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抛开陈再道文章，以我的亲见亲闻谈谈造反派和保守派后来的较量中的阴阳消长。
（四）
造反派在庆祝胜利中把社会推向混乱
1967年7月22日一大清早，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长矛身穿武钢工作服的“百万雄师”在统一指挥下面舍严峻秩序井然，几千人分乘几百辆大卡车从武钢家属区红钢城杀气腾腾地前往武昌，和平大道两旁围观的人群保持着缄默，冷漠地看着他们庞大的车队源源不断地开走。
九点来钟，数以百计的卡车全部开走后，人们紧张的心情开始放松，并慢慢向青山区委和“九•一三”大楼方向的中心地区汇集。三三两两地议论逐渐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多中心聚会。从前，这种群众场面总是以两派辩论为主，此刻，由于“百万雄师”的倾巢出走，反而形成了向“造反派”一边倒的气氛。忽然有人站在高处大声向人群发表演说：“中央代表团已经宣布要为‘工总’平反，朱鸿霞、胡厚民也已经释放，并且指出陈大麻子（陈再道）和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百万雄师’不服从中央领导，打伤谢富治、王力，并且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向中央示威，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彪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猖狂进攻……”
顿时，在场的人立刻欢呼起来，那一派沸腾的场面，真是群情激愤，慷慨悲壮，表现出普通市民对毛泽东和他的“文革”政策的极大期望。有人提议立刻进行大游行，并向“百匪暴乱”的中心地区武昌进发。
于是，发自集结的游行队伍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向西行进，几乎将所有的路人都席卷了进去。前面突然有人高喊，“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已经向红钢城反扑过来，问大家该怎么办？一闻此讯，几个青年学生大声喊道：“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献身的时候到了。怕死的走开，不怕死的跟我们走吧！”
他们的通告号召立刻在年青人中产生了强烈共鸣，游行队伍继续向前进发。不过，没走几十米，人们就发现，除了自告奋勇冲上前的百十个人以外，其余的男女老幼不是留在原地不动，就是四散走开了。
大大缩小的游行队伍里响起以林彪语录谱写的歌曲：“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这群热血沸腾的青少年包括本人在内，所以我对当时大家狂热的宗教式殉道精神有切身体会，相信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当然这些天来杀气腾腾巡行武汉三镇的“百万雄师”车队中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队伍行进到红钢城与八大家分界线的铁路口时，忽然有人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从八大家方向赶来，在队伍前面大声呼喊道：“停下来，停下来！同志们，我们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既然党中央已经明确表态，‘百匪’完蛋只是时间问题，现在‘百匪’正在作垂死挣扎，他们已经从武昌杀回来，车子已经开到了任家路，离这里只有五六里路了，情况紧急，请大家赶快疏散，以保存革命力量！”此人一定是个造反派头头，但究竟何人也不清楚，听他说得有理，这支自发的游行队伍还是慢慢散开了。
在此期间中，为避免“围剿”杀戮，造反派纷纷化整为零撤出来疏散到市民中去。笔者的一位堂兄，此时正是湖北省财政金融学校的中专生，因解放时曾是李先念办的“革命大学”所在地，该校已自行更名为“革命大学”，全校师生多属“新革大”成员，即持温和观点的“造反派”。为避风头，他临时来到笔者家中，还带来了一个当时十分少见的半导体收音机。但是，此时钢城一带也不平静，又担心汉口老祖父回，父亲便在7月23日凌晨带着我们去红钢城码头准备乘轮渡上汉口，就在趸船上候船的时候，堂兄的收音机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中央代表团“胜利返回”北京，并在机场受到江青等人迎接的消息。当时，趸船上所有素不相识的人都同声欢呼起来，那情景无疑像经过八年抗战的中国人听到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一样群情激动。
事过境迁后想起来虽然可笑，但从历史的角度讲，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时大部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揪“走资派”的政策寄予了极大期望，而与陈再道所描绘的“7•20”事件时代的社会情绪完全相反。
中共中央在北京一表态，整个武汉三镇的形势立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7月23日天亮以后，全市居民纷纷自发上街游行，“百万雄师”则立刻自行解散，其大小头目纷纷逃亡各地，“造反派”组织都公开打出旗帜，返回单位抓捕没有跑掉也不敢反抗的“百万雄师”人员，头一天还载着“百万雄师”全市示威的卡车刷上了造反派标语，并载上一切愿意上车的人在武汉三镇漫无目标地狂欢着游行。
造反派本身确实是一个“大杂烩”，不仅人员复杂，而且山头林立，此前还一度处于半地下状况，全市大游行又没有任何领导中心和调度机构，加上交通警察机构处于瘫痪状况，因此7月23日至7月25日的庆祝胜利大游行处于极度混乱的狂欢气氛中。随父亲单位车辆参加游行的笔者，就亲眼看见卡车冲到汉水桥旁的人行道上压死了行人并撞断了栏杆。
庆祝胜利大游行三天之后不久，造反派又仓促组织了“八•一”渡江活动，由于渡江组织工作极度混乱，漫无秩序的武汉三镇市民挤满长江大桥桥头，导致武昌桥头下水处不远的地方铁栏杆被挤断，数以百计的人从十几米高的笔直堤岸下饺子一样地落入湍急的江流淹死。此次事故纯属组织工作混乱所致，但社会上则广泛流传“百匪破坏”的流言。可以想象，由此无疑增强了报复“百万雄师”的势头。或许，不久以后打开各级武装部军火库下发枪支与此也不无联系，笔者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此未可妄议。不过枪支的下发埋下了日后“造反派”内部“钢新”两派火器武斗的祸根则无庸置疑。
“造反派”是不满现实的各色人等的组合，“保守派”则是秩序维护者和“顺民”这一区别，在这段时间以一种特别鲜明的形式表现了出来，那就是“造反派抓革命，老保促生产”。一个七亿人的泱泱大国，让全体人民不事生产，统统去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达到自己的目的来说虽然“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但长此以往，岂不国将不国！为了坚持“政治压倒一切”，又不至于使社会迅速濒于崩溃，“抓革命促生产”大约是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提醒下提出来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并没有说工作之外的时间抓革命，促工作时间的的生产。因此，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人尽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去对之进行理解。在两派斗争以“造反派”大获全胜，“保守派”彻底失败的武汉，气盛一时的“造反派”中的某些人便提出了这种荒唐的口号，意思是“造反派”不事生产专门去搞揪斗走资派的“文化革命”，以维持到手的权力，而“保守派”群众则必须去上班干活。事实上，由于从政治上受到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打击，这段时间属于“保守派”的普通群众成天提心吊胆，不知“十七年”中“专政对象”的命运是否会长时间的落到自己头上。因此，不仅天天上班，而且干也格外卖力。不过，就是撇开这一因素，从总体上讲，保守派群众多年来大都恪尽职守地勤勤恳恳上班干活，是遵守制度服从领导的顺民，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们不付出这些代价，也就难以在“十七年”中作为“走资派”的亲信获得即得利益了。
担当“促生产”角色的还只是一般的保守派群众，至于那些头头们，则想“促生产”也没资格，不是避风头逃往外地，便是在单位里关押挨斗。前文提到的武钢机总厂“百万雄师”头头朱云根，便遭到造反派的通辑，被从上海老家抓回批斗。前述笔者同学曾庆普的母亲兰妮青，本来只是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作为单位“百万雄师”头头的秘书，也遭到通辑，并从南京老家抓回批斗。另一个熟人阎鹏武的父亲和我父亲同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则因为参加“百万雄师”受到造反派殴打后说：“我有武功在身，根本不在乎他们那两下。”此话传出去后，竟被少不更事的造反派青年工人用铁锤活活砸死。
不过应当说明，造反派“7•20”以后对“百万雄师”迫害，并不包含后来保守派重新得势时所指责的“阶级报复”因素，据笔者所知，这种迫害主要是因一般的“观点”所致，至于受迫害程度，则依“态度”为转移，因为“文革”时代“态度”竟上升为最重要的问题，按当时的话说，就是“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相反，后来造反派遭受迫害均直接因为他们前期曾开罪于革“走资派”或“保守派”头目所致，因而才真正具有报复性质。
细述“7•20事件”前后的以上现象，只在说明中国人民受伟大导师愚弄，以如何盲目的可怕激情投入了一场看似利害悠关，其实毫无意义的运动之中。
但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去客观地看待和分析具体情况，就不能不承认抱着“紧跟党政军领导就是紧跟毛主席”这一观点的“保守派”群众的数量，到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就下降到只占总人口很小一部分，而认为“文革”“前十七年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专了我们的政，我们只有揪出一切走资派才是紧跟毛主席”的人则占绝大多数。笔者在论社会公正与社会发展的文章中曾一再指出，在社会生活中，执政党及其社会基础，通常总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而在野人士为了夺权则总是打出要求社会公正的旗帜。应当说，“文革”的情况虽然更复杂一点，而“走资派”、“保守派”、军方人士统统以要求维持“文革”前十七年的秩序为特征，没有提出什么公正要求，但以反对“十七年”的“不公正”为宗旨的“造反派”赢得了大部分群众一时的共鸣则是无疑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尽管人们分化成两派的思维路数千差万别，但从总体上分析还是有清晰的动机理路可循，虽然“造反派”从理论上看只是响应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其宣传的东西还是建立在符合多数人精神需要基础上的。
这一理路若再加以简化，我们就可能发现事实确实与毛泽东沾沾自喜于“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了”的原因大不相同：恰恰是那些感恩于他所领导的“十七年”的人组成了包括“走资派”、党政军内“保守派”，即“文革”的反对者，而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不满于他“十七年”政绩的人（绝大部分人是将一切过错归咎于“走资派”，但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是归咎于他）却组成了“造反派”这个“拥护”他进行“文革”的社会集合。从这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人民的愚弄。此种情况又是专制制度千年不易的典型表现：上有“愚民政策”，下有“愚君对策”。
但是“文革”毕竟始终是一场“运动群众”的闹剧，毛泽东绝对不会不明白，“造反派”成分复杂，甚至包容了许多与他敌对的势力。因此，他从来没有打算让“造反派”成为胜利者乃至执掌各级政权。可以揣测在他的心目中群众中的两派，也像中共里众多的山头一样，一时尚可以让它们共存互斗，高高在上的他不仅能同时加以控制，而且还更有助于他本人权利的巩固。
可“7•20”事件使事态的发展一时失去控制，不过这一地区的形势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决定作用，他也就不能不把让“保守派”和“造反派”同时共存的“国策”暂时搁置起来，容忍武汉地区暂时出现想“造反派”一面倒的形势。
至少，毛泽东绝不会容忍武汉“造反派”向有独立纲领的方向发展，一年以后他亲自批准在“造反派”中大抓“百决扬”，可说就是他对这个地区“保守派”的特别关照，更是对这个地区“造反派”的特别防范和打击。
（五）
造反派开始自相残杀
“造反派”没有自己的理论，当局也绝不会允许它有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即他那一系列随口发出的互相矛盾的语录，就是“造反派”的理论。历史上在“夺权”斗争中获胜的任何在野势力，再愚昧无知也会采取一些系统的办法稳定社会秩序，以巩固其到手的权力。然而作为“跪在毛泽东旗帜下造反”的造反派，没有毛泽东的指令就什么也不能做，而毛泽东“文革”理论实际上又只具有纯粹的破坏性，他“不破不立”的思想，实际上是要人类倒退到野生动物时代。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比动物强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劳动成果在还没有变成现实以前，已经观念地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了。再蹩足的建筑师在盖房子之前，房子都出现在他头脑里和图纸上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却像放火烧荒，却不去撒种一样，在茂密的森林化为灰烬之后，怎么能指望自发地生长出更有价值的作物呢？因此，大获全胜的“造反派”除了在混乱中狂欢之外，没有采取任何稳定秩序和巩固权力（以向建立新的“王道”过渡）的自律措施，在必然进行的报复行动之后，更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历史上历代起义者难以克制的顽疾——无休止地内斗之中。
“7•20”以前受压最厉害的“三钢”即钢工总、钢工司、钢九•一三，此时已成为武汉地区势力最大的造反派，它们以“响当当，硬梆梆，不折不扣，道道地地”的造反派自居，在大量抢夺枪支弹药，拼命扩充人员的同时，极力排斥市民中其他主要属于“新派”的中小规模的造反派组织，也就是把矛头对准自己昔日的战友和同盟者，不愿和他们分享任何胜利果实，在压而不服的情况下，就干脆用武力围剿，从而酿成持续时间比“造反派”与“保守派”冷兵器武斗时间更长的“钢新”两派的火器武斗。如前所述，“新派”以三个大学华中工学院的“新华工”、湖北大学的“新湖大”、华中农学院的“新华农”为主，市民中除“工造总司”较大外，其他都属中小规模，因此在武斗实力上自然大大逊于“钢派”，几乎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比如笔者亲见的一场武斗就是1968年武网“钢九•一三”武卫队和武钢三中“钢二司遵义兵团”围攻武钢动力部“新动力”。“新动力”占据了红钢城八街坊单身宿舍三层楼房上面的两层塔楼（当时为该地区最高建筑），在窗口上遮以挖了枪眼的厚钢板，并囤积了大量武器和粮食记汽水，“钢九•一三”武卫队和武钢三中“钢二司遵义兵团”将其包围，用重机枪扫射无济于事。从三楼往上扔手榴弹也毫无用处，竟架设了“六0”炮准备轰击，无奈找来当射手的一个绰号叫“小丑”的复员军人解释，必须先打几发打校正才能命中，在这人烟稠密的居民区实在太危险，他负不了责，方才作罢。一位被围困者的家属气急败坏地冲向塔楼喊话，想让丈夫出来，不料被塔楼里射出的子弹命中乳房，死生未卜，和笔者一起围观的几个人也被同一颗子弹击伤，从前面一个电车司机大腿穿出又射进后面一个姑娘小腿。最后，还是空手前来阻止武斗的7252部队以调和名义进据点，设法让“新动力”的九名守卫人员换上军装与他们一起混了出来，才制止了这场居民区中心的恶斗。
各造反派组织及个人恃仗武力横行社会，枪支走火和流弹伤人事件日日增多，社会生活秩序迅速恶化。“7•20”事件以前的社会格局主要是两大派政治观点的对立，或许由于其持续的时间较短，这种对立尚未对社会秩序构成重大破坏。此时派系林立的造反派们不仅政出多门，而且都以盲目“造反”，“造反”，“造反”，“再造反”为能事，所以任何秩序都不可能受到尊重，任何团体一旦获胜就会无限度地分裂。同时，每一个团体都为自己树立大量的“敌人”。说到底，此时“造反派”组织已出现了不断土匪化的倾向。因此，社会日益呈现兵荒马乱的无政府状况，由于枪支泛滥、流弹伤人事件频繁发生。仅以笔者在街头所见所闻为例，如我家附近一栋楼房里一个小孩在走廊里玩，对面武钢一招里飞来流弹将其打死。再如一天红钢城百货大楼门口举行“造反派”集会，命令枪队对天鸣枪庆贺，一枪手子弹哑火，将枪口垂下观察时，子弹突然出膛击中台下观众。此外武钢三中“钢二司”一绰号叫“保长”的玩弄手枪时走火，将自己的大腿打断。以“武卫队”名义横行街头的造反派，如武钢技校“6•19”手枪队名震一时，走到哪里都令人侧目。武钢“钢九•一三”武卫队长田万元抓住一批“新派”头头，其下属为报私仇，竟用自动步枪横扫，一梭子打死打伤多人，而“新一冶”敢死队长徐彪率部下到事关武钢工厂存亡的江心水泵站8216部队抢枪，则当场被部队开枪打死在警戒线内。武钢三中“钢二司遵义兵团”将该校新派组织“红八月”人员全部抓捕关押殴打，然后赶出校门，而武汉钢铁学院“钢新”两派各占该校东西两院一边，校内挖掘战壕掩体无数，武斗中图书馆大楼被炸塌，数以万计的藏书毁于一炬……
更为严重的是，此时因私人恩怨而搬动各组织武卫队和一般成员乘汽车打架斗殴，抢劫破坏，互相枪战的事件也逐日增多。
由于这类事件没有任何政治意味，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可想而知。
