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国内左风阵阵，大有越演越烈之势。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令体制内外忧国忧民之士大失所望；官媒连篇发出的反宪政檄文，让人觉得似乎一夜回到了30年前；大量毛式语言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此文权当给党国新旧大佬们上一课吧。

（接第121期）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3：党专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激进传统中的负面因子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负面因子的“劣势组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非没有科学的东西。这个理论体系中真正科学的成分没有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汲取，其激进的、非科学的成分反倒成了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酵母和孵化器。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我们要梳理清楚这种情况的发生何以可能，它又是在什么意义上、通过什么途径发生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尽管他的理性自由人的乌托邦哲学假设和推翻私有制的政治信念从根本上支配着他的学术研究，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体系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感中体味到作者的博大与严谨。比如，这位思想家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持严厉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又坚持“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胚胎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1）这样的金玉良言，毛泽东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显然并没有真正领会。证明这一点的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建国后共产党政权对资本主义的迫不及待的“改造”。须知，即便党的社会改造理念迟早会以制度建构（结构拉力）的形式强行作用于社会，形成党所憧憬的社会结构格局，就像命题2已经指出的那样，但根据马克思的上述经典，这种“迫不及待”也是犯了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更深刻的问题在于：毛泽东究竟要追求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进一步的研究会证明，毛泽东其实是戴着中国前现代文化的农业乌托邦眼镜来解读商品生产和“废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而恰恰在这种解读中，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辩”和“大同理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叠合在一起，基于儒学智慧和农业乌托邦信念的人性假设同马克思主义的体现为“自由人联合体”的人性假设叠合在一起。

当然，这种“组合”并非典型的、本命题意义上的“劣势组合”。经济建构中的乌托邦设计（用计划经济取代商品经济）虽然客观上有助于极权主义政体的运作，并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否认经济乌托邦制度设计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人类学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负面”一词概括之。所谓“劣势组合”，是指马克思主义激进传统中的负面因子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负面因子的结合。这种结合在政治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

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否定，构成这个西方激进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的负面思想元素。由马克思式的“阶级革命”导致列宁主义的一党专制，体现了这个激进传统的一般逻辑。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当这个逻辑应用到中国人这里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中国本来就有丰厚的皇权文化的政治传统。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这个传统体现的是农业文明的本质，是逆向于制度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的。但这个文化传统中的负面存在――特别是与皇权专制相关的那些思想、观念、制度遗存――却恰恰和现代的党专制制度有着内在的亲和力。一方面，积淀深厚的皇权文化基因为现代的党崇拜（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领袖崇拜（如毛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提供了天然土壤，另一方面，现代一党专制制度又从皇权专制传统中获得了重要的文化支持。这正是我所谓的“劣势组合”，即最后的组合结果把组合双方的缺陷、弱点综合到了一起。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劣势组合”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双向扩大效应，即从党专制角度看，在引进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在建立没有制约的党-国最高权力的过程中，那种本来处于被淘汰过程中的前现代文化因子被重新赋予新的“生命”，从潜伏状态进入活跃状态，改头换面地再一次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角；而从“文化”角度看，这种被重新激活并招摇上市的本土货会反过来作用于外来者，也就是说，皇权文化留给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会通过从领袖到普通人的无数人的行为增加党专制这种“舶来品”的中国味道，比如，进一步扩大党专制中的人治因素。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和所谓“毛式马列”其实正是二者结合的产物。

明白了这一层，我们就会理解，何以同样是共产极权政权，中国的党专制和领袖独裁仍然有许多自己独有的特色。比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同样缺乏民主（无论是治党还是治国），但斯大林为了达到独揽政权的目的不惜大量杀人，包括杀掉那些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领袖；而毛用不着斯大林那样的杀人术，通晓中国历史的毛有足够的智慧用传统方式驾驭这个体制和体制中的人，并把皇权传统和党专制的精髓融为一体。毛不会等到人们在党代会上投了反对票时再动手反击，这是斯大林才会做出的蠢事。（注2）同样道理也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袖中没有出现类似南斯拉夫的米洛万•吉拉斯或匈牙利的纳吉•伊姆雷那样的叛逆者。吉拉斯写出了《新阶级》，纳吉则在1958年被处决前写下了著名的《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系统阐释自己的“异端”政治见解。而中国呢？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邓小平也是靠几次“悔过”才有了文革后的东山再起。此类“悔过”当然也可以解释成是一种中国式的“智慧”。但从本命题角度看，这与其说是“智慧”，不如说是中国式的悲哀。

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33。

2、在1934年举行的、本来是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有近四分之一的代表（约300人）投票反对斯大林入选中央委员会。这出乎斯大林本人的预料，也招致斯大林凶狠的报复。在随后不久展开的大清洗中，参加了十七大的1225名代表，有1108人被逮捕；这次大会上选出的139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被捕并被处决。

（未完待续）