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喜欢听瓦格纳的音乐，纳粹在作恶时，往往会在瓦格纳的音乐伴奏声中进行。美国好莱坞著名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拍摄电影“辛德勒名单”时就把这一史实揉合进电影剧情之中。当纳粹士兵在血洗华沙犹太人聚居点时，背景声就是高音喇叭播放的瓦格纳的交响曲。在时而高昂激越，时而华丽欢快的乐曲声中，纳粹士兵神情兴奋地追杀那些藏匿的犹太妇孺，一旦击中目标，他们的脸上会浮现一种狰狞的亢奋表情- 一种使命感得到部分满足所带来的亢奋。在推向高潮的瓦格纳的华彩乐章中，这些纳粹士兵神色陶醉地转向他们的下一个猎物。

音乐在第三帝国时期与恐怖和暴行令人难以致信地结合起来。在经过符合纳粹主流意识形态标准的筛选后，那些“健康的”，“符合雅利安人种精神要求的”音乐被用来教育第三帝国的臣民；而那些“不健康的”，“黄色的”“低级人种的”音乐则随着它们的乐谱与成千上万册书籍在“恐怖之夜”一起被焚毁而被禁绝。正是在这种浸透着种族主义色彩的音乐的熏陶下，德国人被教育成效忠元首，仇视其他族裔，特别是仇视犹太人，冷血无情的战争机器。

在中国，所谓革命歌曲-即现在正在狂热传唱的红歌-则在暴力肆虐的文革时代扮演过同样的助虐者的角色。那时候，红卫兵往往一边慷慨激昂地歌唱这些革命歌曲，一边肆无忌惮地滥施暴力。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们不但对那种暴力存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而且对伴随这种暴力的音乐也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发自本能的恐惧。记得文革过去多年之后，北大著名美学教授朱光潜先生还曾经郑重其事地呼吁要禁止播放文革歌曲，谓这些歌曲会把人们时空错乱地带入文革的情景中去，随之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深深的恐惧。

这是一种身心受创者的可怜乞求，这种乞求揭示出文革歌曲-即那些红歌-是文革罪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成为受害者要极力摆脱的梦魇。试想，当你的妻子在这种暴戾的音乐声中，被她的学生用带钉头的木棍，滚烫的开水折磨而死；当你的母亲在那种声嘶力竭的音乐声中，被割断喉管，绑赴刑场；甚至当你本人在这种恐怖的音乐声中，头顶一顶沉重的高帽，被强摁跪倒在千万人前，带铜头的皮带随着音乐的节奏抽打在你的脊梁上，那种音乐对于所有这些受害人的意义，就不啻是地狱中魔鬼的嚎叫。

音乐本来应是人类美好情感最适宜的表达形式， 它们应该用于传达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在世界文明史上，那些流传久远，为人们广为传唱的歌曲，往往是那些歌颂人类自由精神，人类平等尊严，人类博爱情怀的作品。可是红歌却被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塑造成膜拜领袖救主，歌颂奴性，宣扬仇恨和暴力的工具。在红歌里，你听不到对个体独立，尊严和价值的弘扬，听得到只有对独裁者的顶礼膜拜和匍伏臣服，如“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或者对极权集团献媚和输诚效忠的令人肉麻的表演，如“党啊，我的母亲”；你听不到对他人，对生命的尊重，对弱小的怜悯，对不同性的宽容，听得到只有用阶级划分来割裂社会，煽动仇恨和暴力的反人类叫嚣，甚至还有赤裸裸地煽动对他人生命和财产的剥夺，如“打倒土豪分田地”等等。正是在这种浸透着阶级仇恨色彩的音乐的熏陶下，中国人民在血腥的暴力轮回中互相残害，有时是作为施暴者，更多的时候，是施暴的对象。而文革，不过是这场暴力连续剧中的一个特殊场景。

