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水浒》，我觉得宋江的造反实际上是一场撒娇，一场个人向国家权力机关的摔盆子掼碗，一场通过打家劫舍、装疯卖傻将自己重新踅回君父怀抱的曲折努力（见《宋江何曾有过忠义》，载《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7月24日）。简单地说，这样的造反实际上是一种手段。没有新观念的宋江无论从体制出走多远，目标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招安。为了招安大计的早日实现，宋江甚至不惜令名，动用了包括御用“二奶”李师师在内的一切人力资源，这种“有违圣德”的做法甚至引起了他的忠实“粉丝”李逵的强烈不满，但为了整体目标的顺利推进，宋江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将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公司高价出售给赵宋集团，宋江以梁山所有的人马作抵押，开始了和另一暴力集团———赵宋王朝的艰难谈判。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现在我们知道，宋江缺少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人自上天得来的生命天然地享有追求幸福和尊严的权利；个人应当成为自身价值的最终裁判者，并要为其担负主要责任。这种价值观的核心是独立，是不依赖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自足自立。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尊严、地位不是由他作为一个集团成员的资格或在该集团中的位置来决定的，而是单纯由人的资格获得的。

若拿这样一种标准去衡量《水浒》人物的话，宋江可能还比不上被他杀死的阎婆惜。这个流落他乡的妙龄女子，这个熟悉通俗、民族以及原生态等多种唱法的实力派歌手，这个大宋王朝的“超级女声”，因老父病故，无钱葬埋，被家母典卖给宋江作丫头。但她并没有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人一样，屈从于国家道德的严厉指令，做一个“孝义黑三郎”的无名花瓶。她要在年华将逝之前，尽情享受生命本身的绚烂和美好。说到底，她只想关起门来，过一个正常女人的日子。她不想把生命本身变成一具盛放国家伦理的器皿。

然而，正是这种近乎本能的生活态度刺激了宋江，照亮了宋江生命深处的黑暗、卑微以及像蚁穴一样的苦毒和虚无。他可以忍受这个女人得寸进尺的物质勒索，但他无法忍受这个女人对他生命信条的藐视和敌意。在他看来，这个女人无意中揭开的秘密，是对他的最大挑衅。于是，他恼羞成怒，挥刀相向。阎婆惜就此离开了我们，享年18岁，但从勇于追求自身价值实现而言，她死有所值，应该开一个追悼会。

第二个具有明显个人主义倾向的人物是燕青。这个大宋王朝的超级帅哥，这个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的当行演员，这个在摔跤、射箭等多项群众性比赛中荣获金奖的体育明星，因自幼父母双亡，被卢员外聘为高级雇员。后因吴用使计，随主人上了梁山。出生入死，倍尝辛酸。功成名就之际，却纳还官诰，长揖主人而去。临别时，他企图说服主人“寻个僻净去处，以终天年”，但被卢俊义断然拒绝。卢说：“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以来，北破辽兵，南征方腊，勤劳不易，边塞苦楚，弟兄殒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定无结果。”言讫，堕泪如雨，浪迹天涯而去。

这个见多识广、义气深重的汉子，当初跟随卢俊义南征北讨，只是为补报主人的养育之恩，并不是真的赞同征剿。一旦主人的心愿已了，他便只想返还自我，做个啸傲烟霞的了身达命汉。这种剔骨还父，剜肉还母，为而不争，功成而不居的精神，唯大智大勇者方能。

当然还有晁盖。这个梁山基业的重要缔造者，这个自王伦以来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因不主张招安，而乐得在梁山与众兄弟行侠仗义，逍遥自在，被今人目为“胸无大志”的“草莽匹夫”。若从传统政治学的权谋机诈，为进官僚体制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立场上看，晁盖也许够不上“深谋远虑”，但这仍然是一种低级政治学中的庸俗见解。且不说“招安”的动机善恶，单从结果来看，南征方腊，十损其八，108位兄弟只有34人全身而还，连宋江本人都落得个赐酒药死的下场，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大志”？

问题是，既然阎婆惜、燕青与晁盖都没有招安思想，为什么宋江有？他的招安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他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根据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只要养育这种观念和价值的制度在，这种观念和价值就不可能一日根除。虽然独立的精神是否可能在一切地方都被专制主义窒息和鲸吞，是令人怀疑的；但让所有的人都顶住舆论的压力，冒着坐牢、杀头、离婚的危险追求个人的价值自由，同样是不可预期的。在一个几千年来，只有加入官僚集团才能获得保障和安全的社会里，在一个官方垄断一切荣誉和地位的体制里，在一个除了成为国家薪给人员之外，别的任何行当都随时有可能遭遇歧视和掠夺的地方，任何时代都只可能是极少数人顶住了利益和安全的诱惑，成为自主精神的守护人。

这么说，并不是打算对那些挥刀自宫，主动入怀，一朝得势后便仗势欺人的人予以宽容，实际上，即使在大宋朝也不是所有的小吏都像宋江一样地高耸尊臀。看《水浒》，我们知道，征方腊何尝是宋徽宗的主意？为领王命，宋江不惜乔装打扮，急急请缨，说动宿太尉保奏，才得到了杀人的许可证。但即使是这样，如果不探讨宋江招安的历史原因，一味指责宋江的奴仆主义心态，就仍然免不了“苛求古人”之嫌。简单地说，就是，只有毁坏生产奴仆的专制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平等、包容的开放性社会体系，才能使许许多多的宋江不受招安；当然，如其那样，形形色色的宋江根本就用不着上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