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震惊世界的“7•20”事件，与全国各地“造反派”和“保守派”长期共存并实现所谓“革命的大联合”不同，武汉地区一度以“造反派”大获全胜，“保守派”彻底崩溃的独特局面著称于世。
既便如此，“保守派”仅仅蜇伏一两年后，待“走资派”变成“革命领导干部”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便在名不顺言不正的情况下大规模卷土重来，在“打倒四人帮”后，更是彻底“平反昭雪”，取得了最后胜利，与此同时，“造反派”也真正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
由于以上的特殊情况，武汉地区“保守派”与“造反派”相对于全国而言或许最具有纯粹性和典型性，对它们的剖析，无疑可以为弄清“文革”的许多奥秘提供良好契机。
日前，笔者碰巧在一本小册子《军事沙龙》（晓城编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或许系伪托]）上看到一篇题为《‘兵谏’！‘兵谏’！‘兵谏’！——陈再道上将含冤实录》的文章。根据笔者对“7•20事件”的经历，该文为陈再道本人提供素材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因此，笔者不妨以陈再道的叙述当作史实，对“7•20事件”与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进行一番探究。
考虑到对历史进行可以说是同步的研究时，当事人很难不受自己个人偏见影响这一点，笔者不妨将自己有关的经历简介一下。
1966年“文革”开始时，笔者是一个刚刚小学毕业，年仅13岁的少年。一天，偶然与交际广泛的小学同学曾庆普来到位于武汉市青山区委对面的武钢公司大楼——时称“九•一三”大楼，懵懵懂懂地加入了一个叫朱云根的人创立的“武钢机总厂古田兵团”，并领到一个红袖章，算是加入该组织了。不料第二天再去该兵团总部时，另一个头头听说我家出身是“手工业”便立刻又将红袖章收了回去。事后知道，该兵团属“走资派”操纵的“保守派”， “7•20”事件前，已演化成“百万雄师”的一个基层组织。不过，“参加”和“革除”该组织对笔者“文革”中的观点以及现在的看法没有任何联系，只是那个荒唐时代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而已。自那以后，笔者再未参加任何“文革”组织。不过，由于受某些亲友影响，在“7•20”事件前后，形成的是同情“新华工”为首的“造反派”的“新派”的观点，认为他们有理论有策略，说话做事都在理。即使今天回想起来，仍觉得当年武汉地区“造反派”中“ 新派”之所以得到知识层次较高的人的广泛支持，的确是与他们严密的思维逻辑和慎重的社会行为分不开的。
（一）“文革”和“7•20”事件的前奏
陈再道在文中谈到，1966年8月中旬，他从疗养地北戴河返汉前在北京停留时曾对徐向前说：“武汉军区没什么问题，搞‘四大’也不怕。”徐向前却不以为然：“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开展‘四大’的。”
的确，要说“文革”“造反派”和“保守派”，就不能不从“四大”——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谈起。自从1949年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以后，便以“与论一律”取代了言论自由，但某些时候，当局又需要某些普通老百姓说出他们所不愿说，不能说，不好说，但又必须说出的话。于是，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毛泽东便摸索出了一条“四大”门径，到了“文革”时代，这种方法竟成了官方认可的最主要的政治运动形式。
徐向前说得不错，到了“文革”时代，任何一个党政军机关，只要允许搞“四大”，问题就一定会“成堆”，因为此时人民群众已经不像五十年代末被一系列的杀人运动（从“镇反”到“反右”，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恐永远无法得知了）整得只能说好不敢说坏。像历史上任何时代一样，政治气氛缓和的时间越长，冒死说话的人就越多。“文革”前的十七年里，等级授职制的中国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每一个党政领导人在职权范围内都是党的化身，特别是57年反右运动后，更形成了党委、党委书记就是党，反对党委书记就是“反党”的政治模式，除非是更上一级的党政领导人，谁也不能对他们有什么意见看法。可以说“文革”前的中国已经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毛泽东——任何一级党的书记在他的职权范围内都像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政府中一样，不仅享有绝对权力，而且是绝对真理的化身。
当然，应该指出，由于共产党夺取政权过程中的确形成了一些传统，加上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强制灌输和闭关锁国的绝对封锁信息，共产主义道德在浸透儒教文化的中华民族精神领域于文革前应说从形式上已经得到暂时认同，因此，当时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一样，恐怕都是有史以来最纯洁最清廉（但绝非有效率，绝非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腐化现象相对来说当然也就最少。
不过，考虑到这时中国普通百姓极低的生活水平和由官方意识形态造成的对任何经济和生活差异的极度敏感，就是那么一点特权及其物质享受上的差距，只要一公诸于众，也会引起巨大的愤懑。
何况，每级官员不允许任何人漠视的绝对权力在漫长岁月里压制民意造成的怨毒情绪，本身就已像积蓄了巨大能量的火山一样，只要找到突破口，随时都会爆发呢？
而且，十七年来长期大规模地整人，整成了“地主富农”、“坏分子”、“反革命”、“右派”、“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不清分子”的人固然从此不再有任何说话的资格，但比起他们来，人数要多许多倍，多年来侥幸过关的“落后群众”却不仅怒火中烧，而且随时必然会借机发泄。这一点，对搞“四大”而言，无疑是比官僚腐败更具有助燃力的引火材料。
与此同时，“文革”造成了一种全新局面，以往的政治运动一直“矛头向下”，各级官员可以任意整治其下属和人民群众，从而给自己树立了无数的敌人。“四大”本来也是“矛头向下”的工具，但这一次毛泽东为整“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则反过来把它交给人民，让人民用它来“矛头向上”，按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串连时人手一册的“十六条”的官方说法就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除毛泽东自己本人和极少数他信得过或不能整的共产党要人外，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到各中央机关和所有省级以下官员都在可整之列，一言以蔽之，毛泽东发动“文革”使除了他本人和几个亲信之外的各级领导人都破天荒的进入了可整之列，这样，“四大”此时才因而成为人民群众和下级僚属对各级官僚进行报复和攻击的工具。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四大”作为“文革”时代的一种特殊的言论自由方式，必然具有两重性：首先，它使中国人“解放”十七年来第一次有了一点言论自由的机会，尽管这种言论自由必须以拥护毛泽东和“文革”为前提，同时以毁灭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积累和一切外来文化为前提，但就针对毛泽东数人之外的中共高官和省级以下官员进行暴露、揭发、批判来说，确实可以用当时的特种语言，以演说和大字报形式任意渲泄自己心头的积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等级授职制的各种要害。当然，这种暴君下的暴民式言论自由的无穷弊害则是，这些能够运用“四大”的人只要不直接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便可以对自己的任何言论均不负责，不管这种言论是造谣诬蔑，还是栽赃陷害。
顺便说一句，当1979年邓小评说“四大从整体上说没有起什么好作用”，并通过全国人大将之取消时，笔者正在武汉推进民主墙运动，因而对他的说法十分抵触，现在冷静地反思起来，他的说法其实是十分准确的，问题的要害在于他没有把取消“四大”和用法治手段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联系起来，从而堵塞了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最后一点言路。
就“文革”初期大字报的内容而言，数量最多比例最大当然也最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所需要的，当然是以极左语气指责“资反”路线和对各级干部“跟”毛泽东“不紧”的“大批判”文章，但不久以后，“四大”带来的一点思想自由就使人们开始动脑筋揭露各级“走资派”“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比如笔者当时便看到大量揭露陈再道强奸几十名妇女，包括他姪女的大字报，当然如前所述，这些大字报内容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值得研究），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成新闻报导，一些热衷于新闻的“群众组织”不断将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动态，甚至偶尔还将外电（敌台）报导的不利于“帝修反”的消息披露出来（例如苏联宇宙飞船发射失败之类）。显然，如果不是当局后来进行控制，由这种大字报和后来各派组织自办的报刊自发地发展出真正的言论自由局面也并非没有可能。但实际上即使在“文革”中最混乱的岁月，中共对大字报和各派组织报刊内容的监控也从来没有松懈。例如北京一名曰“动态”的报刊因几次报道了“中央文革”的动向，便立即遭到江青点名取缔。因此就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言，绝对不会容忍“四大”的内容像生物进化一样“无限偏离”他打这张牌的宗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徐向前等中共元老对“四大”会搞乱社会的担忧，客观上看也有其两重性：他们希望维持“文革”前的秩序，固然是不愿意眼看着整个社会由此陷入动乱，但从本质上讲这也是害怕人民通过“四大”拥有言论自由以后能随时揭露官僚的问题以及制度弊端，所以，极左派以外的中共元老反对“四大”，当然主要是表现了一元化专制政治对人民可能会享有“言论自由”的本能恐惧。
再看陈文，陈再道说：“1967年2月初，武汉和由北京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领了设在汉口的《长江日报》的红旗大楼，并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个声明通篇充满了极左思潮，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枪’，什么‘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等等。
“他们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到处冲杀，到处抓人，甚至连持不同观点的群众也要批评、游街、示众，武汉三镇搅得乱糟糟的，许多干部和群众惶惶不可终日。更为严重的是，到了2月21日，他们竟兴师动众，冲击了军区‘支左’指挥部。他们的这些行动引起了武汉军民的不满，后者强烈要求军区对他们的声明和社论表态。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要以‘罢工’对此表示愤懑。这些干部找到军区副政委叶明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不干了。’3月17日，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外地执行‘军委八条命令’的做法，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抓、抄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抓、抄活动，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保护。”
陈再道的以上说法，的确建立在对他自己和武汉军区当时的作法的客观介绍基础上，不过，凡是涉及到两派的问题，显然丝毫未跳脱他当时便持有的偏袒保守派，仇视造反派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绝不是偶然的，并且几乎可以代表除极少数人之外的中共党政军干部的普遍看法。正是针对这种看法，邓小平才代表中共中央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提出政策性指导意见：“两派都不对。”
为什么中共党政军普遍仇视造反派，青睐保守派？这里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原因和漫长的历史渊源。
从1949年到1966年，通过十七年的执政，中共不仅将其党和军队的金字塔型权力体系全盘搬进了政府，而且通过它所操纵的各种社团将其盘根错节的控制体系伸展到了全国城乡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控制体系不仅继承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保甲”制度传统，而且还利用共青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民兵、贫下中农协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工厂企业的车间、班组、农村公社生产队等形形色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对整个中国进行全面严控，正是依靠这些组织和骨干成员，在中国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当局都能通过它们对老百姓进行从精神到物质（从吃喝拉撒睡到生老病死无所不在）的全方位控制。因为这些组织均深入到社会基层的每一个领域和任何部分进行多层次、多网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控，使任何中国人无不在其掌握之中。虽然所有这些组织都没有独立决策的权力，但是作为党的工具，在党和政府不便管不能管的地方它们却是党的意旨的忠实执行者，这些组织的上层直接由党人担任，其最基层负责人及骨干分子即使不是党人，也是其充分信任的外围，不言而喻，他们也都能依其职位高低和重要程度享受各种等级特权或相应的青睐照顾。顺便说一句，直到九十年代的今天，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出现虽然为人们挣脱其控制提供了一些条件，但从当前来看，当局又以“个体劳动者协会”和工商管理等部门进行了“拾遗补阙”。
以工厂和农村为例，前者的最基层组织是班组，班组的十几名成员中除开具有政企合一性质的班组长（虽然他们绝不是政府官员，却是其控制的工具）之外，还有工会组长、团小组长以及一个或几个党员（这些身份常常是多重交叉的），后者一百多人的生产队里，除了生产队长，还有会计，出纳，记工员，民兵排长，团小组长，妇女队长以及几个生产小组组长。因此，仅从基层看，这些组织中带“长”的成员便至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也就是十几个人中就会有一两个，当然，如果所有人都有特权，，也就无特权可言了。一般来讲每个带“长”的周围，总有一到几个亲信，帮助其完成控制其他成员的任务。而所有的“长”中，只有一个是真正掌握摆布他人的权力的（例如工厂班组长和农村生产队长），其他的通常必须以此人为中心。因此，从社会基层看，真正成为当局控制其他人工具的，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三十，正是这些人 组成了文革中的“保守派”。这种情况则是毛泽东“子要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观念的社会表现，也就是说，毛泽东
这种空前复杂而紧密的控制网络，以及在社会基层达总人口一至三成的“群众基础”，便是当局以旷古未有的严密程度牢牢掌握权力的真正基础。由于任何中国人都有一个“单位”，在“单位”里，只要令控制他的这些“长”有任何不满之处，就要受到“批评”和“处分”，既从精神上和物质上予以惩处，如果他们胆敢对这些“长”有什么反抗的表现，就必然会遭受更严厉打击的厄运，如果这种反抗对准的是党组织本身的领导人，那么作为“反党分子”即使不打成“反革命”，“右派”，“坏分子”乃至坐牢杀头，至少也在单位里“永世不得翻身”！
正是这种情况，使中国人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成百万地饿死也无法表示半点反抗的意愿。但是，再可怕的控制手段，也不能使大部分长期遭受压制的人不对当局持消极反抗的态度，其利害关系当然使他们不会站到“保守派”一边。
“造反派”作为十七年中倍受打击的人，大约也占普通百姓的百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三十。不过他们之中还可划分为两类，用毛泽东的手法，一类属于“敌我矛盾”。属于“敌我矛盾”的，包括“历史反革命”，即解放前国民党和日伪政权的党政军特人员，解放时家庭成分判为“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以及“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解放以来大小几十次政治运动中被“杀关管”的人及其这两种人的家属。由于中共在“文革”中变本加厉地实行“专政”，这些人作为“专政对象”虽然是文革前受压最深的人，却只能含悲忍辱苟且偷生，根本不可能表示任何态度，否则立刻会被保守派作为打击对象公开打击，被当局作为“反攻倒算”“企图变天”的阶级敌人加以镇压。但是，在大城市里他们的子女中，还是有少数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作为其代表投入了文革，并因此引起过争论
那些因为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虽然“小错不断”但从来“大错不犯”的人，那些因种种原因在政治运动和日常生活中胆敢与领导顶牛却又整而不垮的人，那些在积极争宠，争权夺利中失意官场却又能维持体面地位的人，还有那些怀才不遇时刻想出头冒尖而遭受领导压制妒恨的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虽是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并且觉得比“敌人”更加可恶，却又不可能像对待敌人那样用残酷手段加以镇压。用当时的话说“他们常常说了阶级敌人不敢说的话，做了阶级敌人不敢做的事”。进入“文革”时代，正式这些人组成了“造反派”最主要最活跃的社会基础。
除“十七年的即得利益者”和“十七年的受压迫者”之外，还有占中国百姓一半左右的“普通群众”，这些人由于17年中没有享受什么特殊待遇，从感情上自然也就倾向于“造反派”，希望局势的变化能对自己有利。
应当说，“文革”前十七年形成的这种格局，是理解“造反派”和“保守派”历史递嬗的一个重要玄机，尤其是理解运动头一两年“造反派”为什么会获得极大支持的关键。
陈再道一文没有提及，甚至有意忽略了“文革”早期“打砸抢抓抄”的始作俑者不是“造反派”而是“保守派”的前身这一事实。
尽管毛泽东搞“文革”的正式目的是“整走资派”，但“文革”的起点却是由“走资派”推波助澜整文化人“三家村黑帮”“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在各级党委的组织领导下成立“文革领导小组”，“红卫兵”，“革命造反队”，对“剥削家庭”，“历史反革命”，“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批斗，游街，抄家，毁灭文物等等把中国社会推向动轮边缘的。
直到毛泽东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整走资派”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一批头脑简单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和思想极左的“革命闯将”才通过“矛头向上”异军突起，大肆揪斗省级和以下各级党委书记，才使曾经嚣张一时的由“血统高贵”的中央党政军子弟（如受到毛泽东接见并且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此人曾打死杀死多人）统帅的“老红卫兵”们的“联合行动”黯然失色。
这些“矛头向上”的青年学生组成了新的带偏正词的“红卫兵”（如武汉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即“二司”，“东方红红卫兵”即“三司”，以区别于只有中心词“红卫兵”即由高干子弟统率的“三字兵”。
那些社会上的“革命闯将”则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组织，他们不仅完全脱离了各级党委的领导，而且专门以“火烧、炮轰、打倒”后者为目的，正因此，这些学生和社会人士的组织才被称为“造反派”。
毛泽东和中共在“文革”中的政策不仅是经常变化的，而且往往被形势推着走，在成立组织问题上，最先是不准学生以外的人成立，但当“造反派”由造反的学生组织孵化出来（武汉地区夏朱胡等人最先就都在湖北大学学生造反派中“入伙”并设了一个联络站），并且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肯定，社会上的“保守派”才在各级党委操纵下以“文革”前的工会为中心成立了“中华全国职工联合总会”。不料，这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针对它们又规定不准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于是它们又化整为零，并且几次改名更姓以求生存。
所以从天然渊源上看，“保守派”的组织脉络可以追溯到“文革”以前的御用工会，但从正式得名的时间上看，确实由于“造反派”揭竿而起打得“走资派”和他们的追随者措手不及，才在“走资派”支持下集结起来向“造反派”反击而形成的，所以得名反而晚于“造反派”。
回顾到此，不难理解“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绝不像陈再道所描绘的那样完全是由为“造反派”到处冲杀，到处抓人，甚至连持不同观点的群众也要批斗、游街、示众引起，而是因为“造反派”揪斗“走资派”引起后者的恐慌，便有意无意唆使“17年的即得利者”，那些从前受惠于他们并担任各种基层组织头头(上述朱云根即是)和骨干的人成立起组织（上述“武钢机总厂古田兵团”即是）来保卫自己，从而才造成群众中的两派冲突。
说到这里，必须弄清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口实和目的，如前所述，“造反派”的产生只是因为“矛头向上”，而“矛头向上”恰恰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新发明——“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要求的，毛泽东说“不讲全部，也不讲绝大多数，起码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地方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然而，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的是，持续两年多的运动，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大”两个文件出来以后，人们才日益明白他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把将中国从经济崩溃中引导出来因而威望日升乃至于要和他并驾齐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用非法手段打倒、害死，而将神化他的宠臣林彪及自己的老婆江青扶植到关键岗位上来罢了。