在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街上到处是闲人，“公检法”又完全瘫痪，没有任何维系社会秩序的替代机制的情况下，时间越长，由法律无存和社会生活的失落造成道德观念这种人类社会自律机制的瓦解，给社会造成的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也就越深刻。因此，尽管1968年春毛泽东通过成立“革委会”开始了社会秩序的重建工作，其所重建的也只是政权机构，人类文明所需要的柔性社会控制系统，即中国古代所说的“纲常”“伦理”“教化”仍然均告阙如。用《管子》的话说：“国有四维。异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位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古今事异，但异中有同，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国家不能专门靠暴力长久维持，还得依靠许多观念性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民众能从内心接受的正义和公正观念，一个是社会道德观念，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东西当然都不可能重建，如此一来，社会秩序无法完全恢复正常是必然的，不仅如此，中国人道德观念的全面崩溃还给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留下了遗害无穷的后遗症。
前面说过，造反派是是没有理论的，不仅如此，和历史上一切社会边缘集团向权力中心挺进的情况相比，它不仅没有独立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纲领，也没有为此而独立思考的权力。作为毛泽东呼唤出来的一个魔鬼，由于没有灵魂，毛泽东才敢于大胆地放纵它一段时间，并让它以自己的言论为“最高指示”，要它为自己的特殊的服务。“7•20”事件以后，毛泽东的注意力已离开了武汉地区，其新的指示也没有给武汉造反派掌权提供任何指导。
这样，作为掌权者的武汉造反派已有充分条件表现自己。
然而，正因为它没有灵魂，它不仅不能收拾局面，而且本身就是致乱之源，这就反过来证明，造反派的确比保守派更不具备掌握权力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当然，后来各级政权中结合的造反派头头并不一定都没有头脑，都没有能力，都不称职，对他们应当做具体分析。不过，凡在官场能站住脚，并施展才干的造反派头头，均已如招安后的农民领袖一样，都以成功地同化为封建朝庭所需的官僚为前提，不仅不能代表造反派，在造反派头头中也没有普遍意义。
（六）
军事管制下“走资派”反攻倒算
笔者认为，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虽然以肯定上海“一月风暴”的方式促成造反派在全国“夺权”，却从来没有打算真正让这些乌合之众掌权，充其量只是想在原来的党政组织中“掺沙子”，让以“无限崇拜”自己为特点的造反派头头到党政组织中起点维持自己半神地位的作用而已。
因此，“7•20”事件对全国局势的作用与利令智昏的王力之流愚蠢的预期恰巧相反，不仅没有成为全国范围内大抓“军内一小撮”的序幕，反而促成了毛泽东将地方军政大权全面赋予各军区司令，并以军管结束混乱状态的决心。也就是说，毛泽东敢于以“文革”搞乱全国，是以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底牌的。“7•20”事件和陈再道的被打倒触动了他赖以掌权的将帅们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他知道，“文革”把戏再也不能照原样玩下去了。必须变出点新戏法，一方面安抚住帮他控制中国的军头们，一方面管束住可能会无法驾驭的造反群氓——“红卫兵”和“革命闯将”，从而避免无法控制的混乱局面出现。更明确点说，图穷匕首见，他必须用枪杆子维持手中的权利了。
所以，还在武汉造反派取得形势上的胜利，并到处跃武扬威大打内战的时候，毛泽东新任命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已实际上接掌了湖北地区的全部行政权力。而“7252”等多支部队则已取代城防部队“8201”驻进了武汉地区的各要害部门。与此同时，武汉市成立了以方铭为司令的警备司令部，拥有维持武汉地区社会秩序的全权。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的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备司令部对造反派没有采取行动，但是从根本上说，全国第一批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恰恰就是打倒了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造反派大获全胜的武汉地区，至于军方实际行使权力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由此可见，揪军内一小撮的实际效用与中央文章和造反派的愿望是如何南辕北辙，而毛泽东恃军权维持其半神的政治本质，也于此表露无疑。
大约在1968年夏秋，也正是毛泽东号召成立革委会前期，武汉警备司令部开始了在造反派组织和学生中大抓“打砸抢”分子，从此，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候宣称“要留待运动后期处理”的问题，也就是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所谓的“秋后算帐”开始了。
对“文革”后的第一次大逮捕，应做多种分析。
第一，毛泽东已经充分意识到，如果让形势继续“大好”亦即大乱下去，他本人也将无法收复自己制造出来的一大群混世魔王。因此，必须通过成立“革委会”，建立新政权，来形成他本人直接统治下的新秩序。
第二，为此，对造反派中坚持造反的动乱分子，不仅不应再支持其任何造反行为，只要破坏新秩序的建立，就要采取措施坚决镇压，同时，对民众中此前的“犯罪行为”，要进行清理和制裁。
第三，此时最令他头痛的社会阶层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两年来，他利用这些人造反，让这些年轻人出尽了风头，使其中的不少人不仅有了相当丰富政治生活经验，也不可避免地萌发了日渐独立，日渐成熟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大中学生处于反社会心理的年龄阶段，两年来的为所欲为环境也使许多人虽然没有参与政治也已变得桀骜不驯，无法管理。尽管采取了许多镇压措施，大中学生中的这两种倾向都已难以遏止。
为了恢复秩序，由军方采取强制措施，也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是，从这些办法，我们也可以更清楚毛泽东的权术。首先拿学生去打“走资派”，然后又用工人和部队（以及最终还用农民）来压服学生，真是卤水豆腐，一物降一物！
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文革”已使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处于极为敌对，极为仇视的状况中，对毛泽东而言，为了恢复秩序，适当压制一下造反派和青年学生是必要的。但对“走资派”和休戚与共的军方而言，这不正是大规模报复开始的信号吗！
笔者生活的武汉市青山区第一批遭到武汉警备区镇压的是武钢三中钢二司遵义兵团（其司令张根生一直关押到1974年“造反派”“反潮流”时才释放），罪名是武装流氓集团，作为武汉市中心的汉口武昌被抓的人就更多了。据估计，武汉三镇被以流氓集团罪名取缔的“造反派”基层组织大约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遭抓捕的则只限于被取缔组织的主要头目。平心而论，这次大逮捕还是十分节制的。因为从维持社会的起码秩序角度说，若不采取这些措施，不仅这些组织土匪化倾向会迅速增强，在较温和的造反派中也会产生连锁反应，甚至在普通市民中正氤氲化生的流氓帮会组织也会急剧崛起（这个方面我有切身体会和大量降温，但因其和本题无关在此不做深究）。这些措施当然是对造反派的一个打击。
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更成问题的是，武汉警备区的第一行动既没有法律根据，也没有法律标准，主要是凭直观印象采取措施，抓进去的人审讯几次后就无限期地关押，直到社会政治形势有所变化之后，才不了了之地释放。这就使司法行为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其结果只能是使权力高于一切的专制统治准则在这里进一步得到加强。也许，它之所以没有像日后那样无限制地诛连无辜，主要还是因为“走资派”尚未复出，保守派更惊魂未定，因而仅仅是军方显示力量的一个小小表示。
这次打击使正热衷于执掌政权，正积极参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中上层头目更深刻地体会到“无权的痛苦”和“夺权的艰难”，也就更疯狂地去追求“有权的幸福”，从而对他们极力争夺在“革委会”中的席位以维持其政治生命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对毛泽东而言，1968年是“文革”的结束之年。
因为“革命群众组织”如果再存在下去，不仅可能会脱离他的控制，甚至完全可能演变成大大小小的武装政治集团。因此，他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和象征性的重大措施。
第一是让全国各省均成立“革命委员会”，以象征“祖国山河一遍红”。
第二是让江青下达“九•五”交枪命令，即禁止军队以外的任何个人或组织拥有武器。
第三，是命令所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倒旗”，也就是不许共产党党政军之外的任何政治组织继续存在。
第四，是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必须占领上层建筑和管理学校，也就是利用工人来压制他所惧怕的知识分子和虽然为他起到压制知识分子和打击“走资派”作用，但现在却成了对社会对他本人最大威胁的大中学校学生。
第五，在用工人压制学生作用有限，且多届学生面临分配难题的情况下，他又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采取了用广阔农村淹没学生中爆炸性社会能量的卑劣作法。
第六，也是他搞“文革”最重要的一个象征性胜利，就是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宣布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或许他已预料到历史将会为刘少奇平反，特地标出“永远”字样加以强调。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永远”反而表明他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只能局限在有生之年和随后的短暂时间。
他的所有这些措施，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造反派”的问题。
说起来在人类现代史上政治煽动家利用暴民达到目的事例并不鲜见。其中最典型的或许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和伊朗霍梅尼的“革命卫队”。但对希特勒和霍梅尼来说，挟暴民以自重并问鼎政权，使暴民武装不仅是夺权的本钱，也是掌权的支柱。毛泽东与他们不同，早在二十年前就依靠一支强大的正规部队夺取了政权，只是为了以非程序方式搞掉可能尾大不掉且已功高震主的刘少奇，才自上而下地挑动出造反派这个以省为单位开展活动的多系统的暴民团伙，也正因此强大的正规部队永远是他真正的权力基础。造反派这种暴民团伙不过是临时使用的工具。这样，不仅他自己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对家奴出生的正规部队而言，岂不更欲将于自己在主人面前争宠的外来恶仆置于死地而后快！
阻止造反派向武装政治集团发展的关键步骤之一是收缴枪支，毛泽东的这一意图主要是以江青1968年9月5日讲话，即“九•五”命令贯彻的。说到这里，有必要剖析一下江青与造反派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至此时为止，两年多“文革”的最大赢家是江青和林彪（如果从1966-1976年来看当毛泽东在世之时，江青一伙甚至是唯一的赢家了，而江青所拥有的唯一政治基础也就是造反派。不过江青的权力基础却绝不仅仅是造反派，作为一个红极一时的政客，她的第一权力基础是自身为代价换得的毛泽东夫人地位，并借此依附于执政党党政军权力基础之上。古今中外第一夫人地位从不像帝王、总统、主席、书记那样，纯粹依靠本人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在施展聪明才智殊死搏斗中，凭运气获得，而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不过，其中但凡有政治野心的均会在利用其夫带来的权力同时，突破其夫的利害关系网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借其夫君的权力基础培植自己的个人党羽，而不能离开夫君的权力和利益完全另搞一套。所以只要对自己有好处，牺牲造反派对江青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事情。说白了，江青和造反派的关系远不像走资派和保守派那样具有高度的利害相关性，固然，江青需要借助造反派自主，造反派因有江青这个“旗手”而腰杆变硬。但是，造反派离开了毛泽东通过江青操纵的中央文革的支持就不能生存，却并非反过来使江青没有造反派就失势，相反，造反派对江青而言不过是通向权力峰巅的一块垫脚石罢了。只要掌握了最高权力，与毛泽东一样，江青同样必须以正规军队为后盾，以各级党政机构为主要工具对国家进行统治，绝不依靠什么造反派。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建立“革命军人”、“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新领导班子的指示，从上到下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都吸收了一到几个造反派头头。就像几千年来的中国农民造反一样，“绿林好汉，先来的为王”。造反早、势力大的官就大，而各级政权所能容纳的人数量又极为有限，因此，能作为“革命群众代表”进入权力机构的造反派头头充其量占不了百分之几。通常，除头面人物之外的其他大小头目则落得个竹篮打水一无所获的境地。“革委会”成立后，中共命令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倒旗”，也就是将之彻底解散，则不仅使没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顿时一文不名，就连那些有幸当了官的也因顿失后盾而处于凌虚蹈空的窘境。在所谓“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里，根据毛泽东的旨意，第一把手一律由军代表担任，各种重要决定一开始也主要由军代表作出。因此，此时的“革委会”说到底实际上是军政府。而军代表对行政管理多半是外行，只好问计于打而不倒的“走资派”转化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亦即“文革前的各级地方行政领导人”，这样，仅经过大半年时间，主要权力还是转移到文革前“十七年”的当政者们手上去了。如前所述，“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不仅是当年一起打天下的人，而且后者从前在军队中的地位比“军代表”通常还高出许多。就武汉而言，曾思玉、刘丰取代陈再道、钟汉华成为军区负责人，丝毫也未改变他们之间二位一体休戚与共的关系。这样，靠整“走资派”也就是“革命领导干部”起家的造反派头头从“结合”进入领导班子的第一天开始就处于“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的包围之中。何况，从能力结构上看，“军代表”不仅有行使权力的权力，而且也有行使权力的本领，“革命领导干部”则有多年的行政领导经验和社会管理才能。“造反派”头头却都是只善清谈的极左分子，就是泡桐树般的大老粗。“文革”五年中，充其量也只发展了煽动群众进行破坏性工作的能力。他们对行政管理一窍不通，更缺乏施展权力的僚属系统，他们自己之间通常也缺乏共事所需的协作精神。
若从各自的代表性上看，如果说“军代表”是代表毛泽东和中共，那么“革命领导干部”虽然还是代表“文革前”的行政结构及其社会基础“保守派”势力，造反派头头则丝毫不能代表“文革”开始时支持他们的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十七年”受压的百姓，充其量只能代表原造反派组织中的少数骨干成员的利益。
须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西方议会式的代议机构，而是毛泽东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的一元化政权机构，因此，这三元力量要变成“一元化”工具，结果只能是其中最强大的一种力量压倒其他力量而唯我独尊。以上诸种原因使“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注定了要成为内斗的战场。然而，更可悲的是，该战场的第一场战斗却不是发生在它们诸方之间，而是发生在乌合之众的造反派头头之间。
得到成立“革委会”的“最高指示”，基层造反派组织以为“摘桃”时机成熟，便纷纷以自己为核心分配各级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常委、委员的职位，尽量排斥其他组织，想以此造成既成事实，从而成为名正言顺的掌权派。那些势力较小的组织嫌自己分得的席位太少或者干脆与“革委会”无缘，便将这种革委会斥为“派委会”大加伐挞。一时间各派组织争夺席位的闹剧随处可见，却丝毫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重建政权恢复秩序则正是他们被再次“打翻在地并被踏上一只脚”的开始！
毛泽东和中共各级真正掌握国家命运的人，针对此种情况又采取了一个十分英明的策略。为了避免无休止的瓜分权力争斗，他们宣布，对任何“革委会”只许“补台”不许“拆台”。也就是不管成立的革委会有多大问题，成立之后便由上级机关根据情况加以改组补充，从而避免了各级政权在互相攻击和争夺中永远无法重建的麻烦。那么这个“上级机关”又是谁，并且以什么方式“补台”呢？说到底当然是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和江青决定，到了地方事实上从有军代表一级往上事情也简单，只有基层，如厂矿企业以下到车间班组问题特别多，因为不知天高地厚的造反派小头目们此时均误以为这些权力从此非己莫属，争权斗争也就格外激烈。当然，他们作梦也没想到，成立革委会的结果是原来的党政组织迅速恢复和巩固其在“文革”前的一切权力。
