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互联网上出现中国“茉莉花微笑”散步呼吁以来，国内人权状况严重倒退，当局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异见作家及记者、基督教“家庭教会”、天主教神职人员及一般上访民众的打压越来越严重，被软禁、传唤、失踪、拘留、逮捕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少人被以“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等罪名刑事拘留，令国际社会大跌眼镜。
今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文章写到，“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然而，知名艺术家艾未未却被强行剥夺发言权，被迫成为“沉没的声音”，引起全世界舆论高调质疑：经过81天的关押，曾经为了中国人民仗义执言的良心艺术家获释后为何沉默无语。艾未未能表达出来的信息只有三条：不能出国，不能离开北京，不能接触媒体。
当局对艾未未违法关押的81天里，究竟做了什么？只有艾未未本人说得清楚。其实，艾未未的姐姐高阁已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艾未未被关在只够摆一张床的狭小牢房，无电视、无收音机、无报纸，也无人对话，24小时被两名警员紧盯，每3个小时换班，入厕、冲凉也要被贴身监视，这是摧残心智的精神虐待。
自从去年4月中旬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再次“被”失踪以来，近几个月来有更多的维权律师、异见人士和推特的推友先后失踪，亲友长时间得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据媒体报道和传闻消息，去年12月10日前后，也即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期间，自由知识分子范亚峰被北京警方强制带离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家，被戴上黑头罩，塞入一辆车内，高速行驶一个多小时后关押进一个类似于看守所的秘密拘押地点。范亚峰被施以扇耳光、长时间罚跪、禁止睡觉等酷刑，并被强迫反思“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其后，范亚峰被迫作出妥协，在同意不再参与政治，专心从事基督教教义和法学研究后获释。
近来，维权律师唐吉田获释后，也传出被酷刑折磨的消息；金光鸿律师获释后，传出被送精神病院强迫服药，部分记忆丧失的消息；江天勇律师被失踪两个月至少三次被殴打，脸部淤青红肿，嘴里满是血泡；滕彪律师被失踪70天后获释回家；公益维权律师、基督徒维权律师团成员李方平律师也被失踪，现已释放；北京著名的公益维权律师黎雄兵失踪30多小时之后回到家里；刘士辉在消失不久前也曾被执法人员暴力对待。他们获释后，都表示对“被”失踪经历不方便谈。有消息称，北京的余杰失踪后被殴打近3个小时，直至昏迷，被送往专供中共高干治病的北京医院抢救。警方还在余杰房间附近架设了6部摄像头，以监控其在室内的活动。这些中国大陆维权人士与异见人士中的代表性人物，大都遭遇酷刑后被迫成为了“沉没的声音”。
最近刚刚刑满出狱的著名异见人士胡佳，也同样陷入沉默。由此可见，当今中国人权形势的极端恶化，国内活跃的民主斗士“被”集体窒息。
记得中国山东著名民间维权人士、盲人陈光诚释放后，被当地政府一再实施超越人性底线的报复性迫害。陈光诚一家被囚禁的5段视频在网上公开曝光。陈光诚在视频中指：出狱当天即由乡镇派出所、监区警察、不明身份人员的三辆车押送回家。村口有很多人，对他实施监控的人员分三组，每组22人，另外还有县国保警察专案小组，24小时对他严密监控。妻子、孩子和陈光诚本人都无法出家门半步。陈光诚的所有亲属都受到恐吓，不得与陈光诚一家来往，陈光诚仅靠80岁的老母亲出外弄食物。陈光诚全家被三班看守。他们除了严密包围陈光诚住房外，进入村中各路口均有人把守。在此情况下，他们又怎么可能发出声音？
如今，国内许多很有担当的知名异见人士、维权代表等大多选择了失语。这显然是中国当局有关方面制造的被失踪、被噤声事件构成的国家恐怖生态压力逐步升级的结果。
据澳广电台报道，驻北京记者保罗?穆尼说，中国政府现在开始打压维权律师。他们当中很多人被绑架，并被关押在秘密地点长达数周。受害者被强行灌药，遭到捆绑和殴打，以及被注射不明药物。有的人甚至因此而失去记忆。他在接受澳广记者采访时谈了中国当局使异见人士噤声的最新手段。他说，“他们抓人的方式，通常是在大街上，一些便衣警察用一个头套扣在受害者的头上，然后将其推进一辆汽车里。他们被单独关押在与外界完全断绝联系的地方。然后当局强迫他们招供，签署悔过书，并对他们的家属采取各种各样的威胁。”穆尼说，这种对异见人士、维权律师以及茉莉花革命活跃人士的打压，使社会上产生一种恐惧感。“所以，那些原先敢言的维权律师现在不敢说话了，其他一些人则停止发表言论，那些活跃分子也都放慢了他们所要做的事情的步伐。”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律师说：“我相信现在的形势非常明显，中国当局用些新方法打压维权和异见人士，就是新一轮白色恐怖，使那些异见维权人士失踪，而没有部门出来承担责任。你用什么方法寻求失踪人士的消息和状况都没有回应，对外界、对失踪者家人都造成很大心理压力。当然，被非法拘留的人也是面对另外一些不合理、不人道，甚至是酷刑对待。我相信他们中很多人在被非法拘留的时候，面对精神跟肉体的虐待，使他们的斗志和精神都受到很大的损害，而且我也有理由相信他们受到了很大心理威胁。”
另据北京消息透露，前一时期，北京公安局的国保大队人员，逐一约谈圈定的活跃民运人士，提供了一份书面承诺书范本。其内容包括：承认自己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危害了国家安全；经过北京警方的当面教育，愿意悔过自新，不再发表诋毁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形象的文章，不再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不再参与维权活动，不再参与各种政治聚会和串联，不再参加国外举行的各种研讨和活动等等。
2011年2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特别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舆论控制。接着，2011年2月20日，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再次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努力使社会冲突与纠纷消失在萌芽状态”。当下，民众都亲身感受到，中南海不仅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精力用于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用于党务、党庆、党会议以及进行普天盖地的“唱红”宣传，而且用于侵犯言论自由，封锁网络信息，打压异见人士、宗教信仰者和维权人士等，以维持对社会的严密管制，致使国内异见人士被高压窒息。这实质上就是政府政策性地在迫使中国人权成为公权压制下的“沉没的声音”。
如今，在中国贫富对立、官民对抗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中南海开出的药方仍是“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舆论控制”，政策性地压制公民的人权要求。然而，中国众多被剥夺权利的公民，会因被一压再压，忍无可忍而最终演化成官方舆论一再预警的那种“爆炸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