不过，就当时而言，几乎所有中国人尚都被他蒙在鼓里，特别是“17年”中受压的普通中国人，几乎无人不认为，“文革”前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毛泽东带给人民的，一切丑恶的事物都是“走资派”们“奸臣误国”的结果。特别是“十七年”中受压的人，除了“专政对象”外，更虔诚地相信，现在是毛泽东带领自己清算“走资派”的罪恶，给自己带来真正解放的时代了！正因此，他们不仅对毛泽东“无限崇拜”，而且对“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冲杀”的“造反派”格外钦佩，并以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对“造反派”进行支持和声援。说来好笑，“保守派”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从另一种角度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并且感激涕零，在他们看来，自己“十七”年中的受益是毛泽东通过各级党政组织带给自己的，毛泽东发动“文革”针对的绝不是自己的领导而是另外的人，自己保卫党政组织也就是保卫毛泽东！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这种荒唐的政治活动在头一两年竟确确实实把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发动起来了！
那百分之二三十在“文革”前受压制的人（“专政对象”除外）听到毛泽东关于“整走资派”的“最高指示”，恍然明白自己多年挨整原来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那百分之四五十“文革”前也跟着挨霉受气的“普通群众”，受“无限崇拜”的狂热迷信摆布，此时当然认为毛泽东是在带领自己“继续革命”，而不必对他的指示作任何解释，而那百分之二三十“十七年的即得利益者”，一方面坚信他们紧跟的各级党政领导人是属于“相当大一个多数”之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保住这些党政领导人不仅关系到所谓“政治上的是非”，更关系到自己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切身利益。此外，他们对毛泽东“文革”以来的指示，包括整“走资派”的号召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解释，就是把那些支持“造反派”的官员当“走资派”来打，从思想意识上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反右”时代的那一套东西，并直接提出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行动上则更是像当年“反击右派”时那样严厉地压制和教训前两种人，不准他们揭露单位领导的“右倾”政治错误和各种道德及腐化问题。这类作法就是当时所谓的“捂盖子”。
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席卷全国的后果，是各地省级以下党委全部瘫痪，党政领导人物全部被“造反派”打倒。
应毛泽东之命“夺取”了各地党政大权的“造反派”们作为一哄而起的“乌合之众”，事实上不过是冲毁了党政机关而已，他们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真正掌权，事实上，就连他们自己的命运，也被“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中。毛泽东又是靠什么掌握局势呢？对他的个人崇拜当然不失为摆布虔诚信徒的极好工具。但是，必须指出，不仅全国范围的狂热个人崇拜本身就是依靠权力强加于人民的，而且，离开了专制权力，这种个人崇拜也绝不可能维持多久。因此，毛泽东控制全国的真正秘密并不新鲜，而是与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超级强人一样——依靠一支绝对效忠自己的强大军队！笔者在“林彪反毛纯属附会”一文中已引证材料指出过，“文革”中北京地区就是调动一个连队去割麦子这样的区区小事，毛泽东都要亲自过问，便是伟大导师精于权术的一个极好证明。对毛泽东而言，为了把“功高震主”的刘少奇搞掉，只有通过“文革”这种“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冠冕堂皇的说法才名正言顺（否则必须找出充分理由交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当然，他搞文革也是为了达到进一步神化自己，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的目的。为此，顺便将大批追随自己多年的有功之臣整死整垮也在所不惜。但是，作为一个极端的专制主义者，他也深知无论何时军队绝不能乱，离开一切行动听他指挥的军队，他将不仅无法维持半神的地位，想收拾混乱的残局也不可能了。因此，1967年初，毛泽东在操纵上海“一月风暴”并进一步搞乱全国以掩盖自己与刘少奇争权的同时，也让林彪等人发出了“军委八条命令”，以稳住帮他打江山保江山的强力工具。
各地“封疆大吏”——即各大军区司令部们，在这种情况下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由于地方上小规模的军事调动一般不至于威胁中央，毛泽东当然犯不着事必躬亲，因此各大军区司令员此时在当地实际上控制着一切权力。当然，他们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早已形成了绝对效忠毛泽东的性格，只要毛泽江一声令下，他们便会不折不扣地去完成任务。但是，这一点却不仅不排斥他们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且恰恰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只不过是因为以往毛泽东的命令与他们的个人利益高度一致，因而掩盖了后者而已。进入“文革”时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揪“走资派”不仅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而且直接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安危。因为“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从来都是高度军政一体化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通常都兼任军队的第一政委。这样，就当地而言都是军队在行政上受地方领导制约，而地方在军事上受军队控制。比如武汉军区的第一政委就是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兼任。也许，这在平时会造成一些军政摩擦，但在“文革”条件下，地方领导被统统打倒，军方却不能不感到唇亡齿寒。何况，毛泽东已明言要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怎么会不清楚，形势发展下去，地方领导人的今天，就是他们军方领导人的明天？此外，中国的地方领导人都是从军队中转业的，按资历和军职往往还高于军方同级官员，并且一直和军方任务保持着紧密联系。因此，各地军区司令怎么能不对地方行政长官乃至整个行政机构被“造反派”打倒感到怒不可遏？
在这种情况下，封疆大吏们虽然不敢公然反对毛泽东本人的“文革”政策，但既然“保守派”作为地方官员（“走资派”）的社会基础正在与“造反派”血战，那么他们接到“支左”指令时，又怎么会不大力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呢？
如此看来，陈再道对当时情况的述评，“述”还是基本客观的，“评”则完全站在“保守派”一面说话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他所谓造反派的“这些行动引起了武汉军民的不满”中的“民”，与以往几千年的官府一样并不指全体百姓，而只指顺从他们的那一部分人，在这里，也就是指占总人口三成左右的“17年的既得利益者”，而他抓捕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正是其他响应毛泽东“文革”中的一系列指示，率领百分之七十“文革”前“十七年受压制的人”和普通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工人总部”人员。
对这时的“造反派”头头，也应做具体分析，他们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社会性代表人物，当然不能和“文革”前十七年受压制的人划等号。固然，“保守派”指责“造反派”中“牛鬼蛇神”多，具有一定的诬蔑性质，不过，后者的成份远较前者复杂，应是不容争议的事实。无疑，“十七年”中的“专政对象”见一直整他们的“走资派”也挨起整来，当然会暗自幸灾乐祸：“原来你们也有今天”！对“十七年”中作为“走资派”牙爪整自己的“保守派”，当然持本能的反对态度，但十七年来反复挨整已使他们失去了能爱能恨的资格和敢爱敢恨的本领，因此，这些人既使从内心里支持“造反派”，也绝不敢溢于言表，因为他们害怕“秋后算帐”。这些人的子女中，虽有几个像遇罗克那样“初生牛犊不畏虎”能够冒死出来说一两句话的，但从比例上看，实在少得微不足道。此外，还有数量更大的比如“职员”成份和所谓流氓无产阶级的市民，“十七年”中当局对他们的看法是“非常复杂”，认为他们本能地对“新社会”不满，但又没有理由对之实行镇压政策，便对它们采取一贯压制的态度，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坏典型”加以严惩。这类人的确构成了“造反派”群众基础中十分活跃的一部分，在“保守派”看来，他们当然也应与“牛鬼蛇神”划等号。此外，还有一大批“十七年”中挨了冤枉整的人，认为“文革”为他们要求平反提供了天赐良机，他们在四处为自己鸣冤叫屈的同时，自然本能地支持“造反派”。在“保守派”看来，这更证明“造反派”是“阶级敌人反功倒算”的证明。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文革”是中共形而上学阶级路线“登峰造极”的时期，甚至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家庭出身”都是决定一个人有无政治发言权的根据。因此，上述几种人根本不可能成为“造反派”的骨干力量，更不要说坏头头。我们知道，历来一个社会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并不一定需要来自该集团本身，何况“造反派”本身还包括许多“苗红根正”的社会阶层？
对任何了解一点“文革”的人，一切在“文革”中载沉载浮的“造反派”头头都必须有一个相对较好的家庭出身是勿须说明的事实，否则不要说敌对派肯定会大做文章，就以此为由将其“揪出”批判斗争，自己的组织就会为“甩包袱”而尽量将其清除。
那么，“造反派”头头大都是什么人呢？首先是头脑简单，思想单纯，热血沸腾，对毛泽东极度崇拜，对毛泽东“文革”思想极为敏感，并且满怀解放全人类的虚幻激情的青年学生。“十七年”的“革命传统”和“道德思想”教育，使当时的青少年普遍具有不切实际的“革命”狂热，以为只要“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多破坏多毁灭一些不好的东西，共产主义就会到来了。既然偶像毛泽东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怎么能不把作为“走资派”的各级党政领导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呢？再说远一点，毛泽东用青年学生来发动“文革”，在某种程序上也是利用了青年人的反传统反社会心理。
其次则是“十七年”中一直较受信任较受重用的“极左”分子。尽管他们也属于“十七年”中的幸运者，但在绝大部分“既得利益者”只会做常规思维追随党委的情况下，他们却随着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即敢于“踢开党委闹革命”，直到成为“造反夺权”的领导人物。例如笔者在囹圄中结识的原“钢工总”二号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厚民，“文革”前系武汉锅炉厂（武重）党委宣传科的宣传干事，1966年夏在北京进修，回武汉后见“最高指示”下达，擅自像北京一样组织全厂上街游行欢呼，遭省市委点名办“学习班”后，越压越气越压越左，干脆加入大学里的红卫兵，和激进学生一起“造反”，和其他具有类似经历的人成立了“工人总部”。凭心而论，这类人造反的初衷绝对不是想投机当官，只是受极左思潮驱使“杀上社会”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第三类人则是大批没有什么头脑的基层工农干部，到1966年底，见前两类人的“造反”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因为得到毛泽东“文革”政策的直接支持而气势日盛，便凭着本能觉得“造反”对自己十分有利，而雪崩般拥进“造反派”，并大量成立其基层组织。例如湖北襄樊工人张永善作为苦大仇深苗红根正的培养对象，遇“文革”机会“反戈一击”进行“造反”，“三结合”时竟官任襄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再如武钢工人董明会，作为“钢九•一三”的代表甚至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只要对其人的思想、学识稍作考察，就不难看出他们不具备从事任何领导工作的知识能力及气质，唯一使他们气壮如牛的资本只有“大老粗”的旷达豪放。
正是以这三类人为基础，在他们之外才有一些家庭出身比较不好，“十七年”中经历比较复杂的人混杂于“造反派”之中，因为“造反派”本身的地位决定了它们对“十七年”中受压制和不得势的人敞开大门的特点，并希望借此尽量扩大自己的声势。不过，恐怕无论在什么地方，这类人在“造反派”中充其量处于不惹人注目的幕僚地位，可能充任基层组织头头，但绝不可能作树大招风的头面人物。
应当说“造反派”头头的上述三种类型倒与中共解放前的发展历史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处：热血青年（红卫兵）相当于建党时期的参加者，其特点是理想主义与献身精神；第二种人则相当于大革命至红军时期的参加者，在前景尚不明朗时投身的原因与其说是为了光明的个人前景，不如说是为了反抗不公正的命运；至于第三类人，则和“百万雄师下江南”，即解放战争后期雪崩盘的涌入者一样，已经是在抢登历史的“凯旋车”了。
（二）毛泽东率中央代表团处理武汉保造两派恶斗
但是，“文革”毕竟是“文革”，被盲目热情驱动着慷慨激昂地互斗着的各派群众中，只有极少数人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与其说是“群众运动”，倒不如说是“运动群众”，所有投身这场“运动”的人都不过是全知全能的“大救星”手中的玩物而已。
然而，凡是说出真话的人通常很快就没有好下场，例如“文革”开始时红极一时的陶铸，只因说了一句“大权旁落”，便被毛泽东打倒，中央文革成员林杰说“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立刻从宠臣变为囚犯，更不必说那些讲出真话的普通百姓的命运了。正因为这样，那些政治上的活跃人物也就只能继续随“伟大统帅”的摆布，轮翻上阵表演一番，然后“犯错”下台。
言归正传，从1967年3月武汉军区解散“工人总部”，抓捕“坏头头”，到“七•二O”前夕，武汉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究竟在如何发展演化呢？
如前所述，作为对“造反派”的反击，各级党政领导人的亲信很快就在原来的各级共青团、妇女会，最主要是工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以保卫各级党委为宗旨的“革命群众组织”——“中华全国职工联合总会”，当中共下指示不准成立全国性组织之后，便化整为零，打出多种旗号（其中很大一部分更名为“一月革命”，并被“造反派”讥为“一夜改名”，也被“走资派”痛斥为帮倒忙），随后就又更名为“红武兵”。大约在1967年4-5月份，再次更名“百万雄师”，并且将全武汉市的所有“保守”组织都统一起来了。
由于他们本身就是各级党委的工具，又是在“文革”前“工青妇”基础上组建的，因此按单位按行业按系统实现全市大联合，真是轻车熟路易如反掌。曾以“破四旧”和揪斗抄关“牛鬼蛇神”（即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新老“专政对象”）为能事的老红兵，也就是“三字兵”，此时也恢复了一点元气。
不过，由于中学里的“三字兵”年纪轻，正处于反社会心理阶段，对毛泽东“文革”思想接受得较快较彻底，因而大多已转入“造反派”行列。所以，真正能行动起来呼应“百万雄师”的已经微不足道了，只有在各大学里，由于利害意识相对成熟，“文革”前形成的政治格局较稳固，他们以“大专院校红卫兵”名义开展的活动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影响。
作为“文革”前中共对城市人民进行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的街道居委会，此时也在各级“走资派”的指示下改名为“红城公社”（因以罗嗦婆婆为主体，被市民讥为“横扯公社”），也隶属于“百万雄师”的组织系统之中。
显然，到了“七•二O”以前，成熟形态的“百万雄师”与“造反派”山头林立的局面截然不同，是一个完全按照“文革”前行政系统组织起来的结构严谨、等级分明的有机整体。
“造反派”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工人总部”被解散后，其他“造反派”组织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压制打击，这就是陈再道所说的武汉军区的“这些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抄抓活动”。
但这种局面“却又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毛泽东此时的“文革”政策显然是支持“造反派”们继续造反夺权的。不仅上海的“一月风暴”被完全肯定，各地的“夺权”活动也没有像武汉这样遭到直接镇压。因此，武汉地区“造反派”在打击下清醒过来，左顾右盼之后，便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语气进行反击了。
首先，是以杨道远、丁家显为正副司令，以武汉测绘学院和水利电力学院等大学为主要基地的“武汉市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它们本来就是孵化和扶持“工人总部”问世的重要力量（如前所述因为1966年10月以前还只准学生成立组织，组成“工人总部”等社会上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当时也只好挂在学生组织的名下，其最早的办公地点在“文革”前的湖北大学内）。解散“工人总部”也是对他们的重大打击，他们的头头甚至也因此受到牵连。作为充满“革命”狂热的年青人，他们从毛泽东当时的“文革”政策中汲取了巨大能量，认为“斗争的大方向”对准“走资派”不仅没错，而且有功，于是立刻动员起来在武汉三镇大造舆论要 “为工总翻案”。其次，是从“工人总部”中分蘖出来的武汉市“九•一三”兵团，该兵团的主要负责人白玉柱、李湘玉最初和“工人总部”头头一起“造反”，到可以成立组织时，因为武钢、一冶产业工人集中，属武钢、一冶部分的人便在“工人总部”之外以毛泽东1958年9月13日视察武钢的日子为名单独成立了“九一三战斗兵团”。正因此，武汉军区以“3•21”通告镇压“工人总部”时它得以幸免于难，同时又不能不感到唇亡齿寒，不能不感到自身的安全倍受威胁。在“文革”时代，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只能“一贯正确”，只要一“犯错误”，就意味着“永世不得翻身”，所以“九•一三”便只能横下一条心，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也和“二司”一起坚决要求为“工人总部彻底翻案”。
由于“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组织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此后的岁月里也就团结得格外紧密，并成为日后“造反派”内战时期的“钢派”。由于在与“走资派”、“保守派”和武汉军区的斗争中态度格外坚决，乃至后来都在组织名称前面冠上了一个“钢”字，即“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
但是，另外一些“造反派”组织因为与“工人总部”没有多少天然联系，解散“工总”对他们虽然也是一个警告，但压力还不至于大到生死攸关，也就不愿与武汉军区的关系弄得太僵。例如以吴金鑫为司令的“工造总司”和武钢一冶“红旗”总部以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 “长办联司”等便是如此。或者因为以较有教养的大学生为主，比较注重策略，也同样不愿过分刺激武汉军区，例如以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华中农学院“造反派”学生组成的组织本来是“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部分，因为不满“二司”的强硬态度，纷纷从“二司”中独立出来，亦即成了日后的“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等。他们当时的口号就不是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而仅仅要求为之“平反”。此外，还有“武汉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即“东方红红卫兵”则因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取骑墙态度，则被群众戏称为“康老三”，其中只有一部分人倾向于“造反派”，并因此另立了“三司革联”。而原中学“三字兵”中，此时也有一部分转向“造反派”，成立了“中学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中学红联”。
此外，还应提到，随着“7•20”的临近，江城人民日益分裂为营垒分明的两大派，由于有“走资派”的暗中支持操纵，“百万雄师”在物资上得到当局的极大支持，并且大都直接以本单位为根据地，但这不仅不能改变他们在社会上处于少数派的地位，而且使大部分群众越来越态度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这些群众在单位里害怕打击报复不敢说话，在街头的辩论和武斗中，因为没有单位领导和“保守派”“秋后算帐”的威胁，便纷纷公开站出来为“造反派”喝彩，乃至帮忙。当各“造反派”组织在这些场合要和他们联系时，他们便以“钢八司”自称，乃至“钢八司”成了支持“造反派”的普通江城人民的统称，并且在“7•20”事件以后“北京支持你们”的纪录片中都出现了影子般的“钢八司”的旗帜。
从1967年3月至7月间，以武汉军区、各级人武部为后盾的“保守派”为了压倒“造反派”，迅速以冷兵器（主要是长矛）加解放牌汽车武装起来。随时向由大辩论转化成的武斗场所赶去示威和围剿。因为在街头辩论中“保守派”通常不仅理屈词穷，而且总是遭到大部分市民的唾骂。“造反派”不仅有毛泽东此时的一系列整“走资派”的指示作武器，而且也因广大人民群众“十七年”未能释放的怨毒情绪得到了渲泄机会，而获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样，无论何时“保守派”的辩护士一出现，就立刻成为大批市民围攻的众矢之的。笔者作为十三四岁的少年，便多次在听辩论和看大字报导时突然被从解放牌卡车上跳下来的“百万雄师”包围，在如林的长矛威逼下，“甄别”后赶开，然后远远地看着他们抓走几个“造反派”，或是看着他们撕下“造反派”刚贴的大字报并刷上斗大的标语“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等。在这种场合，如果恰遇“造反派”的亡命之徒，一场恶战自然不可避免。既然没有任何游戏规则可以遵循，两派之争的方式很快就循着任何无法无天时代的逻辑一拳头越大越有理的方向发展，因此，武斗的升级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武汉地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武斗，最有名的是汉口三民路的“6•17”事件。据说两派参战者人数均以千计，打死的就有十余人，时隔数日，笔者赶到武斗现场，仍可看到三具生满蛆虫的尸体躺在街上晒得冒油发臭。必须指出，两派的武斗多系“百万雄师”车队赶赴现场以武力压人所致，而“造反派”中既然以热血青年居多，便不顾“大敌压境”欲一显“英雄本色”并不惜“慷慨成仁”，因而仓促应战。当然，这以后如果“造反派”援军赶到，“百万雄师”对“小将”的围攻也就转化成了一场血肉横飞的冷兵器大战。此外，据说大规模武斗中，“百万雄师”还借用公安力量调动囚犯上街参战，暴尸三民路的那三具无人收领的尸体便系典型，但这种说法难以确证。不过，“保守派”通过行政系统调动农民进城围攻“造反派”，作为全国范围的普遍现象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如果说“造反派”在武汉军区的压制和“百万雄师”的打击下越战越勇，那也并不是他们有什么伟大的献身精神，更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群众基础，说到底，只是因为他们从精神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和“中央文革”的怂恿，所以认为“文革”必将以彻底清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走资派”为结果。作为这种“继续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他们当然也就是应当掌权的“革命英雄”了。注意，在这里必须把那些怀着悲壮情感“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身的个人和“造反派”这个以夺权为己任的集合概念加以区分。众所周知，集合概念的属性与组成它的个体往往是大不一样的。把毛泽东当时的一系列“指示”当作不受后来修正的历史路标看，恐怕不仅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旁观者清的外国政治评论家，也有很多人误以为他不是在争权夺利树自己的个人权威，而是在真正进行一次革命试验，努力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还政于民。