为了调解造反派在成立革委会时的纠纷，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多次安排造反派头头上京开会听命并为解决问题拍板定案。笔者所知的事例，是武钢“钢新”两派到人民大会堂“汇报”情况时，“钢九•一三”头头张克勤大肆表现其“造反派的脾气”，当着江青的面仍然和对象大叫大嚷，惹得红都女皇博然大怒，当场下令将他抓起来。如此一来，张克勤不仅分不到半点“造反果实”，反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打得死去活来，并送回武钢巡回批斗。笔者本人作为武钢四中学生，便参加过学校安排的“批判大会”，亲眼看到被打得无法站立的张克勤佝偻着身子坐在台上接受批斗。
“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这样根据个人好恶和一时的表态，决定着大小造反派头目们的个人命运！
或许正因此，作为“钢九•一三”对立面的“新武钢”头头徐道基本来因为势单力薄没有任何希望做官结果却因祸得福，立即作为“革命群众代表”进入了新成立的武钢革命委员会并担任副主任直到文革结束
无论如何“革委会”刚成立时，造反派不仅在省市革委会中均获得了席位，而且在基层几乎是以全部瓜分席位的态势出现的，这便是1968年下半年的基本形势。
就在这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在造反派组织中大抓“五•一六”分子的政治迫害运动。
“五•一六”是高干子弟组织的反“文革”集团，在武汉并无影响，从武汉来说，则表现为大抓“此决扬”，并以“5•16”“北决扬”并称。据著名民运人士王希哲介绍，在这场全国性思潮中，湖南的“省无”比“北决扬”走得更远，也更有代表性，但限于孤陋寡闻，笔者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何况本文以谈武汉为主，因此下面只谈“北决扬”问题。
其实从政治上说，“五•一六”和“北决扬”的政治性质是是完全不同的。
所谓“北决扬”：“北”是“北斗星学会”，“扬”是《扬子江评论》，后者是前者的会刊，“决”则是指“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革命派”这样一个组织。“决派组织”没有什么代表人物，只是匿名贴了一些大字报，所以“北决扬”的主体还是“北斗星学会”和《扬子江评论》。
《扬子江评论》的主编是武汉大学学生冯天艾，副主编是华中工学院学生“新华工”红色造反团团长鲁礼安。“北决扬”的核心观点在《扬子江评论》上有较充分的阐述。《扬子江评论》一共出过六期，不过由冯天艾、鲁礼安主编时只出了三期，他们被脯后，一位曾经多次与他们联系的社会青年颇有才华的蔡万宝随后又接手出了三期。他们从毛泽东“文革”理论的“走资派”之说继续前进，认为“走资派”已经结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只有用巴黎公社三原则彻底铲除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制度温床，“文革”才能进行到底。这里，无疑有着用马克思的传统观点打被毛泽东“文革”正统观点的积极意义，即要求以普选制取代等级授职制，从这种观念继续往前走，完全可能进入现代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天地。不过，“文革”的绝对专制不容许他们这么做，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要开辟出基本理论阵地也十分艰难。因此，他们当时主要还不是在开拓，而且在清理废墟，所以，行文的特点是虽然有自己独立的思路，语言则不能不沿用“文革”和毛泽东口吻，如大声疾呼：“北斗北斗，几十年后谁主沉浮”？
照说“文革”中全国省级以下党政组织和“公检法”系统全部瘫痪，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上层很难了解民间乱七八糟的“革命群众组织”和无数刊物传单的具体内容，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从对“5•16”、“北决扬”和“省无”之类占总人数、总组织数、总刊物传单数微不足道的比例的情况都了如指掌看，无疑有着一支大的秘密警察队伍不受“文革”影响，高效率地开展工作，一刻不停地注视着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和刊物、传单的内容，他们虽不干涉具体事物，却将所有社会变化状况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后报告上去，从而为毛泽东和中共掌握全国情况制定对策提供了依据。例如北京某大学出了一份名为《动态》的报纸，江青阅后立刻大发雷霆，说该报是专门报道中央文革动向的特务报刊，便立即加以取缔和抓捕。因此，毛泽东和中共对本来并无多大影响，但在用自己头脑考虑问题的“北决扬”如此了解，并恐惧万分，也并不奇怪。
这样，北京大抓“5•16”的同时，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立即大动干戈，在武汉市揪“北决扬”分子是理所当然的。好容易找到一个给造反派看颜色的机会，武汉警备司令部至少将数以千计的造反派大小头目以此罪名投入监狱。但最后确定与“北决扬”真正有关的只有十二人，而且除直接从事“北决扬”活动的冯天艾、鲁礼安、蔡万宝等人外，像所谓大后台中共老干部王盛荣不过是看了文章后赞赏了几句，“小后台”周凝群、张子扬（“钢九•一三”宣传部长）也仅仅是看过他们的文稿并且提了些看法，“打手”严宁则作为“工造总司”铁军敢死队长为鲁礼安等人的讲演维持过秩序。就是这样一些人，抓进去一关三五年七八年后，才不明不白地放出来。精神失常的冯天艾和鲁礼安、蔡万宝三名“主犯”和严宁则关了十一年，直到1979年还准备以“反革命”罪判刑，幸而此时已进入“平反冤假错案”时代，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研究决定以“免予刑事处分”全部释放。
从已表现出的思想看，“北决扬”无非是将毛泽东整“走资派”思想往前推进了一步，把众多的“个别”归纳为“一般”，而且，与数年之后毛泽东本人提出的“党内资产阶级”概念，无论就内涵还是就外延均基本一致。但在“十亿人只有一个大脑”的情况下，任何人在毛泽东之前提出毛泽东随后提出的思想，也同样是重大犯罪。而“北决扬”作为造反派中有头脑的激进分子，给毛的震动更成了给“造反派”带来第二次重大打击的导火索。
1968年12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煞有介事地向全世界宣布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这标志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已经达到。可笑的是，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其他成员，除邓小平暂时下放外，都还保留在中央委员会之内，并且在随后的毛泽东时代里，几乎全部官复原职，许多还一出来就升了几级。例如原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张体学，“打倒”三年出来后反而获得了此前可望而不可及的“中共中央委员”头衔，而邓小平本人一九七四年底复出后，更从“打倒”时的党和国家第七位领导人一跃而成为事实上的第三位。自古以来，为政者都讲究赏罚分明，毛泽东晚年这种无端将绝大部分官员“打倒”，又无端将他们再提拔上来委以重任，无疑使他将自己划入了昏聩专制者行列，也为他自己死后的风云突变埋下了伏笔。在毛泽东生前，复出的“走资派”们从政治上固然对他本人和“文革”无可奈何，但要想他们在职权范围内不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把恶气出在“造反派”们身上又怎么可能呢？
从1968年秋各级成立“革委会”到1969年春，短短几个月里，市级以下的基层单位，尤其是厂矿企业里，“文革”前党政组织领导人大多便从“走资派”摇身一变而为“革命领导干部”，并迅速将“文革”前对人民群众进行控制的那些工、青、妇之类的辅助组织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样依靠再生能力极强的官僚系统，他们很快就在基层建立了极为强大的权力基础，只要可能，就将“结合”进去的造反派头头排挤掉，并且以打砸抢罪名抓起来，那些几个月以前还梦想以“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常委、委员资格永享权力的造反派们，在“走资派”正式运转起来的强大行政权力面前，几乎是眨眼功夫便从冠冕堂皇的新贵变成了阶下囚！
众所周知，直到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厂矿企业不仅掌握着人们的经济命运，而且对职工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其“保卫处”、“保卫科”随时可以根据单位里的主要党政官员的意思，将任何职工关押在厂内。一时间，几乎绝大部分“造反派”及其支持者在单位里都挨了整。既然借助政权的力量进行报复，其特点就不会像造反派当权的那几天，或是痛打一顿，或是大吵大闹地批斗几次，表面热闹而不着边际，而是长期关在单位里办“五不准学习班”，不准回家，不准单独活动，不准串供，不准离开指定地点，不准和其他人交谈等等，事实上也就是不折不扣的非法监禁，如果认为整出来的问题够份量，就送交公安局看守所无限期关押起来。
此时，笔者作为“69届”初中生正在武钢四中“复课闹革命”。上学途中必须经过武昌至黄石的铁路与和平大道的交汇口，短短两三个月中，至少看到红钢城通武钢勤火车站一带有近十起造反派头头因挨整而卧轨自杀的事件。另外，笔者直接认识的自杀者也有两个。其一是在红钢城八街坊与一位同学举重玩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笑喝喝的中年莽汉，一手抓起扛铃轻轻松松地举了十几下，第二天傍晚笔者再去时，发现有许多人围在那里议论什么，同学告诉我昨天举重那人是造反派头头，在单位里挨了整，并且要办他的五不准学习班，他一气之下竟跑回家里用菜刀砍死了自己！笔者年少好奇，立刻与其他围观者一起亲自去其家中查看了鲜血淋漓的现场。其二是笔者所在学校的工宣队长吕照来，来校不久便因是“造反派”被勒令回厂办“五不准学习班”，挨整不过而愤然自杀。
作为第三次对造反派的报复性打击，这一次的特点和武汉警备司令部抓“武装流氓集团”及武汉军区抓“5•16”、“北决扬”不同，它直接由以前的“走资派”转化成的“革命领导干部”进行，也不是以社会治安或思想倾向为理由，而是以“清理阶级队伍”等“文革”前就经常开展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形式进行。因此，这次是对除开已当上省市革委会成员以外的造反派进行全面调查，除了少数人实在“苗红根正”找不出毛病，而且也需要留下来装点门面的以外，统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处理，最少也要交待清楚参与了些什么活动，并检举他人的言行，然后才能写检查和保证以后过关。
至此，武汉市因“7•20”事件形成的造反派掌权局面已彻底改变，除了在形式上，省市和大企业革委会中尚有少数几个造反派头头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委员之类并不给予实权的职务外，其他人均已回到“文革”前受单位领导和他们的亲信即“文革”中的保守派压制的传统状况，而这些人也大都意识到造反除了使自己的地位每况愈下以外，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此时，即1969年春夏，从政治上说，造反派的力量已彻底瓦解。不仅在普通群众中，就是在原造反派组织的中下层头目和骨干里也失去了影响力。
必须指出，造反派落得如此下场绝非偶然。第一，毛泽东操纵造反派玩弄的夺权把戏只是达到弄垮刘少奇的障眼法，所以他们的命运只能是当猴耍。第二，造反派沐猴而冠，掌权的几天里小人得志颐指气使，却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础。这样，随着毛泽东重新启用“走资派”，他们也就必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顺便说一句，即使造反派真的长期掌权，对国家对人民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的极左纲领和野蛮的“群众专政”方式，从政治上必将使中国倒退到丛林法则统治的愚昧时代，受毛泽东晚年思想影响的波尔布特之流在柬埔寨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例子。
（七）
保守派重占上风 造反派江河日下
如前所述，“走资派”转化成的“革命领导干部”们重新掌权的结果，是全面恢复“文革”前的党政制度和工、青、妇等外围组织，不消说，构成他们权力基础的这些控制网络当然只能是原保守派的骨干人物和一切曾有恩于他们的人。利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和控制网络，“走资派”对造反派的报复虽然不像“7•20”以后“造反派”对他们那样狂暴，却更为严厉、冷酷，因为后者只会发泄压抑几年甚至一二十年的怨气，打过骂过就算了，作为乌合之众也拿不出系统的办法来。“走资派”却是运用政权体系的力量，用长期而系统的方法，加上作为权力基础的保守派无日无时处处事事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和精神压迫来报复“造反派”，因此，这种报复不像造反派一年多以前那样因暴民运动而表现出狂热的社会气氛，却远比那时阴郁、沉重和全面，而且以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隶属于其中并受其政治经济约束的“单位”为中心，也就真正具有“打下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意味。
说到这里，应该回过头来谈已销声匿迹一年多的“保守派”问题了。
毛泽东还健在，“文革”还得到肯定，“7•20”事件就不可能平反。因此，“保守派”也就不能以“百万雄师”的名义返回社会政治舞台。
“7•20”事件虽使“百万雄师”从整体上被否定，使其十几个大头头被捕，但数以千计的中小头目不过是在单位里被殴打揪斗一番，接着造反派忙于争权和内斗，在没人管的情况下，他们自然纷纷和“靠边站”的“走资派”们暗中通气，商讨对策，随时准备重新集结起来东山再起。作为跟随毛泽东和中共几十年的“走资派”们，深知“打倒”的原领导干部如此之多，大家统统复出当属必然，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绝不可能将原有的基层党政官员乃至党政组织统统抛弃，而让政治上靠不住，能力上不顶事，组织上一团糟的造反派取而代之。在这种共识下，“走资派”和保守派人物采取静观待变的策略。果然，不出一年时间，“革委会”的成立使“走资派”纷纷官复原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先易后难的方针，先将不易引起造反派争议的保守派人物安插到各要害部门，然后，随着上层打击造反派政策的逐渐加码，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将几乎所有的保守派人物委以重任，以便为其权力建立起远较“文革”前更为强大更为强硬的社会基础。于是，保守派也就实际上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了。
上文提到过笔者所知的武钢机总厂“百万雄师”头头朱云根，此时就作为工宣队长进驻了武钢三中，并从此开始步步高升，而笔者同学曾庆普的母亲兰妮青，也因先前作为“百万雄师”骨干并受过造反派迫害而“纳新”入党，作为其保“走资派”的犒赏。
至此，保守派作为“走资派”权力基础的事实，终于充分显露出来，文革前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又成了三年“文革”后的既得利益者。
形式上大获全胜，实际上却重新受压的武汉造反派中，当然不会没有几个不服气的“响当当”者，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到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肯定的“革命闯将”，只要能引起上层的重视，情况总会有所改变。这样，“革委会”成立大半年之后，也就是1969年上半年，为数不算很多的造反派大小头目终于纠合起来开展了一场捍卫自身生存权，因而也是第一次完全不依靠毛泽东“最新最高指示”而发动的小规模政治运动——“反复旧”。
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造反派的演化情况。此时的造反派，第一大特征是头头们两极分化。
毛泽东对造反派的肯定，使极少数造反派头头作为“革命群众代表”进入各级革委会担任副主任、常委、委员，甚至纳入中国共产党九届中央委员会，这些为数很少但也最重要的造反派头头便有了合法的保护，成了“人上之人”。例如，“钢工总”的朱鸿霞、胡厚民以及“新华工”的张立国当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钢九•一三”的李湘玉、“工造总司”的吴炎鑫当了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长办联司”的顾健堂当了省革委会委员，“新武钢”的徐道基当了武钢革委会副主任，“新一冶”的曹承义当了一冶革委会副主任等等。此外，“钢工总”的夏邦银和“钢九•一三”的董明会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然而，那些没有被授予职务的造反派头头则如前所述，都留在原单位挨整，基本上都进了“五不准”学习班，一部分关进了牢房。当时，尚发生了这样一个趣事：“工造总司”头头吴炎鑫当了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他的副手不久却被关进了武汉市第一看守所，这位极讲义气的司令一怒之下闯入看守所，公然以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将之带走了！当然，造反派头头大部分是个人野心家，当官之后均不同程度的和自己的难兄难弟们划清了界限以求自保，以他们的官场地位，客观上要保全自己的社会基础也绝无可能，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造反派头头要么被“走资派”同化，要么想和原有社会基础保持联系也心有余力不足。相反，没能进入体制而顽强坚持的极少数基层造反派头头则对他们原来的领袖绝望，指责他们被收买，“受招安”，他们自己则以“响当当、硬邦邦”自居，一直坚持在街头贴大字报，刷标语，被民众称为“街头派”，自然，他们最终没有不被抓去坐牢的。
