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国国务卿访华期间，北京市政府、上访办聚集了数百拆迁访民，要求政府解决他们的苦情。其中有一位83岁的老太太王秀英，挤在人群里散传单，这位老人家在奥运期间，还曾在天安门前散过传单。当然，她已被当局归为敏感人物。
如果在百度上搜索“王秀英，天安门撒传单”，蹦出的字是“搜索结果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有关这位王老太太的信息被屏蔽了。某日，机缘凑巧,我得以拜访了老人家。
来到王老太太家，房间简单却整洁。和我寒暄打招呼的是她女儿王凤仙，而老太太摸索着，没看我，也不说话。凤仙解释：“我妈左眼看不见，右眼只有0.01的视力，基本是瞎子。”
我有些惊讶，瞎眼老人居然去天安门前撒传单？凤仙说：“前两年我妈眼睛还看得见，这两年她心急，老生闷气，眼睛就越来越不好了。你想，谁遇见这样的事不窝心？10年前我家住在天桥市场西街，开发商要那片地块，让我们马上搬家。那会儿拆迁还是新鲜事，邻居们心里没底，不愿意搬，但拆迁办拿政府说事儿。那时，大伙虽然明知不合理，但也不敢闹，于是全都搬走了。我们明明是三户，开发商却只给我们安置了一套两居室。太欺负人了！”
我说：“搬迁房屋面积没给够，但需要给你们一笔补偿费啊？”凤仙说：“我家一分钱也没得到。房子没了，没地方去，开发商给的周转房，是个透风漏雨的危房，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根本没办法住。找开发商，他们赖着不解决；上告法院，不但没打赢官司，反而得罪了开发商，给我们断了电，害得我们晚上点蜡烛。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就自己花钱搬到现在住的房子，一个月2100元的房租。我的退休金才1000多元，只好靠哥哥和妹妹资助，而他们也不富裕。”
我问：“没找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吗？”凤仙回答：“从2000年到现在都过了10年了，各级政府我们都找过了，区政府、市政府、信访办、公安分局都去过。每到敏感日子，当官的就忽悠我们，说能给我们准话，哄我们高兴两天。可一过这日子，他们说的话就成了放屁，能赖就赖，能推就推。”
2010年5月份，最高法院江必新副院长公开讲话，题目是“全国各级法院集中开展解决行政案件申诉上访专项治理活动”，说“全国各级法院在2010年底，集中解决行政案件申诉上访专项治理活动”，并强调“不能以‘维护大局’为借口排斥司法，不能有‘让行政机关胜诉为支持；让行政机关败诉为添乱’的歪理。也不能有‘纠错不利于裁判的权威性’的错误认识。”他还提出：“要实行包案责任制，即包案到法院，包案到部门，包案到领导，包案到个人。”这个讲话当时很受访民欢迎，但凤仙说，江副院长的讲话不过是放空炮。
王老太太的困境拖了10年多，无人理睬，母女俩绝望了，这才决心把响声闹大点儿。于是，老太太到天安门前撒传单；到中南海门口，在铁桶里放爆竹。当时可把中南海的警卫们吓坏了，于是年过八旬的王秀英被判劳动教养——由于年纪太大，才软禁在家，不许乱动乱走。境外的记者们闻知80多岁的老人被判劳教，纷纷赶来，挤在她家门口，要求采访。
这一闹哄，维稳办和国保有事做了。老太太给政府丢了面子，这还了得，于是王老太太被入册，成了“在册”的严控危险分子。每到所谓敏感日子，什么“两会”、“六四”、国际人权组织来华、西方重要政要来京，甚至刘晓波获诺奖或新疆闹事，她家都被3名警察6个联防队员轮番看守，如防大敌。
王老太太非常想不通，何必为我这不识字的老人消耗这么多人力和费用，怎么这些钱就不能用于对我们家的补偿？怎么把我和刘晓波、新疆扯到了一块？老太太就问看管她的警察，警察的回答令人捧腹：“谁知道哪，说不定你是刘晓波的远亲；你没去过新疆，可你吃过新疆的葡萄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