“文革”毕竟是“文革”，“武斗”只是“文斗”的继续。在这段时间里，“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渐渐演变成了“造反派”与武汉军区的矛盾，因为从毛泽东“文革”理论上看，“保守派”没有任何道义力量可言，如果没有武汉军区作后盾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加以支持，他们立刻就会土崩瓦解，而真正能对“造反派”的生死存亡构成威胁的，也不是“百万雄师”的长矛，而是武汉军区的部队和军区首脑的命令。但是，谭震林等老师大闹怀仁堂和青海军区司令赵永夫下令向“造反派”开枪均受到毛泽东的谴责。因此，武汉的“造反派”在和武汉军区日益尖锐的对立中，干脆把希望寄托在打倒“武老谭”陈再道身上。到“6•17”大武斗以后，武汉街头已到处流传着“造反派”争取打倒陈再道的民谣：“嘿嘿，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针对“百万雄师”、“公鸡下蛋，工总翻案”的提法，则提出“公鸡要下蛋，工总要翻案，陈大麻子要完蛋，百匪要解散”。同时，街上关于陈再道强奸几十名妇女的绘声绘色的报道和关于武汉军区几位正副司令、政委腐化生活和军阀行径的报道也随处可见。对“造反派”这些揭老底作法，“百万雄师”的反击如果放在为将军个人问题的辩护上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因此，他们只能以“反军乱军”这种抽象的政治帽子帮武汉军区进行还击，以冷森森的语气威胁“造反派”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不幸的是，“百万雄师”此语虽然刻薄，对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奉为绝对真理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社会来说，却不过是“一言道破天机”而已。
联系陈再道文章的说法，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北京反击了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黑风”后，武汉“造反派”也大造舆论要揪出他这个“武老谭”，而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之类的文章和中央文革的许多指示，都一次次给眼看精神上要垮掉的“造反派”以极大的振奋和支持等等。我们就会再次发现他的“述”客观和“评”的主观。因为在他看来“中央文革”才是罪魁祸首。事实上，“中央文革”却不过是贯彻毛泽东意志的临时工具。另外他认为自己取缔“工人总部”，抓几个头头就能使“造反派”从精神上垮掉，等于说他滥用一点军权就能挡住“毛泽东思想阳光”对“造反派”的巨大作用。虽然说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纯属林彪之流制造的现代神化，但对“造反派”来说，毛泽东此时不断发出的“揪走资派”指示确实使他们坚信自己不仅在为真理而斗争，而且因为有毛泽东支持和指引，取得最后胜利将是历史的必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越战越勇，越压越强，应是题中应有之意。
“造反派”的可悲之处也正在于此：他们当作神明崇拜，并且以其意志为自己意志的毛泽东，只不过是把他们当作微不足道的玩偶而已，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旦刘少奇被打倒，他们的那一点利用价值便立刻消失殆尽，虽然极个别人可以“结合”进领导班子当作个点缀，但就“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组织”而论，则绝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打个比方说，他们就是朱元璋“火烧功臣楼”的纵火人，杀死功臣的人想成为功臣，岂不是利令智昏？不要说“造反派”，就连“中央文革”，既便毛泽东在世时，又有几个没有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可惜，“大梦谁先觉”？时辰不到，历史再荒唐，也只能按荒唐的逻辑继续演绎下去，让一批批说是英雄未免滑稽，说是小丑未免残酷的历史人物粉墨登场，演出一幕幕悲壮的闹剧，昙花一现后匆匆而去。
且再来看陈再道提供的史料。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住进武汉东湖宾馆，7月15日和16日的两个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在梅岭1号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问题，讲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方法。对于如何处理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为‘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拥护陈再道。”从上下文看，陈再道或许篡改了毛语录的两个字——“群众”更像是“保守”才说得通，因为在这种指示中，专门用一个陈述句没有意义，以当时的标准衡量“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样一个判断不仅符合事实，也与毛泽东偏袒造反派的通篇指令更加吻合。
“7月18日下午，我们的汇报全部结束。周恩来发表总结讲话，他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错误是严重的。但是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接着他说：军区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
陈再道的这些回顾，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造反派”丝毫没有误解毛泽东甚至周恩来此前“揪走资派”的指示，他们自以为“大方向完全正确”也绝非一厢情愿，对“造反派”行为的肯定则并不是“中央文革”“假传圣旨”，而是毛泽东本人作出的决定，并由周恩来亲自执行。正因此，包括当时十三四岁的笔者在内的大部分武汉市民之所以支持“造反派”，就明意识而言主要是盲目崇拜毛泽东并且“深刻领会”了一系列“最新最高指示”所致，并因而在此时表现为“领袖与人民心相通”。
“7月18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我和钟汉华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梅岭1号。……‘我们不承认犯方向路线错误。’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我当时思想不通，说话有点气呼呼的。‘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笑着说”。
在中共历史上，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人不是死于非命，便是党内的反面教材，甚至只要说是“犯过错误”，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所以，陈再道当然不愿承认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但象上帝一样掌握全党全军全国官员政治命运的毛泽东，说某某人犯了错误则纯粹如同儿戏，几十年里，尤其是“文革”中，因为他的一句话而从平步青山跌入命运深谷乃至命丧黄泉的大小官员不凡几。当然，他也可以先说某人犯了错误，然后再加以重用。正因此，“方向路线错误”对陈再道来说是性命悠关，对毛泽东则不过是一句玩笑而已。这种情况当然并非中共的专利，更不是“文革”的发明，而是中国数千年高度中央集权政治的专制主义传统，唯一和传统有别的只是统统贴上了新时代的政治标签。“文革”之中，毛泽东作为永远正确的绝对权威，为了个人的恩怨和放纵，无数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仅是“走资派”，也包括“造反派”，都随时会因为他的兴之所致忽而打下地狱，忽而捧上天空，就连“中央文革”成员，除开他的老婆江青，何尚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眼界再放开一点，纵观“文革”之中，甚至周恩来也不时要被他公开讽刺挖苦打击几句，也许除了林彪（70.9.13之前活着时），唯有特务头子康生没有公开挨过他的骂。当然，对这几班帮助他控制全国从而须庚难离的人通常不仅他的训斥有分寸，也掌握了时间和火候，但对再低一级，再次要些的人物，则完全是兴之所致任意臧否了。
“毛泽东……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文革”中在武汉做出的的这一指示，是此后处理各地两派矛盾的指导方针，但因为接着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七•二O”事件，武汉地区的运动反而以“造反派”一时大获全胜为结果。
毛泽东与中央代表来汉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和”（解决）“保守派”和“造反派”的矛盾。在他看来，他制造出一个揪“走资派”的“造反派”并造成“造反派”和“走资派”及其鹰犬“保守派”的矛盾，又让这种矛盾服从自己的“伟大战略部署”而归于消逝是很自然的事。他希望“工人总部”平反后，“中央文革”再做点工作，然后让陈再道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同时支持两派，武汉的“文革”闹剧便可走向结束。他清楚，尽管“保守派”对他的“文革”政策有抵制，但绝不是针对他本人，尽管“造反派”对他达到进行“文革”的目的有功，但绝不能用他们来代替“走资派”去执掌一切权力。事实上，两派群众在一定条件下都能服务于他的某些目的，而他则希望这些愚昧的群氓在他需要的时候，就会因为“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重新归于统一。
然而，这位高高在上的“大救星”丝毫没有考虑到在世俗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中生活，各种政治、思想无不打上利害关系的烙印！在武汉这样派性严重斗争剧烈的地区，“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结果就像毛泽东本人所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7•20”事件大半年以后，“保守派”在“走资派”庇护下“借尸还魂”时，指责“造反派”想以“保造划线”制造一个高等种性的“造反阶级”和一个低等种性的“保守阶级”，应当说这是非常客观的说法；反过来讲，更精确的历史事实则是“保守派”不仅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即得利益”阶层，“文革”后因“保守”有功更其如此。两者无非是说法不同，其实际意义并没有多少区别。两派的这些看法，其根源则正在于中共多年来向人民灌输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理论，其逻辑无非是：1、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文革”是“革命”，是“造反派”革“走资派”的命；3、那么“造反派”推翻“走资派”后，除少数人掌权外，广大造反派群众当然要取代“保守派”，并像“十七年”中压制“地富反坏右”一样对付“保守派”。至于“保守派”的逻辑，则是前面提到过的，各级党组织是毛泽东和中共在当地的体现。解放以来他们之所以能享受政治经济好处，正是毛泽东和中共通过各级党组织带给自己的，所以自己保卫党组织和党委书记就是保卫毛泽东和中共。“造反派”则是通过否定党组织和党委而否定毛泽东与中共。因此，只有战胜“造反派”，毛泽东和中共才能依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委书记继续领导国家，“保守派”自己也才能重享各种既得利益。当然，“造反派”和“保守派”的这种逻辑在毛泽东的统治下是绝对行不通的。不过，作为两种社会政治力量，它们却不能不对历史的演进起一定的作用，并对毛泽东按自己的逻辑解决问题产生一定影响。
此外，事实上，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即使抽象地讲也只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谬误“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翻版。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永远被分为多种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层级，各群体各层级之间是有很多利害冲突的。尽管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三个国际的工作，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将进一个世纪中，世界上的工人运动一度十分蓬勃，并且进行了一些协调，但它们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理论中想象的那种利害关系高度一致的群体，作为社会的低智力活动群体，作为社会生活的从动性力量，他们除了因经济原因结合在一起，对争取社会公正有贡献外，无论从人类的精神，还是从社会发展的指向来说，按人平均的作用都是很小的。撕下理论家们代他们立的言和给他们戴上的光环，凭心来说，每一个真正始终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工人，无论在什么社会中地位总是十分卑微的，并且从群体上说社会地位永远不可能得到改善，更不可能成为领导阶级。正因此，他们的个人利害关系从总体上说总是大于群体关系。小群体利益大于大群体利益，越上升到大的群体，所获得的虚衔可能越多，但对他们的实际利益也就越没有意义。所以，对工人来说，与其他人其他群体之间的利害冲突比比皆是。工人阶级内部更有多种多样的利害冲突存在，并因此使“工人阶级”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例外地结成了一个整体之外，通常只是一个具有无限矛盾内含的集合概念而已。事实上，本文前面早已说过，中国的工厂企业在“文革”前乃至在今天始终都是依靠百分之十几的核心和百分之二三十的骨干来控制另外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普通工人的，而这也正是“文革”中“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渊源之一，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发展成派斗，怎么能说不是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呢？换句话说，即使曾经不是“根本的利害冲突”，“文革”的派斗也使之必然要发展到这一步。
从发展的观点看，就连原非铁板一块的“造反派”自身，只要一得势也就会出现根本性的利害冲突。“7•20”事件以后的“钢新斗争”就是明证，这一点暂时存而不论。现在首先要说的是“造反派”本身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前面分析过的三四种头面人物只是占其百分之几的核心和骨干，作为“造反派”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则是一大批处于反社会心理阶段的青年学生和少数青年工人，这些人对毛泽东“文革”的反传统的“革命”思想具有极为灵敏的感受性，其中的许多人都以比他们所崇敬的“革命先烈”更惨烈的方式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但从狂热迷信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只要假以时日，他们也将会对毛泽东“文革”后的新秩序构成巨大威胁。不过，毛泽东的确英明，在“文革”后期将其中极少数投入牢房的同时，其他的统统赶到无法对国家和社会稳定构成影响的乡下去当“知识青年”，便轻而易举地化解了这股可怕的力量。而形成街头“造反市场”的广大群众，则除了因为“十七年受压”和对各级官僚弄权的“逆反心理”希望借此出一口“鸟气”之外，与“造反派”头头更没有多少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更清楚“造反派”获胜绝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事实上的好处，他们之所以对“造反派”喝彩，只不过是图个一泄胸中对“十七年”无数政治运动造成的沉闷气氛和精神压力的郁结，获得个暂时的畅快罢了。“文革”的持续使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积重难返的家庭经济问题，到那时候，他们也就绝不会再对“造反派”的佛头着粪行为感兴趣了。然而，“造反派”头头们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不能“冲杀”出一条通向掌权的血路，那么就是不死，后半生也绝不会活得很轻松。因此，“走资派”和“保守派”指责“造反派”头头想“造反当官”绝非无稽之谈，而是一针见血的“不刊之论”。无论在“朝”的当权派，还是“在野”的“造反派”，无论他们在“文革”中使用的什么时髦的革命词汇，透过其光怪陆离的奇特表象，我们都不难发现其中与几千年专制政治本质上完全同一的东西。专制政治的特点，是把绝大部分老百姓变成权力的奴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就出少数野心极大的政治狂人。当专制政权行将崩溃时，这类狂人的目标就是黄袍加身，在专制政权尚能延续时，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即“只反贪官，不贪皇帝”。就“造反派”而言，便恰如古代的农民野心家遇到强有力的帝王一样，只能按“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模式造反了。正因此，他们一方面是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狂热信徒，另一方面与“走资派”和“保守派”在权力问题上绝不可能妥协，对他们来说，那些青年学生的献身精神不过是问鼎权力的借力。那些普通群众的喝彩，更成为他们借以向“走资派”炫耀的民意。事实上，就是这些“造反派”之中，也存在着大量潜在的根本性利害冲突的。
说到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文革”时代的政治与封建王朝的共同之处。也就是一切专制政权的本质特征——权力高于一切。众所周知，封建时代只要夺取了政权，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人只要掌握了实权，便可“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帝王掌权，群臣“伴君如伴虎”。反过来呢，则“权归臣兮鼠变虎”。还在“文革”以前，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就逐渐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口实，反复强调要抓紧“刀把子”和“印把子”。进入“文革”，“权”字更被放到了高于一切的位置。说到底，“文革”就是一场“夺权”斗争。按当时的说法，便是“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夺权的艰难，保权的重要”；“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这“一切”当然包括生命。正因此当时还有一句流行语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所以，与封建王朝无异的“文革”，其“派斗”当然与封建时代“党争”一样，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对于“造反派”而言，“文革”必须以打倒“走资派”，压倒“保守派”（但毛泽东必然只能依掌帮自己打下江山的人掌权这一点，决定了这种假设是绝对不可能的）结束。
从理论上讲，由于他们属于是以比“走资派”更“左”更偏激的“全面专政”思想为指导夺取权力的，因此，他们掌权的结果只能是像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之流一样，以不事生产而滥杀无辜为能事。不过，事实上这种局面并不可能再现。因为哪怕加上“中央文革”，“造反派”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不仅没有“走资派”即中共在解放前二十八年血与火的战斗中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建立起来的再生力极强的金字塔形组织结构，因而其整体性能根本不值一提，更重要的是，一旦解决了和“走资派”的矛盾，“造反派”也必将和历代造反农民等一样，会陷入无止境的分裂和争夺之中，其结果与其说将导致“一党专政”，不如说必将使整个中国走向大动荡，甚至大混战。从武汉地区“7•20”事件后到“革委会”成立初期“造反派”的“钢”、“新”武斗比他们和“保守派”的武斗更剧烈，并且从冷兵器升格为现代火器之战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以上推演的端倪。
正因此，毛泽东对解决武汉“保守派”与“造反派”问题的指示，即使“一句顶一万句”也无济于事，它们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绝不会因为偶像一句“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空话而停止。事实上，正是毛泽东的武汉之行和荒唐的解决办法，反而导致了两派矛盾的急剧恶化，并激发了“7•20”事件的产生。也正因此，陈再道将责任归咎于“中央文革”，尤其是王力、谢富治，纯粹是封建时代“奸臣误国”之类荒唐说法的现代翻版。
（三）“文革”大局下的“7•20”事件被毛泽东轻描淡写
再来看看陈再道对“7•20”事件本身的一些述评。“在7月15日至18日四个下午，周恩来召集的汇报会上，当我们汇报时，谢富治、王力坐在那里盛气凌人，态度蛮横。……谢富治恶狠狠地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三钢’、‘三新’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要180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
“中央文革”此时是毛泽东亲率的“执法人”，其颐指气使之势可想而知。不过，陈再道这里引用的话，一是转述毛泽东的旨意，二是相对客观地陈述武汉三镇街头的气氛，以此作为“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的罪状是没有意义的。
“7月15日、16日的两天夜里，谢富治、王力首先到了造反派的据点，接见造反派并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对造反派表示亲切的慰问和支持。”
“7月17日夜间， 谢富治、王力等人来到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对‘百万雄师’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一到就让‘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全面开出一张‘头头们’的名单（7月17日，开在这张名单上的13个人全被以种种罪名逮捕了，他们其中的8个人一直被关押到1972年，才能批准‘保外就医’放出来……）。”陈再道以指责口气陈述的王力、谢富治的所作所为，显然均未超出毛泽东的意旨，而他对“百万雄师”头头被抓了几个人关了多长时间不仅记忆犹新而且无限同情，对同时期“造反派”被抓的成百上千人，并且一关关几年几十年，则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无疑是他基于其利害关系表现出的爱憎分明。
“就这样，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非但没有得到缓和，反而一天比一天加剧了。”
事实正是如此，不过，究其原因，这种局面只是毛泽东用来结束武汉问题之指示的必然结果，要归罪于王力、谢富治，实在是极度夸大了他们的作用，他们不过是贯彻毛泽东荒唐意志的两个奴才，虽然此时看起来红得发紫，但实际上给毛干活，办好了无功，办不好则有过，并且必然在某个时期成为替罪羊，王力后来的下场也正是如此。