第二大特征是，不仅原来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普通群众不再支持造反派，甚至那些没有进入体制并且挨整了的大小造反派头目大都也不再愿意投入政治活动了。因为这些群众和原造反派头目终于明白，即使造反派胜利，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何况造反派失败还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同时，造反派不仅不代表大部分群众的利益，他们自己也不成其为整体，其活动的结果充其量是造就几个政治暴发户。所以无论是造反派本身的作为，还是造反派的前景，都使他们完全失望。不过，也应说明，包括曾经自命造反派却从未参加任何组织的鄙人在内，由于“文革”历史的关系和对“走资派”的逆反心理，在感情上，这些人大部分还是不同程度上同情造反派的。
其实，作为政治暴发户结合进各级政权的少数造反派头头日子也并不好过。考虑到毛泽东对他们的保护，复出的走资派们对他们采取了能拉过去的就拉，拉不过去的就孤立起来，可能的话就予以猛烈地打击，并排挤出去。这些被结合的造反派们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想明哲保身，只有认同和同化于走资派们，让自己变成适合此时政治要求的行政官僚。通常，为人比较克制，也较有涵养和学识，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的都作了这种选择。上述张立国和曹承义或许属此类典型；想继续坚持造反派身份并代表造反派活动的，则始终在革委会中充当反对派角色，并往往无目的无意义地滥用造反精神，始终不与“走资派”合作，但因为他们人数极少，又分散在各级革委会中，因而势单力薄，处于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虎视眈眈的四面围困之中，从来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用胡厚民对笔者的描绘，那就是“在刀尖上跳舞”。由于此时造反派还盼望毛泽东能像“文革”开始时那样突然表态大力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因此，取后一种态度的人此时尚占多数。
从此时来说，当由没有被结合而处于挨整状态的少数造反派中小头头率先发难的“反复旧”运动开始以后，那些已被结合当官的造反派头头在没有了组织后而不得不凌虚蹈空，见自己的小兄弟们再次走上街头，便也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于是他们在武汉三镇到处刷满标语：“反复旧反复辟，江城人民齐努力，反复解，反复旧，江城人民齐战斗”、“打倒复辟狂风暴雨，消灭还乡团”、“继续革命造反，不许老保翻天”等等。不过，由于前篇说过的诸种原因，造反派的这些活动再也得不到多少共鸣了。
笔者不清楚，1969年的“反复旧”是否具有全国性，是否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但是从社会现象上分析，他们应当有所表示。因为“反复旧”运动虽然很快就烟消云散，但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似乎也告了一个段落。由于“走资派”和保守派的反攻倒算受到遏制，造反派的被压状态有所缓和，不久以后，社会就走向相对平静的时期。当然，这种平静是暂时的，只要国家、社会有一点政治波澜，同名专辑见得斗争就又会公开化剧烈化。
在此，有必要提一下，一些与造反派和保守派毫无关系，却具有真正群众运动意义的社会活动。
从1966年“文革”发轫，许多厂矿企业职工便开始为自己面临的迫切而明显的工资、待遇、福利问题集合起来开展斗争，却被“走资派”和造反派同时用“反对经济主义”、“反对工团主义”的政治高调强压下去了。经历了近三年“文革”的折腾后，厂矿企业职工的这些具体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变得日趋严重，随着空头政治的沉寂，他们的这些要求也骤然明确起来。
不管怎么革命造反，“文革”前和“文革”后（这里指1966年-1969年的狭义“文革”）高度政治经济一体化状况都丝毫没有改变，所有工厂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福利制度不仅统统由国家制订，而且大多数人从五十年代末就没有增加过一分钱，所有工人进厂转正定级升二级工后便从此冻结，时间最早的是1958年的二级工，此外还有1956年进厂的则停留在三级工水平。当年这些人是光杆一个，时隔十多年，大部分已是老少三代之家的唯一生活支柱，仍然只拿三十几元一个月的工资，人均生活费通常只有5-10元左右，家庭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迫于生活无法维持，他们从单个人公开找领导吵闹，发展到凝聚成千上万工人一齐请愿。不过这一过程直到1974年才走向高潮。一天，笔者正作为“知识青年”从农村回家省亲，忽见数以千计的工人拖老带小漫无秩序地吆喝着走向笔者家斜对面的楼房（武汉红钢城五街坊），把当时主持武钢工作的李振江家里围个水泄不通，不知究竟何故中向旁人一打听，才知道是“582”（即1958年的二级工）造反要求增加工资，多年前就听说过的“582造反团”终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光武钢，全国各地大型企业中也有类似运动，并且纷纷上京请愿。在这种情况下，一段时间以后，因中共下文件“582”和五六年的三级工普遍上调一级（时人戏称“虾子”过河，猴子上树）运动方才告一段落。
此外，也肇始于此时而数年后才获解决的，是“武钢一冶长期家属临时工造反”，这些家属临时工是丈夫在武钢一冶工作，她们自己因生活艰难也作为“家属工”到武钢一冶干最粗笨最劳累的活计，工作十多年却仍在正式编制之外，干活累，工作时间长不说，工资待遇福利享受也远远低于正式职工，而最令她们气愤的是，干完几十年退休以后还没有劳保工资！大约也是闹到1974年前后，她们终于推举出代表上京请愿，并且恰好在北京碰到了唐山和其他地区同类型的请愿团。据说因为多系文化程度不高，性格泼辣的中年妇女，请愿过程中与接待人员发生争吵，她们又不像“582”那样是国家最大厂矿的生产主力，较易对付，导致一些最重要的代表被捕，其他胆小的赶回了本地，一时才被压制下去。不过，这个问题最终还是做了解决（笔者母亲就是这类最终获转正的武钢家属工之一）。
1969年闹得最欢的却是所谓“老单身”和“复退军人”。“老单身”指五十年代从农村招工进城，工作多年妻子儿女仍在农村，全家无法团圆的单身职工，尤其是看到“支左部队”进驻仅一年便把妻子儿女从农村弄来安家后，他们由嫉妒愤怒而集结起来，很快就走上街头刷标语造舆论，把自己的运动推向了高潮。“复退军人”则指从部队复员转业后，福利待遇和住房家属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人集结起来，造舆论提要求。这两种人也是城市企业生产工作中的骨干，他们的运动也受到当局的很大重视，一方面进行压制，另一方面事后也逐步进行了统筹解决。
所有这些真正的群众运动，都借鉴了“文革”的“造反”方式，通常为避免镇压，总是由几个胆大的人在要道贴上几张海报，说某年某月某日某类人将为某事到某处集合，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届时，具有同类利害关系的人便自动到该地集合商量后，一起去找某领导或某机关请愿，既避免结成组织，也避免个人过分地出头成为“枪打出头鸟”的目标，而当局也确实以极大的恐惧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派出大批的便衣人员混杂其间，寻找“幕后指挥者”和“煽动闹事”的人。因此，这些运动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出稳固而独立的工运组织。
言归正传——造反派与保守派问题。
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作为“文革”胜利结束后新时代的起点。为将毛泽东“三结合”指示贯彻到底，中共要求在武汉地区选送两名造反派头头充任九届中央委员，主持挑选的当然只能是新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和刘丰。为了这两个可怕头衔的人选，他们可谓是煞有苦心，最终挑选了“钢工总”三号头头夏邦银和“钢九•一三”基层组织头头董明会，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两个非常容易对付的人物。
夏邦银本是武汉市汉阳轧钢厂工人，文革初期因为革命造反几抓几放，在“工人总部”中他的位置排在第三号，为人则相对低调，故曾思玉刘丰越过了朱洪霞胡厚民选种了他。
这里，我们着重来介绍一下“董明会现象”。作为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矮矮墩墩的工人，如果在工厂里干活的话，董明会可能还十分称职，但这个一无组织领导才能，二无必要的知识素质，三没有任何功绩可言的大老粗进入拥有七八亿人口的国家事实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则未免令人纳闷。说起来，奥秘也十分简单，既然中央明确要求遴选两名造反派头头当中央委员，武汉军区负责人不能不服从，但中央委员这个头衔实在非同小可，不要说“曾刘首长”本身以前也不是中央委员，就连伟大舵手他老人家本来不也只是个“毛委员”吗？万一造反派头头以中央委员名义对武汉军区和省市委发号施令，岂不连他们自己都要拱手服从？于是“曾刘首长”灵机一动，在“钢九•一三”基层中找来这么一位“苦大仇深”且入党多年的工人作为阿斗，既可搪塞毛泽东，又容易受他们的操纵，至少是绝不会难以对付，不至于对武汉军区和省市委的权力构成任何威胁！毫无疑问，“董明会现象”是军人干政弄权的杰作，由此也可见这种制度下拼凑各级领导班子中包含着多少尔虞我诈阴谋鬼计！
如前所述，1969年“反复旧”以后，倍受打击的造反派作为“走资派”的臣民，日子或许好过了一些。这些“革命领导干部”和保守派人士毕竟有多年的从政经验，深知“专政之道”在于全面而严厉，但又不能超出臣民完全不能忍受的程度，同时为了长治久安，还得采取“怀柔政策”，以“王道”而不是“霸道”使大多数人变成“驯民”，何况毛泽东毕竟健在，一直要求“对造反派高抬贵手”。因此，随后不仅放松了对已成平民的造反派的压制，让他们能安于日常生活，对结合进各级革委会的，也尽量加以笼络。
当然，与此同时，他们对顽固坚持造反，拒不进行合作的，也绝不“心慈手软”。例如，作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原“钢工总”二号头头胡厚民，因无休无止地与新武汉军区和省革委会顶牛，他们竟干脆采取栽赃陷害方式，将一台报废电台藏到胡厚民家中，然后大张旗鼓地去抄家，以通敌罪名将他逮捕下狱。
但是，只要毛泽东健在，“文革”没有被否定，造反派中总会有极少数人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一定要争赢争赢这一口气。当然，他们的活动已不再是以传统的组织持续不断地进行，而是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及现实可能性，以个人或几个人的名义张贴一些大字报，乃至举行一些群众集会等等。由于他们和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不一样，永远没有“结合”机会，他们自己也只以批判现实和精神发泄为主，并不指望有大红大紫的一天。人民群众将他们称为“街头造反派”，简称“街头派”，他们也以此为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甚至还发起了针对“结合”进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进行了“反招安”宣传。但他们与“招安”了的造反派头头也并不处于对立地位，当“招安派”有时因政治形势变化走上街头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合流了。从1970年到1976年期间，“街头派”以“革命群众”为名义在街头刷标语造舆论，断断续续地坚持着与“复辟”后的保守派对垒。
保守派中当然也有热衷于社会活动的人，为了不让造反派独领风骚于街头，他们以“工农兵”为标榜和“革命群众”对着干。这样，直到1976年，武汉街头都时常可见双方互不相让的大字报大标语。
可以肯定，以上过程中武汉造反派的命运和全国各地的大不相同，不同之处首先在于武汉造反派曾经有过大获全胜的日子，因而从1967年7月23日以后到1968年秋天它们曾志得意满不可一世，同时把社会带进了混乱、武斗、失序的灾难中。这样，新组成的以曾思玉、刘丰为首的武汉军区虽然不得不给其主要头头一点面子，为了恢复秩序还是照样对它们大开杀戒。至于武汉以外，上海怎么样我不清楚，其他地方造反派连一天完全掌权的日子也没有，正因此，那一年中各地造反派非常羡慕他们的武汉同伙。其次在于，由于“7.20”事件涉及毛泽东本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武汉的造反派长期给予了更多的首肯，包括让“工人总部”和“九一三”各选派一人进中共中央“九大”的中央委员会任中央委员，这是何其荣耀何其显赫的恩宠！因此恐怕除了上海以外，也没有哪里的造反派能有武汉的这么神气，没有哪里的造反派在和“走资派”恶斗中能有武汉的这么强硬。当然，不管差异多大，全国造反派的结局是一样的。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发动军事政变，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并立即通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将当地“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及其社会基础一网打尽。
这样，武汉地区的“工人总部”的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九一三”的李湘玉，“工造总司”的吴炎鑫，“长办联司”的顾建堂、严常、“新武钢”的徐道基，“新一冶”的曹存义为代表的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全部入狱，那些街头派活跃分子也概莫能外。
相反，保守派代表人物则在大获全胜的“走资派”即“革命领导干部”的保举下大都也开始为官为宦，捞了个盘满钵满。
把陈再道对保守派人物的赞赏和怜惜一看，任何人都不难明白，在没有毛泽东施压的情况下，中共党政军领导人会如何犒赏它们。
就是邓小平，虽然从政治家的角度说两派都不对，实际对待上也不可能不对保了他们的保守派施以恩惠，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在其儿女的回忆中比比皆是。
综上所述，文革中的保守派，不过是中共掌权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是中共基层组织负责人或者亲信骨干；文革中的造反派，则情况复杂得多，其主要头头则基本上是希望走捷径做大官的极左分子。这样，保守派的存在天经地义，造反派则来得突然，说白了只是毛泽东为了“火烧功臣楼”，利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煽动起来的一批极左分子。毛泽东利用他们来给跟随他打天下的大小官僚看颜色，迫使他们绝对服从自己，这些极左分子则利用依附毛泽东打击中共官僚以迅速爬上高位。因此，就其上层而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和希特勒手下的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斗争如出一辙。
无论怎么否定造反派，造反派归根结底还是中共自己的一个派别，正因此，文革后中共落实政策时还是给了武汉造反派头头一些“自己人”的特殊待遇。80年代早期胡耀邦到湖北襄樊调研后作出指示，凡曾任省级以上职务的，在监狱中一律住独院单关（还派几个刑事犯伺候）。因此胡厚民从和我同一栋监楼调走，住进了专门为他盖的独院中的平房。满刑以后，这些人则按处级干部分配住房、拿退休金，也就是仍然视他们为中共的高级干部。
这方面胡厚民无福消受，他在满刑前几个月死于襄樊监狱。但是，本来是“工人总部”第三号头头因而屈居胡厚民之下，却因为当了中共中央委员而被当局视为湖北地区头号造反派头头的夏邦银，则在出狱后住进了以前他没有享受过的高干楼。
写于1993年
后记
1978年，我作为新生代民主义士走上社会，为了学习政治活动经验，曾四处寻找文革时代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人物。“造反派”方面：我找到了“街头派”人物李峰，此时他刚关两年出来，居然一句话也不敢说。“北决扬”人物鲁礼安，这个当年威震武汉的“红色造反团团长”刚坐十年牢回来，也什么话都不敢说。“北决扬”人物蔡万宝，他倒是积极联系，并参加了我们的一些活动，表现出了我望尘莫及的宣传和组织能力，只是生活需要和不想再为没有希望的事业坐牢，才很快就又退出了。“北决扬”“小后台”（当局抓他的理由），“九一三”宣传部长，关押七年出来的张子扬，这是我见到的“造反派”中的人物中最有头脑、最有知识的人，以后成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然后辗转去了多个大学和科研单位工作。此外，我还拜访了一些不出名的造反派人员，由于没有多少收获，印象已经谈漠了。
“保守派”方面：当时只知道有个笔名为“寒城牛”（韩陈刘）的写作群体，但已经无法寻访，而这个班子在保守派中也是例外，因为绝大多所保守派人士都只是“走资派”即“革命领导干部”的心腹，并不开展独立活动，所以他们里面的人都缺乏政治个性，在社会上也就不好找。
不过，由于我自幼的好友、搞民主运动的帮手任秋光的原因，原武汉市一冶一中保守派组织三字“红卫兵”（当时被造反派指责为“保爹保妈派”）司令，老红军子弟吴山屯（他们二人多年一直是打篮球的球友）则从民主墙运动以来一直是我的好朋友，给了我许多帮助，通过他，我了解了不少“文革”和两派的情况。
1981年为民主墙坐牢以后，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我几乎认识了所有也关在那里的武汉市的著名造反派头头。以后在襄樊监狱，又和武汉地区第二大的造反派头头，对“走资派”态度最强硬因而也判刑最重的胡厚民来往了很长时间。
所以，虽然文革开始我只有十三岁因而没有过深的卷入，但由于有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已经能够对之进行深入观察，加上以后又在文革人物中做了大量调查了解，故多年来写了不少关于文革的文章，可惜的是，其中绝大部分早已在一次次抄家中丢失。
