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必须有具体的措施，这方面的突破口是什么？”1986年，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青岛举行的“中西文化研究会”上这样回答：“我认为报纸能不能自由批评，应该是一个突破口。……要建设真正的民主，就需要舆论对政治和领导人加以制约。”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如果批评的声音不能从报纸上发出来，就无法变成公共的舆论。即使言论自由不是民主化唯一的突破口，也是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这也是任何阻挡民主化的力量为什么要严防死守的缘由。
方励之教授以他在科学界的地位大胆敢言，领风气之先，在那个时代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这些言论公开刊登在当年10月4日的《深圳青年报》上。当有人问及：“民主与一党制是否矛盾？”他回答：“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不在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有些国家长期一党执政，也建立了民主生活。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民主化。”实际上他回避了一党制还是多党制的问题，但《深圳青年报》在发表他的这些“新见解”时，赫然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为题，触及了当代中国最敏感的神经，虽然标题后面加了一个问号。
这样的报道，这样的大标题，相隔二十五年，许多同胞看到还是禁不住发出惊叹。有一次把我这篇报道的照片放在博客和微博上，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围观，在新闻界从业的朋友见了这样的报道尤其感慨不已。就在那一天，《深圳青年报》同一版面还有一篇文章《“冲突”——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作者李红光。开篇即说：
“党法”大还是宪法大？当然是宪法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并非如此。“党法”和宪法的冲突是一个客观事实。
此前9月12日，中国新闻界的良心刘宾雁与记者关于中国变革大趋势的长篇谈话，以《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为题整版发表，他直言“报纸没有批评是最大的不真实”，“没有言论自由，这个民族的素质只能退化”，“解放后的自由不是扩大而是在缩小”，“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走上老路的可能性永远存在”。9月30日，再次整版发表《中国新闻人物谈中国“敏感问题”》，钦本立说《要淡化党的权力观念》，于浩成说《政治不公开，人民无法参政，也无法监督》，王若水说《把民主和人权的呐喊推向更高层次》，王若望说《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李洪林谈老百姓最为忧虑的一个问题《“宽松”局面能维持多久？》
10月21日，《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钱超英的文章《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与微音同志商榷》，成了“爆炸性新闻”。一周后，又在头版头条刊出《本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并配发评论《人民应有议论领袖的权利》（许国）。同一天，头版上还有几篇报道，温元凯在合肥新闻沙龙上呼吁中国人不要热衷于“窝里斗”，创造宽松、宽容的人际关系；包遵信在深圳参加讨论时说，“人的权利得到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的创造精神得到自由发展，人的世界性主体的真正确立，就是现代文化的标志。”
这些大胆的言论在当时能公开发表有特殊的原因，邓小平有意推动政治改革，胡耀邦在台上，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了著名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深圳青年报》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有过短暂的辉煌，在它之外，《世界经济导报》、《蛇口通讯报》、《经济学周报》这些报纸都曾吸引过许多有良知、对这个国家怀抱希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论成就了那些报纸，使那个时代在面对历史的时候不至于太羞愧。虽然，那些报纸、那些人几乎都沉没在了时代的暗夜里，但他们的声音已在图书馆发黄的纸上凝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打开那些报纸，依旧会听到历史的心跳，听到1980年代的呼吸，那个怀抱希望与梦想的年代被钢铁的履带碾碎了，碾不碎的是一个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希望与梦想。
时光的流逝仿佛专与生活在这块地上的人作对，在追求更为开放、自主、有尊严的公共生活这一点上，二十五年，我们不能说丝毫没有进步，却让人一次次产生今不如昔的感觉。当然今天已进入互联网的微博时代，言论自由、批判自由并不完全仰赖纸媒，网络毫无疑问成了中国人通往民主化时代的一条通道，虽然这个通道也很狭窄，常常堵塞，常常遇截，而且有一道高高的防火墙，将本来全球共享、信息自由流通的网络隔离开了。但不能不承认，除了网络上我们还能有一点公共呼吸的空间，还可以找到一点自主表达的可能性，在其他传统媒体上我们面对的更是铜墙铁壁。前些天，两个在中学任教的朋友应一家杂志之约做了一个对话，他们讨论了中小学教师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本个话题本没有什么敏感性，杂志却不敢登，编辑而且在短信中嘱咐他们：“下次若是再做对话，不要选这么敏感的话题了吧。”
这个时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媒体从业者高度的自律，也就是尽可能不触犯底线，但又无法知道底线在哪里，所以只好一退再退，自我设限，自我审查，有的把尺度定得比言论审查官也要离谱。另一方面，大量活生生的挨整先例摆在那里，也确实令他们特别是媒体的主事者不得不如履薄冰，步步小心，就是打擦边球、走钢丝的心思也很难产生。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巨大冲击，传统媒体也许比现在更加远离现实的社会矛盾，远离任何有可能带来风险的新闻、言论。大量公共事件都是率先在网络上引爆，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在一个媒体缺乏真正的批评自由、动不动就要挨招呼、挨点名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仍然可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批评性报道和言论，就是因为这块土地实在是满了罪恶，每一天，在各个角落里都有恶劣的事情在发生，太不缺这样的新闻了，即便在遮蔽、禁止了大量这样的新闻之后，还会有很多没有被禁止或来不及禁止的新闻漏出来，可谓天网恢恢、疏而有漏。
这个民族并不缺乏民主的愿望与冲动，也不缺乏实践民主的潜力，缺的是表达这些愿望和冲动的公共空间，微博时代的来临让这些零星、分散、碎片化的愿望、冲动得到集中，这是二十多年前难以想象的。此时，如果方励之教授面对当年的那个问题，不知他会不会回答：微博能不能自由批评，应该是一个突破口。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报纸、期刊、电视这些传统媒体不重要了，只是它们的管制更加细密，自由的缝隙更小，批判的空间更为逼仄，至少眼下还不能太指望。而防火墙内的网络包括微博在内，尽管也在国家机器精密编织的天网之下，其享有的自由度与报纸这些媒体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我们没有《深圳青年报》这样的报纸，我们只拥有互联网，拥有各自的微博。去年11月下旬，广州《时代周报》曾做过一个关于微博的专题，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微博只是一种工具，它是中性的，也是很个人性的，在每个微博的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个体生命，这个具体的生命借用这个工具，把自己的声音传达出来，然后可引起成千上万的心灵的同感和回应。微博在这个时代的兴起，以这样的工具和平台来表达我们的声音，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次机会。但我们不能将它看做最终的可以依赖的力量，最终可仰赖的还是人自身，而不是工具，只有依靠每个个体生命内心的信仰，依靠每个人价值观的建立。
作为一种工具，微博一般而言只是在应急动员时可以发挥特殊的一些作用，在根本的层面还是要依赖于长期的思想启蒙，不同年龄层的中国人都能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判断，而这些价值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人类文明的标准，合乎人性的标准，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更重要、更核心的命题。
真正能改写历史的不是微博，而是微博后面的人。任何载体都有它的有限性和脆弱性，如果我们刻意地强调某种载体，那么一心阻挡社会进步的那些人就会把这个载体消灭；如果我们不依赖任何载体，那么任何载体的消亡都无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