就当时情况而言，在武汉军区支持下取得了对武汉地区进行武力支配地位的“百万雄师”不服从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依毛泽东指令作出的一些安排，从思想上和社会上作出强烈的反应，不仅继续坚持“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的极端态度，而且公然谴责和殴打作为中央代表的谢富治、王力，无疑是激化矛盾的主要方面。
当然，陈再道本人绝不敢背后操纵这些事件，但他心中对“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联合起来上街向“极左派（自然不包括毛泽东）示威和施加压力，无疑是非常欣慰的。该文中他就一再流露出这种意思。
至于“造反派”，从受压中喘过气来后必然会对“百万雄师”进行疯狂报复，但是，此时他们不仅惊魂未定，而且被“百万雄师”借助“8201”部队的力量在全市开展的大围剿大搜捕中打得七零八落，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我直接观察到了这些情况，非常清楚除极少数地方（如被“新华工”守卫的华中工学院）外“造反派”均已转入了地下状态。所以这些日子里“造反派”在街头并无任何力量显现，也就丝毫不必为矛盾的激化承担责任。
“7月19日，我们按照事先的计划，上午召开军区常委会议，通过已修改好的我和钟汉华的检查，下午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谢富治、王力出面作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百万雄师’对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做出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大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势头。晚饭后，省里直属机关的干部们还有部队里的一些战士，来到了军区大院的门口……军区大门已无法通行，我们只得把王力从后门送出去，接着我和钟汉华立即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了朱洪霞、胡厚民。”
这里又出现了封建时期的政治用语“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遗憾的是用得却不是地方。历史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主要是这么两种情况：第一，官家的剥削压迫使人民无法忍受，乃至纷纷揭竿而起；第二，是官家的某种专制行为触犯众怒，导致激反百姓。从“文革”来讲，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如果说王力、谢富治（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要给“工总”平反并指责了“百万雄师”是“逼”其造反，他武汉军区司令此前抓朱红霞胡厚明，就不是这种逼民造反的“官”？这些事实显然表明，陈再道作为“派性”的奴隶根本不可能性公正地看待史。比起陈再道的观点，应当承认中共关于解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革”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由领导者错误地发动的运动的提法虽然抽象了些，却要公正得多。
因为若从陈文看，“文革”的罪魁祸首不应是发动者，而应是“造反派”和王力、谢富治，充其量再加上“中央文革”之类逼反“保守派”和“8201”部队的官家了。
从当时的情况说，迫于毛泽东的压力，陈再道不得不违心地做检查，并释放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但从内心里他对此是极为不满的。因此，看到半年来在他的政策保护下横行武汉三镇的“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以及军区中的一些干部战士冲击要害部门向中央代表团示威，当然不能不暗自高兴，特别是事后回顾时，更对此充满了由衷的欣慰之情。所以，尽管他一南表明自己与“7•20”事件中“保守派”和“8201”的暴烈行动没有直接关系，却丝毫无法否定他与该事件的精神联系和政治同盟的事实。不过，笔者在“林彪反毛实属附会”一文中早已指出。毛泽东在世时的半神地位，使包括林彪在内的下属中任何人都没有反对他的那份胆魄。所以，陈再道更没有这种勇气，事实上，他自己当时更可能为毛泽东的安全万分担心，因为愤怒的“保守派”万一冲击了毛泽东本人，那么他的政治命运乃至生命本身恐怕立刻全完了。
“7月20日这是许多人开始遭殃的日子，它的分分秒秒我都不会忘记，永远烙在我的心灵深处。”
奇怪的是，事隔二十余年，陈再道仍然无视“保守派”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事实，如果不是“保守派”自己的过激行为，包括陈再道本人在内的这些人又怎么会遭殃呢？和刘少奇邓小平这类“走资派”本来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整的对象不一样，陈再道挨整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7•20”事件的结果，如果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走极端，他将和其他各大军区司令员一样始终是毛泽东维持局面的“柱石”。
“我到谢富治房间里刚刚坐下，‘百万雄师’的200多名代表就愤愤地冲了进来……就在‘百万雄师’的代表即将离去之际，又旋风盘地冲进来几百人，这些人多数都是部队的战士，……怒气冲冲地冲进来……那样子真是咄咄逼人，不容分说……冲着我就是一阵拳脚枪托，以此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雨点般的拳脚、枪托，又是一陈猛打，猛砸……”
“这一天，武汉三镇也像开了锅一样，听说，有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驻军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机关干部和学生的游行队伍也是一望不到头，他们一路张贴标语，一路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注意，这里的引文统统来自陈再道的回忆文章，我们不能不为这位司令既敢于承认事实，又完全不讲道理的蛮横感到惊讶。“百万雄师”的这些做法难道不是最惨无人道的“打砸抢”行为？然而，在陈再道眼里，所有这一切是因为他的基本群众之所为，就不仅不具有暴民性质，反而为其作出发自内心的赞叹，连自己被打了也满不在乎。然而，这正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霸主式逻辑！以上行为如果是“造反派”所为，陈再道难道还会不对之以“反革命事件”论处吗？
当然，从人类历史上看，陈再道不过是一芥莽夫，我们不能指望他有政治家的胸怀和历史学家的公正，但是，既然他完全清楚“7•20”事件的始末纯属“百万雄师”和“8201”的过激行为所致，还要将之怪罪于毛泽东的“文革”鹰犬王力、谢富治乃至造反派，则未免滑天下之大稽。
陈再道对“百万雄师”、“8201”和武汉军区官兵的“7•20”游行充满赞赏之意的回忆，只是出于他个人的政治偏见。作为该事件的目击者，笔者清楚地记得作为“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公车上街的真实场面：从7月20日至7月22日，“百万雄师”借助“文革”前的行政系统将武汉市各大单位的卡车统统集中起来，一个个头戴柳条帽，手拿长矛对准街道两旁的路人，坐在车上在武汉三镇到处炫耀武力，而“8201”部队官兵则干脆在汽车上架起机枪横冲直撞，给江城造成了极度残酷的恐怖气氛，根本得不到多少群众的支持。在他们的疯狂“围剿”下，绝大部分“造反派”都主动从据点里撤出去疏散到市民中，以避免冲突，同时在群众中广泛散发王力、谢富治代表中共的为“工总”平反和陈再道、钟汉华等武汉军区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指示”。因此，对毛泽东“文革”政策寄予极大期望的武汉三镇市民大有“快解放了”那种极度压抑的同时又胜利在望的景象，这种景象恐怕和二战时期在日本统治下的东亚各国人民听说美国在广岛扔了原子弹的心情一样。在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造反派”本身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感召力，而是人民群众此时尚对毛泽东的“文革”将带来一个美好新社会抱有幻想。事实上，当时不光是“造反派”，普通市民因为害怕“百万雄师”“临死前的猖狂一跳”也纷纷关门闭户，尽量避免上街。笔者的父亲作为基层干部工作二十余年，从未迟到早退，此时也在同事们劝说下接连三天（7.20~7.22）躲在家里不去上班。笔者本人作为好奇的少年天天溜到街头看热闹，和其他好奇心强的人一样，远远地看着杀气腾腾的“百万雄师”车队敢怒而不敢言。直到车队走光以后，才钻进聚在一起的人群中听大家的议论。这时议论的共同点是：既然中央表了态，“百万雄师”还要这样对着干，真是不知死活！由此也可见，排开主观愿望不论，市民们的认识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听中央文革代表毛泽东作的指示没错，不听就要大祸临头。
从“文革”的角度看，“7•20”事件的严重性还在于毛泽东本人正在武汉“视察”，并且就住在受到“百万雄师”和“8201”冲击的东湖宾馆里。
因此，他们的冲击直接对毛泽东本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何况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实际上只是毛泽东本人的随员），都挨了打，那么形势稍一混乱，什么事情不会发生！
试问，在中共掌权的近半个世纪里，什么时候发生过第二次普通人冲击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驻地，并且如此野蛮殴打中共领导人（陈再道是被错当王力打的，王力本人也的确挨了打）的事件？
固然，这种事如果以民主政治的眼光衡量，根本算不得什么，但在一元化专制之下，即使导致大镇压大屠杀也不为怪！
“下午五点钟，邱会作一一告诉毛泽东，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请毛泽东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翌日凌晨两点钟，毛泽东坐着武汉空军基地的汽车在武空刘丰等人秘密‘护送’下离开了东湖宾馆梅岭1号，踏上了赴上海的行程。”
如果陈再道不是主要当事人，让他来考虑一下在“文革”那种神化毛泽东的历史条件下，恐怕也很难不认为“7•20”是一次反对毛泽东的严重事件！“文革”的特点，一般人都知道是在“整走资派”，却很少有谁注意这个特点的另一面——有整下去的就必然有因整人爬上去的！一旦有人栽了跟头，其他人便赶紧落井下石，在吃屎的中共天经地义。这么做，一则避免受牵连，二则可能的话还会因此而发迹。这样，当陈再道受“7•20”之累处于危难之际时，他的老部下武汉空军政委刘丰却获得了讨好毛泽东的天赐良机，在“救驾”之后再大造舆论，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尽管陈再道对刘丰的这些做法恨之入骨，从当时的国内形势看，如果他和刘丰换个地位，其做法恐怕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7月22日，驻武汉海空军发表声明：“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与此同时，坐镇北京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7•20”事件。7月25日，林彪亲自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百万人欢迎谢富治回京的集会。由此以“文革”标准给“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百万雄师”则定为“反动组织”。
陈再道对这些定性当然极为不满，因为在他看来，即使说“百万雄师”的作法有些过激也是为了保“走资派”保“文革”前十七年建立起来的秩序的正确行为，并且从直接指向上说绝不是对着毛泽东本人的。笔者作为民主战士当然也不认为“7•20”事件是什么非常值得谴责的事情。但是，从“文革”时代的政治来看，陈再道的看法却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林彪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对“7•20”事件采取的措施也许有一些个人特色。但不管换上谁，从总体上讲，中共当时对“7•20”的定性都不会有原则区别。因为在“文革”的混乱状态下，国家对人民的控制建立在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和中共绝对权威的承认和军队的支撑这两点上，而陈再道作为武汉军区司令支持“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又无视中共权威，公然进行“武装对抗”，无论其中有多少委曲情节，中共都不能不对这种作法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其政权感到极大的恐惧。如果这种局面蔓延到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组织”都不再听从毛泽东和中共的指示，军队也向“革命群众组织”靠扰，而不服从毛泽东指挥。那么“文革”就将不再是毛泽东玩弄的政治把戏，而成为“天下草昧群雄竟起”的开端和又一代风流人物逐鹿中原的起点。固然，这种情况是很难出现的，但以权力高于一切为宗旨的“文革”发动者更绝对不能容忍任何这类苗头出现。所以，如果不是林彪等人已经以激烈的方式采取了行动，毛泽东本人直接处理时，恐怕反而会更严酷一些。而林彪下令全国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声讨“7•20”，其更深一层的意义恐怕还在于中共担心其他军区是否会有不听指挥的动向，而不仅仅是针对武汉军区和陈再道进行谴责。
7月23日凌晨，陈再道、钟汉华被召去北京。回忆文中说：“飞机上，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毛泽东的笑容……但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这么搞法？我们跟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未曾动摇过，为什么现在一个个都跟不上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陈再道当时真这么想，倒表明他还有一点独立思考能力，比只会盲从毛泽东者要聪明一些。不过，从“文革”的正统观念看，陈再道如此怀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真够得上“反革命”标准了。事实上，陈再道和所有“走资派”之所以不理解毛泽东搞“文革”的作法，当时人民群众就已经很“理解”了——与其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如说是他们遇到了老问题：当年他们和毛泽东打江山是一起把权力从人家手里夺回来并瓜分，因此，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文革”中，毛泽东不仅要把刘少奇手中的权力夺回来，还要把跟他一起打江山夺政权的“走资派”的权力统统夺过来重新分配。这样，毛泽东和他们的利害关系处于对立状况，他们怎么还会乖乖听毛泽东的话呢？至于陈再道作为武汉军区司令，毛泽东要依靠他和像他那样的封疆大使来维持地方局面，并没有剥夺他的兵权，但他出于同僚和“走资派”休戚与共的关系和维持局面也维持自己权力的需要，支持“保守派”保“走资派”，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毛的“战略部署”，因此当然不可能“跟上”了。
我们应当再次指出，陈再道的确没有反对毛泽东，也根本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胆量。不过，绝不因此就使“7•20”事件反毛泽东“反文革”的性质有所变化。正是这个原因，文革时代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整他是必然的，文革后他以此为荣，并被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加以赞赏也是必然的。
“（7月23日）凌晨5点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他们为了提高这条消息的宣传效果，连续播送了三遍，从此打响了舆论大围剿的‘第一枪’。”
如果“百万雄师”、“8201”和武汉军区官兵不冲击中央代表团驻地，不殴打传达和实施毛泽东意见的谢富治、王力，以致威胁毛泽东的生命安全，不搞武装大游行，当时的中央怎么会改变毛泽东调合两派的主张而向“造反派”一边倒呢？如果把矛盾激化的开始比作“第一枪”，只能说这“第一枪”是由“百万雄师”、“8201”放的，陈再道将“文革”中央对“7•20”事件定性的开端比作“第一枪”，实在是以自己个人利益为依据评价历史的不智之说。
应该指出，以中共“文革”时期的政策水平看，对“7•20”事件的处理无论是毛泽东的表态还是以林彪为首坐镇北京的党中央的措施，还是比较尊重事实，比较讲政策的。
例如，大者，与1959年整彭德怀相比，彭黄张周充其量只是有一点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把他们打成“军事俱乐部”，以从政治上置于死地。
小者，与武汉一年以后被毛泽东点名的由几个大中学生搞的“北•决•扬”相比，不过是为几篇文章和一个思潮，就抓了有关系的几十个人，整了多少万人，几个主要头头甚至关押了十年才放！
所以很清楚，“7•20”虽然具有反毛性质，并且差一点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但毛泽东知道这主要是出于保“走资派”即他的“功臣”的感情所致，而保除刘少奇以外的“走资派”与他的利益并无根本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从总体上说，他本人也并不准备真正打倒这些人，所以说他一再申明要保陈再道是可以理解的，即便在“7•20”事件以后，毛泽东和中共的正式表态也还称陈再道为同志，更表明处理此事的慎重。但无论如何，对毛泽东和此时的中共，这种可能酿至严重后果的事件不严厉处置以杜效尤也是不行的，这样，定性时用了“反革命暴乱”词句，并说随时准备粉碎之，当然可以理解。话虽说得这么严重，却并没有像“文革”前后遇到类似定性的事件时那样大肆“杀关管”，只不过抓了十几个头头并把他们关了两三年而已。这就说明，毛泽东和林彪及中共并没有把这个事件真的看得多么严重。
毛泽东显然明白，激反“百万雄师”的原因正是他试图在为“工总”平反的基础上调和两派的非现实方案所致，陈再道作为帮他打天下帮他维持政权的军方代表更不能轻易得罪。中央军委的其他老帅多半处于无权地位，有权的林彪则连北京地区一个连队去割麦子也要交给毛泽东本人批准。这一方面是他巴结毛泽东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不敢负责的表现。因此，事实上此时中国的军队几乎每一层都得直接听命于毛泽东本人。但“文革”发展到这种时候，全国的行政体制已经彻底崩溃，所以维持政权的最后力量——军队出面收拾残局已成定势。各大军区负责人作为“封疆大吏”也正跃跃欲试地打算总揽当地军权大权，这样，他们比位于北京的中央军委具有更加重要的性质。而这些直接掌握地方军事力量的司令员们，早已被“造反派”日益增高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呼声弄得怒不可遏，显然，下一步不是他们镇压“造反派”，便是“造反派”将他们也打倒。然而，兵权在握的封疆大吏可不像省长书记们那样有涵养，那样容易听任摆布。例如，当时十大军区司令员中后台最硬的许世友，在南京造反派要揪斗他时，就干脆带着几千人住进大别山的军事基地躲起来，并且告诉毛泽东，如果造反派来抓他，他就要下令开枪开炮（一年以后，许世友正式执掌江苏军政大权时，便以揪“5•16”为名抓了二十多万人，这些人当然都是“造反派”和同情“造反派”的军政人员）。再如青海的赵永夫便真的下令军队开枪打死打伤数百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来武汉前就说过，陈再道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代表着各大军区司令，对陈再道他要亲自出面去“保”。说到底，毛泽东保陈再道就是要保住他本人通过军队对全国局势的最后控制。
正因此，毛泽东不仅始终对陈再道采取慎重、温和的处理方式，而且，当没有政治洞察力和在变幻莫测的文革官场中缺乏生存能力的王力自以为反对陈再道有功，竟然在1967年12期《红旗》杂志上按毛泽东本人的旨意提出要“揪军内一小撮”（其实这本是毛泽东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派”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后，毛泽东作为“枪杆子出政权即真理”的倡导者，听叶剑英问他：“现在政权已经没有了，军队再一乱，我们今后拿什么恢复局面?”立刻明白自已经走过了头，像这样下去必然自毁基业，自寻死路，立刻将王力和关锋、戚本禹这些只有一时利用价值的刀笔吏们统统毫不留情地收拾掉了。毫无疑问，王力奉毛泽东之命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军内引起了极大的恐惧，也对精通权术的毛泽东起到了极其强烈的反效果。据说，口含天宪的毛泽东在叶剑英的提醒下阅过此文后批上了四个大字“还我长城”，并下令将王力关进秦城监狱后亲笔批上“此人不得提审”几个字，以免旁人知道，王力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反军乱军”的文章其实是在他自己指示下搞的。
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毛泽东不仅不再提“军内走资派”，而且迅速赋予各大军区司令员全盘执掌当地军政领导工作的重任，在将全国各地统统置于“军管”之下的前提下，成立了所谓“有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所有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无一例处地由军代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由此使社会恢复由中共“一元化领导”的常规秩序。
军人干政，从来都遗祸无穷，这种极端专制的形式在中共掌权二十年后复现的意义“文革”史家们尽可评说，但对“文革”来说，想要结束，舍此之外也别无他法。如果说毛泽东造出个“中央文革”和“造反派”，除了清除刘少奇这一点外，从政治上讲只能说是拿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那么，他依靠军管来结束“文革”则是用自己的右手来打左手。这样，即使发动“文革”本来还具有从实质上改善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用意。也被结束“文革”的军事管制手段抵消了。
事实上，尽管“全国山河一遍红”后的中国政治面貌与“文革”前颇不相同，但从实质上说不仅完全恢复了“文革”前的基本制度框架，而且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均更不利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民众的收入更少、生活更加难以为继，政治上更加受打压、言论自由社会自由更少了。这一点，除对极少数发国难财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即“革命群众代表”外，于当初同情“造反派”并且对其大力支持的广大群众来说，无疑是个非常可悲的事实。
“7•20”事件的发生，使武汉的“造反派”以喜剧形式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一胜利甚至以全国性的大游行、大声援为特征，其荣耀程度真是无以复加。而作为“保守派”的“百万雄师”一时则成了众矢之的，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
如果历史本是一条直线，那么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会像非欧几何的出现一样，必将使这条直线在无限远的地方与它的平行线相交，乃至错开，何况在“大救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几年翻一次烧饼已成为中国当时政治生活的特点呢？须知，军方领导人与“走资派”即“文革”前的行政领导人本来就是两位一体的，“保守派”不仅是“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同样也是军方建立新秩序的依靠对象。这样，当“军管”、“三接受”成立“革委会”时代相继到来以后，“造反派”欢庆自己大获全胜时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也就戏剧般地出现了：“走资派”打而不倒，“保守派”卷土重来！