这次出狱后将能够找回的残稿加以清理，纯粹的文革回忆与思考文章居然仅剩这一篇，而且还不完整了，故上文的结尾是重写的。
2011年7月4日
（四）
造反派在庆祝胜利中把社会推向混乱
1967年7月22日一大清早，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长矛身穿武钢工作服的“百万雄师”在统一指挥下面舍严峻秩序井然，几千人分乘几百辆大卡车从武钢家属区红钢城杀气腾腾地前往武昌，和平大道两旁围观的人群保持着缄默，冷漠地看着他们庞大的车队源源不断地开走。
九点来钟，数以百计的卡车全部开走后，人们紧张的心情开始放松，并慢慢向青山区委和“九•一三”大楼方向的中心地区汇集。三三两两地议论逐渐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多中心聚会。从前，这种群众场面总是以两派辩论为主，此刻，由于“百万雄师”的倾巢出走，反而形成了向“造反派”一边倒的气氛。忽然有人站在高处大声向人群发表演说：“中央代表团已经宣布要为‘工总’平反，朱鸿霞、胡厚民也已经释放，并且指出陈大麻子（陈再道）和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百万雄师’不服从中央领导，打伤谢富治、王力，并且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向中央示威，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彪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猖狂进攻……”
顿时，在场的人立刻欢呼起来，那一派沸腾的场面，真是群情激愤，慷慨悲壮，表现出普通市民对毛泽东和他的“文革”政策的极大期望。有人提议立刻进行大游行，并向“百匪暴乱”的中心地区武昌进发。
于是，发自集结的游行队伍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向西行进，几乎将所有的路人都席卷了进去。前面突然有人高喊，“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已经向红钢城反扑过来，问大家该怎么办？一闻此讯，几个青年学生大声喊道：“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献身的时候到了。怕死的走开，不怕死的跟我们走吧！”
他们的通告号召立刻在年青人中产生了强烈共鸣，游行队伍继续向前进发。不过，没走几十米，人们就发现，除了自告奋勇冲上前的百十个人以外，其余的男女老幼不是留在原地不动，就是四散走开了。
大大缩小的游行队伍里响起以林彪语录谱写的歌曲：“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这群热血沸腾的青少年包括本人在内，所以我对当时大家狂热的宗教式殉道精神有切身体会，相信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当然这些天来杀气腾腾巡行武汉三镇的“百万雄师”车队中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队伍行进到红钢城与八大家分界线的铁路口时，忽然有人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从八大家方向赶来，在队伍前面大声呼喊道：“停下来，停下来！同志们，我们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既然党中央已经明确表态，‘百匪’完蛋只是时间问题，现在‘百匪’正在作垂死挣扎，他们已经从武昌杀回来，车子已经开到了任家路，离这里只有五六里路了，情况紧急，请大家赶快疏散，以保存革命力量！”此人一定是个造反派头头，但究竟何人也不清楚，听他说得有理，这支自发的游行队伍还是慢慢散开了。
在此期间中，为避免“围剿”杀戮，造反派纷纷化整为零撤出来疏散到市民中去。笔者的一位堂兄，此时正是湖北省财政金融学校的中专生，因解放时曾是李先念办的“革命大学”所在地，该校已自行更名为“革命大学”，全校师生多属“新革大”成员，即持温和观点的“造反派”。为避风头，他临时来到笔者家中，还带来了一个当时十分少见的半导体收音机。但是，此时钢城一带也不平静，又担心汉口老祖父回，父亲便在7月23日凌晨带着我们去红钢城码头准备乘轮渡上汉口，就在趸船上候船的时候，堂兄的收音机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中央代表团“胜利返回”北京，并在机场受到江青等人迎接的消息。当时，趸船上所有素不相识的人都同声欢呼起来，那情景无疑像经过八年抗战的中国人听到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一样群情激动。
事过境迁后想起来虽然可笑，但从历史的角度讲，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时大部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揪“走资派”的政策寄予了极大期望，而与陈再道所描绘的“7•20”事件时代的社会情绪完全相反。
中共中央在北京一表态，整个武汉三镇的形势立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7月23日天亮以后，全市居民纷纷自发上街游行，“百万雄师”则立刻自行解散，其大小头目纷纷逃亡各地，“造反派”组织都公开打出旗帜，返回单位抓捕没有跑掉也不敢反抗的“百万雄师”人员，头一天还载着“百万雄师”全市示威的卡车刷上了造反派标语，并载上一切愿意上车的人在武汉三镇漫无目标地狂欢着游行。
造反派本身确实是一个“大杂烩”，不仅人员复杂，而且山头林立，此前还一度处于半地下状况，全市大游行又没有任何领导中心和调度机构，加上交通警察机构处于瘫痪状况，因此7月23日至7月25日的庆祝胜利大游行处于极度混乱的狂欢气氛中。随父亲单位车辆参加游行的笔者，就亲眼看见卡车冲到汉水桥旁的人行道上压死了行人并撞断了栏杆。
庆祝胜利大游行三天之后不久，造反派又仓促组织了“八•一”渡江活动，由于渡江组织工作极度混乱，漫无秩序的武汉三镇市民挤满长江大桥桥头，导致武昌桥头下水处不远的地方铁栏杆被挤断，数以百计的人从十几米高的笔直堤岸下饺子一样地落入湍急的江流淹死。此次事故纯属组织工作混乱所致，但社会上则广泛流传“百匪破坏”的流言。可以想象，由此无疑增强了报复“百万雄师”的势头。或许，不久以后打开各级武装部军火库下发枪支与此也不无联系，笔者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此未可妄议。不过枪支的下发埋下了日后“造反派”内部“钢新”两派火器武斗的祸根则无庸置疑。
“造反派”是不满现实的各色人等的组合，“保守派”则是秩序维护者和“顺民”这一区别，在这段时间以一种特别鲜明的形式表现了出来，那就是“造反派抓革命，老保促生产”。一个七亿人的泱泱大国，让全体人民不事生产，统统去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达到自己的目的来说虽然“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但长此以往，岂不国将不国！为了坚持“政治压倒一切”，又不至于使社会迅速濒于崩溃，“抓革命促生产”大约是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提醒下提出来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并没有说工作之外的时间抓革命，促工作时间的的生产。因此，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人尽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去对之进行理解。在两派斗争以“造反派”大获全胜，“保守派”彻底失败的武汉，气盛一时的“造反派”中的某些人便提出了这种荒唐的口号，意思是“造反派”不事生产专门去搞揪斗走资派的“文化革命”，以维持到手的权力，而“保守派”群众则必须去上班干活。事实上，由于从政治上受到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打击，这段时间属于“保守派”的普通群众成天提心吊胆，不知“十七年”中“专政对象”的命运是否会长时间的落到自己头上。因此，不仅天天上班，而且干也格外卖力。不过，就是撇开这一因素，从总体上讲，保守派群众多年来大都恪尽职守地勤勤恳恳上班干活，是遵守制度服从领导的顺民，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们不付出这些代价，也就难以在“十七年”中作为“走资派”的亲信获得即得利益了。
担当“促生产”角色的还只是一般的保守派群众，至于那些头头们，则想“促生产”也没资格，不是避风头逃往外地，便是在单位里关押挨斗。前文提到的武钢机总厂“百万雄师”头头朱云根，便遭到造反派的通辑，被从上海老家抓回批斗。前述笔者同学曾庆普的母亲兰妮青，本来只是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作为单位“百万雄师”头头的秘书，也遭到通辑，并从南京老家抓回批斗。另一个熟人阎鹏武的父亲和我父亲同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则因为参加“百万雄师”受到造反派殴打后说：“我有武功在身，根本不在乎他们那两下。”此话传出去后，竟被少不更事的造反派青年工人用铁锤活活砸死。
不过应当说明，造反派“7•20”以后对“百万雄师”迫害，并不包含后来保守派重新得势时所指责的“阶级报复”因素，据笔者所知，这种迫害主要是因一般的“观点”所致，至于受迫害程度，则依“态度”为转移，因为“文革”时代“态度”竟上升为最重要的问题，按当时的话说，就是“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相反，后来造反派遭受迫害均直接因为他们前期曾开罪于革“走资派”或“保守派”头目所致，因而才真正具有报复性质。
细述“7•20事件”前后的以上现象，只在说明中国人民受伟大导师愚弄，以如何盲目的可怕激情投入了一场看似利害悠关，其实毫无意义的运动之中。
但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去客观地看待和分析具体情况，就不能不承认抱着“紧跟党政军领导就是紧跟毛主席”这一观点的“保守派”群众的数量，到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就下降到只占总人口很小一部分，而认为“文革”“前十七年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专了我们的政，我们只有揪出一切走资派才是紧跟毛主席”的人则占绝大多数。笔者在论社会公正与社会发展的文章中曾一再指出，在社会生活中，执政党及其社会基础，通常总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而在野人士为了夺权则总是打出要求社会公正的旗帜。应当说，“文革”的情况虽然更复杂一点，而“走资派”、“保守派”、军方人士统统以要求维持“文革”前十七年的秩序为特征，没有提出什么公正要求，但以反对“十七年”的“不公正”为宗旨的“造反派”赢得了大部分群众一时的共鸣则是无疑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尽管人们分化成两派的思维路数千差万别，但从总体上分析还是有清晰的动机理路可循，虽然“造反派”从理论上看只是响应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其宣传的东西还是建立在符合多数人精神需要基础上的。
这一理路若再加以简化，我们就可能发现事实确实与毛泽东沾沾自喜于“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了”的原因大不相同：恰恰是那些感恩于他所领导的“十七年”的人组成了包括“走资派”、党政军内“保守派”，即“文革”的反对者，而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不满于他“十七年”政绩的人（绝大部分人是将一切过错归咎于“走资派”，但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是归咎于他）却组成了“造反派”这个“拥护”他进行“文革”的社会集合。从这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人民的愚弄。此种情况又是专制制度千年不易的典型表现：上有“愚民政策”，下有“愚君对策”。
但是“文革”毕竟始终是一场“运动群众”的闹剧，毛泽东绝对不会不明白，“造反派”成分复杂，甚至包容了许多与他敌对的势力。因此，他从来没有打算让“造反派”成为胜利者乃至执掌各级政权。可以揣测在他的心目中群众中的两派，也像中共里众多的山头一样，一时尚可以让它们共存互斗，高高在上的他不仅能同时加以控制，而且还更有助于他本人权利的巩固。
可“7•20”事件使事态的发展一时失去控制，不过这一地区的形势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决定作用，他也就不能不把让“保守派”和“造反派”同时共存的“国策”暂时搁置起来，容忍武汉地区暂时出现想“造反派”一面倒的形势。
至少，毛泽东绝不会容忍武汉“造反派”向有独立纲领的方向发展，一年以后他亲自批准在“造反派”中大抓“百决扬”，可说就是他对这个地区“保守派”的特别关照，更是对这个地区“造反派”的特别防范和打击。
（五）
造反派开始自相残杀
“造反派”没有自己的理论，当局也绝不会允许它有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即他那一系列随口发出的互相矛盾的语录，就是“造反派”的理论。历史上在“夺权”斗争中获胜的任何在野势力，再愚昧无知也会采取一些系统的办法稳定社会秩序，以巩固其到手的权力。然而作为“跪在毛泽东旗帜下造反”的造反派，没有毛泽东的指令就什么也不能做，而毛泽东“文革”理论实际上又只具有纯粹的破坏性，他“不破不立”的思想，实际上是要人类倒退到野生动物时代。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比动物强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劳动成果在还没有变成现实以前，已经观念地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了。再蹩足的建筑师在盖房子之前，房子都出现在他头脑里和图纸上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却像放火烧荒，却不去撒种一样，在茂密的森林化为灰烬之后，怎么能指望自发地生长出更有价值的作物呢？因此，大获全胜的“造反派”除了在混乱中狂欢之外，没有采取任何稳定秩序和巩固权力（以向建立新的“王道”过渡）的自律措施，在必然进行的报复行动之后，更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历史上历代起义者难以克制的顽疾——无休止地内斗之中。
“7•20”以前受压最厉害的“三钢”即钢工总、钢工司、钢九•一三，此时已成为武汉地区势力最大的造反派，它们以“响当当，硬梆梆，不折不扣，道道地地”的造反派自居，在大量抢夺枪支弹药，拼命扩充人员的同时，极力排斥市民中其他主要属于“新派”的中小规模的造反派组织，也就是把矛头对准自己昔日的战友和同盟者，不愿和他们分享任何胜利果实，在压而不服的情况下，就干脆用武力围剿，从而酿成持续时间比“造反派”与“保守派”冷兵器武斗时间更长的“钢新”两派的火器武斗。如前所述，“新派”以三个大学华中工学院的“新华工”、湖北大学的“新湖大”、华中农学院的“新华农”为主，市民中除“工造总司”较大外，其他都属中小规模，因此在武斗实力上自然大大逊于“钢派”，几乎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比如笔者亲见的一场武斗就是1968年武网“钢九•一三”武卫队和武钢三中“钢二司遵义兵团”围攻武钢动力部“新动力”。“新动力”占据了红钢城八街坊单身宿舍三层楼房上面的两层塔楼（当时为该地区最高建筑），在窗口上遮以挖了枪眼的厚钢板，并囤积了大量武器和粮食记汽水，“钢九•一三”武卫队和武钢三中“钢二司遵义兵团”将其包围，用重机枪扫射无济于事。从三楼往上扔手榴弹也毫无用处，竟架设了“六0”炮准备轰击，无奈找来当射手的一个绰号叫“小丑”的复员军人解释，必须先打几发打校正才能命中，在这人烟稠密的居民区实在太危险，他负不了责，方才作罢。一位被围困者的家属气急败坏地冲向塔楼喊话，想让丈夫出来，不料被塔楼里射出的子弹命中乳房，死生未卜，和笔者一起围观的几个人也被同一颗子弹击伤，从前面一个电车司机大腿穿出又射进后面一个姑娘小腿。最后，还是空手前来阻止武斗的7252部队以调和名义进据点，设法让“新动力”的九名守卫人员换上军装与他们一起混了出来，才制止了这场居民区中心的恶斗。
各造反派组织及个人恃仗武力横行社会，枪支走火和流弹伤人事件日日增多，社会生活秩序迅速恶化。“7•20”事件以前的社会格局主要是两大派政治观点的对立，或许由于其持续的时间较短，这种对立尚未对社会秩序构成重大破坏。此时派系林立的造反派们不仅政出多门，而且都以盲目“造反”，“造反”，“造反”，“再造反”为能事，所以任何秩序都不可能受到尊重，任何团体一旦获胜就会无限度地分裂。同时，每一个团体都为自己树立大量的“敌人”。说到底，此时“造反派”组织已出现了不断土匪化的倾向。因此，社会日益呈现兵荒马乱的无政府状况，由于枪支泛滥、流弹伤人事件频繁发生。仅以笔者在街头所见所闻为例，如我家附近一栋楼房里一个小孩在走廊里玩，对面武钢一招里飞来流弹将其打死。再如一天红钢城百货大楼门口举行“造反派”集会，命令枪队对天鸣枪庆贺，一枪手子弹哑火，将枪口垂下观察时，子弹突然出膛击中台下观众。此外武钢三中“钢二司”一绰号叫“保长”的玩弄手枪时走火，将自己的大腿打断。以“武卫队”名义横行街头的造反派，如武钢技校“6•19”手枪队名震一时，走到哪里都令人侧目。武钢“钢九•一三”武卫队长田万元抓住一批“新派”头头，其下属为报私仇，竟用自动步枪横扫，一梭子打死打伤多人，而“新一冶”敢死队长徐彪率部下到事关武钢工厂存亡的江心水泵站8216部队抢枪，则当场被部队开枪打死在警戒线内。武钢三中“钢二司遵义兵团”将该校新派组织“红八月”人员全部抓捕关押殴打，然后赶出校门，而武汉钢铁学院“钢新”两派各占该校东西两院一边，校内挖掘战壕掩体无数，武斗中图书馆大楼被炸塌，数以万计的藏书毁于一炬……
更为严重的是，此时因私人恩怨而搬动各组织武卫队和一般成员乘汽车打架斗殴，抢劫破坏，互相枪战的事件也逐日增多。
由于这类事件没有任何政治意味，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可想而知。