待到文革结束，人民遍体鳞伤，国家濒临崩溃，极权集团中的部分头脑清醒的人才不得不改弦更张，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在经济领域再造已被铲除的有产阶级阶层，即所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保证让他们在统治集团中分享到政治权力，即“让资本家入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则废除阶级斗争学说，并进而强调“和谐社会”以缓解由于经济地位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对立。红歌-这种由以阶级斗争为特点的意识形态培植出来的文化怪胎-于是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再得到统治集团的宠爱。

可是，由于政治改革的停滞，中国社会未能建立一种民主制衡的制度。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财富分配却大幅度向权贵集团倾斜，形成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由此出现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群体矛盾急剧恶化的社会。在社会日趋动荡的时期，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政治上更趋保守，无形中逐一关上了社会底层和上层之间协商和良性互动的大门。在这种社会张力逐渐趋向于破坏性释放的背景下，而政治结构中又没有一种通过协商妥协来制度化地缓解矛盾的渠道，于是社会群体的抗争性行为就愈演愈烈，并且，抗争者逐渐开始寻求自己行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正当性。于是，那种以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为特点的邪恶的意识形态又开始死灰复燃。红歌-作为这种破坏性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情绪宣泄-就再次登上历史舞台。更为诡异的是，极权集团中的部份野心家，一方面为了借重底层民众表达的民意以获取在权力博弈中更大的份额，另一方面，则为了转移现实中的矛盾的焦点，以唱红歌的组织者的面目粉墨登场。一时间，居心叵测的挑唆者与愚昧的民众合流，中国的土地上又出现了“唱红”这种光怪陆离，乌烟瘴气的一幕闹剧：在严密的行政力量的组织下，各种背景的群体登上舞台，大唱红色经典歌曲。全不理会这些歌曲中与现代文明精神和普世价值脱节甚至背离的内容。久已被边缘化的农工底层民众在浑然忘我的旋律中自我麻痹，以寻求暂时忘却眼前的痛苦；历次运动中的作恶者在慷慨激昂的唱辞中洗刷自己的负罪感；而失意政客和野心家们则在声势浩荡的队列和声威中再次体味操纵和驱使千军万马的失落了的辉煌。

最不可理喻的是：许多人是在没有利益诱使和外力胁迫的情况下，自愿加入这样的合唱的，这些参与者甚至包括那些过去红歌的最大受害群体。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亲属曾被红歌作为象征的恐怖年代深深伤害。可是，他们竟然自虐般地再次为邪恶歌功颂德。例如，储安平的儿子储望华在移居澳大利亚多年之后，竟然还在自己的钢琴独奏会上弹奏《东方红》，全然忘记他所歌颂取悦的对象就是对血腥虐杀他父亲储安平负有直接责任的罪魁。它引起我们的联想是一群从纳粹集中营劫后余生的犹太孤儿，现在正在列队齐唱纳粹德国军歌《纳粹青年团对元首的宣誓》。但当我们意识到后一幕绝对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时，前一幕的真实性所带来的震撼将使我们彻底失语。

这种现象更预示唱红这种喧嚣决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被轻蔑地忽视的社会现象。它是对我们民族的记忆和反省能力的一种测试。这种测试为下一次规模更大的罪恶的到来在作准备。

红歌就像所有其他在恐怖时期流行过的文化宣传品一样，是一种刺激人类丧失理性良知，助纣为虐的触媒。这种触媒被保留下来并为弄权者所再次利用，对于一个倡导“和谐社会”的国度来说，是一种不详的凶兆。在这样一个只缺理性改良传统，却永远不缺暴戾之气，并且对巨大历史灾难完全失忆的国度里，它们可能成为再次唤起邪恶暴力与巨大破坏力的妖符。也许，它们下次唤起的暴力的施暴对象会略有不同：成功的商人，在改革开放中的发迹者，跻身社会顶层的精英，自然，也决不会让居于权力格局顶端的部分人逃过这一厄运，尽管他们或许就是揭开这一邪恶妖符的玩火者。

只是，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最终又都会再次成为这种恶性循环的暴力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