（未完待续）
既便如此，“保守派”仅仅蜇伏一两年后，待“走资派”变成“革命领导干部”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便在名不顺言不正的情况下大规模卷土重来，在“打倒四人帮”后，更是彻底“平反昭雪”，取得了最后胜利，与此同时，“造反派”也真正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
由于以上的特殊情况，武汉地区“保守派”与“造反派”相对于全国而言或许最具有纯粹性和典型性，对它们的剖析，无疑可以为弄清“文革”的许多奥秘提供良好契机。
日前，笔者碰巧在一本小册子《军事沙龙》（晓城编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或许系伪托]）上看到一篇题为《‘兵谏’！‘兵谏’！‘兵谏’！——陈再道上将含冤实录》的文章。根据笔者对“7•20事件”的经历，该文为陈再道本人提供素材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因此，笔者不妨以陈再道的叙述当作史实，对“7•20事件”与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进行一番探究。
考虑到对历史进行可以说是同步的研究时，当事人很难不受自己个人偏见影响这一点，笔者不妨将自己有关的经历简介一下。
1966年“文革”开始时，笔者是一个刚刚小学毕业，年仅13岁的少年。一天，偶然与交际广泛的小学同学曾庆普来到位于武汉市青山区委对面的武钢公司大楼——时称“九•一三”大楼，懵懵懂懂地加入了一个叫朱云根的人创立的“武钢机总厂古田兵团”，并领到一个红袖章，算是加入该组织了。不料第二天再去该兵团总部时，另一个头头听说我家出身是“手工业”便立刻又将红袖章收了回去。事后知道，该兵团属“走资派”操纵的“保守派”， “7•20”事件前，已演化成“百万雄师”的一个基层组织。不过，“参加”和“革除”该组织对笔者“文革”中的观点以及现在的看法没有任何联系，只是那个荒唐时代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而已。自那以后，笔者再未参加任何“文革”组织。不过，由于受某些亲友影响，在“7•20”事件前后，形成的是同情“新华工”为首的“造反派”的“新派”的观点，认为他们有理论有策略，说话做事都在理。即使今天回想起来，仍觉得当年武汉地区“造反派”中“ 新派”之所以得到知识层次较高的人的广泛支持，的确是与他们严密的思维逻辑和慎重的社会行为分不开的。
（一）“文革”和“7•20”事件的前奏
陈再道在文中谈到，1966年8月中旬，他从疗养地北戴河返汉前在北京停留时曾对徐向前说：“武汉军区没什么问题，搞‘四大’也不怕。”徐向前却不以为然：“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开展‘四大’的。”
的确，要说“文革”“造反派”和“保守派”，就不能不从“四大”——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谈起。自从1949年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以后，便以“与论一律”取代了言论自由，但某些时候，当局又需要某些普通老百姓说出他们所不愿说，不能说，不好说，但又必须说出的话。于是，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毛泽东便摸索出了一条“四大”门径，到了“文革”时代，这种方法竟成了官方认可的最主要的政治运动形式。
徐向前说得不错，到了“文革”时代，任何一个党政军机关，只要允许搞“四大”，问题就一定会“成堆”，因为此时人民群众已经不像五十年代末被一系列的杀人运动（从“镇反”到“反右”，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恐永远无法得知了）整得只能说好不敢说坏。像历史上任何时代一样，政治气氛缓和的时间越长，冒死说话的人就越多。“文革”前的十七年里，等级授职制的中国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每一个党政领导人在职权范围内都是党的化身，特别是57年反右运动后，更形成了党委、党委书记就是党，反对党委书记就是“反党”的政治模式，除非是更上一级的党政领导人，谁也不能对他们有什么意见看法。可以说“文革”前的中国已经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毛泽东——任何一级党的书记在他的职权范围内都像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政府中一样，不仅享有绝对权力，而且是绝对真理的化身。
当然，应该指出，由于共产党夺取政权过程中的确形成了一些传统，加上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强制灌输和闭关锁国的绝对封锁信息，共产主义道德在浸透儒教文化的中华民族精神领域于文革前应说从形式上已经得到暂时认同，因此，当时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一样，恐怕都是有史以来最纯洁最清廉（但绝非有效率，绝非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腐化现象相对来说当然也就最少。
不过，考虑到这时中国普通百姓极低的生活水平和由官方意识形态造成的对任何经济和生活差异的极度敏感，就是那么一点特权及其物质享受上的差距，只要一公诸于众，也会引起巨大的愤懑。
何况，每级官员不允许任何人漠视的绝对权力在漫长岁月里压制民意造成的怨毒情绪，本身就已像积蓄了巨大能量的火山一样，只要找到突破口，随时都会爆发呢？
而且，十七年来长期大规模地整人，整成了“地主富农”、“坏分子”、“反革命”、“右派”、“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不清分子”的人固然从此不再有任何说话的资格，但比起他们来，人数要多许多倍，多年来侥幸过关的“落后群众”却不仅怒火中烧，而且随时必然会借机发泄。这一点，对搞“四大”而言，无疑是比官僚腐败更具有助燃力的引火材料。
与此同时，“文革”造成了一种全新局面，以往的政治运动一直“矛头向下”，各级官员可以任意整治其下属和人民群众，从而给自己树立了无数的敌人。“四大”本来也是“矛头向下”的工具，但这一次毛泽东为整“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则反过来把它交给人民，让人民用它来“矛头向上”，按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串连时人手一册的“十六条”的官方说法就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除毛泽东自己本人和极少数他信得过或不能整的共产党要人外，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到各中央机关和所有省级以下官员都在可整之列，一言以蔽之，毛泽东发动“文革”使除了他本人和几个亲信之外的各级领导人都破天荒的进入了可整之列，这样，“四大”此时才因而成为人民群众和下级僚属对各级官僚进行报复和攻击的工具。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四大”作为“文革”时代的一种特殊的言论自由方式，必然具有两重性：首先，它使中国人“解放”十七年来第一次有了一点言论自由的机会，尽管这种言论自由必须以拥护毛泽东和“文革”为前提，同时以毁灭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积累和一切外来文化为前提，但就针对毛泽东数人之外的中共高官和省级以下官员进行暴露、揭发、批判来说，确实可以用当时的特种语言，以演说和大字报形式任意渲泄自己心头的积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等级授职制的各种要害。当然，这种暴君下的暴民式言论自由的无穷弊害则是，这些能够运用“四大”的人只要不直接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便可以对自己的任何言论均不负责，不管这种言论是造谣诬蔑，还是栽赃陷害。
顺便说一句，当1979年邓小评说“四大从整体上说没有起什么好作用”，并通过全国人大将之取消时，笔者正在武汉推进民主墙运动，因而对他的说法十分抵触，现在冷静地反思起来，他的说法其实是十分准确的，问题的要害在于他没有把取消“四大”和用法治手段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联系起来，从而堵塞了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最后一点言路。
就“文革”初期大字报的内容而言，数量最多比例最大当然也最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所需要的，当然是以极左语气指责“资反”路线和对各级干部“跟”毛泽东“不紧”的“大批判”文章，但不久以后，“四大”带来的一点思想自由就使人们开始动脑筋揭露各级“走资派”“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比如笔者当时便看到大量揭露陈再道强奸几十名妇女，包括他姪女的大字报，当然如前所述，这些大字报内容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值得研究），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成新闻报导，一些热衷于新闻的“群众组织”不断将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动态，甚至偶尔还将外电（敌台）报导的不利于“帝修反”的消息披露出来（例如苏联宇宙飞船发射失败之类）。显然，如果不是当局后来进行控制，由这种大字报和后来各派组织自办的报刊自发地发展出真正的言论自由局面也并非没有可能。但实际上即使在“文革”中最混乱的岁月，中共对大字报和各派组织报刊内容的监控也从来没有松懈。例如北京一名曰“动态”的报刊因几次报道了“中央文革”的动向，便立即遭到江青点名取缔。因此就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言，绝对不会容忍“四大”的内容像生物进化一样“无限偏离”他打这张牌的宗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徐向前等中共元老对“四大”会搞乱社会的担忧，客观上看也有其两重性：他们希望维持“文革”前的秩序，固然是不愿意眼看着整个社会由此陷入动乱，但从本质上讲这也是害怕人民通过“四大”拥有言论自由以后能随时揭露官僚的问题以及制度弊端，所以，极左派以外的中共元老反对“四大”，当然主要是表现了一元化专制政治对人民可能会享有“言论自由”的本能恐惧。
再看陈文，陈再道说：“1967年2月初，武汉和由北京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领了设在汉口的《长江日报》的红旗大楼，并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个声明通篇充满了极左思潮，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枪’，什么‘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等等。
“他们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到处冲杀，到处抓人，甚至连持不同观点的群众也要批评、游街、示众，武汉三镇搅得乱糟糟的，许多干部和群众惶惶不可终日。更为严重的是，到了2月21日，他们竟兴师动众，冲击了军区‘支左’指挥部。他们的这些行动引起了武汉军民的不满，后者强烈要求军区对他们的声明和社论表态。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要以‘罢工’对此表示愤懑。这些干部找到军区副政委叶明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不干了。’3月17日，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外地执行‘军委八条命令’的做法，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抓、抄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抓、抄活动，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保护。”
陈再道的以上说法，的确建立在对他自己和武汉军区当时的作法的客观介绍基础上，不过，凡是涉及到两派的问题，显然丝毫未跳脱他当时便持有的偏袒保守派，仇视造反派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绝不是偶然的，并且几乎可以代表除极少数人之外的中共党政军干部的普遍看法。正是针对这种看法，邓小平才代表中共中央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提出政策性指导意见：“两派都不对。”
为什么中共党政军普遍仇视造反派，青睐保守派？这里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原因和漫长的历史渊源。
从1949年到1966年，通过十七年的执政，中共不仅将其党和军队的金字塔型权力体系全盘搬进了政府，而且通过它所操纵的各种社团将其盘根错节的控制体系伸展到了全国城乡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控制体系不仅继承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保甲”制度传统，而且还利用共青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民兵、贫下中农协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工厂企业的车间、班组、农村公社生产队等形形色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对整个中国进行全面严控，正是依靠这些组织和骨干成员，在中国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当局都能通过它们对老百姓进行从精神到物质（从吃喝拉撒睡到生老病死无所不在）的全方位控制。因为这些组织均深入到社会基层的每一个领域和任何部分进行多层次、多网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控，使任何中国人无不在其掌握之中。虽然所有这些组织都没有独立决策的权力，但是作为党的工具，在党和政府不便管不能管的地方它们却是党的意旨的忠实执行者，这些组织的上层直接由党人担任，其最基层负责人及骨干分子即使不是党人，也是其充分信任的外围，不言而喻，他们也都能依其职位高低和重要程度享受各种等级特权或相应的青睐照顾。顺便说一句，直到九十年代的今天，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出现虽然为人们挣脱其控制提供了一些条件，但从当前来看，当局又以“个体劳动者协会”和工商管理等部门进行了“拾遗补阙”。
以工厂和农村为例，前者的最基层组织是班组，班组的十几名成员中除开具有政企合一性质的班组长（虽然他们绝不是政府官员，却是其控制的工具）之外，还有工会组长、团小组长以及一个或几个党员（这些身份常常是多重交叉的），后者一百多人的生产队里，除了生产队长，还有会计，出纳，记工员，民兵排长，团小组长，妇女队长以及几个生产小组组长。因此，仅从基层看，这些组织中带“长”的成员便至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也就是十几个人中就会有一两个，当然，如果所有人都有特权，，也就无特权可言了。一般来讲每个带“长”的周围，总有一到几个亲信，帮助其完成控制其他成员的任务。而所有的“长”中，只有一个是真正掌握摆布他人的权力的（例如工厂班组长和农村生产队长），其他的通常必须以此人为中心。因此，从社会基层看，真正成为当局控制其他人工具的，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三十，正是这些人 组成了文革中的“保守派”。这种情况则是毛泽东“子要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观念的社会表现，也就是说，毛泽东
这种空前复杂而紧密的控制网络，以及在社会基层达总人口一至三成的“群众基础”，便是当局以旷古未有的严密程度牢牢掌握权力的真正基础。由于任何中国人都有一个“单位”，在“单位”里，只要令控制他的这些“长”有任何不满之处，就要受到“批评”和“处分”，既从精神上和物质上予以惩处，如果他们胆敢对这些“长”有什么反抗的表现，就必然会遭受更严厉打击的厄运，如果这种反抗对准的是党组织本身的领导人，那么作为“反党分子”即使不打成“反革命”，“右派”，“坏分子”乃至坐牢杀头，至少也在单位里“永世不得翻身”！
正是这种情况，使中国人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成百万地饿死也无法表示半点反抗的意愿。但是，再可怕的控制手段，也不能使大部分长期遭受压制的人不对当局持消极反抗的态度，其利害关系当然使他们不会站到“保守派”一边。
“造反派”作为十七年中倍受打击的人，大约也占普通百姓的百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三十。不过他们之中还可划分为两类，用毛泽东的手法，一类属于“敌我矛盾”。属于“敌我矛盾”的，包括“历史反革命”，即解放前国民党和日伪政权的党政军特人员，解放时家庭成分判为“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以及“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解放以来大小几十次政治运动中被“杀关管”的人及其这两种人的家属。由于中共在“文革”中变本加厉地实行“专政”，这些人作为“专政对象”虽然是文革前受压最深的人，却只能含悲忍辱苟且偷生，根本不可能表示任何态度，否则立刻会被保守派作为打击对象公开打击，被当局作为“反攻倒算”“企图变天”的阶级敌人加以镇压。但是，在大城市里他们的子女中，还是有少数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作为其代表投入了文革，并因此引起过争论
那些因为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虽然“小错不断”但从来“大错不犯”的人，那些因种种原因在政治运动和日常生活中胆敢与领导顶牛却又整而不垮的人，那些在积极争宠，争权夺利中失意官场却又能维持体面地位的人，还有那些怀才不遇时刻想出头冒尖而遭受领导压制妒恨的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虽是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并且觉得比“敌人”更加可恶，却又不可能像对待敌人那样用残酷手段加以镇压。用当时的话说“他们常常说了阶级敌人不敢说的话，做了阶级敌人不敢做的事”。进入“文革”时代，正式这些人组成了“造反派”最主要最活跃的社会基础。
除“十七年的即得利益者”和“十七年的受压迫者”之外，还有占中国百姓一半左右的“普通群众”，这些人由于17年中没有享受什么特殊待遇，从感情上自然也就倾向于“造反派”，希望局势的变化能对自己有利。
应当说，“文革”前十七年形成的这种格局，是理解“造反派”和“保守派”历史递嬗的一个重要玄机，尤其是理解运动头一两年“造反派”为什么会获得极大支持的关键。
陈再道一文没有提及，甚至有意忽略了“文革”早期“打砸抢抓抄”的始作俑者不是“造反派”而是“保守派”的前身这一事实。
尽管毛泽东搞“文革”的正式目的是“整走资派”，但“文革”的起点却是由“走资派”推波助澜整文化人“三家村黑帮”“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在各级党委的组织领导下成立“文革领导小组”，“红卫兵”，“革命造反队”，对“剥削家庭”，“历史反革命”，“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批斗，游街，抄家，毁灭文物等等把中国社会推向动轮边缘的。
直到毛泽东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整走资派”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一批头脑简单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和思想极左的“革命闯将”才通过“矛头向上”异军突起，大肆揪斗省级和以下各级党委书记，才使曾经嚣张一时的由“血统高贵”的中央党政军子弟（如受到毛泽东接见并且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此人曾打死杀死多人）统帅的“老红卫兵”们的“联合行动”黯然失色。
这些“矛头向上”的青年学生组成了新的带偏正词的“红卫兵”（如武汉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即“二司”，“东方红红卫兵”即“三司”，以区别于只有中心词“红卫兵”即由高干子弟统率的“三字兵”。
那些社会上的“革命闯将”则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组织，他们不仅完全脱离了各级党委的领导，而且专门以“火烧、炮轰、打倒”后者为目的，正因此，这些学生和社会人士的组织才被称为“造反派”。
毛泽东和中共在“文革”中的政策不仅是经常变化的，而且往往被形势推着走，在成立组织问题上，最先是不准学生以外的人成立，但当“造反派”由造反的学生组织孵化出来（武汉地区夏朱胡等人最先就都在湖北大学学生造反派中“入伙”并设了一个联络站），并且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肯定，社会上的“保守派”才在各级党委操纵下以“文革”前的工会为中心成立了“中华全国职工联合总会”。不料，这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针对它们又规定不准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于是它们又化整为零，并且几次改名更姓以求生存。
所以从天然渊源上看，“保守派”的组织脉络可以追溯到“文革”以前的御用工会，但从正式得名的时间上看，确实由于“造反派”揭竿而起打得“走资派”和他们的追随者措手不及，才在“走资派”支持下集结起来向“造反派”反击而形成的，所以得名反而晚于“造反派”。
回顾到此，不难理解“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绝不像陈再道所描绘的那样完全是由为“造反派”到处冲杀，到处抓人，甚至连持不同观点的群众也要批斗、游街、示众引起，而是因为“造反派”揪斗“走资派”引起后者的恐慌，便有意无意唆使“17年的即得利者”，那些从前受惠于他们并担任各种基层组织头头(上述朱云根即是)和骨干的人成立起组织（上述“武钢机总厂古田兵团”即是）来保卫自己，从而才造成群众中的两派冲突。
说到这里，必须弄清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口实和目的，如前所述，“造反派”的产生只是因为“矛头向上”，而“矛头向上”恰恰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新发明——“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要求的，毛泽东说“不讲全部，也不讲绝大多数，起码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地方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然而，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的是，持续两年多的运动，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大”两个文件出来以后，人们才日益明白他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把将中国从经济崩溃中引导出来因而威望日升乃至于要和他并驾齐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用非法手段打倒、害死，而将神化他的宠臣林彪及自己的老婆江青扶植到关键岗位上来罢了。
不过，就当时而言，几乎所有中国人尚都被他蒙在鼓里，特别是“17年”中受压的普通中国人，几乎无人不认为，“文革”前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毛泽东带给人民的，一切丑恶的事物都是“走资派”们“奸臣误国”的结果。特别是“十七年”中受压的人，除了“专政对象”外，更虔诚地相信，现在是毛泽东带领自己清算“走资派”的罪恶，给自己带来真正解放的时代了！正因此，他们不仅对毛泽东“无限崇拜”，而且对“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冲杀”的“造反派”格外钦佩，并以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对“造反派”进行支持和声援。说来好笑，“保守派”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从另一种角度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并且感激涕零，在他们看来，自己“十七”年中的受益是毛泽东通过各级党政组织带给自己的，毛泽东发动“文革”针对的绝不是自己的领导而是另外的人，自己保卫党政组织也就是保卫毛泽东！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这种荒唐的政治活动在头一两年竟确确实实把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发动起来了！
