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国请愿者向外国媒体诉说受迫害的遭遇（2011年8月12日）
图片：RFI
8月30日下午, 中国人大在其网站全文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意见征集截止期为一个月。修正案中有关逮捕与监视居住的条款, 引发关注人权的律师与社会公众的批评和警惕。他们视这一条款为当局立法将类似艾未未事件的“强制失踪”合法化。
中国人大法工委的立法说明称，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有99条，将把原有的刑诉法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的面大，涉及条文比较多，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
此次刑诉法修正案中，关于对刑讯等非法证据的排除、建立证人保护制度、细化逮捕条件、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等规定，令学界赞扬，但有关逮捕与监视居住的条款的规定，引发了不少关注人权的律师与社会公众的批评和警惕。
批评者甚至将相关条款视为将之前发生的艾未未失踪，并被警方在秘密场所关押半年的做法“合法化”而量身定做的条款。
新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嫌疑人被采取逮捕和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后，通知家人的规定，采取了偏向公权力、侦查当局的立法，这也引来了不少关注人权的律师和学者的批评，担心此项立法将使“强制失踪”合法化。
例如，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监视居住”的条文修改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修正案草案称，“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此前的艾未未、高智晟、刘晓波等知名异议者案件中，他们都长期被羁押于不明场所，而在刘晓波的案件中，被羁押的时间甚至未被法庭折抵刑期。
按立法原意，一般而言，监视居住都是在在本人居所进行，因此，并无通知家属的问题，但根据上述规定，“监视居住”可在“指定居所”执行，因此，是否通知家属就成了关系嫌疑人权利的重大立法选择。
但该修正案草案则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对此，昨天，历史学者雷颐在新浪微博上直言，“太可怕！”
在他看来，这四种情况太宽泛，如果通过，意味公安机关可任意抓人而不必通知家属，尤其第四点（即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几乎任何案件都可以说如果通知家属“有碍侦察”，每个人都无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通过微博回应说，事实上，在修改前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就有规定，“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可不通知被拘留者家属。
他认为，新的修正案中，“有碍侦查”被限定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通知可能有碍侦查，这至少是对原先笼统宽泛的规定予以限缩，应属改进。
雷颐对新刑事诉讼法的批评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转发和共鸣，吴丹红的“辟谣”并未缓解公众对公权力滥用这一条款的担忧。
有人权活动者认为，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将为艾未未式的失踪打开了“合法化”的大门，他认为，“以强制失踪对付政治异议者，虽然是常见现象，但即便是执行者，也知道是非法的，但此次立法，居然将其合法化，不啻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北京律师刘晓原此前因与艾未未的友情，曾被短暂“失踪”。昨天，刘晓原在博客上回应说，“作为一个曾被“强迫失踪的受害者”，我强烈反对”《刑诉法》草案类似于“强迫失踪”的规定。”
8月30日是第一个“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就此发表声明称，“强迫失踪”在一些国家仍然被用作对付冲突和内部动荡的工具。
其中一种常用的手段被称为“短期失踪”,“即在没有接受任何司法或民间机构审理的情况下，将受害者秘密拘禁几周或者几个月，将其置于法律保护之外，有时还要遭到酷刑”。
目前，中国仍不是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签约国，刘晓原呼吁，中国政府尽快加入公约，保护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