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的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或者说，这两百年来中国的主题，就是“革命”。我们看1949年以后的共和国历史，也应当从这条红线的脉络上去思考，在中共建国之前，“革命”就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某种图腾，似乎只要是为了革命，所有的代价都是值得的。这种异化现象影响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心态。“五四”时期的着名作家李初梨就曾说过，谁要不是为了革命，为了群体利益，“他如果为保持自己的文学地位，或者抱了个为发达中国文学的宏愿而来，那么，不客气，请他开倒车。”作为一个文学家，李初梨甚至把革命放到了自己的本业之上。革命在全社会具有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毛泽东和中共正是看到了革命在社会中的意义，于是把自己形塑成革命的化身，从而取得了时代的发言权，也因而对于国人来说充满魅力。
到了建国之后，在毛泽东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情况下，革命话语比战争时期还更频繁地使用在社会生活中。革命，已经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甚至连养猪这样的事情，也被冠以“革命”的名义。一位饲养员在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投书报社，表示“要用革命精神养猪”，他说：“以前，我把喂猪和革命分割开来，不是为革命而养猪。。。学习了毛主席着作，提高了思想觉悟，明确了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养猪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必须用革命精神来对待。”作为一位饲养员，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提高到哲学高度的思考是他可以胜任的，这显然是经过有关宣传部门润色的结果。也就是说，“养猪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这样的论述，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官方主流论述，经由不断地向人民灌输，势必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式。尽管“文革”到今天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了，但是在所谓“重庆模式”的“唱红歌“运动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种“精神变成物质，物质变成精神”的革命话语的论述，可见这一套论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深入的。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什么那么多人饱含热情地投入的时候，学者陈家琪测曾经归因于民众对于运动合法性的认同，他说“‘文革’的可怕，就在于我们自认为动机无比纯正，所以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以比赛的方式向毛泽东表忠心。要知道，人类的苦难大多是在动机纯正的借口下干出来的。”而参与“文革”的人的动机，无非就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泽东的这个号召之所以能激荡人心，很大程度上，关键还是在于“革命”二字。从鸦片战争以来，百年中国历史的主轴—“革命”，在1949年依旧余波荡漾。陈家琪指出的那种“动机纯正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心态，就是在“革命”的神圣性掩护下潜滋暗长，然后渗透到国民性之中的。这样的“革命”话语的破坏性，因为制度和文化等种种因素，至今仍然主导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共进行“六四”镇压，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镇压“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典型的“动机纯正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动机是否纯正的问题）的思维，但是还是为很多中国人所接受，可见这种思维是多么根深蒂固。
只有重新去审视革命在中国以前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1949年之后这六十年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