那百分之二三十在“文革”前受压制的人（“专政对象”除外）听到毛泽东关于“整走资派”的“最高指示”，恍然明白自己多年挨整原来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那百分之四五十“文革”前也跟着挨霉受气的“普通群众”，受“无限崇拜”的狂热迷信摆布，此时当然认为毛泽东是在带领自己“继续革命”，而不必对他的指示作任何解释，而那百分之二三十“十七年的即得利益者”，一方面坚信他们紧跟的各级党政领导人是属于“相当大一个多数”之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保住这些党政领导人不仅关系到所谓“政治上的是非”，更关系到自己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切身利益。此外，他们对毛泽东“文革”以来的指示，包括整“走资派”的号召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解释，就是把那些支持“造反派”的官员当“走资派”来打，从思想意识上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反右”时代的那一套东西，并直接提出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行动上则更是像当年“反击右派”时那样严厉地压制和教训前两种人，不准他们揭露单位领导的“右倾”政治错误和各种道德及腐化问题。这类作法就是当时所谓的“捂盖子”。
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席卷全国的后果，是各地省级以下党委全部瘫痪，党政领导人物全部被“造反派”打倒。
应毛泽东之命“夺取”了各地党政大权的“造反派”们作为一哄而起的“乌合之众”，事实上不过是冲毁了党政机关而已，他们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真正掌权，事实上，就连他们自己的命运，也被“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中。毛泽东又是靠什么掌握局势呢？对他的个人崇拜当然不失为摆布虔诚信徒的极好工具。但是，必须指出，不仅全国范围的狂热个人崇拜本身就是依靠权力强加于人民的，而且，离开了专制权力，这种个人崇拜也绝不可能维持多久。因此，毛泽东控制全国的真正秘密并不新鲜，而是与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超级强人一样——依靠一支绝对效忠自己的强大军队！笔者在“林彪反毛纯属附会”一文中已引证材料指出过，“文革”中北京地区就是调动一个连队去割麦子这样的区区小事，毛泽东都要亲自过问，便是伟大导师精于权术的一个极好证明。对毛泽东而言，为了把“功高震主”的刘少奇搞掉，只有通过“文革”这种“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冠冕堂皇的说法才名正言顺（否则必须找出充分理由交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当然，他搞文革也是为了达到进一步神化自己，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的目的。为此，顺便将大批追随自己多年的有功之臣整死整垮也在所不惜。但是，作为一个极端的专制主义者，他也深知无论何时军队绝不能乱，离开一切行动听他指挥的军队，他将不仅无法维持半神的地位，想收拾混乱的残局也不可能了。因此，1967年初，毛泽东在操纵上海“一月风暴”并进一步搞乱全国以掩盖自己与刘少奇争权的同时，也让林彪等人发出了“军委八条命令”，以稳住帮他打江山保江山的强力工具。
各地“封疆大吏”——即各大军区司令部们，在这种情况下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由于地方上小规模的军事调动一般不至于威胁中央，毛泽东当然犯不着事必躬亲，因此各大军区司令员此时在当地实际上控制着一切权力。当然，他们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早已形成了绝对效忠毛泽东的性格，只要毛泽江一声令下，他们便会不折不扣地去完成任务。但是，这一点却不仅不排斥他们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且恰恰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只不过是因为以往毛泽东的命令与他们的个人利益高度一致，因而掩盖了后者而已。进入“文革”时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揪“走资派”不仅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而且直接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安危。因为“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从来都是高度军政一体化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通常都兼任军队的第一政委。这样，就当地而言都是军队在行政上受地方领导制约，而地方在军事上受军队控制。比如武汉军区的第一政委就是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兼任。也许，这在平时会造成一些军政摩擦，但在“文革”条件下，地方领导被统统打倒，军方却不能不感到唇亡齿寒。何况，毛泽东已明言要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怎么会不清楚，形势发展下去，地方领导人的今天，就是他们军方领导人的明天？此外，中国的地方领导人都是从军队中转业的，按资历和军职往往还高于军方同级官员，并且一直和军方任务保持着紧密联系。因此，各地军区司令怎么能不对地方行政长官乃至整个行政机构被“造反派”打倒感到怒不可遏？
在这种情况下，封疆大吏们虽然不敢公然反对毛泽东本人的“文革”政策，但既然“保守派”作为地方官员（“走资派”）的社会基础正在与“造反派”血战，那么他们接到“支左”指令时，又怎么会不大力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呢？
如此看来，陈再道对当时情况的述评，“述”还是基本客观的，“评”则完全站在“保守派”一面说话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他所谓造反派的“这些行动引起了武汉军民的不满”中的“民”，与以往几千年的官府一样并不指全体百姓，而只指顺从他们的那一部分人，在这里，也就是指占总人口三成左右的“17年的既得利益者”，而他抓捕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正是其他响应毛泽东“文革”中的一系列指示，率领百分之七十“文革”前“十七年受压制的人”和普通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工人总部”人员。
对这时的“造反派”头头，也应做具体分析，他们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社会性代表人物，当然不能和“文革”前十七年受压制的人划等号。固然，“保守派”指责“造反派”中“牛鬼蛇神”多，具有一定的诬蔑性质，不过，后者的成份远较前者复杂，应是不容争议的事实。无疑，“十七年”中的“专政对象”见一直整他们的“走资派”也挨起整来，当然会暗自幸灾乐祸：“原来你们也有今天”！对“十七年”中作为“走资派”牙爪整自己的“保守派”，当然持本能的反对态度，但十七年来反复挨整已使他们失去了能爱能恨的资格和敢爱敢恨的本领，因此，这些人既使从内心里支持“造反派”，也绝不敢溢于言表，因为他们害怕“秋后算帐”。这些人的子女中，虽有几个像遇罗克那样“初生牛犊不畏虎”能够冒死出来说一两句话的，但从比例上看，实在少得微不足道。此外，还有数量更大的比如“职员”成份和所谓流氓无产阶级的市民，“十七年”中当局对他们的看法是“非常复杂”，认为他们本能地对“新社会”不满，但又没有理由对之实行镇压政策，便对它们采取一贯压制的态度，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坏典型”加以严惩。这类人的确构成了“造反派”群众基础中十分活跃的一部分，在“保守派”看来，他们当然也应与“牛鬼蛇神”划等号。此外，还有一大批“十七年”中挨了冤枉整的人，认为“文革”为他们要求平反提供了天赐良机，他们在四处为自己鸣冤叫屈的同时，自然本能地支持“造反派”。在“保守派”看来，这更证明“造反派”是“阶级敌人反功倒算”的证明。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文革”是中共形而上学阶级路线“登峰造极”的时期，甚至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家庭出身”都是决定一个人有无政治发言权的根据。因此，上述几种人根本不可能成为“造反派”的骨干力量，更不要说坏头头。我们知道，历来一个社会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并不一定需要来自该集团本身，何况“造反派”本身还包括许多“苗红根正”的社会阶层？
对任何了解一点“文革”的人，一切在“文革”中载沉载浮的“造反派”头头都必须有一个相对较好的家庭出身是勿须说明的事实，否则不要说敌对派肯定会大做文章，就以此为由将其“揪出”批判斗争，自己的组织就会为“甩包袱”而尽量将其清除。
那么，“造反派”头头大都是什么人呢？首先是头脑简单，思想单纯，热血沸腾，对毛泽东极度崇拜，对毛泽东“文革”思想极为敏感，并且满怀解放全人类的虚幻激情的青年学生。“十七年”的“革命传统”和“道德思想”教育，使当时的青少年普遍具有不切实际的“革命”狂热，以为只要“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多破坏多毁灭一些不好的东西，共产主义就会到来了。既然偶像毛泽东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怎么能不把作为“走资派”的各级党政领导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呢？再说远一点，毛泽东用青年学生来发动“文革”，在某种程序上也是利用了青年人的反传统反社会心理。
其次则是“十七年”中一直较受信任较受重用的“极左”分子。尽管他们也属于“十七年”中的幸运者，但在绝大部分“既得利益者”只会做常规思维追随党委的情况下，他们却随着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即敢于“踢开党委闹革命”，直到成为“造反夺权”的领导人物。例如笔者在囹圄中结识的原“钢工总”二号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厚民，“文革”前系武汉锅炉厂（武重）党委宣传科的宣传干事，1966年夏在北京进修，回武汉后见“最高指示”下达，擅自像北京一样组织全厂上街游行欢呼，遭省市委点名办“学习班”后，越压越气越压越左，干脆加入大学里的红卫兵，和激进学生一起“造反”，和其他具有类似经历的人成立了“工人总部”。凭心而论，这类人造反的初衷绝对不是想投机当官，只是受极左思潮驱使“杀上社会”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第三类人则是大批没有什么头脑的基层工农干部，到1966年底，见前两类人的“造反”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因为得到毛泽东“文革”政策的直接支持而气势日盛，便凭着本能觉得“造反”对自己十分有利，而雪崩般拥进“造反派”，并大量成立其基层组织。例如湖北襄樊工人张永善作为苦大仇深苗红根正的培养对象，遇“文革”机会“反戈一击”进行“造反”，“三结合”时竟官任襄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再如武钢工人董明会，作为“钢九•一三”的代表甚至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只要对其人的思想、学识稍作考察，就不难看出他们不具备从事任何领导工作的知识能力及气质，唯一使他们气壮如牛的资本只有“大老粗”的旷达豪放。
正是以这三类人为基础，在他们之外才有一些家庭出身比较不好，“十七年”中经历比较复杂的人混杂于“造反派”之中，因为“造反派”本身的地位决定了它们对“十七年”中受压制和不得势的人敞开大门的特点，并希望借此尽量扩大自己的声势。不过，恐怕无论在什么地方，这类人在“造反派”中充其量处于不惹人注目的幕僚地位，可能充任基层组织头头，但绝不可能作树大招风的头面人物。
应当说“造反派”头头的上述三种类型倒与中共解放前的发展历史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处：热血青年（红卫兵）相当于建党时期的参加者，其特点是理想主义与献身精神；第二种人则相当于大革命至红军时期的参加者，在前景尚不明朗时投身的原因与其说是为了光明的个人前景，不如说是为了反抗不公正的命运；至于第三类人，则和“百万雄师下江南”，即解放战争后期雪崩盘的涌入者一样，已经是在抢登历史的“凯旋车”了。
（二）毛泽东率中央代表团处理武汉保造两派恶斗
但是，“文革”毕竟是“文革”，被盲目热情驱动着慷慨激昂地互斗着的各派群众中，只有极少数人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与其说是“群众运动”，倒不如说是“运动群众”，所有投身这场“运动”的人都不过是全知全能的“大救星”手中的玩物而已。
然而，凡是说出真话的人通常很快就没有好下场，例如“文革”开始时红极一时的陶铸，只因说了一句“大权旁落”，便被毛泽东打倒，中央文革成员林杰说“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立刻从宠臣变为囚犯，更不必说那些讲出真话的普通百姓的命运了。正因为这样，那些政治上的活跃人物也就只能继续随“伟大统帅”的摆布，轮翻上阵表演一番，然后“犯错”下台。
言归正传，从1967年3月武汉军区解散“工人总部”，抓捕“坏头头”，到“七•二O”前夕，武汉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究竟在如何发展演化呢？
如前所述，作为对“造反派”的反击，各级党政领导人的亲信很快就在原来的各级共青团、妇女会，最主要是工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以保卫各级党委为宗旨的“革命群众组织”——“中华全国职工联合总会”，当中共下指示不准成立全国性组织之后，便化整为零，打出多种旗号（其中很大一部分更名为“一月革命”，并被“造反派”讥为“一夜改名”，也被“走资派”痛斥为帮倒忙），随后就又更名为“红武兵”。大约在1967年4-5月份，再次更名“百万雄师”，并且将全武汉市的所有“保守”组织都统一起来了。
由于他们本身就是各级党委的工具，又是在“文革”前“工青妇”基础上组建的，因此按单位按行业按系统实现全市大联合，真是轻车熟路易如反掌。曾以“破四旧”和揪斗抄关“牛鬼蛇神”（即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新老“专政对象”）为能事的老红兵，也就是“三字兵”，此时也恢复了一点元气。
不过，由于中学里的“三字兵”年纪轻，正处于反社会心理阶段，对毛泽东“文革”思想接受得较快较彻底，因而大多已转入“造反派”行列。所以，真正能行动起来呼应“百万雄师”的已经微不足道了，只有在各大学里，由于利害意识相对成熟，“文革”前形成的政治格局较稳固，他们以“大专院校红卫兵”名义开展的活动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影响。
作为“文革”前中共对城市人民进行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的街道居委会，此时也在各级“走资派”的指示下改名为“红城公社”（因以罗嗦婆婆为主体，被市民讥为“横扯公社”），也隶属于“百万雄师”的组织系统之中。
显然，到了“七•二O”以前，成熟形态的“百万雄师”与“造反派”山头林立的局面截然不同，是一个完全按照“文革”前行政系统组织起来的结构严谨、等级分明的有机整体。
“造反派”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工人总部”被解散后，其他“造反派”组织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压制打击，这就是陈再道所说的武汉军区的“这些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抄抓活动”。
但这种局面“却又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毛泽东此时的“文革”政策显然是支持“造反派”们继续造反夺权的。不仅上海的“一月风暴”被完全肯定，各地的“夺权”活动也没有像武汉这样遭到直接镇压。因此，武汉地区“造反派”在打击下清醒过来，左顾右盼之后，便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语气进行反击了。
首先，是以杨道远、丁家显为正副司令，以武汉测绘学院和水利电力学院等大学为主要基地的“武汉市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它们本来就是孵化和扶持“工人总部”问世的重要力量（如前所述因为1966年10月以前还只准学生成立组织，组成“工人总部”等社会上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当时也只好挂在学生组织的名下，其最早的办公地点在“文革”前的湖北大学内）。解散“工人总部”也是对他们的重大打击，他们的头头甚至也因此受到牵连。作为充满“革命”狂热的年青人，他们从毛泽东当时的“文革”政策中汲取了巨大能量，认为“斗争的大方向”对准“走资派”不仅没错，而且有功，于是立刻动员起来在武汉三镇大造舆论要 “为工总翻案”。其次，是从“工人总部”中分蘖出来的武汉市“九•一三”兵团，该兵团的主要负责人白玉柱、李湘玉最初和“工人总部”头头一起“造反”，到可以成立组织时，因为武钢、一冶产业工人集中，属武钢、一冶部分的人便在“工人总部”之外以毛泽东1958年9月13日视察武钢的日子为名单独成立了“九一三战斗兵团”。正因此，武汉军区以“3•21”通告镇压“工人总部”时它得以幸免于难，同时又不能不感到唇亡齿寒，不能不感到自身的安全倍受威胁。在“文革”时代，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只能“一贯正确”，只要一“犯错误”，就意味着“永世不得翻身”，所以“九•一三”便只能横下一条心，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也和“二司”一起坚决要求为“工人总部彻底翻案”。
由于“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组织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此后的岁月里也就团结得格外紧密，并成为日后“造反派”内战时期的“钢派”。由于在与“走资派”、“保守派”和武汉军区的斗争中态度格外坚决，乃至后来都在组织名称前面冠上了一个“钢”字，即“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
但是，另外一些“造反派”组织因为与“工人总部”没有多少天然联系，解散“工总”对他们虽然也是一个警告，但压力还不至于大到生死攸关，也就不愿与武汉军区的关系弄得太僵。例如以吴金鑫为司令的“工造总司”和武钢一冶“红旗”总部以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 “长办联司”等便是如此。或者因为以较有教养的大学生为主，比较注重策略，也同样不愿过分刺激武汉军区，例如以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华中农学院“造反派”学生组成的组织本来是“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部分，因为不满“二司”的强硬态度，纷纷从“二司”中独立出来，亦即成了日后的“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等。他们当时的口号就不是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而仅仅要求为之“平反”。此外，还有“武汉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即“东方红红卫兵”则因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取骑墙态度，则被群众戏称为“康老三”，其中只有一部分人倾向于“造反派”，并因此另立了“三司革联”。而原中学“三字兵”中，此时也有一部分转向“造反派”，成立了“中学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中学红联”。
此外，还应提到，随着“7•20”的临近，江城人民日益分裂为营垒分明的两大派，由于有“走资派”的暗中支持操纵，“百万雄师”在物资上得到当局的极大支持，并且大都直接以本单位为根据地，但这不仅不能改变他们在社会上处于少数派的地位，而且使大部分群众越来越态度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这些群众在单位里害怕打击报复不敢说话，在街头的辩论和武斗中，因为没有单位领导和“保守派”“秋后算帐”的威胁，便纷纷公开站出来为“造反派”喝彩，乃至帮忙。当各“造反派”组织在这些场合要和他们联系时，他们便以“钢八司”自称，乃至“钢八司”成了支持“造反派”的普通江城人民的统称，并且在“7•20”事件以后“北京支持你们”的纪录片中都出现了影子般的“钢八司”的旗帜。
从1967年3月至7月间，以武汉军区、各级人武部为后盾的“保守派”为了压倒“造反派”，迅速以冷兵器（主要是长矛）加解放牌汽车武装起来。随时向由大辩论转化成的武斗场所赶去示威和围剿。因为在街头辩论中“保守派”通常不仅理屈词穷，而且总是遭到大部分市民的唾骂。“造反派”不仅有毛泽东此时的一系列整“走资派”的指示作武器，而且也因广大人民群众“十七年”未能释放的怨毒情绪得到了渲泄机会，而获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样，无论何时“保守派”的辩护士一出现，就立刻成为大批市民围攻的众矢之的。笔者作为十三四岁的少年，便多次在听辩论和看大字报导时突然被从解放牌卡车上跳下来的“百万雄师”包围，在如林的长矛威逼下，“甄别”后赶开，然后远远地看着他们抓走几个“造反派”，或是看着他们撕下“造反派”刚贴的大字报并刷上斗大的标语“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等。在这种场合，如果恰遇“造反派”的亡命之徒，一场恶战自然不可避免。既然没有任何游戏规则可以遵循，两派之争的方式很快就循着任何无法无天时代的逻辑一拳头越大越有理的方向发展，因此，武斗的升级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武汉地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武斗，最有名的是汉口三民路的“6•17”事件。据说两派参战者人数均以千计，打死的就有十余人，时隔数日，笔者赶到武斗现场，仍可看到三具生满蛆虫的尸体躺在街上晒得冒油发臭。必须指出，两派的武斗多系“百万雄师”车队赶赴现场以武力压人所致，而“造反派”中既然以热血青年居多，便不顾“大敌压境”欲一显“英雄本色”并不惜“慷慨成仁”，因而仓促应战。当然，这以后如果“造反派”援军赶到，“百万雄师”对“小将”的围攻也就转化成了一场血肉横飞的冷兵器大战。此外，据说大规模武斗中，“百万雄师”还借用公安力量调动囚犯上街参战，暴尸三民路的那三具无人收领的尸体便系典型，但这种说法难以确证。不过，“保守派”通过行政系统调动农民进城围攻“造反派”，作为全国范围的普遍现象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如果说“造反派”在武汉军区的压制和“百万雄师”的打击下越战越勇，那也并不是他们有什么伟大的献身精神，更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群众基础，说到底，只是因为他们从精神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和“中央文革”的怂恿，所以认为“文革”必将以彻底清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走资派”为结果。作为这种“继续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他们当然也就是应当掌权的“革命英雄”了。注意，在这里必须把那些怀着悲壮情感“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身的个人和“造反派”这个以夺权为己任的集合概念加以区分。众所周知，集合概念的属性与组成它的个体往往是大不一样的。把毛泽东当时的一系列“指示”当作不受后来修正的历史路标看，恐怕不仅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旁观者清的外国政治评论家，也有很多人误以为他不是在争权夺利树自己的个人权威，而是在真正进行一次革命试验，努力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还政于民。