在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街上到处是闲人，“公检法”又完全瘫痪，没有任何维系社会秩序的替代机制的情况下，时间越长，由法律无存和社会生活的失落造成道德观念这种人类社会自律机制的瓦解，给社会造成的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也就越深刻。因此，尽管1968年春毛泽东通过成立“革委会”开始了社会秩序的重建工作，其所重建的也只是政权机构，人类文明所需要的柔性社会控制系统，即中国古代所说的“纲常”“伦理”“教化”仍然均告阙如。用《管子》的话说：“国有四维。异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位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古今事异，但异中有同，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国家不能专门靠暴力长久维持，还得依靠许多观念性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民众能从内心接受的正义和公正观念，一个是社会道德观念，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东西当然都不可能重建，如此一来，社会秩序无法完全恢复正常是必然的，不仅如此，中国人道德观念的全面崩溃还给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留下了遗害无穷的后遗症。
前面说过，造反派是是没有理论的，不仅如此，和历史上一切社会边缘集团向权力中心挺进的情况相比，它不仅没有独立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纲领，也没有为此而独立思考的权力。作为毛泽东呼唤出来的一个魔鬼，由于没有灵魂，毛泽东才敢于大胆地放纵它一段时间，并让它以自己的言论为“最高指示”，要它为自己的特殊的服务。“7•20”事件以后，毛泽东的注意力已离开了武汉地区，其新的指示也没有给武汉造反派掌权提供任何指导。
这样，作为掌权者的武汉造反派已有充分条件表现自己。
然而，正因为它没有灵魂，它不仅不能收拾局面，而且本身就是致乱之源，这就反过来证明，造反派的确比保守派更不具备掌握权力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当然，后来各级政权中结合的造反派头头并不一定都没有头脑，都没有能力，都不称职，对他们应当做具体分析。不过，凡在官场能站住脚，并施展才干的造反派头头，均已如招安后的农民领袖一样，都以成功地同化为封建朝庭所需的官僚为前提，不仅不能代表造反派，在造反派头头中也没有普遍意义。
（六）
军事管制下“走资派”反攻倒算
笔者认为，老谋深算的毛泽东虽然以肯定上海“一月风暴”的方式促成造反派在全国“夺权”，却从来没有打算真正让这些乌合之众掌权，充其量只是想在原来的党政组织中“掺沙子”，让以“无限崇拜”自己为特点的造反派头头到党政组织中起点维持自己半神地位的作用而已。
因此，“7•20”事件对全国局势的作用与利令智昏的王力之流愚蠢的预期恰巧相反，不仅没有成为全国范围内大抓“军内一小撮”的序幕，反而促成了毛泽东将地方军政大权全面赋予各军区司令，并以军管结束混乱状态的决心。也就是说，毛泽东敢于以“文革”搞乱全国，是以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底牌的。“7•20”事件和陈再道的被打倒触动了他赖以掌权的将帅们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他知道，“文革”把戏再也不能照原样玩下去了。必须变出点新戏法，一方面安抚住帮他控制中国的军头们，一方面管束住可能会无法驾驭的造反群氓——“红卫兵”和“革命闯将”，从而避免无法控制的混乱局面出现。更明确点说，图穷匕首见，他必须用枪杆子维持手中的权利了。
所以，还在武汉造反派取得形势上的胜利，并到处跃武扬威大打内战的时候，毛泽东新任命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已实际上接掌了湖北地区的全部行政权力。而“7252”等多支部队则已取代城防部队“8201”驻进了武汉地区的各要害部门。与此同时，武汉市成立了以方铭为司令的警备司令部，拥有维持武汉地区社会秩序的全权。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的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备司令部对造反派没有采取行动，但是从根本上说，全国第一批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恰恰就是打倒了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造反派大获全胜的武汉地区，至于军方实际行使权力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由此可见，揪军内一小撮的实际效用与中央文章和造反派的愿望是如何南辕北辙，而毛泽东恃军权维持其半神的政治本质，也于此表露无疑。
大约在1968年夏秋，也正是毛泽东号召成立革委会前期，武汉警备司令部开始了在造反派组织和学生中大抓“打砸抢”分子，从此，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候宣称“要留待运动后期处理”的问题，也就是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所谓的“秋后算帐”开始了。
对“文革”后的第一次大逮捕，应做多种分析。
第一，毛泽东已经充分意识到，如果让形势继续“大好”亦即大乱下去，他本人也将无法收复自己制造出来的一大群混世魔王。因此，必须通过成立“革委会”，建立新政权，来形成他本人直接统治下的新秩序。
第二，为此，对造反派中坚持造反的动乱分子，不仅不应再支持其任何造反行为，只要破坏新秩序的建立，就要采取措施坚决镇压，同时，对民众中此前的“犯罪行为”，要进行清理和制裁。
第三，此时最令他头痛的社会阶层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两年来，他利用这些人造反，让这些年轻人出尽了风头，使其中的不少人不仅有了相当丰富政治生活经验，也不可避免地萌发了日渐独立，日渐成熟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大中学生处于反社会心理的年龄阶段，两年来的为所欲为环境也使许多人虽然没有参与政治也已变得桀骜不驯，无法管理。尽管采取了许多镇压措施，大中学生中的这两种倾向都已难以遏止。
为了恢复秩序，由军方采取强制措施，也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是，从这些办法，我们也可以更清楚毛泽东的权术。首先拿学生去打“走资派”，然后又用工人和部队（以及最终还用农民）来压服学生，真是卤水豆腐，一物降一物！
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文革”已使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处于极为敌对，极为仇视的状况中，对毛泽东而言，为了恢复秩序，适当压制一下造反派和青年学生是必要的。但对“走资派”和休戚与共的军方而言，这不正是大规模报复开始的信号吗！
笔者生活的武汉市青山区第一批遭到武汉警备区镇压的是武钢三中钢二司遵义兵团（其司令张根生一直关押到1974年“造反派”“反潮流”时才释放），罪名是武装流氓集团，作为武汉市中心的汉口武昌被抓的人就更多了。据估计，武汉三镇被以流氓集团罪名取缔的“造反派”基层组织大约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遭抓捕的则只限于被取缔组织的主要头目。平心而论，这次大逮捕还是十分节制的。因为从维持社会的起码秩序角度说，若不采取这些措施，不仅这些组织土匪化倾向会迅速增强，在较温和的造反派中也会产生连锁反应，甚至在普通市民中正氤氲化生的流氓帮会组织也会急剧崛起（这个方面我有切身体会和大量降温，但因其和本题无关在此不做深究）。这些措施当然是对造反派的一个打击。
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更成问题的是，武汉警备区的第一行动既没有法律根据，也没有法律标准，主要是凭直观印象采取措施，抓进去的人审讯几次后就无限期地关押，直到社会政治形势有所变化之后，才不了了之地释放。这就使司法行为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其结果只能是使权力高于一切的专制统治准则在这里进一步得到加强。也许，它之所以没有像日后那样无限制地诛连无辜，主要还是因为“走资派”尚未复出，保守派更惊魂未定，因而仅仅是军方显示力量的一个小小表示。
这次打击使正热衷于执掌政权，正积极参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中上层头目更深刻地体会到“无权的痛苦”和“夺权的艰难”，也就更疯狂地去追求“有权的幸福”，从而对他们极力争夺在“革委会”中的席位以维持其政治生命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对毛泽东而言，1968年是“文革”的结束之年。
因为“革命群众组织”如果再存在下去，不仅可能会脱离他的控制，甚至完全可能演变成大大小小的武装政治集团。因此，他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和象征性的重大措施。
第一是让全国各省均成立“革命委员会”，以象征“祖国山河一遍红”。
第二是让江青下达“九•五”交枪命令，即禁止军队以外的任何个人或组织拥有武器。
第三，是命令所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倒旗”，也就是不许共产党党政军之外的任何政治组织继续存在。
第四，是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必须占领上层建筑和管理学校，也就是利用工人来压制他所惧怕的知识分子和虽然为他起到压制知识分子和打击“走资派”作用，但现在却成了对社会对他本人最大威胁的大中学校学生。
第五，在用工人压制学生作用有限，且多届学生面临分配难题的情况下，他又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采取了用广阔农村淹没学生中爆炸性社会能量的卑劣作法。
第六，也是他搞“文革”最重要的一个象征性胜利，就是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宣布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或许他已预料到历史将会为刘少奇平反，特地标出“永远”字样加以强调。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永远”反而表明他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只能局限在有生之年和随后的短暂时间。
他的所有这些措施，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造反派”的问题。
说起来在人类现代史上政治煽动家利用暴民达到目的事例并不鲜见。其中最典型的或许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和伊朗霍梅尼的“革命卫队”。但对希特勒和霍梅尼来说，挟暴民以自重并问鼎政权，使暴民武装不仅是夺权的本钱，也是掌权的支柱。毛泽东与他们不同，早在二十年前就依靠一支强大的正规部队夺取了政权，只是为了以非程序方式搞掉可能尾大不掉且已功高震主的刘少奇，才自上而下地挑动出造反派这个以省为单位开展活动的多系统的暴民团伙，也正因此强大的正规部队永远是他真正的权力基础。造反派这种暴民团伙不过是临时使用的工具。这样，不仅他自己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对家奴出生的正规部队而言，岂不更欲将于自己在主人面前争宠的外来恶仆置于死地而后快！
阻止造反派向武装政治集团发展的关键步骤之一是收缴枪支，毛泽东的这一意图主要是以江青1968年9月5日讲话，即“九•五”命令贯彻的。说到这里，有必要剖析一下江青与造反派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至此时为止，两年多“文革”的最大赢家是江青和林彪（如果从1966-1976年来看当毛泽东在世之时，江青一伙甚至是唯一的赢家了，而江青所拥有的唯一政治基础也就是造反派。不过江青的权力基础却绝不仅仅是造反派，作为一个红极一时的政客，她的第一权力基础是自身为代价换得的毛泽东夫人地位，并借此依附于执政党党政军权力基础之上。古今中外第一夫人地位从不像帝王、总统、主席、书记那样，纯粹依靠本人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在施展聪明才智殊死搏斗中，凭运气获得，而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不过，其中但凡有政治野心的均会在利用其夫带来的权力同时，突破其夫的利害关系网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借其夫君的权力基础培植自己的个人党羽，而不能离开夫君的权力和利益完全另搞一套。所以只要对自己有好处，牺牲造反派对江青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事情。说白了，江青和造反派的关系远不像走资派和保守派那样具有高度的利害相关性，固然，江青需要借助造反派自主，造反派因有江青这个“旗手”而腰杆变硬。但是，造反派离开了毛泽东通过江青操纵的中央文革的支持就不能生存，却并非反过来使江青没有造反派就失势，相反，造反派对江青而言不过是通向权力峰巅的一块垫脚石罢了。只要掌握了最高权力，与毛泽东一样，江青同样必须以正规军队为后盾，以各级党政机构为主要工具对国家进行统治，绝不依靠什么造反派。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建立“革命军人”、“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新领导班子的指示，从上到下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都吸收了一到几个造反派头头。就像几千年来的中国农民造反一样，“绿林好汉，先来的为王”。造反早、势力大的官就大，而各级政权所能容纳的人数量又极为有限，因此，能作为“革命群众代表”进入权力机构的造反派头头充其量占不了百分之几。通常，除头面人物之外的其他大小头目则落得个竹篮打水一无所获的境地。“革委会”成立后，中共命令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倒旗”，也就是将之彻底解散，则不仅使没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顿时一文不名，就连那些有幸当了官的也因顿失后盾而处于凌虚蹈空的窘境。在所谓“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里，根据毛泽东的旨意，第一把手一律由军代表担任，各种重要决定一开始也主要由军代表作出。因此，此时的“革委会”说到底实际上是军政府。而军代表对行政管理多半是外行，只好问计于打而不倒的“走资派”转化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亦即“文革前的各级地方行政领导人”，这样，仅经过大半年时间，主要权力还是转移到文革前“十七年”的当政者们手上去了。如前所述，“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不仅是当年一起打天下的人，而且后者从前在军队中的地位比“军代表”通常还高出许多。就武汉而言，曾思玉、刘丰取代陈再道、钟汉华成为军区负责人，丝毫也未改变他们之间二位一体休戚与共的关系。这样，靠整“走资派”也就是“革命领导干部”起家的造反派头头从“结合”进入领导班子的第一天开始就处于“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的包围之中。何况，从能力结构上看，“军代表”不仅有行使权力的权力，而且也有行使权力的本领，“革命领导干部”则有多年的行政领导经验和社会管理才能。“造反派”头头却都是只善清谈的极左分子，就是泡桐树般的大老粗。“文革”五年中，充其量也只发展了煽动群众进行破坏性工作的能力。他们对行政管理一窍不通，更缺乏施展权力的僚属系统，他们自己之间通常也缺乏共事所需的协作精神。
若从各自的代表性上看，如果说“军代表”是代表毛泽东和中共，那么“革命领导干部”虽然还是代表“文革前”的行政结构及其社会基础“保守派”势力，造反派头头则丝毫不能代表“文革”开始时支持他们的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十七年”受压的百姓，充其量只能代表原造反派组织中的少数骨干成员的利益。
须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西方议会式的代议机构，而是毛泽东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的一元化政权机构，因此，这三元力量要变成“一元化”工具，结果只能是其中最强大的一种力量压倒其他力量而唯我独尊。以上诸种原因使“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注定了要成为内斗的战场。然而，更可悲的是，该战场的第一场战斗却不是发生在它们诸方之间，而是发生在乌合之众的造反派头头之间。
得到成立“革委会”的“最高指示”，基层造反派组织以为“摘桃”时机成熟，便纷纷以自己为核心分配各级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常委、委员的职位，尽量排斥其他组织，想以此造成既成事实，从而成为名正言顺的掌权派。那些势力较小的组织嫌自己分得的席位太少或者干脆与“革委会”无缘，便将这种革委会斥为“派委会”大加伐挞。一时间各派组织争夺席位的闹剧随处可见，却丝毫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重建政权恢复秩序则正是他们被再次“打翻在地并被踏上一只脚”的开始！
毛泽东和中共各级真正掌握国家命运的人，针对此种情况又采取了一个十分英明的策略。为了避免无休止的瓜分权力争斗，他们宣布，对任何“革委会”只许“补台”不许“拆台”。也就是不管成立的革委会有多大问题，成立之后便由上级机关根据情况加以改组补充，从而避免了各级政权在互相攻击和争夺中永远无法重建的麻烦。那么这个“上级机关”又是谁，并且以什么方式“补台”呢？说到底当然是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和江青决定，到了地方事实上从有军代表一级往上事情也简单，只有基层，如厂矿企业以下到车间班组问题特别多，因为不知天高地厚的造反派小头目们此时均误以为这些权力从此非己莫属，争权斗争也就格外激烈。当然，他们作梦也没想到，成立革委会的结果是原来的党政组织迅速恢复和巩固其在“文革”前的一切权力。
