借口发出的。同中国的情况略同，越南不允许任何形式的集会游行，当局只对民族主义游行网开一面。不过，政府对民众游行仍然是叶公好龙有爱又怕。越南当局需要利用民间民族主义情绪以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但又担忧民族主义可能冲击脆弱的一党专制。
中国模式的翻版
有人认为，当代越南的改革是紧随中国之后又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成功改革的例证。越南从1979年开始所谓革新运动，此后经济一直保持百分之七以上的速度增长。从目前看，越南的政治改革已经走到了中国前头，但是越南离真正的民主化改革还相距甚远，越南的经济增长也同样延缓了一党专制体制的寿命。从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将越南的改革模式看作是中国模式的翻版。将模式概念引入中越分析与参照，可以看到这一模式的的共同特点是政治专权与经济放开。越南经济增长同样伴随着政治改革滞后，而在经济数字上升的背后，也同样是人权的不障和法制的扭曲。
利益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提出越南模式意味着两种可能的解读：一是中国模式并非中国独有，越南打破了中国对政治专权、经济开放的垄断；二是越南仿效中国模式获得成功。从后一种意义上说，中国模式不仅是成功的，而且还可以输出，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于“中国模式”的鼓吹者说来，中国模式之所以值得宣扬，正是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成功。但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模式”在中国国内日益尖锐与频繁的社会冲突面前受到挑战，在中国国内已经难以立足。目前越南同中国在南海上的争端又将中国模式如何处理外部关系的问题提了出来。如果说中国模式的实质特点是政治专权、经济开放的话，中国模式无论是驱动还是成功与否的判断均是利益取向的。中国当年启动改革开放之时，不能说完全不具备理想诉求，但是198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却离开理想价值越来越远，无论是当年共产主义的平等与平均理想，还是民主社会的自由、人权价值。近年的中国社会，见利忘义、道德沦丧、人伦底线溃败。在这种以利益导向的政策思路和价值指引下，利益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不仅如此，利益还反过来嘲笑价值、贬斥理想。
越南模式即是中国模式，利益至上也是越南改革的价值引导。如果说，中国模式具有普遍意义，可以对外输出的话，问题是，在两个利益至上论者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解决冲突？当越南的核心利益与中国的核心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当同一成功模式互相碰撞之时，有否其他高于利益的参照系统和解决机制？如果将利益至上的逻辑贯彻到底，双方互不相让，毫无疑问，争端的最后解决只能是诉诸暴力，只能是以强凌弱，只能是弱肉强食。以利益出发建构社会模式，也就只能以暴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也即是说，这种以利益至上的中国模式或越南模式，不仅会在社会内部制造出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也会促使国际社会向丛林法则回归，而这正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经过了二十世纪纳粹与共产极权两大灾难之后所希望永远告别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