“文革”毕竟是“文革”，“武斗”只是“文斗”的继续。在这段时间里，“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渐渐演变成了“造反派”与武汉军区的矛盾，因为从毛泽东“文革”理论上看，“保守派”没有任何道义力量可言，如果没有武汉军区作后盾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加以支持，他们立刻就会土崩瓦解，而真正能对“造反派”的生死存亡构成威胁的，也不是“百万雄师”的长矛，而是武汉军区的部队和军区首脑的命令。但是，谭震林等老师大闹怀仁堂和青海军区司令赵永夫下令向“造反派”开枪均受到毛泽东的谴责。因此，武汉的“造反派”在和武汉军区日益尖锐的对立中，干脆把希望寄托在打倒“武老谭”陈再道身上。到“6•17”大武斗以后，武汉街头已到处流传着“造反派”争取打倒陈再道的民谣：“嘿嘿，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针对“百万雄师”、“公鸡下蛋，工总翻案”的提法，则提出“公鸡要下蛋，工总要翻案，陈大麻子要完蛋，百匪要解散”。同时，街上关于陈再道强奸几十名妇女的绘声绘色的报道和关于武汉军区几位正副司令、政委腐化生活和军阀行径的报道也随处可见。对“造反派”这些揭老底作法，“百万雄师”的反击如果放在为将军个人问题的辩护上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因此，他们只能以“反军乱军”这种抽象的政治帽子帮武汉军区进行还击，以冷森森的语气威胁“造反派”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不幸的是，“百万雄师”此语虽然刻薄，对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奉为绝对真理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社会来说，却不过是“一言道破天机”而已。
联系陈再道文章的说法，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北京反击了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黑风”后，武汉“造反派”也大造舆论要揪出他这个“武老谭”，而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之类的文章和中央文革的许多指示，都一次次给眼看精神上要垮掉的“造反派”以极大的振奋和支持等等。我们就会再次发现他的“述”客观和“评”的主观。因为在他看来“中央文革”才是罪魁祸首。事实上，“中央文革”却不过是贯彻毛泽东意志的临时工具。另外他认为自己取缔“工人总部”，抓几个头头就能使“造反派”从精神上垮掉，等于说他滥用一点军权就能挡住“毛泽东思想阳光”对“造反派”的巨大作用。虽然说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纯属林彪之流制造的现代神化，但对“造反派”来说，毛泽东此时不断发出的“揪走资派”指示确实使他们坚信自己不仅在为真理而斗争，而且因为有毛泽东支持和指引，取得最后胜利将是历史的必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越战越勇，越压越强，应是题中应有之意。
“造反派”的可悲之处也正在于此：他们当作神明崇拜，并且以其意志为自己意志的毛泽东，只不过是把他们当作微不足道的玩偶而已，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旦刘少奇被打倒，他们的那一点利用价值便立刻消失殆尽，虽然极个别人可以“结合”进领导班子当作个点缀，但就“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组织”而论，则绝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打个比方说，他们就是朱元璋“火烧功臣楼”的纵火人，杀死功臣的人想成为功臣，岂不是利令智昏？不要说“造反派”，就连“中央文革”，既便毛泽东在世时，又有几个没有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可惜，“大梦谁先觉”？时辰不到，历史再荒唐，也只能按荒唐的逻辑继续演绎下去，让一批批说是英雄未免滑稽，说是小丑未免残酷的历史人物粉墨登场，演出一幕幕悲壮的闹剧，昙花一现后匆匆而去。
且再来看陈再道提供的史料。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住进武汉东湖宾馆，7月15日和16日的两个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在梅岭1号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问题，讲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方法。对于如何处理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为‘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拥护陈再道。”从上下文看，陈再道或许篡改了毛语录的两个字——“群众”更像是“保守”才说得通，因为在这种指示中，专门用一个陈述句没有意义，以当时的标准衡量“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样一个判断不仅符合事实，也与毛泽东偏袒造反派的通篇指令更加吻合。
“7月18日下午，我们的汇报全部结束。周恩来发表总结讲话，他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错误是严重的。但是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接着他说：军区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
陈再道的这些回顾，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造反派”丝毫没有误解毛泽东甚至周恩来此前“揪走资派”的指示，他们自以为“大方向完全正确”也绝非一厢情愿，对“造反派”行为的肯定则并不是“中央文革”“假传圣旨”，而是毛泽东本人作出的决定，并由周恩来亲自执行。正因此，包括当时十三四岁的笔者在内的大部分武汉市民之所以支持“造反派”，就明意识而言主要是盲目崇拜毛泽东并且“深刻领会”了一系列“最新最高指示”所致，并因而在此时表现为“领袖与人民心相通”。
“7月18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我和钟汉华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梅岭1号。……‘我们不承认犯方向路线错误。’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我当时思想不通，说话有点气呼呼的。‘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笑着说”。
在中共历史上，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人不是死于非命，便是党内的反面教材，甚至只要说是“犯过错误”，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所以，陈再道当然不愿承认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但象上帝一样掌握全党全军全国官员政治命运的毛泽东，说某某人犯了错误则纯粹如同儿戏，几十年里，尤其是“文革”中，因为他的一句话而从平步青山跌入命运深谷乃至命丧黄泉的大小官员不凡几。当然，他也可以先说某人犯了错误，然后再加以重用。正因此，“方向路线错误”对陈再道来说是性命悠关，对毛泽东则不过是一句玩笑而已。这种情况当然并非中共的专利，更不是“文革”的发明，而是中国数千年高度中央集权政治的专制主义传统，唯一和传统有别的只是统统贴上了新时代的政治标签。“文革”之中，毛泽东作为永远正确的绝对权威，为了个人的恩怨和放纵，无数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仅是“走资派”，也包括“造反派”，都随时会因为他的兴之所致忽而打下地狱，忽而捧上天空，就连“中央文革”成员，除开他的老婆江青，何尚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眼界再放开一点，纵观“文革”之中，甚至周恩来也不时要被他公开讽刺挖苦打击几句，也许除了林彪（70.9.13之前活着时），唯有特务头子康生没有公开挨过他的骂。当然，对这几班帮助他控制全国从而须庚难离的人通常不仅他的训斥有分寸，也掌握了时间和火候，但对再低一级，再次要些的人物，则完全是兴之所致任意臧否了。
“毛泽东……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文革”中在武汉做出的的这一指示，是此后处理各地两派矛盾的指导方针，但因为接着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七•二O”事件，武汉地区的运动反而以“造反派”一时大获全胜为结果。
毛泽东与中央代表来汉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和”（解决）“保守派”和“造反派”的矛盾。在他看来，他制造出一个揪“走资派”的“造反派”并造成“造反派”和“走资派”及其鹰犬“保守派”的矛盾，又让这种矛盾服从自己的“伟大战略部署”而归于消逝是很自然的事。他希望“工人总部”平反后，“中央文革”再做点工作，然后让陈再道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同时支持两派，武汉的“文革”闹剧便可走向结束。他清楚，尽管“保守派”对他的“文革”政策有抵制，但绝不是针对他本人，尽管“造反派”对他达到进行“文革”的目的有功，但绝不能用他们来代替“走资派”去执掌一切权力。事实上，两派群众在一定条件下都能服务于他的某些目的，而他则希望这些愚昧的群氓在他需要的时候，就会因为“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重新归于统一。
然而，这位高高在上的“大救星”丝毫没有考虑到在世俗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中生活，各种政治、思想无不打上利害关系的烙印！在武汉这样派性严重斗争剧烈的地区，“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结果就像毛泽东本人所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7•20”事件大半年以后，“保守派”在“走资派”庇护下“借尸还魂”时，指责“造反派”想以“保造划线”制造一个高等种性的“造反阶级”和一个低等种性的“保守阶级”，应当说这是非常客观的说法；反过来讲，更精确的历史事实则是“保守派”不仅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即得利益”阶层，“文革”后因“保守”有功更其如此。两者无非是说法不同，其实际意义并没有多少区别。两派的这些看法，其根源则正在于中共多年来向人民灌输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理论，其逻辑无非是：1、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文革”是“革命”，是“造反派”革“走资派”的命；3、那么“造反派”推翻“走资派”后，除少数人掌权外，广大造反派群众当然要取代“保守派”，并像“十七年”中压制“地富反坏右”一样对付“保守派”。至于“保守派”的逻辑，则是前面提到过的，各级党组织是毛泽东和中共在当地的体现。解放以来他们之所以能享受政治经济好处，正是毛泽东和中共通过各级党组织带给自己的，所以自己保卫党组织和党委书记就是保卫毛泽东和中共。“造反派”则是通过否定党组织和党委而否定毛泽东与中共。因此，只有战胜“造反派”，毛泽东和中共才能依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委书记继续领导国家，“保守派”自己也才能重享各种既得利益。当然，“造反派”和“保守派”的这种逻辑在毛泽东的统治下是绝对行不通的。不过，作为两种社会政治力量，它们却不能不对历史的演进起一定的作用，并对毛泽东按自己的逻辑解决问题产生一定影响。
此外，事实上，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即使抽象地讲也只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谬误“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翻版。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永远被分为多种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层级，各群体各层级之间是有很多利害冲突的。尽管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三个国际的工作，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将进一个世纪中，世界上的工人运动一度十分蓬勃，并且进行了一些协调，但它们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理论中想象的那种利害关系高度一致的群体，作为社会的低智力活动群体，作为社会生活的从动性力量，他们除了因经济原因结合在一起，对争取社会公正有贡献外，无论从人类的精神，还是从社会发展的指向来说，按人平均的作用都是很小的。撕下理论家们代他们立的言和给他们戴上的光环，凭心来说，每一个真正始终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工人，无论在什么社会中地位总是十分卑微的，并且从群体上说社会地位永远不可能得到改善，更不可能成为领导阶级。正因此，他们的个人利害关系从总体上说总是大于群体关系。小群体利益大于大群体利益，越上升到大的群体，所获得的虚衔可能越多，但对他们的实际利益也就越没有意义。所以，对工人来说，与其他人其他群体之间的利害冲突比比皆是。工人阶级内部更有多种多样的利害冲突存在，并因此使“工人阶级”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例外地结成了一个整体之外，通常只是一个具有无限矛盾内含的集合概念而已。事实上，本文前面早已说过，中国的工厂企业在“文革”前乃至在今天始终都是依靠百分之十几的核心和百分之二三十的骨干来控制另外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普通工人的，而这也正是“文革”中“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渊源之一，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发展成派斗，怎么能说不是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呢？换句话说，即使曾经不是“根本的利害冲突”，“文革”的派斗也使之必然要发展到这一步。
从发展的观点看，就连原非铁板一块的“造反派”自身，只要一得势也就会出现根本性的利害冲突。“7•20”事件以后的“钢新斗争”就是明证，这一点暂时存而不论。现在首先要说的是“造反派”本身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前面分析过的三四种头面人物只是占其百分之几的核心和骨干，作为“造反派”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则是一大批处于反社会心理阶段的青年学生和少数青年工人，这些人对毛泽东“文革”的反传统的“革命”思想具有极为灵敏的感受性，其中的许多人都以比他们所崇敬的“革命先烈”更惨烈的方式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但从狂热迷信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只要假以时日，他们也将会对毛泽东“文革”后的新秩序构成巨大威胁。不过，毛泽东的确英明，在“文革”后期将其中极少数投入牢房的同时，其他的统统赶到无法对国家和社会稳定构成影响的乡下去当“知识青年”，便轻而易举地化解了这股可怕的力量。而形成街头“造反市场”的广大群众，则除了因为“十七年受压”和对各级官僚弄权的“逆反心理”希望借此出一口“鸟气”之外，与“造反派”头头更没有多少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更清楚“造反派”获胜绝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事实上的好处，他们之所以对“造反派”喝彩，只不过是图个一泄胸中对“十七年”无数政治运动造成的沉闷气氛和精神压力的郁结，获得个暂时的畅快罢了。“文革”的持续使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积重难返的家庭经济问题，到那时候，他们也就绝不会再对“造反派”的佛头着粪行为感兴趣了。然而，“造反派”头头们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不能“冲杀”出一条通向掌权的血路，那么就是不死，后半生也绝不会活得很轻松。因此，“走资派”和“保守派”指责“造反派”头头想“造反当官”绝非无稽之谈，而是一针见血的“不刊之论”。无论在“朝”的当权派，还是“在野”的“造反派”，无论他们在“文革”中使用的什么时髦的革命词汇，透过其光怪陆离的奇特表象，我们都不难发现其中与几千年专制政治本质上完全同一的东西。专制政治的特点，是把绝大部分老百姓变成权力的奴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就出少数野心极大的政治狂人。当专制政权行将崩溃时，这类狂人的目标就是黄袍加身，在专制政权尚能延续时，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即“只反贪官，不贪皇帝”。就“造反派”而言，便恰如古代的农民野心家遇到强有力的帝王一样，只能按“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模式造反了。正因此，他们一方面是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狂热信徒，另一方面与“走资派”和“保守派”在权力问题上绝不可能妥协，对他们来说，那些青年学生的献身精神不过是问鼎权力的借力。那些普通群众的喝彩，更成为他们借以向“走资派”炫耀的民意。事实上，就是这些“造反派”之中，也存在着大量潜在的根本性利害冲突的。
说到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文革”时代的政治与封建王朝的共同之处。也就是一切专制政权的本质特征——权力高于一切。众所周知，封建时代只要夺取了政权，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人只要掌握了实权，便可“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帝王掌权，群臣“伴君如伴虎”。反过来呢，则“权归臣兮鼠变虎”。还在“文革”以前，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就逐渐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口实，反复强调要抓紧“刀把子”和“印把子”。进入“文革”，“权”字更被放到了高于一切的位置。说到底，“文革”就是一场“夺权”斗争。按当时的说法，便是“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夺权的艰难，保权的重要”；“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这“一切”当然包括生命。正因此当时还有一句流行语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所以，与封建王朝无异的“文革”，其“派斗”当然与封建时代“党争”一样，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对于“造反派”而言，“文革”必须以打倒“走资派”，压倒“保守派”（但毛泽东必然只能依掌帮自己打下江山的人掌权这一点，决定了这种假设是绝对不可能的）结束。
从理论上讲，由于他们属于是以比“走资派”更“左”更偏激的“全面专政”思想为指导夺取权力的，因此，他们掌权的结果只能是像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之流一样，以不事生产而滥杀无辜为能事。不过，事实上这种局面并不可能再现。因为哪怕加上“中央文革”，“造反派”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不仅没有“走资派”即中共在解放前二十八年血与火的战斗中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建立起来的再生力极强的金字塔形组织结构，因而其整体性能根本不值一提，更重要的是，一旦解决了和“走资派”的矛盾，“造反派”也必将和历代造反农民等一样，会陷入无止境的分裂和争夺之中，其结果与其说将导致“一党专政”，不如说必将使整个中国走向大动荡，甚至大混战。从武汉地区“7•20”事件后到“革委会”成立初期“造反派”的“钢”、“新”武斗比他们和“保守派”的武斗更剧烈，并且从冷兵器升格为现代火器之战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以上推演的端倪。
正因此，毛泽东对解决武汉“保守派”与“造反派”问题的指示，即使“一句顶一万句”也无济于事，它们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绝不会因为偶像一句“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空话而停止。事实上，正是毛泽东的武汉之行和荒唐的解决办法，反而导致了两派矛盾的急剧恶化，并激发了“7•20”事件的产生。也正因此，陈再道将责任归咎于“中央文革”，尤其是王力、谢富治，纯粹是封建时代“奸臣误国”之类荒唐说法的现代翻版。
（三）“文革”大局下的“7•20”事件被毛泽东轻描淡写
再来看看陈再道对“7•20”事件本身的一些述评。“在7月15日至18日四个下午，周恩来召集的汇报会上，当我们汇报时，谢富治、王力坐在那里盛气凌人，态度蛮横。……谢富治恶狠狠地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三钢’、‘三新’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要180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
“中央文革”此时是毛泽东亲率的“执法人”，其颐指气使之势可想而知。不过，陈再道这里引用的话，一是转述毛泽东的旨意，二是相对客观地陈述武汉三镇街头的气氛，以此作为“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的罪状是没有意义的。
“7月15日、16日的两天夜里，谢富治、王力首先到了造反派的据点，接见造反派并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对造反派表示亲切的慰问和支持。”
“7月17日夜间， 谢富治、王力等人来到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对‘百万雄师’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一到就让‘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全面开出一张‘头头们’的名单（7月17日，开在这张名单上的13个人全被以种种罪名逮捕了，他们其中的8个人一直被关押到1972年，才能批准‘保外就医’放出来……）。”陈再道以指责口气陈述的王力、谢富治的所作所为，显然均未超出毛泽东的意旨，而他对“百万雄师”头头被抓了几个人关了多长时间不仅记忆犹新而且无限同情，对同时期“造反派”被抓的成百上千人，并且一关关几年几十年，则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无疑是他基于其利害关系表现出的爱憎分明。
“就这样，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非但没有得到缓和，反而一天比一天加剧了。”
事实正是如此，不过，究其原因，这种局面只是毛泽东用来结束武汉问题之指示的必然结果，要归罪于王力、谢富治，实在是极度夸大了他们的作用，他们不过是贯彻毛泽东荒唐意志的两个奴才，虽然此时看起来红得发紫，但实际上给毛干活，办好了无功，办不好则有过，并且必然在某个时期成为替罪羊，王力后来的下场也正是如此。