为了调解造反派在成立革委会时的纠纷，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多次安排造反派头头上京开会听命并为解决问题拍板定案。笔者所知的事例，是武钢“钢新”两派到人民大会堂“汇报”情况时，“钢九•一三”头头张克勤大肆表现其“造反派的脾气”，当着江青的面仍然和对象大叫大嚷，惹得红都女皇博然大怒，当场下令将他抓起来。如此一来，张克勤不仅分不到半点“造反果实”，反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打得死去活来，并送回武钢巡回批斗。笔者本人作为武钢四中学生，便参加过学校安排的“批判大会”，亲眼看到被打得无法站立的张克勤佝偻着身子坐在台上接受批斗。
“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这样根据个人好恶和一时的表态，决定着大小造反派头目们的个人命运！
或许正因此，作为“钢九•一三”对立面的“新武钢”头头徐道基本来因为势单力薄没有任何希望做官结果却因祸得福，立即作为“革命群众代表”进入了新成立的武钢革命委员会并担任副主任直到文革结束
无论如何“革委会”刚成立时，造反派不仅在省市革委会中均获得了席位，而且在基层几乎是以全部瓜分席位的态势出现的，这便是1968年下半年的基本形势。
就在这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在造反派组织中大抓“五•一六”分子的政治迫害运动。
“五•一六”是高干子弟组织的反“文革”集团，在武汉并无影响，从武汉来说，则表现为大抓“此决扬”，并以“5•16”“北决扬”并称。据著名民运人士王希哲介绍，在这场全国性思潮中，湖南的“省无”比“北决扬”走得更远，也更有代表性，但限于孤陋寡闻，笔者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何况本文以谈武汉为主，因此下面只谈“北决扬”问题。
其实从政治上说，“五•一六”和“北决扬”的政治性质是是完全不同的。
所谓“北决扬”：“北”是“北斗星学会”，“扬”是《扬子江评论》，后者是前者的会刊，“决”则是指“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革命派”这样一个组织。“决派组织”没有什么代表人物，只是匿名贴了一些大字报，所以“北决扬”的主体还是“北斗星学会”和《扬子江评论》。
《扬子江评论》的主编是武汉大学学生冯天艾，副主编是华中工学院学生“新华工”红色造反团团长鲁礼安。“北决扬”的核心观点在《扬子江评论》上有较充分的阐述。《扬子江评论》一共出过六期，不过由冯天艾、鲁礼安主编时只出了三期，他们被脯后，一位曾经多次与他们联系的社会青年颇有才华的蔡万宝随后又接手出了三期。他们从毛泽东“文革”理论的“走资派”之说继续前进，认为“走资派”已经结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只有用巴黎公社三原则彻底铲除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制度温床，“文革”才能进行到底。这里，无疑有着用马克思的传统观点打被毛泽东“文革”正统观点的积极意义，即要求以普选制取代等级授职制，从这种观念继续往前走，完全可能进入现代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天地。不过，“文革”的绝对专制不容许他们这么做，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要开辟出基本理论阵地也十分艰难。因此，他们当时主要还不是在开拓，而且在清理废墟，所以，行文的特点是虽然有自己独立的思路，语言则不能不沿用“文革”和毛泽东口吻，如大声疾呼：“北斗北斗，几十年后谁主沉浮”？
照说“文革”中全国省级以下党政组织和“公检法”系统全部瘫痪，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上层很难了解民间乱七八糟的“革命群众组织”和无数刊物传单的具体内容，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从对“5•16”、“北决扬”和“省无”之类占总人数、总组织数、总刊物传单数微不足道的比例的情况都了如指掌看，无疑有着一支大的秘密警察队伍不受“文革”影响，高效率地开展工作，一刻不停地注视着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和刊物、传单的内容，他们虽不干涉具体事物，却将所有社会变化状况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后报告上去，从而为毛泽东和中共掌握全国情况制定对策提供了依据。例如北京某大学出了一份名为《动态》的报纸，江青阅后立刻大发雷霆，说该报是专门报道中央文革动向的特务报刊，便立即加以取缔和抓捕。因此，毛泽东和中共对本来并无多大影响，但在用自己头脑考虑问题的“北决扬”如此了解，并恐惧万分，也并不奇怪。
这样，北京大抓“5•16”的同时，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立即大动干戈，在武汉市揪“北决扬”分子是理所当然的。好容易找到一个给造反派看颜色的机会，武汉警备司令部至少将数以千计的造反派大小头目以此罪名投入监狱。但最后确定与“北决扬”真正有关的只有十二人，而且除直接从事“北决扬”活动的冯天艾、鲁礼安、蔡万宝等人外，像所谓大后台中共老干部王盛荣不过是看了文章后赞赏了几句，“小后台”周凝群、张子扬（“钢九•一三”宣传部长）也仅仅是看过他们的文稿并且提了些看法，“打手”严宁则作为“工造总司”铁军敢死队长为鲁礼安等人的讲演维持过秩序。就是这样一些人，抓进去一关三五年七八年后，才不明不白地放出来。精神失常的冯天艾和鲁礼安、蔡万宝三名“主犯”和严宁则关了十一年，直到1979年还准备以“反革命”罪判刑，幸而此时已进入“平反冤假错案”时代，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研究决定以“免予刑事处分”全部释放。
从已表现出的思想看，“北决扬”无非是将毛泽东整“走资派”思想往前推进了一步，把众多的“个别”归纳为“一般”，而且，与数年之后毛泽东本人提出的“党内资产阶级”概念，无论就内涵还是就外延均基本一致。但在“十亿人只有一个大脑”的情况下，任何人在毛泽东之前提出毛泽东随后提出的思想，也同样是重大犯罪。而“北决扬”作为造反派中有头脑的激进分子，给毛的震动更成了给“造反派”带来第二次重大打击的导火索。
1968年12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煞有介事地向全世界宣布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这标志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已经达到。可笑的是，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其他成员，除邓小平暂时下放外，都还保留在中央委员会之内，并且在随后的毛泽东时代里，几乎全部官复原职，许多还一出来就升了几级。例如原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张体学，“打倒”三年出来后反而获得了此前可望而不可及的“中共中央委员”头衔，而邓小平本人一九七四年底复出后，更从“打倒”时的党和国家第七位领导人一跃而成为事实上的第三位。自古以来，为政者都讲究赏罚分明，毛泽东晚年这种无端将绝大部分官员“打倒”，又无端将他们再提拔上来委以重任，无疑使他将自己划入了昏聩专制者行列，也为他自己死后的风云突变埋下了伏笔。在毛泽东生前，复出的“走资派”们从政治上固然对他本人和“文革”无可奈何，但要想他们在职权范围内不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把恶气出在“造反派”们身上又怎么可能呢？
从1968年秋各级成立“革委会”到1969年春，短短几个月里，市级以下的基层单位，尤其是厂矿企业里，“文革”前党政组织领导人大多便从“走资派”摇身一变而为“革命领导干部”，并迅速将“文革”前对人民群众进行控制的那些工、青、妇之类的辅助组织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样依靠再生能力极强的官僚系统，他们很快就在基层建立了极为强大的权力基础，只要可能，就将“结合”进去的造反派头头排挤掉，并且以打砸抢罪名抓起来，那些几个月以前还梦想以“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常委、委员资格永享权力的造反派们，在“走资派”正式运转起来的强大行政权力面前，几乎是眨眼功夫便从冠冕堂皇的新贵变成了阶下囚！
众所周知，直到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厂矿企业不仅掌握着人们的经济命运，而且对职工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其“保卫处”、“保卫科”随时可以根据单位里的主要党政官员的意思，将任何职工关押在厂内。一时间，几乎绝大部分“造反派”及其支持者在单位里都挨了整。既然借助政权的力量进行报复，其特点就不会像造反派当权的那几天，或是痛打一顿，或是大吵大闹地批斗几次，表面热闹而不着边际，而是长期关在单位里办“五不准学习班”，不准回家，不准单独活动，不准串供，不准离开指定地点，不准和其他人交谈等等，事实上也就是不折不扣的非法监禁，如果认为整出来的问题够份量，就送交公安局看守所无限期关押起来。
此时，笔者作为“69届”初中生正在武钢四中“复课闹革命”。上学途中必须经过武昌至黄石的铁路与和平大道的交汇口，短短两三个月中，至少看到红钢城通武钢勤火车站一带有近十起造反派头头因挨整而卧轨自杀的事件。另外，笔者直接认识的自杀者也有两个。其一是在红钢城八街坊与一位同学举重玩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笑喝喝的中年莽汉，一手抓起扛铃轻轻松松地举了十几下，第二天傍晚笔者再去时，发现有许多人围在那里议论什么，同学告诉我昨天举重那人是造反派头头，在单位里挨了整，并且要办他的五不准学习班，他一气之下竟跑回家里用菜刀砍死了自己！笔者年少好奇，立刻与其他围观者一起亲自去其家中查看了鲜血淋漓的现场。其二是笔者所在学校的工宣队长吕照来，来校不久便因是“造反派”被勒令回厂办“五不准学习班”，挨整不过而愤然自杀。
作为第三次对造反派的报复性打击，这一次的特点和武汉警备司令部抓“武装流氓集团”及武汉军区抓“5•16”、“北决扬”不同，它直接由以前的“走资派”转化成的“革命领导干部”进行，也不是以社会治安或思想倾向为理由，而是以“清理阶级队伍”等“文革”前就经常开展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形式进行。因此，这次是对除开已当上省市革委会成员以外的造反派进行全面调查，除了少数人实在“苗红根正”找不出毛病，而且也需要留下来装点门面的以外，统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处理，最少也要交待清楚参与了些什么活动，并检举他人的言行，然后才能写检查和保证以后过关。
至此，武汉市因“7•20”事件形成的造反派掌权局面已彻底改变，除了在形式上，省市和大企业革委会中尚有少数几个造反派头头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委员之类并不给予实权的职务外，其他人均已回到“文革”前受单位领导和他们的亲信即“文革”中的保守派压制的传统状况，而这些人也大都意识到造反除了使自己的地位每况愈下以外，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此时，即1969年春夏，从政治上说，造反派的力量已彻底瓦解。不仅在普通群众中，就是在原造反派组织的中下层头目和骨干里也失去了影响力。
必须指出，造反派落得如此下场绝非偶然。第一，毛泽东操纵造反派玩弄的夺权把戏只是达到弄垮刘少奇的障眼法，所以他们的命运只能是当猴耍。第二，造反派沐猴而冠，掌权的几天里小人得志颐指气使，却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础。这样，随着毛泽东重新启用“走资派”，他们也就必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顺便说一句，即使造反派真的长期掌权，对国家对人民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的极左纲领和野蛮的“群众专政”方式，从政治上必将使中国倒退到丛林法则统治的愚昧时代，受毛泽东晚年思想影响的波尔布特之流在柬埔寨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例子。
（七）
保守派重占上风 造反派江河日下
如前所述，“走资派”转化成的“革命领导干部”们重新掌权的结果，是全面恢复“文革”前的党政制度和工、青、妇等外围组织，不消说，构成他们权力基础的这些控制网络当然只能是原保守派的骨干人物和一切曾有恩于他们的人。利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和控制网络，“走资派”对造反派的报复虽然不像“7•20”以后“造反派”对他们那样狂暴，却更为严厉、冷酷，因为后者只会发泄压抑几年甚至一二十年的怨气，打过骂过就算了，作为乌合之众也拿不出系统的办法来。“走资派”却是运用政权体系的力量，用长期而系统的方法，加上作为权力基础的保守派无日无时处处事事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和精神压迫来报复“造反派”，因此，这种报复不像造反派一年多以前那样因暴民运动而表现出狂热的社会气氛，却远比那时阴郁、沉重和全面，而且以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隶属于其中并受其政治经济约束的“单位”为中心，也就真正具有“打下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意味。
说到这里，应该回过头来谈已销声匿迹一年多的“保守派”问题了。
毛泽东还健在，“文革”还得到肯定，“7•20”事件就不可能平反。因此，“保守派”也就不能以“百万雄师”的名义返回社会政治舞台。
“7•20”事件虽使“百万雄师”从整体上被否定，使其十几个大头头被捕，但数以千计的中小头目不过是在单位里被殴打揪斗一番，接着造反派忙于争权和内斗，在没人管的情况下，他们自然纷纷和“靠边站”的“走资派”们暗中通气，商讨对策，随时准备重新集结起来东山再起。作为跟随毛泽东和中共几十年的“走资派”们，深知“打倒”的原领导干部如此之多，大家统统复出当属必然，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绝不可能将原有的基层党政官员乃至党政组织统统抛弃，而让政治上靠不住，能力上不顶事，组织上一团糟的造反派取而代之。在这种共识下，“走资派”和保守派人物采取静观待变的策略。果然，不出一年时间，“革委会”的成立使“走资派”纷纷官复原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先易后难的方针，先将不易引起造反派争议的保守派人物安插到各要害部门，然后，随着上层打击造反派政策的逐渐加码，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将几乎所有的保守派人物委以重任，以便为其权力建立起远较“文革”前更为强大更为强硬的社会基础。于是，保守派也就实际上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了。
上文提到过笔者所知的武钢机总厂“百万雄师”头头朱云根，此时就作为工宣队长进驻了武钢三中，并从此开始步步高升，而笔者同学曾庆普的母亲兰妮青，也因先前作为“百万雄师”骨干并受过造反派迫害而“纳新”入党，作为其保“走资派”的犒赏。
至此，保守派作为“走资派”权力基础的事实，终于充分显露出来，文革前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又成了三年“文革”后的既得利益者。
形式上大获全胜，实际上却重新受压的武汉造反派中，当然不会没有几个不服气的“响当当”者，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到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肯定的“革命闯将”，只要能引起上层的重视，情况总会有所改变。这样，“革委会”成立大半年之后，也就是1969年上半年，为数不算很多的造反派大小头目终于纠合起来开展了一场捍卫自身生存权，因而也是第一次完全不依靠毛泽东“最新最高指示”而发动的小规模政治运动——“反复旧”。
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造反派的演化情况。此时的造反派，第一大特征是头头们两极分化。
毛泽东对造反派的肯定，使极少数造反派头头作为“革命群众代表”进入各级革委会担任副主任、常委、委员，甚至纳入中国共产党九届中央委员会，这些为数很少但也最重要的造反派头头便有了合法的保护，成了“人上之人”。例如，“钢工总”的朱鸿霞、胡厚民以及“新华工”的张立国当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钢九•一三”的李湘玉、“工造总司”的吴炎鑫当了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长办联司”的顾健堂当了省革委会委员，“新武钢”的徐道基当了武钢革委会副主任，“新一冶”的曹承义当了一冶革委会副主任等等。此外，“钢工总”的夏邦银和“钢九•一三”的董明会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然而，那些没有被授予职务的造反派头头则如前所述，都留在原单位挨整，基本上都进了“五不准”学习班，一部分关进了牢房。当时，尚发生了这样一个趣事：“工造总司”头头吴炎鑫当了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他的副手不久却被关进了武汉市第一看守所，这位极讲义气的司令一怒之下闯入看守所，公然以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将之带走了！当然，造反派头头大部分是个人野心家，当官之后均不同程度的和自己的难兄难弟们划清了界限以求自保，以他们的官场地位，客观上要保全自己的社会基础也绝无可能，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造反派头头要么被“走资派”同化，要么想和原有社会基础保持联系也心有余力不足。相反，没能进入体制而顽强坚持的极少数基层造反派头头则对他们原来的领袖绝望，指责他们被收买，“受招安”，他们自己则以“响当当、硬邦邦”自居，一直坚持在街头贴大字报，刷标语，被民众称为“街头派”，自然，他们最终没有不被抓去坐牢的。