就当时情况而言，在武汉军区支持下取得了对武汉地区进行武力支配地位的“百万雄师”不服从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依毛泽东指令作出的一些安排，从思想上和社会上作出强烈的反应，不仅继续坚持“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的极端态度，而且公然谴责和殴打作为中央代表的谢富治、王力，无疑是激化矛盾的主要方面。
当然，陈再道本人绝不敢背后操纵这些事件，但他心中对“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联合起来上街向“极左派（自然不包括毛泽东）示威和施加压力，无疑是非常欣慰的。该文中他就一再流露出这种意思。
至于“造反派”，从受压中喘过气来后必然会对“百万雄师”进行疯狂报复，但是，此时他们不仅惊魂未定，而且被“百万雄师”借助“8201”部队的力量在全市开展的大围剿大搜捕中打得七零八落，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我直接观察到了这些情况，非常清楚除极少数地方（如被“新华工”守卫的华中工学院）外“造反派”均已转入了地下状态。所以这些日子里“造反派”在街头并无任何力量显现，也就丝毫不必为矛盾的激化承担责任。
“7月19日，我们按照事先的计划，上午召开军区常委会议，通过已修改好的我和钟汉华的检查，下午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谢富治、王力出面作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百万雄师’对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做出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大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势头。晚饭后，省里直属机关的干部们还有部队里的一些战士，来到了军区大院的门口……军区大门已无法通行，我们只得把王力从后门送出去，接着我和钟汉华立即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了朱洪霞、胡厚民。”
这里又出现了封建时期的政治用语“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遗憾的是用得却不是地方。历史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主要是这么两种情况：第一，官家的剥削压迫使人民无法忍受，乃至纷纷揭竿而起；第二，是官家的某种专制行为触犯众怒，导致激反百姓。从“文革”来讲，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如果说王力、谢富治（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要给“工总”平反并指责了“百万雄师”是“逼”其造反，他武汉军区司令此前抓朱红霞胡厚明，就不是这种逼民造反的“官”？这些事实显然表明，陈再道作为“派性”的奴隶根本不可能性公正地看待史。比起陈再道的观点，应当承认中共关于解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革”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由领导者错误地发动的运动的提法虽然抽象了些，却要公正得多。
因为若从陈文看，“文革”的罪魁祸首不应是发动者，而应是“造反派”和王力、谢富治，充其量再加上“中央文革”之类逼反“保守派”和“8201”部队的官家了。
从当时的情况说，迫于毛泽东的压力，陈再道不得不违心地做检查，并释放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但从内心里他对此是极为不满的。因此，看到半年来在他的政策保护下横行武汉三镇的“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以及军区中的一些干部战士冲击要害部门向中央代表团示威，当然不能不暗自高兴，特别是事后回顾时，更对此充满了由衷的欣慰之情。所以，尽管他一南表明自己与“7•20”事件中“保守派”和“8201”的暴烈行动没有直接关系，却丝毫无法否定他与该事件的精神联系和政治同盟的事实。不过，笔者在“林彪反毛实属附会”一文中早已指出。毛泽东在世时的半神地位，使包括林彪在内的下属中任何人都没有反对他的那份胆魄。所以，陈再道更没有这种勇气，事实上，他自己当时更可能为毛泽东的安全万分担心，因为愤怒的“保守派”万一冲击了毛泽东本人，那么他的政治命运乃至生命本身恐怕立刻全完了。
“7月20日这是许多人开始遭殃的日子，它的分分秒秒我都不会忘记，永远烙在我的心灵深处。”
奇怪的是，事隔二十余年，陈再道仍然无视“保守派”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事实，如果不是“保守派”自己的过激行为，包括陈再道本人在内的这些人又怎么会遭殃呢？和刘少奇邓小平这类“走资派”本来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整的对象不一样，陈再道挨整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7•20”事件的结果，如果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走极端，他将和其他各大军区司令员一样始终是毛泽东维持局面的“柱石”。
“我到谢富治房间里刚刚坐下，‘百万雄师’的200多名代表就愤愤地冲了进来……就在‘百万雄师’的代表即将离去之际，又旋风盘地冲进来几百人，这些人多数都是部队的战士，……怒气冲冲地冲进来……那样子真是咄咄逼人，不容分说……冲着我就是一阵拳脚枪托，以此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雨点般的拳脚、枪托，又是一陈猛打，猛砸……”
“这一天，武汉三镇也像开了锅一样，听说，有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驻军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机关干部和学生的游行队伍也是一望不到头，他们一路张贴标语，一路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注意，这里的引文统统来自陈再道的回忆文章，我们不能不为这位司令既敢于承认事实，又完全不讲道理的蛮横感到惊讶。“百万雄师”的这些做法难道不是最惨无人道的“打砸抢”行为？然而，在陈再道眼里，所有这一切是因为他的基本群众之所为，就不仅不具有暴民性质，反而为其作出发自内心的赞叹，连自己被打了也满不在乎。然而，这正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霸主式逻辑！以上行为如果是“造反派”所为，陈再道难道还会不对之以“反革命事件”论处吗？
当然，从人类历史上看，陈再道不过是一芥莽夫，我们不能指望他有政治家的胸怀和历史学家的公正，但是，既然他完全清楚“7•20”事件的始末纯属“百万雄师”和“8201”的过激行为所致，还要将之怪罪于毛泽东的“文革”鹰犬王力、谢富治乃至造反派，则未免滑天下之大稽。
陈再道对“百万雄师”、“8201”和武汉军区官兵的“7•20”游行充满赞赏之意的回忆，只是出于他个人的政治偏见。作为该事件的目击者，笔者清楚地记得作为“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公车上街的真实场面：从7月20日至7月22日，“百万雄师”借助“文革”前的行政系统将武汉市各大单位的卡车统统集中起来，一个个头戴柳条帽，手拿长矛对准街道两旁的路人，坐在车上在武汉三镇到处炫耀武力，而“8201”部队官兵则干脆在汽车上架起机枪横冲直撞，给江城造成了极度残酷的恐怖气氛，根本得不到多少群众的支持。在他们的疯狂“围剿”下，绝大部分“造反派”都主动从据点里撤出去疏散到市民中，以避免冲突，同时在群众中广泛散发王力、谢富治代表中共的为“工总”平反和陈再道、钟汉华等武汉军区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指示”。因此，对毛泽东“文革”政策寄予极大期望的武汉三镇市民大有“快解放了”那种极度压抑的同时又胜利在望的景象，这种景象恐怕和二战时期在日本统治下的东亚各国人民听说美国在广岛扔了原子弹的心情一样。在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造反派”本身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感召力，而是人民群众此时尚对毛泽东的“文革”将带来一个美好新社会抱有幻想。事实上，当时不光是“造反派”，普通市民因为害怕“百万雄师”“临死前的猖狂一跳”也纷纷关门闭户，尽量避免上街。笔者的父亲作为基层干部工作二十余年，从未迟到早退，此时也在同事们劝说下接连三天（7.20~7.22）躲在家里不去上班。笔者本人作为好奇的少年天天溜到街头看热闹，和其他好奇心强的人一样，远远地看着杀气腾腾的“百万雄师”车队敢怒而不敢言。直到车队走光以后，才钻进聚在一起的人群中听大家的议论。这时议论的共同点是：既然中央表了态，“百万雄师”还要这样对着干，真是不知死活！由此也可见，排开主观愿望不论，市民们的认识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听中央文革代表毛泽东作的指示没错，不听就要大祸临头。
从“文革”的角度看，“7•20”事件的严重性还在于毛泽东本人正在武汉“视察”，并且就住在受到“百万雄师”和“8201”冲击的东湖宾馆里。
因此，他们的冲击直接对毛泽东本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何况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实际上只是毛泽东本人的随员），都挨了打，那么形势稍一混乱，什么事情不会发生！
试问，在中共掌权的近半个世纪里，什么时候发生过第二次普通人冲击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驻地，并且如此野蛮殴打中共领导人（陈再道是被错当王力打的，王力本人也的确挨了打）的事件？
固然，这种事如果以民主政治的眼光衡量，根本算不得什么，但在一元化专制之下，即使导致大镇压大屠杀也不为怪！
“下午五点钟，邱会作一一告诉毛泽东，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请毛泽东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翌日凌晨两点钟，毛泽东坐着武汉空军基地的汽车在武空刘丰等人秘密‘护送’下离开了东湖宾馆梅岭1号，踏上了赴上海的行程。”
如果陈再道不是主要当事人，让他来考虑一下在“文革”那种神化毛泽东的历史条件下，恐怕也很难不认为“7•20”是一次反对毛泽东的严重事件！“文革”的特点，一般人都知道是在“整走资派”，却很少有谁注意这个特点的另一面——有整下去的就必然有因整人爬上去的！一旦有人栽了跟头，其他人便赶紧落井下石，在吃屎的中共天经地义。这么做，一则避免受牵连，二则可能的话还会因此而发迹。这样，当陈再道受“7•20”之累处于危难之际时，他的老部下武汉空军政委刘丰却获得了讨好毛泽东的天赐良机，在“救驾”之后再大造舆论，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尽管陈再道对刘丰的这些做法恨之入骨，从当时的国内形势看，如果他和刘丰换个地位，其做法恐怕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7月22日，驻武汉海空军发表声明：“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与此同时，坐镇北京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7•20”事件。7月25日，林彪亲自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百万人欢迎谢富治回京的集会。由此以“文革”标准给“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百万雄师”则定为“反动组织”。
陈再道对这些定性当然极为不满，因为在他看来，即使说“百万雄师”的作法有些过激也是为了保“走资派”保“文革”前十七年建立起来的秩序的正确行为，并且从直接指向上说绝不是对着毛泽东本人的。笔者作为民主战士当然也不认为“7•20”事件是什么非常值得谴责的事情。但是，从“文革”时代的政治来看，陈再道的看法却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林彪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对“7•20”事件采取的措施也许有一些个人特色。但不管换上谁，从总体上讲，中共当时对“7•20”的定性都不会有原则区别。因为在“文革”的混乱状态下，国家对人民的控制建立在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和中共绝对权威的承认和军队的支撑这两点上，而陈再道作为武汉军区司令支持“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又无视中共权威，公然进行“武装对抗”，无论其中有多少委曲情节，中共都不能不对这种作法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其政权感到极大的恐惧。如果这种局面蔓延到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组织”都不再听从毛泽东和中共的指示，军队也向“革命群众组织”靠扰，而不服从毛泽东指挥。那么“文革”就将不再是毛泽东玩弄的政治把戏，而成为“天下草昧群雄竟起”的开端和又一代风流人物逐鹿中原的起点。固然，这种情况是很难出现的，但以权力高于一切为宗旨的“文革”发动者更绝对不能容忍任何这类苗头出现。所以，如果不是林彪等人已经以激烈的方式采取了行动，毛泽东本人直接处理时，恐怕反而会更严酷一些。而林彪下令全国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声讨“7•20”，其更深一层的意义恐怕还在于中共担心其他军区是否会有不听指挥的动向，而不仅仅是针对武汉军区和陈再道进行谴责。
7月23日凌晨，陈再道、钟汉华被召去北京。回忆文中说：“飞机上，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毛泽东的笑容……但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这么搞法？我们跟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未曾动摇过，为什么现在一个个都跟不上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陈再道当时真这么想，倒表明他还有一点独立思考能力，比只会盲从毛泽东者要聪明一些。不过，从“文革”的正统观念看，陈再道如此怀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真够得上“反革命”标准了。事实上，陈再道和所有“走资派”之所以不理解毛泽东搞“文革”的作法，当时人民群众就已经很“理解”了——与其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如说是他们遇到了老问题：当年他们和毛泽东打江山是一起把权力从人家手里夺回来并瓜分，因此，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文革”中，毛泽东不仅要把刘少奇手中的权力夺回来，还要把跟他一起打江山夺政权的“走资派”的权力统统夺过来重新分配。这样，毛泽东和他们的利害关系处于对立状况，他们怎么还会乖乖听毛泽东的话呢？至于陈再道作为武汉军区司令，毛泽东要依靠他和像他那样的封疆大使来维持地方局面，并没有剥夺他的兵权，但他出于同僚和“走资派”休戚与共的关系和维持局面也维持自己权力的需要，支持“保守派”保“走资派”，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毛的“战略部署”，因此当然不可能“跟上”了。
我们应当再次指出，陈再道的确没有反对毛泽东，也根本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胆量。不过，绝不因此就使“7•20”事件反毛泽东“反文革”的性质有所变化。正是这个原因，文革时代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整他是必然的，文革后他以此为荣，并被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加以赞赏也是必然的。
“（7月23日）凌晨5点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他们为了提高这条消息的宣传效果，连续播送了三遍，从此打响了舆论大围剿的‘第一枪’。”
如果“百万雄师”、“8201”和武汉军区官兵不冲击中央代表团驻地，不殴打传达和实施毛泽东意见的谢富治、王力，以致威胁毛泽东的生命安全，不搞武装大游行，当时的中央怎么会改变毛泽东调合两派的主张而向“造反派”一边倒呢？如果把矛盾激化的开始比作“第一枪”，只能说这“第一枪”是由“百万雄师”、“8201”放的，陈再道将“文革”中央对“7•20”事件定性的开端比作“第一枪”，实在是以自己个人利益为依据评价历史的不智之说。
应该指出，以中共“文革”时期的政策水平看，对“7•20”事件的处理无论是毛泽东的表态还是以林彪为首坐镇北京的党中央的措施，还是比较尊重事实，比较讲政策的。
例如，大者，与1959年整彭德怀相比，彭黄张周充其量只是有一点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把他们打成“军事俱乐部”，以从政治上置于死地。
小者，与武汉一年以后被毛泽东点名的由几个大中学生搞的“北•决•扬”相比，不过是为几篇文章和一个思潮，就抓了有关系的几十个人，整了多少万人，几个主要头头甚至关押了十年才放！
所以很清楚，“7•20”虽然具有反毛性质，并且差一点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但毛泽东知道这主要是出于保“走资派”即他的“功臣”的感情所致，而保除刘少奇以外的“走资派”与他的利益并无根本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从总体上说，他本人也并不准备真正打倒这些人，所以说他一再申明要保陈再道是可以理解的，即便在“7•20”事件以后，毛泽东和中共的正式表态也还称陈再道为同志，更表明处理此事的慎重。但无论如何，对毛泽东和此时的中共，这种可能酿至严重后果的事件不严厉处置以杜效尤也是不行的，这样，定性时用了“反革命暴乱”词句，并说随时准备粉碎之，当然可以理解。话虽说得这么严重，却并没有像“文革”前后遇到类似定性的事件时那样大肆“杀关管”，只不过抓了十几个头头并把他们关了两三年而已。这就说明，毛泽东和林彪及中共并没有把这个事件真的看得多么严重。
毛泽东显然明白，激反“百万雄师”的原因正是他试图在为“工总”平反的基础上调和两派的非现实方案所致，陈再道作为帮他打天下帮他维持政权的军方代表更不能轻易得罪。中央军委的其他老帅多半处于无权地位，有权的林彪则连北京地区一个连队去割麦子也要交给毛泽东本人批准。这一方面是他巴结毛泽东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不敢负责的表现。因此，事实上此时中国的军队几乎每一层都得直接听命于毛泽东本人。但“文革”发展到这种时候，全国的行政体制已经彻底崩溃，所以维持政权的最后力量——军队出面收拾残局已成定势。各大军区负责人作为“封疆大吏”也正跃跃欲试地打算总揽当地军权大权，这样，他们比位于北京的中央军委具有更加重要的性质。而这些直接掌握地方军事力量的司令员们，早已被“造反派”日益增高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呼声弄得怒不可遏，显然，下一步不是他们镇压“造反派”，便是“造反派”将他们也打倒。然而，兵权在握的封疆大吏可不像省长书记们那样有涵养，那样容易听任摆布。例如，当时十大军区司令员中后台最硬的许世友，在南京造反派要揪斗他时，就干脆带着几千人住进大别山的军事基地躲起来，并且告诉毛泽东，如果造反派来抓他，他就要下令开枪开炮（一年以后，许世友正式执掌江苏军政大权时，便以揪“5•16”为名抓了二十多万人，这些人当然都是“造反派”和同情“造反派”的军政人员）。再如青海的赵永夫便真的下令军队开枪打死打伤数百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来武汉前就说过，陈再道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代表着各大军区司令，对陈再道他要亲自出面去“保”。说到底，毛泽东保陈再道就是要保住他本人通过军队对全国局势的最后控制。
正因此，毛泽东不仅始终对陈再道采取慎重、温和的处理方式，而且，当没有政治洞察力和在变幻莫测的文革官场中缺乏生存能力的王力自以为反对陈再道有功，竟然在1967年12期《红旗》杂志上按毛泽东本人的旨意提出要“揪军内一小撮”（其实这本是毛泽东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派”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后，毛泽东作为“枪杆子出政权即真理”的倡导者，听叶剑英问他：“现在政权已经没有了，军队再一乱，我们今后拿什么恢复局面?”立刻明白自已经走过了头，像这样下去必然自毁基业，自寻死路，立刻将王力和关锋、戚本禹这些只有一时利用价值的刀笔吏们统统毫不留情地收拾掉了。毫无疑问，王力奉毛泽东之命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军内引起了极大的恐惧，也对精通权术的毛泽东起到了极其强烈的反效果。据说，口含天宪的毛泽东在叶剑英的提醒下阅过此文后批上了四个大字“还我长城”，并下令将王力关进秦城监狱后亲笔批上“此人不得提审”几个字，以免旁人知道，王力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反军乱军”的文章其实是在他自己指示下搞的。
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毛泽东不仅不再提“军内走资派”，而且迅速赋予各大军区司令员全盘执掌当地军政领导工作的重任，在将全国各地统统置于“军管”之下的前提下，成立了所谓“有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所有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无一例处地由军代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由此使社会恢复由中共“一元化领导”的常规秩序。
军人干政，从来都遗祸无穷，这种极端专制的形式在中共掌权二十年后复现的意义“文革”史家们尽可评说，但对“文革”来说，想要结束，舍此之外也别无他法。如果说毛泽东造出个“中央文革”和“造反派”，除了清除刘少奇这一点外，从政治上讲只能说是拿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那么，他依靠军管来结束“文革”则是用自己的右手来打左手。这样，即使发动“文革”本来还具有从实质上改善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用意。也被结束“文革”的军事管制手段抵消了。
事实上，尽管“全国山河一遍红”后的中国政治面貌与“文革”前颇不相同，但从实质上说不仅完全恢复了“文革”前的基本制度框架，而且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均更不利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民众的收入更少、生活更加难以为继，政治上更加受打压、言论自由社会自由更少了。这一点，除对极少数发国难财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即“革命群众代表”外，于当初同情“造反派”并且对其大力支持的广大群众来说，无疑是个非常可悲的事实。
“7•20”事件的发生，使武汉的“造反派”以喜剧形式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一胜利甚至以全国性的大游行、大声援为特征，其荣耀程度真是无以复加。而作为“保守派”的“百万雄师”一时则成了众矢之的，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
如果历史本是一条直线，那么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会像非欧几何的出现一样，必将使这条直线在无限远的地方与它的平行线相交，乃至错开，何况在“大救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几年翻一次烧饼已成为中国当时政治生活的特点呢？须知，军方领导人与“走资派”即“文革”前的行政领导人本来就是两位一体的，“保守派”不仅是“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同样也是军方建立新秩序的依靠对象。这样，当“军管”、“三接受”成立“革委会”时代相继到来以后，“造反派”欢庆自己大获全胜时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也就戏剧般地出现了：“走资派”打而不倒，“保守派”卷土重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