第二大特征是，不仅原来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普通群众不再支持造反派，甚至那些没有进入体制并且挨整了的大小造反派头目大都也不再愿意投入政治活动了。因为这些群众和原造反派头目终于明白，即使造反派胜利，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何况造反派失败还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同时，造反派不仅不代表大部分群众的利益，他们自己也不成其为整体，其活动的结果充其量是造就几个政治暴发户。所以无论是造反派本身的作为，还是造反派的前景，都使他们完全失望。不过，也应说明，包括曾经自命造反派却从未参加任何组织的鄙人在内，由于“文革”历史的关系和对“走资派”的逆反心理，在感情上，这些人大部分还是不同程度上同情造反派的。
其实，作为政治暴发户结合进各级政权的少数造反派头头日子也并不好过。考虑到毛泽东对他们的保护，复出的走资派们对他们采取了能拉过去的就拉，拉不过去的就孤立起来，可能的话就予以猛烈地打击，并排挤出去。这些被结合的造反派们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想明哲保身，只有认同和同化于走资派们，让自己变成适合此时政治要求的行政官僚。通常，为人比较克制，也较有涵养和学识，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的都作了这种选择。上述张立国和曹承义或许属此类典型；想继续坚持造反派身份并代表造反派活动的，则始终在革委会中充当反对派角色，并往往无目的无意义地滥用造反精神，始终不与“走资派”合作，但因为他们人数极少，又分散在各级革委会中，因而势单力薄，处于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虎视眈眈的四面围困之中，从来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用胡厚民对笔者的描绘，那就是“在刀尖上跳舞”。由于此时造反派还盼望毛泽东能像“文革”开始时那样突然表态大力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因此，取后一种态度的人此时尚占多数。
从此时来说，当由没有被结合而处于挨整状态的少数造反派中小头头率先发难的“反复旧”运动开始以后，那些已被结合当官的造反派头头在没有了组织后而不得不凌虚蹈空，见自己的小兄弟们再次走上街头，便也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于是他们在武汉三镇到处刷满标语：“反复旧反复辟，江城人民齐努力，反复解，反复旧，江城人民齐战斗”、“打倒复辟狂风暴雨，消灭还乡团”、“继续革命造反，不许老保翻天”等等。不过，由于前篇说过的诸种原因，造反派的这些活动再也得不到多少共鸣了。
笔者不清楚，1969年的“反复旧”是否具有全国性，是否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但是从社会现象上分析，他们应当有所表示。因为“反复旧”运动虽然很快就烟消云散，但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似乎也告了一个段落。由于“走资派”和保守派的反攻倒算受到遏制，造反派的被压状态有所缓和，不久以后，社会就走向相对平静的时期。当然，这种平静是暂时的，只要国家、社会有一点政治波澜，同名专辑见得斗争就又会公开化剧烈化。
在此，有必要提一下，一些与造反派和保守派毫无关系，却具有真正群众运动意义的社会活动。
从1966年“文革”发轫，许多厂矿企业职工便开始为自己面临的迫切而明显的工资、待遇、福利问题集合起来开展斗争，却被“走资派”和造反派同时用“反对经济主义”、“反对工团主义”的政治高调强压下去了。经历了近三年“文革”的折腾后，厂矿企业职工的这些具体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变得日趋严重，随着空头政治的沉寂，他们的这些要求也骤然明确起来。
不管怎么革命造反，“文革”前和“文革”后（这里指1966年-1969年的狭义“文革”）高度政治经济一体化状况都丝毫没有改变，所有工厂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福利制度不仅统统由国家制订，而且大多数人从五十年代末就没有增加过一分钱，所有工人进厂转正定级升二级工后便从此冻结，时间最早的是1958年的二级工，此外还有1956年进厂的则停留在三级工水平。当年这些人是光杆一个，时隔十多年，大部分已是老少三代之家的唯一生活支柱，仍然只拿三十几元一个月的工资，人均生活费通常只有5-10元左右，家庭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迫于生活无法维持，他们从单个人公开找领导吵闹，发展到凝聚成千上万工人一齐请愿。不过这一过程直到1974年才走向高潮。一天，笔者正作为“知识青年”从农村回家省亲，忽见数以千计的工人拖老带小漫无秩序地吆喝着走向笔者家斜对面的楼房（武汉红钢城五街坊），把当时主持武钢工作的李振江家里围个水泄不通，不知究竟何故中向旁人一打听，才知道是“582”（即1958年的二级工）造反要求增加工资，多年前就听说过的“582造反团”终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光武钢，全国各地大型企业中也有类似运动，并且纷纷上京请愿。在这种情况下，一段时间以后，因中共下文件“582”和五六年的三级工普遍上调一级（时人戏称“虾子”过河，猴子上树）运动方才告一段落。
此外，也肇始于此时而数年后才获解决的，是“武钢一冶长期家属临时工造反”，这些家属临时工是丈夫在武钢一冶工作，她们自己因生活艰难也作为“家属工”到武钢一冶干最粗笨最劳累的活计，工作十多年却仍在正式编制之外，干活累，工作时间长不说，工资待遇福利享受也远远低于正式职工，而最令她们气愤的是，干完几十年退休以后还没有劳保工资！大约也是闹到1974年前后，她们终于推举出代表上京请愿，并且恰好在北京碰到了唐山和其他地区同类型的请愿团。据说因为多系文化程度不高，性格泼辣的中年妇女，请愿过程中与接待人员发生争吵，她们又不像“582”那样是国家最大厂矿的生产主力，较易对付，导致一些最重要的代表被捕，其他胆小的赶回了本地，一时才被压制下去。不过，这个问题最终还是做了解决（笔者母亲就是这类最终获转正的武钢家属工之一）。
1969年闹得最欢的却是所谓“老单身”和“复退军人”。“老单身”指五十年代从农村招工进城，工作多年妻子儿女仍在农村，全家无法团圆的单身职工，尤其是看到“支左部队”进驻仅一年便把妻子儿女从农村弄来安家后，他们由嫉妒愤怒而集结起来，很快就走上街头刷标语造舆论，把自己的运动推向了高潮。“复退军人”则指从部队复员转业后，福利待遇和住房家属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人集结起来，造舆论提要求。这两种人也是城市企业生产工作中的骨干，他们的运动也受到当局的很大重视，一方面进行压制，另一方面事后也逐步进行了统筹解决。
所有这些真正的群众运动，都借鉴了“文革”的“造反”方式，通常为避免镇压，总是由几个胆大的人在要道贴上几张海报，说某年某月某日某类人将为某事到某处集合，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届时，具有同类利害关系的人便自动到该地集合商量后，一起去找某领导或某机关请愿，既避免结成组织，也避免个人过分地出头成为“枪打出头鸟”的目标，而当局也确实以极大的恐惧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派出大批的便衣人员混杂其间，寻找“幕后指挥者”和“煽动闹事”的人。因此，这些运动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出稳固而独立的工运组织。
言归正传——造反派与保守派问题。
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作为“文革”胜利结束后新时代的起点。为将毛泽东“三结合”指示贯彻到底，中共要求在武汉地区选送两名造反派头头充任九届中央委员，主持挑选的当然只能是新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和刘丰。为了这两个可怕头衔的人选，他们可谓是煞有苦心，最终挑选了“钢工总”三号头头夏邦银和“钢九•一三”基层组织头头董明会，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两个非常容易对付的人物。
夏邦银本是武汉市汉阳轧钢厂工人，文革初期因为革命造反几抓几放，在“工人总部”中他的位置排在第三号，为人则相对低调，故曾思玉刘丰越过了朱洪霞胡厚民选种了他。
这里，我们着重来介绍一下“董明会现象”。作为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矮矮墩墩的工人，如果在工厂里干活的话，董明会可能还十分称职，但这个一无组织领导才能，二无必要的知识素质，三没有任何功绩可言的大老粗进入拥有七八亿人口的国家事实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则未免令人纳闷。说起来，奥秘也十分简单，既然中央明确要求遴选两名造反派头头当中央委员，武汉军区负责人不能不服从，但中央委员这个头衔实在非同小可，不要说“曾刘首长”本身以前也不是中央委员，就连伟大舵手他老人家本来不也只是个“毛委员”吗？万一造反派头头以中央委员名义对武汉军区和省市委发号施令，岂不连他们自己都要拱手服从？于是“曾刘首长”灵机一动，在“钢九•一三”基层中找来这么一位“苦大仇深”且入党多年的工人作为阿斗，既可搪塞毛泽东，又容易受他们的操纵，至少是绝不会难以对付，不至于对武汉军区和省市委的权力构成任何威胁！毫无疑问，“董明会现象”是军人干政弄权的杰作，由此也可见这种制度下拼凑各级领导班子中包含着多少尔虞我诈阴谋鬼计！
如前所述，1969年“反复旧”以后，倍受打击的造反派作为“走资派”的臣民，日子或许好过了一些。这些“革命领导干部”和保守派人士毕竟有多年的从政经验，深知“专政之道”在于全面而严厉，但又不能超出臣民完全不能忍受的程度，同时为了长治久安，还得采取“怀柔政策”，以“王道”而不是“霸道”使大多数人变成“驯民”，何况毛泽东毕竟健在，一直要求“对造反派高抬贵手”。因此，随后不仅放松了对已成平民的造反派的压制，让他们能安于日常生活，对结合进各级革委会的，也尽量加以笼络。
当然，与此同时，他们对顽固坚持造反，拒不进行合作的，也绝不“心慈手软”。例如，作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原“钢工总”二号头头胡厚民，因无休无止地与新武汉军区和省革委会顶牛，他们竟干脆采取栽赃陷害方式，将一台报废电台藏到胡厚民家中，然后大张旗鼓地去抄家，以通敌罪名将他逮捕下狱。
但是，只要毛泽东健在，“文革”没有被否定，造反派中总会有极少数人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一定要争赢争赢这一口气。当然，他们的活动已不再是以传统的组织持续不断地进行，而是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及现实可能性，以个人或几个人的名义张贴一些大字报，乃至举行一些群众集会等等。由于他们和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不一样，永远没有“结合”机会，他们自己也只以批判现实和精神发泄为主，并不指望有大红大紫的一天。人民群众将他们称为“街头造反派”，简称“街头派”，他们也以此为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甚至还发起了针对“结合”进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进行了“反招安”宣传。但他们与“招安”了的造反派头头也并不处于对立地位，当“招安派”有时因政治形势变化走上街头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合流了。从1970年到1976年期间，“街头派”以“革命群众”为名义在街头刷标语造舆论，断断续续地坚持着与“复辟”后的保守派对垒。
保守派中当然也有热衷于社会活动的人，为了不让造反派独领风骚于街头，他们以“工农兵”为标榜和“革命群众”对着干。这样，直到1976年，武汉街头都时常可见双方互不相让的大字报大标语。
可以肯定，以上过程中武汉造反派的命运和全国各地的大不相同，不同之处首先在于武汉造反派曾经有过大获全胜的日子，因而从1967年7月23日以后到1968年秋天它们曾志得意满不可一世，同时把社会带进了混乱、武斗、失序的灾难中。这样，新组成的以曾思玉、刘丰为首的武汉军区虽然不得不给其主要头头一点面子，为了恢复秩序还是照样对它们大开杀戒。至于武汉以外，上海怎么样我不清楚，其他地方造反派连一天完全掌权的日子也没有，正因此，那一年中各地造反派非常羡慕他们的武汉同伙。其次在于，由于“7.20”事件涉及毛泽东本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武汉的造反派长期给予了更多的首肯，包括让“工人总部”和“九一三”各选派一人进中共中央“九大”的中央委员会任中央委员，这是何其荣耀何其显赫的恩宠！因此恐怕除了上海以外，也没有哪里的造反派能有武汉的这么神气，没有哪里的造反派在和“走资派”恶斗中能有武汉的这么强硬。当然，不管差异多大，全国造反派的结局是一样的。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发动军事政变，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并立即通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将当地“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及其社会基础一网打尽。
这样，武汉地区的“工人总部”的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九一三”的李湘玉，“工造总司”的吴炎鑫，“长办联司”的顾建堂、严常、“新武钢”的徐道基，“新一冶”的曹存义为代表的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全部入狱，那些街头派活跃分子也概莫能外。
相反，保守派代表人物则在大获全胜的“走资派”即“革命领导干部”的保举下大都也开始为官为宦，捞了个盘满钵满。
把陈再道对保守派人物的赞赏和怜惜一看，任何人都不难明白，在没有毛泽东施压的情况下，中共党政军领导人会如何犒赏它们。
就是邓小平，虽然从政治家的角度说两派都不对，实际对待上也不可能不对保了他们的保守派施以恩惠，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在其儿女的回忆中比比皆是。
综上所述，文革中的保守派，不过是中共掌权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是中共基层组织负责人或者亲信骨干；文革中的造反派，则情况复杂得多，其主要头头则基本上是希望走捷径做大官的极左分子。这样，保守派的存在天经地义，造反派则来得突然，说白了只是毛泽东为了“火烧功臣楼”，利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煽动起来的一批极左分子。毛泽东利用他们来给跟随他打天下的大小官僚看颜色，迫使他们绝对服从自己，这些极左分子则利用依附毛泽东打击中共官僚以迅速爬上高位。因此，就其上层而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和希特勒手下的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斗争如出一辙。
无论怎么否定造反派，造反派归根结底还是中共自己的一个派别，正因此，文革后中共落实政策时还是给了武汉造反派头头一些“自己人”的特殊待遇。80年代早期胡耀邦到湖北襄樊调研后作出指示，凡曾任省级以上职务的，在监狱中一律住独院单关（还派几个刑事犯伺候）。因此胡厚民从和我同一栋监楼调走，住进了专门为他盖的独院中的平房。满刑以后，这些人则按处级干部分配住房、拿退休金，也就是仍然视他们为中共的高级干部。
这方面胡厚民无福消受，他在满刑前几个月死于襄樊监狱。但是，本来是“工人总部”第三号头头因而屈居胡厚民之下，却因为当了中共中央委员而被当局视为湖北地区头号造反派头头的夏邦银，则在出狱后住进了以前他没有享受过的高干楼。
写于1993年
后记
1978年，我作为新生代民主义士走上社会，为了学习政治活动经验，曾四处寻找文革时代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人物。“造反派”方面：我找到了“街头派”人物李峰，此时他刚关两年出来，居然一句话也不敢说。“北决扬”人物鲁礼安，这个当年威震武汉的“红色造反团团长”刚坐十年牢回来，也什么话都不敢说。“北决扬”人物蔡万宝，他倒是积极联系，并参加了我们的一些活动，表现出了我望尘莫及的宣传和组织能力，只是生活需要和不想再为没有希望的事业坐牢，才很快就又退出了。“北决扬”“小后台”（当局抓他的理由），“九一三”宣传部长，关押七年出来的张子扬，这是我见到的“造反派”中的人物中最有头脑、最有知识的人，以后成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然后辗转去了多个大学和科研单位工作。此外，我还拜访了一些不出名的造反派人员，由于没有多少收获，印象已经谈漠了。
“保守派”方面：当时只知道有个笔名为“寒城牛”（韩陈刘）的写作群体，但已经无法寻访，而这个班子在保守派中也是例外，因为绝大多所保守派人士都只是“走资派”即“革命领导干部”的心腹，并不开展独立活动，所以他们里面的人都缺乏政治个性，在社会上也就不好找。
不过，由于我自幼的好友、搞民主运动的帮手任秋光的原因，原武汉市一冶一中保守派组织三字“红卫兵”（当时被造反派指责为“保爹保妈派”）司令，老红军子弟吴山屯（他们二人多年一直是打篮球的球友）则从民主墙运动以来一直是我的好朋友，给了我许多帮助，通过他，我了解了不少“文革”和两派的情况。
1981年为民主墙坐牢以后，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我几乎认识了所有也关在那里的武汉市的著名造反派头头。以后在襄樊监狱，又和武汉地区第二大的造反派头头，对“走资派”态度最强硬因而也判刑最重的胡厚民来往了很长时间。
所以，虽然文革开始我只有十三岁因而没有过深的卷入，但由于有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已经能够对之进行深入观察，加上以后又在文革人物中做了大量调查了解，故多年来写了不少关于文革的文章，可惜的是，其中绝大部分早已在一次次抄家中丢失。
这次出狱后将能够找回的残稿加以清理，纯粹的文革回忆与思考文章居然仅剩这一篇，而且还不完整了，故上文的结尾是重写的。
2011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